第一章 晚期罗马帝国
理查德·吉伯丁（Richard Gerberding）
政治和军事的衰落
在罗马人所走到、看到和征服的地方，他们通常能长期驻扎。因为，公元后的5个世纪内，他们统治着欧洲西北部，即后来的中世纪文明繁荣之地。这是一个由身材敦实、长着黑发的人们所组成的民族，尽管他们是来自地中海中部的外邦人，却在他们的政治制度已经衰微、成为模糊不清的记忆之后很久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欧洲西北部的生活方式。罗马人赢得了时间，比其之前或之后的任何征服者都深刻地影响到了欧洲北部的两个原因，也许并不是令人惊讶的原因，都是军事方面的。
首先，罗马人在其历史上很早就开发了他们的军团和奇妙的后勤支持系统。在公元前4世纪与前3世纪之交的萨莫奈（Samnites）战争中，这种系统即大体成形了。军团对步兵的要求很高，但它的确是一部有着复杂战术的令人胆寒的实用机器。总之，罗马人通常可以很容易地征服任何一个他们所面对的不开化的民族，他们也征服了已开化的敌人，即使会遭遇更多的困难。军团的后勤支持系统也意味着它可以在远离家乡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战斗。在他们的大将军，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指挥下，罗马人征服了西北欧洲的大部。恺撒仅在不足7年的时间内迅速地完成了这一征服。
其次，罗马人懂得如何在边境上布防，并巩固防线。因为，正像历史学家们所能看到的，阳光明媚、水果鲜美的地中海诸岛，对于生活在干燥、寒冷气候环境中的北方民族甚有吸引力。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的数个世纪，及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两次大的移民潮中，以及其他的较小范围的移民运动中，人们都从北向南迁徙，许多人迁至地中海盆地。但后来，在罗马人建立了边防设施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迁徙。罗马帝国的广阔的欧洲边界，由不列颠的腹地延伸至多瑙河口，这使得其境内的各族人民享受了几个世纪的祥和，不再受到非开化的北方民族的迁徙或征伐的影响。正是由于罗马人不可战胜的军团组织和防护严密的边境，使得罗马人控制欧洲西北达5个世纪之久，将其地中海文明的种子深深植于亚平宁山外的土地之上。
为有助于理解罗马人留给中世纪的遗产，我们首先需要简明地回顾1—2世纪，处于罗马帝国盛期的罗马人在自己家园的情况；其次关注这些很快将产生中世纪文明的地理区域，我们将看到罗马人在大约500年前后对于西方政治控制的“衰亡”。罗马帝国在西方的衰亡是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过程。衰亡过程很缓慢，跨越了若干世纪，主要是政治衰亡。罗马政治控制的结束显然并不标志着罗马时期的结束：罗马的根基太深厚了。几乎在欧洲生活的每个方面——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法律的、宗教的、语言的和艺术的——大部分，甚至有时候在其政治纽带松弛之后，都保留着深刻的罗马烙印。
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所建立的元首（princeps ，即皇帝）制令人惊奇地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地持续到192年康茂德（Commodus）去世之时。此即所谓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期，罗马的黄金时代。罗马的奥古斯都制，即元首制，结束了此前一直控制着罗马国家的元老寡头政治。这一过程是缓慢发生的，早在奥古斯都掌权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奥古斯都时期的元首制，经常被称为双头（dyarchy）政治，即共治，意为奥古斯都与元老院——那些傲慢的贵族们的政治机构——分享其实际权力。到奥古斯都掌权时，这些人受过最好的教育、拥有难以想象的财富，他们可资炫耀的政治垄断权力可回溯到罗马共和国的奠基时期，甚至更早，长达5个世纪。元首制也许开始于一种共治方式，但有时候，真正的权力越来越掌控于元首们的手中。庞大的新的官僚机构产生了，以服务于元首，帮助他行使越来越多的职权。其中为首者，即行政长官（prefects），通常从仅次于元首贵族级别的社会层级选择，这就是说，他们富有，且有影响力，但并非传统寡头集团的成员。行政长官和他们的仆从们开始操纵罗马国家最重要的功能：指挥军团，管理行省，征集税收，监管公共设施，控制最为重要的谷物供应。于是，元老们在两个方面失去了其政治上的垄断：他们失去了向元首（皇帝）在政治决策方面进言的权利，又得与那些新行政长官们分享决策权。于是，元老们的职能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不再能够行使政治的权力，而开始为那些实际掌权的人物服务并提出建议。围绕着统治者而形成的一个分层级的建言者和廷臣群体，听起来更像中世纪的产物，但它也是十足的罗马产物，而且，我们知道这甚至早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就出现了，因为像塞内加（Seneca）和塔西佗（Tacitus）这类人曾如此优雅地抱怨着元老们的这一新角色。这种情况在3世纪的危机时期多少发生了变化，但在4世纪，君士坦丁家族将再次把一个有等级差别的元老阶级置于自己的周围。
元首制完全是一个意大利式的结构。即使并非所有的皇帝都出生于意大利（其中一些最为著名者来自西班牙），罗马帝国都在意大利人的统治之下，帝国统治下的所有收获物——军事战利品、商业利润和贡赋——这些难以估量的财富都涌入意大利人之手。在元首制度下，罗马人——来自罗马城及其直接外围的人们——失去了他们对于帝国特权的垄断，但这种特权并没有延伸至意大利半岛之外太远。还是意大利真正受益。而且，意大利人所得到的恩惠，大部分落入他们的兵团之手。意大利人享受着罗马扩张之丰硕果实；是他们控制着国家机器以实施保护和统治。但是，在罗马扩张停止后的几个世纪内，意大利开始失去他们的优势，被迫将他们的特权地位与帝国其他地区的富人们分享。这也特别意味着与东方——东方的富庶城市和富裕的贸易通道，即千年内财富创造和积蓄的继承者们——分享。
罗马的黄金时代可以被称为“罗马和平”时代，但在这两个辉煌世纪的和平有着罗马特色：和平并非人尽可享。这一时期战乱频仍，但从罗马人的观点来讲，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要在远离地中海中心的地区进行，且为罗马、为其指挥官和军团带来耀眼的财富与荣誉。作为帝国的核心地区，即地中海沿岸地区，则沐浴在温暖的信心中，认为那些战争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安全带来了这里的繁荣兴旺。地中海达到了富裕顶峰。它的大城市得到扩张，贸易繁荣。罗马和平和富庶的绝好证据可在自西班牙到犹大城之间那些古代建筑、码头、货仓、雕像、宫殿、行政大厦、神殿、花园、道路、供水灌渠、剧院、商店和市场等地的砖块、大理石和灰浆建筑中找到其物化的代表。罗马的思想和文学世界，也由其黄金时代进入白银时代，而且正如这一时期被命名的金属——白银一样，文学作品也由少量相对罕见的资料发展到广泛传播阶段的流行货币。但所有这些帝国所获得的利益同样并不是为所有人，甚至不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周边大城市中的所有人所享用。在为少数人所创建的辉煌中，大多数人经历着难以想象的贫困，他们能听到上流社会的人士甚至在讲着优雅的拉丁语，但他们自己都还是可怜的文盲。
