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趣味”观念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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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情感·文雅·习俗:沙夫茨伯里的趣味观

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是苏格兰启蒙思潮的主要领导者,也是18世纪第一位从情感的角度系统讨论“趣味”观念的哲学家。国内学者董志刚曾指出:“沙氏的哲学带有很浓的柏拉图色彩,相比之下,情感论是他的创作。”[1]然而,目前国内关于其思想的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几篇或聚焦于美学维度,或局限于道德哲学。同样,国外研究也以政治角度为主,集中探讨辉格党背景对其哲学思想的影响。例如,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认为,沙氏思想的基本内核是社会政治[2]。同样,沙氏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沃伊特(Robert Voitle)也指出,政治与哲学是其传记的两大主题,从早年开始,贯穿始终[3]。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政治研究视角难免使人聚焦沙氏的贵族身份,继而引发关于其思想体系的进一步讨论。《英国思想》(The English Mind)一书就认为沙氏的思想难以摆脱阶级局限性,其道德哲学是“贵族的美学”(aesthetic of an aristocracy)[4]。然而,伊格尔顿却在2018年出版的《论文化》一书中指出,以沙氏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将文化概念扩展到了更为现实的层面,将“作为特定珍贵价值的文化分散到作为共享生活方式的文化之中”[5]。换言之,伊格尔顿认为,沙氏的思想并未局限在贵族俱乐部内部。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上述讨论呢?

笔者认为,沙氏的“趣味”观是理解上述讨论的有效切入点。通过细读《论人、风俗、舆论和时代的特征》[6],我们发现,其“趣味”观不仅涉及“情感论”,而且与其讨论的“文雅”(politeness)、“讽刺”(raillery)和“对话”(dialogue)等话题休戚相关。通过与上述话题的互动,沙氏的“趣味”观展现了以下过程:个体如何通过反思和对话,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从而形成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公共精神。也就是说,在沙氏看来,“趣味”的改善能以敦风化俗的形式改良整个社会的文化无意识结构。有意思的是,虽然雷蒙德·威廉斯并未将英国文化批评的传统追溯到沙氏,后者也从未明确谈及何为“文化”,但是他始终用另一套话语体系(即文雅、风俗等)来讨论生活方式。用前文所引伊格尔顿的话说,沙氏讨论的就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可见,要进一步追溯英国文化批评的源头,我们就无法回避沙氏[7];而要进一步了解沙氏的话语体系,我们则必须从其“趣味”观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