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机遇

所谓新起点上的新机遇指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现阶段，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现代化的目标距离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过。过去我们讲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近代史上也有诸多先贤探讨过将传统中国文明发展至现代世界文明先进水平的道路，包括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方略。后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再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终于使我国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按照“两个百年”目标，中国要在2020年，即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经济含义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按不变价格比2010年翻一番，达到百万亿元人民币水平，按2010年的汇率折算成美元，大体相当于美国现在的GDP规模^[3]；人均GDP水平按不变价格比2010年翻一番，接近7万元人民币，按2010年汇率折算成美元，达到12500多美元，超越世界银行划定的当代高收入国家的最低人均GDP标准。从已进入高收入阶段的70个国家的历史来看，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到进入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12年以上的时间，其中20个人口大国，平均用了11年以上的时间。如果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时，人均GDP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那就意味着我们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由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同时，在经济结构演进方面，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另一个百年目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前后，即2050年前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就经济总量而言，按趋势演进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即使按汇率法折算，在2030年前后我国经济总量也极有可能超越美国），尽管经济规模的大小能够说明的问题有限（一国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和质量，重要的不在于规模扩张，而在于结构升级），但规模毕竟是基础。从我国发展的历史进程看，19世纪初我国GDP总量在比重上是占据世界首位的，达到36%以上，比美国在当代占比最高的年份的占比还要高（美国2001年GDP占比最高，达到32%以上），但质量落后，在结构上是传统农业，在组织上是封建小农经济，与西方工业文明及资本主义经济相比，根本不具竞争力，迅速沦落。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为标志，中国进入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9世纪末，伴随“英国病”^[4]的发生，德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且一直维持至今。我国若能在21世纪30年代之前重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那么从我国自身成长来说，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从人均GDP水平看，实现这一目标要求中国到21世纪中叶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也就是实现邓小平所说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70年代末起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解决温饱（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取消粮票制度表明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1998年按世界银行规定的人均GDP标准，我国真正进入温饱阶段）；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初步小康（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后因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计划经济的传统物质资料生产核算体系转变为包含三次产业在内的以GDP为核心的核算体系SNA，调整为人均GDP达到或接近1000美元）；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其中的基础性经济指标即人均GDP。^[5]换句话说，若我国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目标，那么就人均GDP水平而言我国将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统计上中位数与平均数大体是一致的）。从经济结构看，到21世纪中叶，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区域结构，均应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高度和均衡状态，只有规模和人均水平的数量增长，而无经济结构高度的实质性提升，不是真正成长意义上的现代化，甚至可以说只有经济增长而并无经济发展，当然，结构高度的提升在构成经济发展的实质的同时，也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真正困难。总之，在新起点上，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有：再有5～6年时间即到2020年可能实现全面小康，实现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再有十几年时间即到2030年前后可能在总量上实现赶超重回世界第一；再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即到2050年前后可能实现现代化，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我们的确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