皇帝康茂德（180—192年在位）的统治被认为是罗马黄金时代结束的标志。他患了精神病，并被他的谋臣们杀害。上层出现的混乱，甚至君主的精神疾病和弑君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帝国的混乱；罗马过去遭受过这样的事情，但它却没有受到更大的伤害。但是，到了3世纪的转折时期，出现了多种势力群体，在中央政府不够强大时就会破坏罗马的和平。整个帝国都遭受着灾难，但在帝国的西部尤其严重。
首先，由于权力更多地集中于皇帝手中，权力总体上也越来越依托于中央政府。这就是说，行省和地方的管理机构越来越缺乏好的管理，于是，上层的混乱就意味着地方上会出现比以往更多的麻烦。其次，中央政府不再有能力像以往那样利用元老这个强有力的阶层。如我们所见，元老阶级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成了一群官宦人士或小吏，他们也许很能干，且忠实，但是现在，他们很少具备担任真正政治领袖的经验和能力。再次，由于蛮族的压力变得更为紧迫，边境防务需要特别的关注，而罗马的军队现在没有了当年征服和扩张带来的激励和愉悦，在抵御蛮族势力时不那么得力。边境地区越来越多的烦扰所带来的结果是，它需要更大规模的军队，这也就是说，军队的政治影响力会扩大。罗马政治遭遇过来自军队的压力，也曾被战争英雄控制，但现在，许多原来的行政职能——包括司法和行政这两项最重要的职能在内——被指派给军队了。尽管对于军队的依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效率，但它也带来了一种危险的刚性，而且逐渐地削弱了地方行政的影响力。所有这些发展都是长时段的，而且势必危害帝国，特别在其西方危害尤剧，直到其统治的结束。
在193—235年，是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及其家族统治时期。在他们统治下，国家的军事化迅速扩展。塞维鲁完全是靠着他的军队获得其地位的，故而他给予军队许多优惠条件。在235年，军队杀害了塞维鲁家族的最后一任皇帝塞维鲁·亚历山大（Severus Alexander，222—235年在位），于是，整个帝国就像堤坝一样崩溃了。接下来的50年，军队拥立了26位皇帝，又将他们几乎逐个杀害。这种混乱进而削弱了边防，导致蛮族进入。这次的“3世纪危机”是地中海及其和平海岸发展的低谷。情况必然会好转，但总得在经历大量的痛苦之后。内战、外患、丧失疆土、盗匪和海盗，甚至这还远远不够，来自东方的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政治上的混乱总是会导致经济的危机。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衰落了，饥荒在加深，金银退出了流通领域，一无所有的政府被迫提高已经令人难以忍受的赋税。然后，在227年，罗马唯一的有组织的帝国竞争者波斯人随着萨珊（Sasanian）王朝的建立，开始了令人振奋的复兴。269年波斯人事实上俘虏了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瓦勒里安（Valerian，253—260年在位）。这一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外族人曾俘虏罗马皇帝。
3世纪的危机导致元首制的结束，这正像公元前1世纪的内战导致共和制的结束一样。随着对外扩张的终止，帝国迫切需要重新建构；意大利人不可能再要求他们此前所专享的优势或特权。在某种意义上说，3世纪的危机是必然发生的猛烈战栗，政治结构的基础更广泛，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刚性以适应这些变化。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长时段的，但我们可以在3世纪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立法中看到这些事件的影响。不仅仅政府和军队的高层位置越来越多地落入非意大利精英之手，而且，帝国的普通民众也受到它的影响。212年，一则被称为《安东尼宪法》（Antonine Constitution）的法令公布，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212—217年在位）将罗马公民权扩及整个帝国所有的自由民，只排除了其中的赤贫者。罗马人再也不能将他们的公民权视为享受法律和社会特权的“多汁的胡萝卜”（juicy carrot）；此时，公民权属于每一个人。罗马军队的增员也越来越超出罗马化程度不深的行省。随着社会和政治特权分散到意大利之外，于是就失去了军队奠基于民族基础之上的排他性，这种特权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受到了新的立法的保护。在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统治时期，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区别成为合法。元老阶层、行省的富有者、高层政府官员、军队首领及其同等人被称为荣耀者（honestiores），在法律面前获得了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成员[他们被称为卑微者（humiliores）]的地位。这种法律特权地位并非只对富人有利，一些荣耀者被要求担任地方管理部门的官员，并自负政府开销。
284年，一伙军人选举了另一个出身低下的军人将领当了皇帝。此人即众所周知的伊利里亚人戴克里先（Diocletian），事实证明，他不像之前的26任皇帝那样短寿，而将统治这个帝国21年之久，他和他的继承者——也完成了长期统治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306—337年在位），进行了一项如此广泛深刻而成功的改革，从而使帝国避免了日趋接近的政治衰亡，又持续了百年之久。我们之所以没有将此二位著名皇帝的改革分别叙述，是因为相关资料无法使我们清楚地辨识每个人都有哪些特别的措施，也因为在上述两代人的改革中，将他们的举措视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长期趋势的法规化或者是它们的反映是明智的，也就是说，这种变化的发展是由于罗马人（或意大利人）被迫与其他居住于其中的人们分享了他们的帝国。
这两位皇帝都沉重地打击了罗马城的政治地位。为了回应各种政治挑战，如暴乱或者旧的军事集团的报复性行为，戴克里先皇帝将整个帝国分为四个部分，即我们所称的“四头”（tetrarchy）政治。他首先承认了马克西米安（Maximian）共治皇帝的身份，然后，进而指定了四位皇帝，两位居长，被称为奥古斯都（augustus）；两位居幼，被称为恺撒（caesar）。共治传统是罗马政权的一个古老的原则，戴克里先之前的罗马皇帝都曾经指定与自己分享权力的人，并给予他们奥古斯都或者恺撒的头衔，但戴克里先的四头政治在两个重要方面与以前的传统不同。首先，戴克里先是在尝试着确立继承制度。如果某位奥古斯都去世，或者离任，恺撒随即即位，同时指定一位新的恺撒。这是一个相当具有罗马风格的伟大思想，但只在戴克里先本人统治时得以强制性地实施。即使在这个非常罗马式的年代，即在帝国“衰亡”之前两个世纪，得到人们效忠的力量寓于他的指挥能力和他的儿子能够吸引侍从的能力，远甚于抽象的忠实于国家和它的继承制度。于是，当“合法的继承人”传承给所指定的新恺撒时，内战再度爆发。到306年，出现了七位奥古斯都，但没有恺撒。君士坦丁则英明地，或者说无情地回到了世袭的继承原则上来。
