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当我们探讨当下女性的众多问题时，面临的境遇不比一百多年前更少。毫无疑问的是，女性问题在成为“问题”的时候，女性终于进入了历史视域。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的重要指征之一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而中国女性由于在历史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势必经历更复杂与激烈的变动。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产生的女性文学热潮，以其强健的生命力和蓬勃的话语争鸣态势走进了历史的中心。身处巨大时代话语旋涡中的女性问题，不论是女权运动、女学运动，抑或是后来的女性全面解放问题，都是融合了性别与社会、权力与阶层、革命与民族、媒介与话语的多元文化话题。本书因此确立了性别政治、性别媒介、女性留学、文本表征四条线索，把文学问题与社会政治思潮、媒介传播、历史文化多维度互接，把女作家的社会文化身份建构问题放在清末民初时段知识与社会互动的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去考察。

本书将“清末民初”的时间限定为“1898—1919年”，有下面的考虑。第一，本书关注点在女作家社会文化身份的转型，因此以第一个女学创办为标识物，以女高师学生创作出现前为收束，承接“五四”女作家群的崛起，具有历史典型价值。第二，符合女性解放运动中女作家登上历史舞台的集中考察需要。虽然明清之际，女性创作就已经形成了一定量的规模，但从其文学创作形态、传播模式、话语风格、艺术创造、读者群接受等方面考察，只有在1898年之后，众多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才真正形成了社会力量，并塑造了女性的社会文化认知。清末民初女作家的社会文化身份由于其“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的时代背景，具有传统精神和民族精神双重认同属性，具有文化分析典型意义。透过文本话语探析文学深层次结构的变化和格局的更迭，以文学上的表现为症候探寻女性在近现代时期的思想变革，这无疑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变迁的绝好视角，也把文学研究纳入了一个更广阔的文化研究视域。

20世纪中国革命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这场革命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妇女生存与发展的方式与前景。但是妇女绝非仅仅被改变的客体，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同步进行发展，嵌入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之中。如果没有反帝反殖民的革命，也就没有革命先驱对男女平等的倡导，“女权”不会被发现，妇女不可能被组织起来，妇女的主体性与集体认同是在革命过程中被锻造出来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既是推动这场革命的动因与号角，也是这场革命追求的目标。从此角度出发，中国革命与中国妇女的关系问题，就是研究中国革命在重构中国社会过程中，女性的性别秩序与社会性别身份如何在传统与延续、裂变与革新、主体能动与制度构建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的。本书从女作家身份最重要的社会革命话语开始进行社会启蒙话语的梳理，认为近代女性运动和革命的关联大致经过了从国族主义革命向社会制度革命的转化，所谓“女国民”“女杰”“女学生”“女革命军”“第四阶级”的系列女性符号的社会编码过程，这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投注于对国族命运的摸索，而试图寻找国族的永恒不变本质和道德纯正性的落脚处时，在女作家的精神及身体上形成一系列文学象征。

在近代女性写作群体中，除社会声誉极高的时代勇士之外，还存在着不在少数的“闺秀”群体，这一群体肇始于清朝以来的“才女”褒扬文化传统，江南士大夫阶层对女性文学才能的重视与传播构成了这一群体在当时文化阶层扬名的契机，现代报刊的传播更为她们提供了能“传世留名”的平台。由家、兄、父构成的家学传统与域外文化经历在这一群体中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在成长道路上，她们在时代风潮中开始思考自身的价值定位，或著书立说，或倡办女学，她们的文章也频频见诸报端，她们的身影出现在社会文化空间的各个角落，由此进入了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画卷。本书挖掘并整理了一批闺秀女学的代表人物——易瑜、姚倚云、吕惠如，考察了从“才女”到“女学人”的艰难转轨，使后人亦可从中瞥见时代变换之下，清末民初女性对于当时社会理想、教育状况、父母言行、家庭经历、历史政治、修身之道等方面的独到见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传统女性文学研究中古典女性文学和现代女性作家（包含女性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女学生创作）的裂缝。

性别是各种社会关系交汇时权力展现的场域，与女性文学息息相关的就是女性与社会性别制度、作家的性别在社会中的地位、性别因素在决定作品成功方面的影响、文学形象的社会性别价值、读者的性别社会规定性及区位选择的性别倾向等问题。王妙如的小说将性别问题和性别差异作为小说的核心话题。虽然种族认同根植于她的女性主义议论中，但她并没有将性别差异仅仅看成是种族差异或阶级差异的象征性隐喻。对王妙如这样的女作家来说，女性问题远远胜过象征的结构，它代表着现实中真实的女人，而不只是借用女性身体（国母的概念）来传达更大的国家—民族话语。同样的性别写作立场在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中也可以找到，她在作品中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挖掘了大量的女权斗争中的女性群体谱系，通过真实问题和女性悲剧的叙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性建立的近代文学“乌托邦”叙事。

近代留日女性知识分子群体在男性启蒙者倡导下，通过“兴女学”“倡母教”“废缠足”来确认自身的处境，逐渐对先进的生产力和相对健全的女权思想产生向往之情，对西方文明社会进行乌托邦的想象，在努力重新塑造和定位“自我”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和西方女界就成了她们作为参照并为之奋斗的预设目标。当一部分女性有机会留学海外沐染文明，她们自身的思想状态、现实选择和文化身份将发生剧烈变动，这种预设值与现实的差异、日本镜像与欧美镜像的差异，又会促使她们进一步地观察、反思和言说，从这个角度上说，她们又一次变成了“异者”，她们自身成为“镜像”，进而启蒙和鼓舞了国内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自女性文学性别批评兴起以来，女性文学的很多问题都用性别的视角重新加以阐发。我们需要认识到，性别不是文学创作的结构要素，是由于作家的“性别”媒介身份而发生了作用，尽管性别是女性文学研究一个合理有效的分析范畴，但是，这也仅仅是打开女性文学的一个扇面，我们以性别为切入点，综合分析相关的民族、阶级内涵，使史料再一次焕发活力。因为，历史不是自然延续而是历代积累起来的。过去的记录保存了下来，供后续的世世代代去研读或不研读、焚烧或抹杀、无视其存在或对其细细梳理，以便认真地从中寻找走向未来的迹象。

杜若松

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