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约束

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约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经济条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使这一新阶段上的经济成长具有一系列新特征，对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路径等均提出了根本性的变革要求。这种经济约束条件的变化概括起来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供给侧的变化，即国民经济生产方面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相对于低收入阶段和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国民经济的生产总成本进入加速提升期。其一，伴随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上升，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伴随二元经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的推进，劳动力成本逐渐趋近均衡（达到刘易斯拐点）；伴随劳动力总量扩张速度的逐渐放缓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日趋加大。其二，土地、淡水、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价格上升趋势明显，经济规模扩张形成的巨大需求和自然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及稀缺性，会推动其价格上升，从而形成对整个国民经济总成本的推动力。其三，环境资源价格上升，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不断提高，经济与环境间的冲突越来越成为必须努力缓解的矛盾，环境对经济的承载能力面临极大的挑战，使用环境资源必须支付更高的成本，破坏环境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其四，技术进步的成本上升，在低收入阶段甚至下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技术总体上与发达国家差距大，学习和获得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可以是简单模仿，并且模仿学习的“空间”广阔，而模仿学习是各种技术进步方式中投入最少、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方式，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则这种模仿方式更是低成本的，但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与先进水平的差距有所缩小，一般可再模仿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技术进步越来越依赖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而这种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在各类技术进步方式中最具根本性，但也是投入最多、成本最高、风险最大、周期最长的。总之，在这一阶段各种要素成本显著上升，从而在短期里形成不断增大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使经济增长严重失衡，长期里使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减弱。依靠要素成本低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就要求改变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拉动经济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难以均衡，经济发展难以持续。另一方面，需求侧发生了变化。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总需求存在疲软的可能，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需求增长总体上是强劲的，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由于供给的绝对或相对不足，国民经济总量失衡的突出特征表现为短缺，因此企业家更加关注的是如何获得更多的投入以扩大生产，而不是如何销售，政府宏观调控关注的是如何抑制需求以防止严重的通胀，而不是产能过剩。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这种失衡状况有可能发生方向性的逆转。就投资需求而言，尽管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存款增加，银行储蓄规模扩大，但这些未必能够转化成有效的投资，形成市场投资需求，其关键在于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是否得到了有效提升。由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的要素成本上升，相对成本优势减弱，如果发达国家停止或放缓新项目、新产品、新技术的再投入，而我国自身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又不足，那么我国就难以创造出新的、有效的投资机会。银行系统尽管有大量储蓄，但在市场上按照效率准则，找不到有效的机会，如果在原有的基础上强行扩大投资，那么结果只能是低技术状态、低竞争力水平下的重复投资，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遇到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便会成为经济泡沫而被淘汰，因而导致投资需求疲软，有钱投不出去。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其基础在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包括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若这种投入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那么当物质资本积累到一定水平之后，便会遇到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短板限制，使经济发展受阻。就消费需求而言，尽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总体在上升，但消费需求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能否相互适应，关键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严重扩大，甚至两极分化，那么就会出现以下情形：收入越高者其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尽管其绝对量较其他人更大，而同时其他社会成员收入低，甚至绝对或相对地积累着贫困，即使需要增加消费也没有能力，越没有能力，对未来则越缺少信心，进而不得不通过减少和放弃现期必要的消费来增加储蓄（未来的消费）。整个社会形成所谓的富人不花钱，穷人没有钱、更不敢花钱的局面，社会消费倾向严重降低，尽管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但消费需求增长相对滞后。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速同时放缓，共同抑制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增长乏力，市场萧条，失业率上升。在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较此前下滑，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甚至更低的速度，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