戴克里先之四头政治的第二个新功能持续得更长久，因为它反映了长期的发展，而非与之相对抗。戴克里先将整个罗马帝国分为四个地理区域，它们很快被称为大区（Prefectures），四个皇帝各得其一。大区又分割为州，或政区（dioceses），其下层机构是行省（provinces）。这些行省远比他们以前的行省要小得多，因此，在内部比较容易管理，也不至于大到会被用来作为反对中央政权的反抗者的基地。每一大区都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边疆和皇帝的主要驻节地：米兰是西班牙、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区的首府；特里尔（Trier）是高卢和不列颠的首府；西尔米乌姆（Sirmium）是巴尔干和多瑙河各行省的首府；尼科米底（Nicomedia）是东地中海的首府。罗马并不在其中。戴克里先驻于尼科米底，管理着东方的大区，这是标志着意大利与西方之重要性退居次要地位的又一实证。
尽管这种四头政治在戴克里先的统治结束后并没有维持长久，但它的区域性划分却成为中世纪西方历史的一个部分。显然，帝国被划分为四个部分预示着延续更加久远的两大部分的划分，反映了晚期罗马帝国东方与西方之政治分离的日益增长。自狄奥多西（Theodosius，378—395年在位）统治时期以后，帝国将一分为二，一位皇帝将统治米兰（Milan）、后来是拉文纳（Ravenna）以西的地区，而另一位皇帝则统治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东的地区。而且，戴克里先在罗马高卢所划定的较小的行省之疆界将得到真正的长期保持，其大部分成为中世纪法兰西的行政区（the civitates），而且这种状况持续到法国革命政府将其改为省（D épartements）之时。罗马的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它们并不是法国革命的朋友——将小行省的划分保持得更长久，至今，小行省仍然是法国基督教大主教区（dioceses）的基础。戴克里先取得了迅速的且是值得关注的成功。到298年，当戴克里先作为首席奥古斯都统治的和平与统一的时期，地中海已经再次被罗马行省所环绕，但是以另一种方式。然而，对于帝国来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也许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当我们转而叙述晚期罗马帝国时，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统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现在，体制性的腐败——即对行省进行挤压，并将其财富倾倒于罗马上层阶级的财库——已经结束了。但是，取代了元老制度的常规化的、日益扩充的官僚体制随之带来了弊端。城市是中央政府通过它控制地方且征集租税的据点。不同法律体制下的城镇和城市通常由镇议会，或称库里亚（curia）进行管理。它的官员，即库里亚阶层（curiales）或者库里亚成员（decuriones）既代表帝国政府也代表地方利益，且深知如何从对农村的税收中攫取个人财富。但有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尽义务，因他们被要求应该在相应的政府资金出现短缺时用自己的钱来补足缺口。这种地方城市与中央帝国政府部门之间责任的黏合，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扼杀了地方的积极性。地方上经常会接受那些并非地方上的实际需要，却只是得到皇帝支持的项目。官员们也将自己的生涯捆绑于帝国官僚体系的阶梯上，他们的决策更经常地关注官僚阶梯的层次，而非取决于地方上的诉求。此外，地方决策之明显的烦琐程序和效率的低下越来越严重，决策权在远离地方的中央政府。结果是严重削弱了地方社区/团体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时，这类问题涉及外来入侵。
帝国在3世纪已经遭受到外来的入侵，5世纪又要经历入侵。但是，在4世纪，帝国大体上免遭入侵，主要是由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进边疆防务的措施。四大巨头的驻节地都位于极好的战略位置，靠近麻烦不断的边疆地区，而君士坦丁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新罗马也比旧的罗马城具有更优越的战略地位。戴克里先一方面在距离边境有一段路程的地方部署了机动部队，使之能够在边疆驻军受到威胁的任何时候用于增援；另一方面，以大规模的防御设施强化了边境的防务。这两位皇帝实施的强有力的领导也强化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他们的经济改革也是很可观的，但未能维持长效。他们强制性地控制物价，改革了钱币体系，并开始从事建筑业。这些可能带来了一些临时性的修复，但劳动力短缺的基本经济弊端，农业生产的衰退和日益缩减的贸易继续困扰着帝国，尤其是在西方。
随着帝国政权规模的扩大，自然也导致支出的扩大。为了增加岁入以适应这种局面，戴克里先重新制定了税收体制。他确立了税收的两项基础，一是annona ，即一种基于罗马亩（jugum ，尤加）的土地税，是一种估算农业收成的手段，另一项是caput ，一种基于劳动力单位的人头税（即一个人一天的工作量，a“man-day”）[1]。annona 可用实物完税，另一方面，也表明货币经济在此时很疲软。这种实物贡赋在3世纪开始实行，是因为当时的动荡使得用钱币支付的价值微乎其微。[2]这种改革的确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副作用，这种方式增加了社会结构方面已经在发展中的刚性倾向：人民日趋被束缚于一个固定的位置上，难以实现社会地位方面或者地域方面的流动。这时，不仅仅是小的土地所有者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富人，然后如债务租佃者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已经司空见惯，就是手工业者、官员或者商人也受到限制，他们的能力被自由流动规则所束缚。需要实施这些规则的官僚结构扩大了，使一个已经很庞大的政府继续扩张，如我们所见，这些统治机器越来越被军队所控制。
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的“神权政治”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在罗马统治时期已经有很强的宗教因素，这种因素在帝国走向其晚期时更加深化。对皇帝的崇拜早在元首时期就已经开始。但是，与其说这种崇拜的方式是罗马特色，不如说其更具东方性，不过，神圣的奥古斯都和更为神圣的朱利乌斯的雕像已经在西方——特别是西班牙竖立起来。其他皇帝也被称为“主人”（domine），有一位甚至被称为“主人和神”。但是，戴克里先所要求的神圣权威并使用神圣的典仪所达到的程度是不同以往的，他的法令都是神圣的，他的意志是神圣意志的表达，甚至他的寝殿也成为“圣宫”（sacrum cubiculum）。他以一种宫廷典仪不仅使自己与普遍民众隔离，也与显贵们隔离。他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一旦露面，就成了民众的庆典。信仰不同的宗教几乎就是政治上的不忠，这种认知态度达到了顶峰，因此，在戴克里先时期所进行的所谓对基督徒的“大迫害”也许就不是巧合了。由于这样的迫害，中世纪的基督徒回过头来看戴克里先时，认为他是所有罗马皇帝之中最邪恶的一位。
