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与展望

中国手工业史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就已起步，至今已有百余载。清代手工业史作为中国手工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辈学者的努力下，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就学界目前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言，尚有不足。以西北地区而论，陕西、甘肃研究较多，新疆、青海较少；从行业上看，探讨陕西手工业发展的成果明显要多于青海、宁夏等地，行业从业人数与产品市场规模的讨论也有较大差异。特别是针对西北各地手工业的种类研究，学术界重视程度仍然不够，目前较少有学者系统性地论述清代西北地区的手工业种类与市场情况。

关于手工业学术史的回顾，魏明孔[2]、林荣琴[3]、刘永刚[4]、原彦平[5]、吴海丽[6]等人均有撰文阐述，他们在文章中对手工业的相关论著做了细致分类。在一些手工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有学者梳理了相关学术史的研究状况。如徐新吾和张守愚[7]曾对江南丝绸业的学术成果有专门的总结，然目前少有学者整理爬梳清代西北地区手工业史的研究状况，因此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西北市场方面，钟兴永[8]、颜晓红、方志远[9]的论著以及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10]的绪论部分对西北市场的学术史研究有所回顾。

笔者在评述时，会以行业为主轴，并分为以下数类：一、纺织业；二、矿产加工业；三、食品加工业；四、造纸业；五、制瓷业；六、竹木加工业；七、其他手工业。除此以外，笔者还会单独评述清代西北手工业产品市场的相关研究成果，下面将逐一阐述。

一 纺织业

在纺织业领域，清代西北地区有毛、丝、棉、麻等诸多纺织品种类，它们散布在西北各省，不易逐个列举。故在评述时，将采用以省为单位的方式，探讨与纺织业相关的学术成果。

第一是涉及西北多个省份的纺织业学术成果。从时间上看，较早的有童书业编著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11]一书，文中提及了清代甘肃、陕西的毛织品以及宁夏毛毯，可见有清一代，西北地区的毛织品种类较为丰富，且分布的地域范围较广。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12]一书中，将中国古代各时期、各地区的纺织技术囊括于其中。书中对西北纺织业的论述较为充分，在“毛毯”一节中，着重阐述了清代新疆毛毯的精致与华丽，并提到了宁夏毛毯对于装饰西北寺庙、宫殿的重要性。李迪、陈炳应主编有《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纺织卷》[13]，书中探讨了西北各地的毛纺织行业，所论述的产品种类也比较齐全。其中有宁夏毡毯、新疆和田地毯与青海毛毯等，并附有详细的织造工艺。史料丰富，内容充实。由魏明孔主编的《中华大典·工业典》[14]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工具书，书中广泛收集了正史、别史、诗文集等文献中的手工业史资料。该书又分为多个子目，在《纺织与服装工业分典》中，记录了较多与清代西北纺织业相关的资料，尤其是关于方志载西北毛织品的史料非常详细。王致中与魏丽英合著《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15]一书，从社会经济角度阐述了西北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该书详细论述了西北地区毛纺织行业的生产、销售状况，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此外，两位学者合作的另一本论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16]中，进一步增添了西北毛纺织业的历史发展轨迹，笔者从中受益颇多。由杨建新主编，杨志娟、牛海桢撰写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清代卷》[17]中，对西北毛纺织业的发展情况有一定论述。多洛肯撰写的《明清甘宁青进士征录》[18]原是一部记录明清时期甘肃、宁夏、青海等地进士人数的专著，不过书中也介绍了三地的手工业发展水平。分节论述了甘宁青的手工行业，并增设了河西地区与定西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内容，使明清时期甘宁青的手工业发展脉络更加清晰明了。该书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甘肃等地毛纺织业的发展，也列举了绒褐的制造与行销的一些细节，内容比较充实。由杨思远主编的《回族经济史》[19]对清代西北回族从事的纺织作业有所探讨。该书列举了回族从事的手工行业，并记录了当时回人居住与工作的城镇。如回族工匠在陕西的王阁村、羌白镇，甘肃的兰州，青海的大通，宁夏的石嘴山等地长期从事毛纺织作业，为笔者的写作提供了一定思路。

