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说到世界的共同价值，对中国的基本印象似乎是其文化的核心价值没有普遍性，与西方文化所彰显出来的价值相比无共同价值。

首先，西方文化追求普遍价值有其历史背景。历来欧洲诸国并立，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脱离中世纪以后，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需要解决国与国和平相处的问题。天主教的大公会议，显然是普遍性从所谓约定“法”成的过程，寻求大家能够遵守的法则，或人们指定的法则，有一种基本法的认识。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到1776年美国革命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到后来的宪法运动，包含德国的1919年《魏玛宪法》，当然也包含之前的1776年美国宪法，其普遍性也是冲突各方约定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共同价值。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秦统一中国，汉代定儒为一尊之后，中国社会的礼制与典章制度的建立与传承，尤其在伦理体系与道德价值发展方面，可以看成中国法制与礼制的共同性，从道统之说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的价值理想性。如果按照人口的比率来讲，中国人口数量比欧美人口要多，分布要广。因之中国文化之价值基于约定法成，可说是具有更大覆盖的共同性，并统和在天人合一与世界大同的理念之中。

其次，由于西方文化发展很快，19世纪之后掌握了世界霸权，西方化与现代化变为基本问题。尽管现代化不应该只是西方化，然而实际上由于西方是最早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形成了西方化的趋势。现代化是理性主义，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化一种方式。为了避免现代化变为西方化，现代化应该具有多种模式。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一些学者如金耀基等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有它的发展特色，是否政治方面也应有中国特色。就像中国大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经济路线显然有它内在的约定法成的一种性质。

作为人类，我们当寻求更大的共同，前面提到东西方互补，中国文化的特质与西方文化的特质有交叉的地方。显然这里有两个共同，一个是最小的共同，那就是中西之间最共同的东西，两个集合交集的地方值得探讨。40年前，孔汉思（Hans Kong）认为有一个基本伦理，就是把儒家的仁爱作为基本共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人称为“银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所谓推己及人的这样一种精神。耶稣也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他曾说：己所欲施于人（西人称为“金律”）。这二个基本认知就属于最小共同的伦理认知。如果人们真能做到，也可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但也有其困难，比如建立非政府集团的管理方式，像美国的TPP泛太平洋合作组织，像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都有其特殊性，借助抽象原理解决问题还不够，要寻求更多的共同性。最大的共同性，是把两个极即中国“C”（China）加上西方“W”（West）进行最大的交往，在交往当中把最大的理想实现出来。实现过程就是相互交往，也就是从基本的最少的共同点来发展更多的共同点，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显然，这个所谓的最大的交集仍是可以不断扩充的，因为每种文化的自身特色都不断在发展，“W”和“C”还是会继续发展。但是要承认最大的共同点，就要不断寻求交集最大的共同点，以最小的共同点作为基础，到最大的共同点去运作，使和平繁荣的世界成为可能。

所有人的共同价值是由个别的特殊性发展出来的，可说没有什么先天的因素决定共同价值。西方人往往认为他们有宗教信仰，可以是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信仰，它其实不是交集而是互补，不能用武力来处理，也不能用霸权的方式强加于人，只能寻求最大化的长时间的磨合发展。认识不同，尊重差异，平等交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关怀心来发展建立共识，使人类建立更好相互享有的乐园和全球化的世界哲学。

另外，从逻辑上来讲，从科学理论持续的发展来看，不同的科学理论可以有自己的规则。在科学上不是只有一个理论的可能性，而是有多种理论的可能性，而且多种理论也不一定彼此相容。对此，奎因（Quine）就说，每种理论有概念上的不定性和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能有对存在事物作为一个完全规范的一种决定性的认识。我们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要承认多元差异，否则会产生矛盾与冲突。我们也要了解差异之所以为差异，在差异中找到一个方面来进行融合或者整合，结合新的经验，纳入旧理论成为它的一部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如此特性，把牛顿的物理学纳入他的一部分，并没有否定牛顿的物理学的相对适域性。世界文化也不意味着人类共同追求把人类纳入到清一色的文化体系当中，我们还是要欣赏差异性、多元性，认识其重要性。我们不希望生活单调、乏味、重复、机械，所以需要创造性的差异性，不但要接受，还要鼓励，使它可以丰富人类生活。差别价值也有其重要性。总之，人类世界的建立中，差异性与共同性一样重要，“一”与“多”一样重要。就像八卦的不同卦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一方面有不同层次上的“一”，另一方面也有不同层次上的“多”，所以“一”不妨碍“多”，“多”不妨碍“一”，形成一个动态美好的世界。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同样也有这样的景象。这也是中西方人类的世界理想。

总结的说，我们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下述各种认知。

第一，肯定中国文化的内在共同性，推广为更大的共同性。不能以西方文化的共同性来贬低或忽略中国文化的共同性。中国文化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也可以丰富西方世界的能力和品质。我们强调平等交往、和谐相处、忠恕精神等，个人修养注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都具有推广的共同价值。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的一种权利，因为他们有政治压制，而中国可以消解这种压迫性，在自然中形成一种精神自由，在政治建构中具有法律保障的自由。西方自由与中国自由结合在一块追求自由和平等。强调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从理论上讲也不是根本问题。但是中国文化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在自我发展创造上去发展，不必否定自由的重要性，就像科学的发展，要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发展科学，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发展科学。

第二，我们要内在认识自己，要承认价值的多元性，承认多元之间的相互交往，使多元性和差异性存在于一元的共同性当中。

第三，我们提到最大的共同性和最小的共同性，必须以最小的共同性作为基础相互交往，可以消减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最终实现人类的世界大同和天下为公的生命共同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交往理论。

第四，在还没有形成共同性之前，找到互补性，差异中有互补，在互补中找到矛盾，“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就是在互补中互生的结果。

第五，在人类文化精神中，我们需要一套具有特殊性和共同性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发展的方法哲学。中国易学为世界模型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一元可以发展多元、多元可以归为一元”的创造模型。儒家的仁爱思想的可用性大于基督教；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实现了人类最大的共同性。从自然眼光来看，它是属于这个星球，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从道来看，道包含一切，道开放成为未来，对世界的发展具有重大含义，它提供了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提供了自然创造力的发展。儒道都可以成为最大共同性的基础。因此，人类理想思考的相互作用，在西方往往是乌托邦的设想，而中国则从实际发展来确立未来理想，而不是乌托邦。中国文化是以实践为基础，从认知宇宙到认知自我，展现了具有实践意义的道德理性，进而寻求它们互通统一的理论关系，达到人类共同性来建立实际的操作。

最后，我提出“世界文化”的概念。既然我们认识到中西文化的相互补充性和共同的理想性，那么二者的相互完整就形成了一种内外合一的需要。经过彼此共同理想的构建和对理想愿望追求的认同，中西文化应该走向一个更完整的文化体系，可称为“世界文化”。“世界文化”既包含中国文化的优点，也包含西方文化的优点，也就是，在中西文化优点的相互补充下，排除一些极端性和落后性，在差异性中讲共同性，在共同性中讲差异性，逐渐完善一个“正位居体，美在其中”（《周易》）的人类共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