君士坦丁是在戴克里先宫中度过其青年时代的，他在那里学到了以神学理政的教训和手段。但他的神学政治却显然不同，至少到他的统治末期是那样，即基督教的神学政治。因为他是第一位接受了基督教的皇帝，对于中世纪来说，他成为最为英明的（par excellence）罗马皇帝。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仍然是一个谜。他喜怒无常，心狠手辣，有些人说他智力水平有限。即使基督徒们喜爱他，对于他的描述比任何其他的晚期罗马皇帝都多，但他皈依基督教的性质至今仍然得不到人们的完全理解。很显然，大约自313年之后，君士坦丁的决策就开始对基督徒们大为有利，他几乎结束了对基督徒的镇压，推动了教堂——包括第一座圣智（Holy Wisdom）教堂——在拜占庭即他的新罗马的建立，他还给予基督教教士们以减少税负的特许，恢复了他们被没收的基督教会财产，而且，他亲自主持了著名的尼西亚主教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的议程，赐予它帝国的荣耀，此外还做了其他的工作。另一方面，他所发行的帝国钱币，长期以来一直是用来宣示皇帝权威的媒介，直到320年还印着异教诸神的像，而异教徒和基督教官员都参加他的新罗马的祭祀仪式。
在323年到330年间，君士坦丁扩建了一个坐落于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上的希腊人小镇拜占庭，使它成为新罗马，从而为罗马帝国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都城，这座城市很快以君士坦丁之城而著称。尽管异教徒的文化和宫廷生活在君士坦丁的新都城内占据重要的位置，但重要的事实是，这座城市却没有异教神殿。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君士坦丁希望他的新罗马等同于或者超越旧都城罗马的光辉，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新罗马的宫殿、市场、货仓、教堂和行政大楼，都是以地中海可以提供的最优质的技术和材料所建成的。粮食供应和竞技活动甚至也移植到此：君士坦丁堡有它自己的粮食救济体系和它自己的竞技场。
对于中世纪西方的人们来讲，这个在遥远海边的、满是黄金和镶嵌画的神奇城市，将象征着神秘的、帝制的东方。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君士坦丁皇帝将首都向东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行动，也将集中反映古代晚期社会的许多特征。这座城市美不胜收地屹立于此是为了防务的需要，它位于烦扰最多的两处边境地区——西部的莱茵河—多瑙河（Rhine-Danube）地区和东部的波斯国家——之间。尽管它被称为新罗马，但它却不是罗马，甚至也不是意大利，而只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其文化和经济方面更具有东方特征，而不是罗马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四头统治下的一个元首的驻节地。而且，当古代的异教诸神和它们的神殿仍然吸引着台伯（Tiber）河畔的统治阶层时，新罗马的多数领袖人物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伯利恒（Bethlehem）。
由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所实行的变革——高高在上的神权君主，军队和边疆的防务和改革、经济措施，越来越强化的社会控制，东方化，并且，很可能也包含对基督教的接纳——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要维持这个帝国。事实上，帝国的两处边疆及其统治机构在4世纪时比它们在3世纪时更加安全，这一事实也似乎证明了这两位皇帝之改革的成功。但这不等于说，4世纪没有严重的军事混乱：在君士坦丁的继承者之间发生过战争，直到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324—361年在位） 在353年成为唯一的皇帝之时方才停止。但是，对于即将出现的欧洲中世纪时期来说，4世纪的军事活动几乎无法与基督教斗争的结局之重要性相提并论。
4世纪见证了基督教以多种方式为其成熟而战。4世纪初，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基督教是遭到迫害的教派；到了4世纪末，在狄奥多西（Theodosius）统治时期，它已经成为帝国的官方宗教，一度被迫害的基督徒开始迫害其他宗教。随着基督教会越来越具有官方身份，它也就越来越需要制度化，即日益需要发展一套系统的神学，以及能在世间持续很久的礼仪、体制结构和程序。这种需要不仅源于教会规模的日益扩大及其官方管理的地位，也源于人们越来越相信，“基督的再临”（parousia），即基督再次降临之时，不会像教会所假定的那样迅速。到了狄奥多西将基督教确立为罗马的正统宗教之时，它的早期形式几乎是非正式的组织形式，即由长老和执事指导下的会众组织，以阅读、唱赞美诗和在《圣经》及后圣经时代所见的分享圣体血的简单的崇拜形式，已经让位于一个分层级身份的教士的组织形式和仔细界定的正式的礼仪崇拜形式。[3]
罗马世界留给欧洲中世纪的不仅仅是一部基督教的圣书——《圣经》，而是一个庞大的神学体系。《圣经》本身并不成体系；它只是一些诗歌、故事、书信和历史的汇集，所有这些在基督徒的眼中都是上帝之启示，但它并没有像哲学家那样去刻意阐释神性与造物的系
统理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基督教的神学理论大多数出自2世纪晚期和3世纪早期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神学家们。4—5世纪是基督教神学争论的时代，这一时期，教会确立了他们认为可接受的关于基督之性的观点。君士坦丁皇帝于325年在尼西亚（Nicaea）举行的伟大基督教公会议上界定了正统基督教的原则，而且，尽管尼西亚的教义是以官方形式保留下来的，但它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从学者的争论到事实上的暴力，这种挑战是多方位存在的。
最受到赞誉的《尼西亚信经》中，强调上帝的性质是三位一体（triune），此即，一个唯一的上帝存在三个位格，而上帝之子（God-the-Son）耶稣，同时有着两个完全的本性，唯一的神性和唯一的人性，这要求掌握相当程度的希腊的形而上学方式，才会使人们广为接受。反对意见来自两个方面：即否认基督的人性[一性派（Monophysites）]和否认基督有完全的神性[阿利乌斯派（Arians）和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阿利乌斯派是在尼西亚会议上被击败的一派，但他们却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337—361年在位）的宫廷取得了占主流地位的影响力。哥特人和其他东方日耳曼人部族在4世纪时多采纳了基督教的阿利乌斯派信条。阿利乌斯派也将随着蛮族的迁徙大规模地侵入西欧。另一方面，一性派则主要存续于东方，他们占据着埃及、埃塞俄比亚（Ethiopian）、亚美尼亚（Armenian）和叙利亚教会的大部分。
