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需要思想和情感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我们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可是在传统与现代之交，我们的诗歌却走向了“萎缩和低迷”，甚至有人说“诗歌已经死亡了”。这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归咎于“市场的张力和读者的阅读习惯”的，有认为是“诗歌在中国古代的隆崇地位”给今天的诗歌“埋下了暗礁”的，有怪怨一个时期以来，诗歌的“外延不加节制的膨胀”，“把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应该承担的责任安放到了它的头顶”，使“诗歌最根本的品质——抒情和审美的功能严重受创”的，还有认为当今的中青年诗人“先天性营养不良”，既“丧失了革命年代的激情”，也“拿不出起码的勇气与真诚，去探索诗歌语言新的可能性”的，等等不一而足，都不能说没有切中肯綮。但笔者坚持认为，诗歌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是诗歌的思想和情感越来越贫乏、诗歌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的实际所造成的。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当下诗歌最应该反省的重大问题。而令人忧心的是，这一点却恰恰最不被我们的诗坛所承认或接受。

要阐明这个问题，须先辨清诗歌的本质功能到底是什么。也许有人会说，这个问题不是明摆着的吗，诗歌的本质功能就是抒情和审美呀。不错，这种判断，或这种观点，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谓文学回归本位的活动之后，已经基本上被诗坛所认同了。但是诗歌抒什么样的情？审什么样的美？这个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好。在喊出文学回归本位口号的初期，诗歌和小说等其他文学一样，先是诗人们做着各式各样的所谓诗歌文本的实验和诗歌语言的探索；接着是受西方后现代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颠覆传统，解构旧体，远离生活，进行所谓人性本能的挖掘和表现；再后来是市场化的冲击，本属于精神表现的诗歌也向物质化靠拢，媚于受众，有意地追逐商业炒作和包装，直到把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生真相的诗歌传统解构殆尽、扔掉或丢光……可到头来怎样呢？“今天还有谁在读诗？”李舫女士在《谁将诗歌轻轻翻过》一文中这句令人酸楚的发问，就是最明白不过的回答。

笔者这里无意否认文学回归本位的活动，也无意否定诗人们所作的各种努力。但时至今日，我们也不能不静下心来，进行深刻的反省，我们今天的诗歌回归本位了吗？或者说眼前的状况就是诗歌的本位吗？恐怕没有谁敢肯定地来回答这个问题。能够深一层追究的是，在当初喊出回归本位的时候，我们是否认真地想过——到底什么是文学的本位？或者文学的本位就只是审美吗？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是否回到了所期望的审美本位？今天看来，审美徒剩下一副漂亮的外衣，或者只成为了一个漂亮的借口。真实的情况是，不少的诗人忽视自己思想情操的修养，自身缺乏对现实生活积极的态度和真切的体验，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真相的关注，放弃了对人类崇高精神的追求，让自我和欲望一味地膨胀。其实质正像诗人老巢所指出的，是“把目光从现实人生收回而投放到个人生命脆弱与黑暗的病态部分，孤独、绝望、灵魂漂泊”，让“这些从西方后工业社会舶来的灰色情绪弥漫于字里行间”。难道这些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诗歌本位吗？难道这种状况还没有到值得我们认真反省的时候吗？诗人老巢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也是具有诗人的良心的，因而他疾声呼吁：“如果我们不及时反省与自救，任现在的状况延续下去，那么历史将以最轻描淡写甚至是空白的方式，把我们轻轻翻过。”可作为每一个有责任的当代诗人，有谁愿意让历史“把我们轻轻翻过”呢？又有谁能承担得起这被“轻轻翻过”的责任呢？

需要进一步辨别的是，如何理解审美？如何看待诗歌的社会功用？审美并不只是诗歌唯一的功能。笔者还是同意李舫女士的说法，“市场不过给了文化浅陋的外壳，而我们内心真正能够景仰的浩然正气，能够救赎的光明朗照，还得由浩浩汤汤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她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对诗歌功能的最简捷、最深邃的描述。”之所以“最简捷、最深邃”，是因为我们的先圣对诗歌本质功能的认识是最朴实的，也是最清醒、最深刻的。几千年来，大凡优秀的诗歌基本都是沿着这种认识前行并一代代传承的。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对诗歌本质功能最准确和最科学的概括，依然可以作为我们当下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同样，“诗言志，歌咏言”，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经典的意义，仍然是“诗歌开山的纲领”（朱自清），仍然需要我们当代的诗人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挖掘其中的内涵和宝藏，来为今天的诗歌服务。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复古吗？笔者不这样认为。“言志”，就是诗歌最本质的功能，“兴、观、群、怨”就是诗歌“言志”的最佳表现和最好的功效。我们不能因为过去一个时期过于强调了诗歌干预社会政治、甚或为政治服务，就因噎废食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就否定诗歌先天就有的道德功能和社会批判价值。审美是需要的，可“美”从来都是和“真”、“善”紧密相连的，脱离了“真”和“善”的“美”，也一定是毫无意义的，“真”和“善”都是审美固有的内涵。当然，审美有它的历史规定性和时代特性，但任何时代的审美都不能抛开“真”和“善”的内涵，而使审美徒具一副美的空壳。其实，“诗言志”，也并不排除诗歌的抒情和审美的功能，相反，“言志”就是抒情，“兴、观、群、怨”就是审美应具有的社会内涵。它们都是后世诗歌重视思想和情感的理论根源。我们的先圣一开始就给诗歌赋予了这样积极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这也正是数千年来，人们热爱诗歌、喜欢诗歌、离不开诗歌的重要原因。可我们为什么偏偏要抛弃这些，而去自我打压诗歌的这些最有价值的功效呢？难道我们这代诗人真的没有勇气去面对社会，面对人生，真的没有能力承担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责任吗？不错，诗的确需要独抒性灵，诗也的确需要表现人性的本质。可人既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人。诗要独抒的“性灵”，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诗要表现的人性本质，也决不能是动物性的本能。我们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空喊什么抒情和审美了；同样我们再也不能妄自菲薄地认为传统的就是落后的，经典的就是应该被解构或被颠覆的，外来的就一切都是先进的。须知先进的文化绝不是仅凭其产生的时间和地域就可以轻易判定的。我总是相信，先圣的哲思往往含纳着人类的智慧和精辟的见解，对我们后来人总是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笔者非常赞赏诗人老巢的断语：“再出色的诗人也不能脱离时代走到命运的外面写出伟大的作品。”新时代的诗歌，不仅需要形式或文本的探索和革新，更要有思想和情感的力量作支撑。而鲜活的思想和动人的情感，只能来自诗人对现实生活的亲身体验和真实感悟，来自诗人对现实生活诗意的解读和理想化的改造，来自诗人对生活的意义的深刻洞察和悉心提炼。这些道理，早已经被我国诗歌发展的优良传统所证明了的。相反，一个诗人不懂得什么是生活的意义，一味地让内心充满了“自我和欲望”，甚或是“孤独和绝望”，那么他就不可能走进现实的生活，就不可能获得鲜活的思想和情感，他的创作就不能走出狭小的圈子，只能徘徊甚或停留在思想和情感贫乏的歧途，他的诗歌就不可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果那样，我们的诗歌还怎样走出当下的困境？

2006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