君士坦提乌斯是一个务实的（或许也是无情的）皇帝，他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内部的和平与边境的稳定。他去世时，再度出现暴力，最后，他的堂兄弟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君士坦丁家族的最后一员——掌权。朱利安被视为“背教者”，他发现了基督教义思想中的粗俗和理论欠缺，经过周密思索，试图以古代的异教主义之新形式，即高度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形式取代基督教。他开始在政府的高层和教育体系中以异教徒去取代基督教徒，所以说，教会很幸运，朱利安统治期非常短暂。当中世纪的基督教作者们回顾君士坦丁统治时，称之为诸多皇帝中伟大的英雄，而却视朱利安为最大的反派代表人物。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似乎暂时减少了的那些弊端，在4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内再度出现。东方和西方帝国之间的合作逐渐减少，两方都越来越沿着各自确定的路线发展，处理它们各自遇到的难题。在君士坦丁家族统治结束之后，帝国的两部分只在极少数情况下短期地统一在一个皇帝手下。帝国内部的和平和稳定开始动摇，境内和境外的蛮族势力越来越成为帝国所关注的问题。东方的皇帝瓦伦斯（Valens，364—378年在位）将在蛮族人手中丧命。他不能够同时对付东方的波斯人和北方的哥特人，遂采取了允许哥特人定居于罗马所属巴尔干行省的权宜之计。但是，帝国官员对定居者的虐待引起了他们的反抗，在著名的378年亚得里亚堡（Adrianople）战役中，哥特人歼灭了帝国军队的2/3，其中包括皇帝本人。这次失败导致巴尔干行省防务失控，哥特人随即实行了掠夺。下一位皇帝狄奥多西（378—395年在位），通过赐予哥特人同盟者身份（federated status），使蛮族人在帝国领土上的定居更加深入。作为同盟者（foederati），哥特人不仅被允许居住在帝国境内，而且可以有他们自己的首领，而不是罗马派出的官员。这一安排显然使得罗马人有了愿意保卫他们自己那部分边疆的强有力的民众，但同时，也使得罗马领土的诸多部分不再处于罗马政府的管辖之下，而且这里的民众也不再沉溺于罗马的文化之中。尽管使用“同盟者”的方式此时会成为罗马用于边疆防务的常用的和有效的政策，但这些民众对于中央帝制政府很少怀有忠心；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利益。从长远的方向看，这一举措事实上是瓦解中央集权的，对于帝国体系来讲尤其如此，这个帝国中，甚至要取得那些更罗马化的臣民的忠心也越来越难了。
在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Ⅱ，375—392年在位）统治时期，蛮族的影响以另外一种重要的方式体现出来：瓦伦提尼安并不是真正的统治者，国家掌控在他的大将军（Masters of the Soldiers，即magister militum）阿尔博加斯特（Arbogast）之手，此人有法兰克人的血统，虽然他已经完全罗马化了。事实上，是阿尔博加斯特指定了皇帝瓦伦提尼安的继承人尤吉尼乌斯（Eugenius，392—394年在位）。尤吉尼乌斯并不是合法的统治者：他并非皇室成员，也没有通过合法的程序被指定为皇帝。他之所以能成为皇帝，只是由于阿尔博加斯特将他扶上了宝座。非法指定的皇帝加上蛮族势力的强权很难保持罗马公民的忠诚。从这时开始，到罗马统治在西方的完结，大将军们不仅要指挥一支越来越多地充斥着蛮族军人的帝国军队，而且经常为了他们部族的利益或者个人的野心去控制中央政府。
东方的皇帝狄奥多西于394年侵入了西方帝国，废黜了倒霉的尤吉尼乌斯，将帝国的东西两部统一了短短的6个月，直到他于395去世。但这一政治上的统一却是地中海世界最后的统一；东方和西方帝国越来越背道而驰。东方总是更为富庶，此时更是基督教的世界，受到更好的管理，也更加稳定，且其首都处在兼有防卫和商业双重战略意义的绝佳位置。反之，更穷困且农村化的西方，其政府远不如东方稳定，很容易被蛮族人所征服。当两个部分从政治上走向分离之时，西方从东方得到的文化影响、政治方向和金钱都更少；它不得不依赖于其本土资源。简言之，它变得更加欧洲了。
5世纪的罗马帝国在西方的政策谈不上是帝国的，也很难说它是罗马的。这些政策大多通过一个复杂的系统与蛮族或者在蛮族部族中间缔造或者反复缔造同盟者，主要是通过慷慨的黄金补贴，通过给予同盟者的身份，或者以不定期的/不稳定的荣耀的帝国头衔和高官收买蛮族首领。在伟大的匈奴人之王（Hunnic king）阿提拉（Atilla，死于454年）时期，只有意大利全境和西班牙及高卢的一部分仍然处于罗马的直接控制下。此外，皇帝们经常是由其摄政控制的未成年者，或者是由蛮族身份的大将军（Masters of the Soldiers）所指定的毫无权力的傀儡。476年，当最后一位统治西方的罗马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被日耳曼人将军奥多亚克（Odovacer）废黜之时，就是西罗马之政治末日的到来。罗慕洛·奥古斯都是一个孩子，亦是僭越者，他从来没有被东方政府正式承认过，他是被自己的父亲和其蛮族军队扶上皇位的。仍然是在奥多亚克指挥下的这支蛮族军队后来废黜了他。
传统的观念认为，西方罗马帝国的结束是种“衰亡”，这一观点来自影响力极大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著名作品，这部书已经出版了200多年却仍然保持着它的光辉。[4]尽管很明显的是，在罗马文明与早期中世纪文明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但以今日之观点来看，“衰亡”之说越来越不能准确地描述这种变化，尤其当历史学家们采取了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何为“社会”的准确概念之时。吉本及追随他的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如狄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5]和伯里（J.B.Bury），[6]在加强我们对于罗马向中世纪世界过渡时期，至少在涉及社会上层的了解方面，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皇帝、国王、法律、哲学、政府、文学、神学、租税、钱币、和平协议、战争、社会结构等，都是他们所探索的主题。但是，一个社会并非只由上层构成，而且，作为20世纪的历史学家，如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Rostovtzeff）、[7]琼斯（A.H.M.Jones）、[8]J.卡哥皮诺（J.Carcopino）[9]和彼得·布朗（Peter Brown）[10]都解释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性质，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是，对于多数民众来说，从后期古代到中世纪的转变是缓慢的，也很难说成是衰落。即使在社会的上层，我们也看到，在476年，西罗马帝国政府最后的政治衰落也并非“衰亡”，而更像是一次偶发事件，因为除了名号未改，罗马中央政权已经被蛮族人掌控了一个世纪之久。以目前更广义的对社会的认识观点来看，我们会看到，一方面，许多“中世纪的”因素事实上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就已经存在；另一方面，许多“罗马的”因素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时期。一种对于地理环境差异的深入了解也否定了任何所谓全面衰亡的观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4世纪罗马庄园切德沃斯（Chedworth）的宏大遗址中，它的镶嵌地面、输水设备及供暖设备（hypocaustic）都表明，至少对于极少数人来讲，在台伯河（Tiber）畔的生活已经转移到了比泰晤士河（Thames）远得多的地区。但是，在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一些地方的农庄生活在“蛮族入侵”中得以幸存，甚至在蛮族统治时期还很兴旺，而在切德沃斯，这种生活似乎终止了。[11]
社会和文化
人们通常认为是中世纪的许多因素其事实上存续的历史比中世纪长很多。例如，有许多观点认为，罗马文化是城市文化，中世纪文化是农村文化，这才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有这么多城市，晚期罗马帝国仍然依赖于它的农庄。而且，它也是政府之收入来源：城市的商业税只占有帝国税收的5%；其他大多数来自强制性的土地税，即阿诺纳（annona）。一个农夫的地租和税负可以花掉他那净产量的一半（其毛产量的1/3或1/4）。税收负担使农村居民的生活捉襟见肘，但这还只是农民被盘剥的一个方面，任何不正常的状况——歉收的年份、战争、干旱、严冬，或者任何扩大农民支出的因素，即使极其微小，也都造成广大民众的苦难。逃税亦成为一种谋生之道，而且，在5世纪时这种逃税现象日益猖獗，乃至成为国库经常空虚的原因之一。逃避缴纳土地税可能使政府受损，但它并没有帮助晚期罗马的农民，因为政府在征税方面越来越无力，地主就会提高他们的地租。[12]后期古代帝国的税收形式和租佃方式，是不同于早期中世纪的一个方面，但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这两种征收方式都是存在的，而且，它们在农村引发的痛苦也基本相同。只要罗马军队远程作战，并享有极好的供给，他们给农村穷人带来的主要经济影响就是沉重的税收负担。但是，在帝国后期，庞大而装备很差的军队践踏着帝国内部，养军的费用靠就地征用（requisitioning），即从本地农庄获取给养的方式去满足。农民有权要求政府给予核销，但他们事实上很少能收到这笔补偿。沿着军事要道附近居住的任何人都不得幸免。这种做法在中世纪早期，当军事行动一般更接近于居民区周围进行时，似乎就很少见了。
晚期帝国农民的法律地位也延续到中世纪时期。在帝国晚期，最丰产的农田形成了由大土地所有者掌握的大地产，其中最大的地主是皇帝本人。大多数农民是租地农民，使用地主的土地，并缴纳地租，即上缴一部分收成，服劳役，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大批农民沦为半自由人（coloni ，以往译为“科洛尼”，或将其理解为“隶农”——译者），而且在经济上和法律上被牢牢地固定于本土，不可以迁居。这些人显然是中世纪农奴（serfs）的前身，而且，即使在中世纪，他们身负的责任和义务会有所不同，但自晚期罗马帝国以来，其半自由的身份却几乎没有改变。同样，穷人以服劳役、支付租金或实物贡赋的方式缴纳地租的情况经常被称为“中世纪的”，而非“古代的”方式。然而，我们在罗马政府文件中找到了早在罗马晚期共和时期那些不能以其他方式纳租的人们就开始服劳役的证据，[13]落后的农业技术、沉重的税负、军队的征伐，土地由于数个世纪以来的长期使用或者对地力的滥用，其养分已经耗尽，大批闲置的土地和占有土地者的半自由身份，是晚期罗马帝国在西方遇到的主要困扰。在这种已经十分窘迫的情况下，也谈不上什么衰落了。事实上，在一些地区，罗马军队和罗马税收体系的不复存在，可能事实上已经多少改善了农村的境况。
在罗马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在前中世纪时期即出现的中世纪因素。尽管从晚期帝国到早期中世纪，城市的数目和它的规模渐显颓势——即使在城市的辉煌鼎盛时期，也只有富人享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但仍然很辉煌；事实上，它们证实了，许多通常被认为是中世纪才出现的元素在这一时期已经存在。在古代罗马，多数街道是不铺路面的，而在城市中心只有两条路，即“神圣之路”（Via Sacra）和“新路”（Via Nova）非常宽阔，可以通过两辆马车。极少数住宅有自来水，连接到下水道的则更少，上下水管道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但数量不多。即使是极好的公共厕所也常常不能为穷人所用。在一些街道上有一种恶心的臭味，这里人群密集、喧闹，没有路灯而且非常危险。富人从来不敢在没有私人保镖跟随时冒险进入这类地方。多数人民生活在拥挤、闷热的多层公寓房，即被称为insulae 的地方。他们的家具很简单：一张桌子，若干长凳和一张用于睡觉的板铺。他们使用木炭做饭和取暖，通向街道的长长阶梯因常常缺少梯级而令人胆寒。
中世纪的城镇很小，通常修建城墙以保护自己，但是，在晚期帝国已经有一些城市开始缩小且建筑城墙了。由于3世纪的危机，帝国在4—5世纪变小了，城市受到了直接影响。许多古代晚期的城市用城墙围了10—20公顷的土地，意味着它们的居民很可能不超过5000人。东方最大的城市、罗马城和少数其他的西方城市维持了较好的状态，但对于多数城市来说，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这并不是说，城市建设停止了。显然并非如此。但公元300年之后，私人投资的公共建筑活动停止了，除了教堂。帝国政府和行省总督们继续提供资金来修建引人注目的建筑，但在4—5世纪，这些建筑活动多集中于帝国的都城或者皇帝喜欢的地方。但这时，不仅是建筑的规模，也包括建筑的模式都已经显出颓势：城墙、宫殿、输水管渠，有时甚至浴池也都在不断地维修或者重建，但早些世纪其他的壮观的建筑精品此时渐少。到5世纪晚期及进入6世纪以后，建筑活动越来越限于修筑教堂。地方上的贵族和中央政府都资助教堂的建筑，其中一些教堂的建筑从建筑学的意义上看，完全可以与早期的世俗建筑相媲美。[14]在晚期帝国，我们注意到在雕塑和装饰艺术方面的变化也向着中世纪的方向发展。基督教的主题自然是变得更为普遍，但甚至涉及世俗生活的作品也变得更具超验意味，并带有象征性。精细、写实的雕塑和绘画技法越来越被抽象的技法所取代，打破了严格的古典规则，使用了鲜艳的色彩，还做了其他的改动。由于罗马人的前途似乎越来越渺茫，他们的观念从此时此地退化，罗马艺术家甚至将他们的世俗英雄也表现为与茫茫尘世之外的事物产生着联系。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明显对立的形成，是由于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有势力的人们都住在城市中，而中世纪的有权势者生活在农村。但是，同样，在晚期帝国时期，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构成的群体开始在农村定居。在晚期共和时代和早期帝国时期，多数农业用地掌控在富人手中，他们生活在城市内，派出自己的管家去管理他们的大片地产。他们的农庄（villas），即农村的家园，是他们暂时逃避城市的炎热和喧闹的处所。而在晚期帝国，许多大土地所有者们长期居住在其农庄里，放弃了城市。这一现象并不是普遍的。例如，在4世纪的不列颠，似乎没有“逃离城市进入乡村”的潮流，但在高卢有。[15]农庄因装饰着绝美的镶嵌画、奢侈的家具和宽敞的居室而变得富丽堂皇。当晚期罗马帝国时期西方的城市在普遍萎缩时，农庄繁荣起来。在不列颠和高卢，许多农庄留下了玻璃器皿、锻铁炉和工坊的考古遗址，所有这些都表明，这里与此前相比，已经出现大量的农村手工业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它们也成为法律上和防卫方面完全独立自治的区域。许多地主获得了司法上免于受地方当局制约的豁免权，而且，他们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行使一些司法的权力。他们为自己的住所建立防务设施，并保护它们。他们也成功地逃避了许多晚期罗马帝国政府强加于地方贵族的必要责任。于是，农村的土地所有者们在经济上、司法上和军事上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很显然，在许多时候，他们发展成为中世纪的农村精英。
蛮族社会结构与晚期罗马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差别在于其建立效忠纽带的性质。公民的忠诚，或者说忠实于抽象的国家和它的宪法的概念，在现存的罗马哲学和历史学作品中比比皆是，而在中世纪早期，贵族的侍从和农民则向他们的领主个人尽忠。在这种情况下，是个人之间的纽带而非抽象的对宪法的忠诚维系着整个社会。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仍然在“罗马”发现了“中世纪”的因素。在传统的罗马社会中，甚至回溯到共和时期及共和以前，每个男人都是一些比他更强有力的人（他的庇护者）的扈从。尽管这种维系是个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官方的，但它却是普遍存在且特别有力量的。扈从得向他的庇护者表示效忠（obsequium），而且，他被视为他的保护人的随从。一般地，他得称呼他的庇护者为庇护主（dominus），即主人。庇护者必须在他的扈从需要时给予其经济的资助，即sportula （可理解为补助金、补贴——译者），通常是现金支付，而且还得在法律上代表他们的利益。在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个人之间的这种从属（obsequium）关系之重要性，甚至超出人们对国家的官方效忠。
另一件从晚期罗马到早期中世纪仍然具有相当可比性的因素是女性的地位。因为女性的生活区域是家内生活而非公共的生活。正因如此，我们对她们的情况通常无法了解；个人的生活一般很少出现在当时人们的记载中，除非她们以某种方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两个性别各自的领域是如此分野清楚，而当男人超越了性别的界线并参与女人的活动时，他们被认为是转弱、变质了。反之，对于女人也同样，当她们胆敢进入男人的公共生活空间，会被指责为道德败坏，通常被认为是性侵犯。但这并不是说，女人被完全排除于公共生活之外，或男人被排除在家庭生活之外。但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女性对家庭生活之外活动之参与，大多只限于惠及公共事务的方面，如为地方建筑出资和宗教义务等。以上这两方面都是帝国晚期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妇女要通过能够接受她影响且掌握公共权力的男性家庭成员才能够实行政治控制。
罗马男人批评女性在公众生活领域中既有的弱势，女性被认为身体不够强健，思维/头脑不够清楚也不会始终如一地追求目标。在共和国时期，当上层阶级的男性强有力地控制公众生活时，女性几乎不具备法人资格，只成为其父亲或丈夫法人资格的一部分。女性的继承权受到许多限制，许多人只因丈夫的意志就被休弃，她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诉诸法律请求补偿的权利。但是在帝国时期，由于男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公众生活中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它的越来越强化的神学政治色彩，而且，他们开始越来越想从私人生活中寻求成就感，由此，掌握私人生活的那些人，即女人们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改善。在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统治时期，女性能够继承土地并转而交付其继承人。随着帝国的发展，女性开始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也经常拥有法律上的独立性。但无论如何，即使有这些重大的改善，女性的空间仍然同从前一样局限于家庭生活中，只有极少光辉的例外。在晚期罗马帝国，如同在早期中世纪一样，女性并没有经常进入公众生活领域，因此她们也不大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印记。
罗马帝国政权之落入蛮族国家之手并没有改变多数西欧地区人们的语言。在蛮族诸王国内，除了一些生活于不列颠岛（大体相当于今日之英格兰）上的民众，和那些生活在今日之德国西部和当代比利时地区的民众之外，在前罗马帝国的大部分西欧地区，人们继续讲着原来在罗马统治时期所讲的语言。对于上层和中层阶级的人们而言，可能是某种拉丁语（或称粗俗拉丁语，Vulgar Latin），而对于下层民众而言，只是一种受拉丁语深刻影响的语言。罗曼语（Romance）言对于蛮族的影响延续时间更长久，今天，人们得费尽心思才能在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中找到十几个哥特语言起源的名词。在当代法语——即在法兰克人曾经统治了几个世纪的地区中所用的语言——中，只有大约300个当代词语可在法兰克人的语言中找到其来源。在罗马人曾经统治的西欧，罗曼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其统治地位。
那些上层阶级人士——那些人们通常认为将随着罗马统治垮台而消失的人群/阶级——也以某种方式在明显地延续。一个5世纪中期的马赛（Marseilles）基督教教士萨尔维安（Salvian）所写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些上层人士事实上很欢迎蛮族的统治。许多贵族大都保持了他们原来的特权和优雅的生活。蛮族的入侵事实上强化了罗马的贵族阶级。晚期帝国的政府越来越无力直接支配地方事务，管理的责任便越来越多地落在了地方政权身上。基督教的主教们经常要填补世俗事务管理的空缺，但地方贵族也随着帝国政府在地方管理的后退而增加了它的权威。虽然其中很多人在新来的蛮族武装精英面前失去了其特权地位，但那些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受到精英教育的上层人物掌握了地方政权，甚至在7世纪时成为环绕于蛮族诸王周围的人物。
罗马的钱币体系曾经十分稳定；但甚至早于3世纪中期，一度极其稳定的罗马钱币只保持了其贵金属含量的极小的比例。[16]作为其改革的一部分，君士坦丁于大约309年发行了一种金币奥里斯（aureus），即传统的罗马金币。它几乎在整个晚期帝国时期都没有改变，一直使用到中世纪。这就是著名的索里达（solidus），或先令（shilling）的前身。该货币成功的一个极佳实例就是，在5世纪时，许多原来要求以实物清讫的税负都以金币来折算。[17]但是，黄金和白银并非是大多数民众使用的钱币，他们要么直接以物易物，要么使用各种铜币。但这些铜币相对于坚挺的索里达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铜币的制作由各地方当局负责，而且，它们的价值依各地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不稳定的通货无助于普通民众的生活，而富人则享有“一种坚挺的钱币”（the solid one）的相对财政安全。
晚期罗马的法律思想及其决定财产所有权的方式也直接延续到西方的早期中世纪。法律，就其文化内涵和实践意义来说，经常被视为罗马最优秀的成果。早期中世纪的王者们为他们所统治的各个部族颁布法典。这些法典被称为“蛮族法典”。一开始它们对于学者们来说，本质上是日耳曼的（Germanic），并被认为是与罗马人的法律大相径庭的立法体系。但是，20世纪中后期的研究工作却告诉我们，尽管这些法典的一些部分反映了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但仍然有大量的蛮族法典是奠基于晚期罗马的行省立法或世俗法之上的。[18]罗马法和早期中世纪法典表面差异远甚于其事实差异，因为这种比较是在蛮族法典和晚期共和与早期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法之间进行的。这种罗马法形成了《查士丁尼法典》[即在6世纪30年代的帝国盛期，由特里波尼安（Tribonian）的编委会搜集且重新编纂了在当时看来已属古代的罗马法理资料而成]的大部分。但是，查士丁尼的法典在最早且最有影响力的蛮族法典颁布之前并没有公布。因此，当时在罗马各行省的法典形式，即管理着人们日常生活和财产的法典，早自3世纪，就为适应简化和广泛应用的需要而出现了。古典时期的那些优秀的法理案例并不能适应后来行省统治的需要，当时也没有任何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的队伍能够使用它。在蛮族法典出现之前，438年公布的《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在许多方面反映了罗马法通俗化的倾向。[19]而正是这部法典，而不是后来出现的更为全面的《查士丁尼法典》，影响了中世纪的西方。
晚期罗马帝国的基础教育也是通俗化的。对多数民众来说，受过一点教育就很不寻常，通常是完全没受过教育的。帝国教育的兴趣，只关注于上层社会。戴克里先在许多城市指定了教授，朱利安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所大学式的学校，有一些固定的教席，皇室家族和其他上层贵族经常把他们的孩子送至罗得岛的学园（Lyceum）或者雅典的学园（Academy）去接受教育。那些孩子们极为幸运，能够在古典式的修辞学和哲学领域受到高度精细化的训练。[20]但是，这种训练是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在帝国的盛期的罗马城，许多下层的孩子的确能断断续续学到阅读和计算的基础知识，但仅限于此。孩子的启蒙教育是在家里由父母进行的。富有的罗马人经常去买希腊人奴隶来教他们年幼的孩子。学校是私人的，老师从学生的家长手中收取有限的酬金以维持生活。这种收费虽然有限，但仍然能把穷孩子关在门外。老师教学一般只是反复多次地训练三“R”（读、背、写），教学中会频繁使用藤条。当时也没有什么校舍，老师只是尽可能地把他的学生们召集起来，通常是喧闹的街区空地上。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皇帝们对于民众教育有任何兴趣，他们只是为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们提供一些税收上的优惠，以使他们的职业能够发展。另一方面，晚期罗马的地方政权也提供了一些公众基础教育设施，这种传统在一些罗马化程度更高的城市中，似乎持续到6世纪。我们也没有关于蛮族诸王统治时期有过世俗学校的直接记载，但现存的碑铭中，特别在一些墓志铭和一些商务记录中，表明一些城市中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教会并不对它的教士或世俗教士进行基础教育，只是训练那些并不参与外界生活的修道士。为了其宗教目的，教会宁愿采用通过世俗途径获得的教育。在7世纪时，基督教的资料中抱怨无知教士们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足可以证实，世俗的基础教育衰落了。
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方面，晚期罗马帝国是早期中世纪的直接先驱，特别是其文化氛围塑造了它传承下来的基督教思想。在晚期帝国时期，两位伟大的希腊哲学派别，斯多葛学派（Stoicism）和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ism），已经被人们对于柏拉图（Plato）的狂热兴趣所取代，但却是一个很不同的柏拉图。柏拉图曾经号召对物质世界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缔造好的公民；他是共和派，也是政治道德主义者。但是，在晚期帝国，斯多葛学派对于责任的召唤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无限的皇权剥夺了人们之政治自由的世界里听起来很空洞。从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教义中和新毕达哥拉斯派（Neo Pythagorians）的世界观中，一个新的柏拉图回归了。新柏拉图主义要求民众不要试图去做好的公民，而是要用他们的知识去接触超验的世界。这个超验世界之到来需要的是沉思，而非实践和私人的道德。也许，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新柏拉图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普罗提诺（Plotinus，或译柏罗丁），是在阿莫纽斯·萨科斯（Ammonius Saccos）——3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利金（Orige）的老师——门下学习的。
自君士坦丁时代之后，我们在异教作者中看到了一种对过去历史思考和评价的关注。正是这些古代晚期的学者们将古典时期的文献整理成了早期中世纪所见到的那种形式。他们就是从事早期中世纪研究的学者们所要学习文献的编辑者和评注者，如4世纪的语法学家多纳图斯[Donatus，他恰好是杰罗姆（Jerome）的老师]和新柏拉图主义者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此外，早期中世纪所知道的多数古代知识来自一部由马提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所编写的极美妙丰富的文献概要，他是5世纪早期的作者。这些异教学者固然重要，但他们的著作回溯的是古典时期的过去；展望未来的，是基督教作者。最后，晚期罗马世界给予中世纪的最伟大的馈赠是它的宗教。我们用“文化”和“崇拜”来分享这同一来源并非偶然。古代晚期的文化生活越来越集中于教会，而且在帝国的宫廷，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以来，就越来越成为基督教的中心。这是仅有的既看到了高层次教育的必要性，又能为之提供资源加以支持的地方。是基督徒为晚期帝国迷茫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最有用的解决办法，而且，是基督徒将这些答案写下来传给了中世纪。
徐家玲 译校
[1] 当时的资料并没有非常清晰地描述过jugum 或caput 的具体情况。见Goffart （1974），特别是第3章至第5章。
[2] Jones （1975），p.154.
[3] 关于教会组织的发展历程，见Scheibelreiter，第25章。
[4] Gibbon，ed.Bury（1909—1914）.
[5] Mommsen （1887），（1899），and （1909）.
[6] Bury （1923）.
[7] Rostovtzeff （1957）.
[8] Jones （1964）做的是最基础的研究。见他的更多研究作品，Jones （1975）。
[9] Carcopino （1940）.
[10] Brown （1971）.
[11] 对于罗马农庄的典型的“中世纪”特征的描述，见Percival （1969）。
[12] 欲理解晚期罗马帝国的租税，最基本的见Jones （1975）。亦见Wickham （1984） 和Goffart （1972）的作品。
[13] The “Urso Charter”，ch.98，Fontes Iuris Romani Antejustiniani （ed.alt.），vol.I，p.189.Goffart（1974），p.92.
[14] Ward-Perkins （1984），pp.14-84，关于这一时期的建筑，见本书后面的章节，Wood，第28章A。
[15] Percival （1976）.
[16] 见Blackburn，本书第24章。
[17] Jones （1975），p.173.
[18] Levy （1951），p.15.Collins （1983），p.28；Wood （1986），p.20；（1993），pp.61-67；（1994），pp.163-164.
[19] Levy （1951），p.15.Honor ′e（1987），在p.135说，“这个结论是永久性的”。Turpin （1985），pp.339-350.
[20] 见Fontaine，本书第2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