第二，在论述陕西纺织业的学术成果方面：较早有祝慈寿所撰《中国古代工业史》[20]一书。作者在书中着眼于我国古代手工行业的发展状况，在阐述清代手工业时，着重探讨了陕西的养蚕缫丝业。方行、经君健与魏金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21]中，详细论述了西北各省的手工行业，在蚕桑、绸缎等方面把陕西作为西北重地大书特书。此外，该书在论及清代南、北各地手工业的发展时条理清晰、区分明显，对本书的借鉴意义较大。由路甬祥主编，何堂坤撰写的《中国古代手工业工程技术史》[22]是一本关于我国古代手工业技术使用与手工工具演化方面的论著。书中较为详细地阐释了清代陕西宁羌县茧绸织造工艺的缘起。由田培栋执笔，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主编的《陕西通史·经济卷》[23]一书，该书在论及清代陕西棉纺织业的发展境况时，将陕西分为了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区，并逐一探讨。此外，田培栋的论著《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4]中论述手工业的篇幅较多，书中亦将陕西划分为陕北、关中与陕南三个区域，探究了三地纺织业的发展状况。书中引用的地方志与清人笔记较多，可见作者十分熟悉陕西的方志资料。田培栋撰写的另一本《陕西社会经济史》[25]中，针对陕北、关中与陕南三地的棉花种植业及棉布的生产活动也都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刘克祥编著的《棉麻纺织史话》[26]中，对陕西的亚麻种植与加工行业有一定的论述，提到当地百姓以亚麻籽榨油，纤维则用于搓绳、织布，且书中对家庭手工制作麻布的工艺表述较为细致，这在此前的学术著作中较为少见。李之勤撰写的《清代前期陕西植棉业的发展》[27]从清代统治者推行鼓励植棉的政策出发，在棉花种植、棉布织造与棉布贸易等多个方面阐明了陕西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况。帖锐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陕西棉布的生产与贸易》[28]分别从清代陕西棉纺织业的发展水平、陕西棉布的生产与销售以及棉布贸易市场三个角度，对清代陕西棉布行业的发展情况有所阐述，文中史料翔实，惜篇幅较短，在论述时未能面面俱到。

第三，在新疆纺织业的学术成果方面，有卞宗舜、周旭、史玉琢合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29]，书内依照时间顺序将行业分为服装、染织等数类，其中涉及清代新疆的手工地毯与制作工艺。蔡家艺《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30]是一本论述清代新疆社会经济的著作，学术价值很高。作者在论及新疆手工业时，以清朝统一新疆的时间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空间上则以南北二疆划分，分别论述。在阐述新疆纺织业时，指出呢绒织造归为官营，布匹等纺织品生产归民营，划分明确且详尽。另外，书中在论述手工业时，在资料的引用上以《西域图志》和《秦边纪略》为主，史料翔实，给本书的写作提供一定借鉴。马胜春、阿不都艾尼合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史》[31]一书在论述清代新疆手工业时，以官、私手工业划分。时间上分为清朝统一前后两个阶段，结构合理、论述全面，其中有不少纺织品加工方面的内容。

第四，甘肃、青海、宁夏三地的纺织业研究成果。刘景华《清代青海的手工业》[32]是一篇较早论述清代青海手工行业发展的文章。他对青海手工业种类的划分较为合理，在纺织业方面，文中着重强调青海的毛织品包括毛毯、毛毡、绒褐等类，并指出当地毛纺织的生产历史较为悠久，有生产毛织品的传统。崔永红所著《青海经济史（古代卷）》[33]是一本论述古代青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著作，书中涉及的清代青海地区的手工业种类颇多。作者以较长篇幅论述了作为青海大宗产品的毛毡、绒褐等毛纺织品的生产制造。徐安伦、杨旭东所撰《宁夏经济史》[34]一书中，虽仅用三页篇幅论述清代宁夏地区的手工业，但对包括纺织业在内的各手工行业均有提及，并对清代宁夏手工业的发展给予了客观评价，认为其发展水平已高于明朝，不过“尚未达到西夏和元朝时期的水平”。这一论断在李鸿宾、马保春主编的《中国长城志：环境·经济·民族》[35]中也有所体现。李澜等人所著《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史》[36]中，阐明了历史时期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在论述清前期宁夏的手工业发展上仅用一页篇幅，可见宁夏手工业在这一时期并不发达。李清凌主编《甘肃经济史》[37]中，对甘肃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把握较为准确。作者在提及古代时期的甘肃手工业时，所占篇幅仅有十四页，其中清代仅占三页，且主要阐述了甘肃绒褐的生产，手工品种类论述有限。但在探讨古代甘肃的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无疑具有先导性意义。

二 矿产加工业

西北地区的矿产采掘业历史悠久，而研究西北矿冶加工方面的学术成果也有不少。学者在论述采矿行业时通常会将其与手工产品的制造分开论述，这是因为采矿是获取原料的过程，而非制作成品，工匠要将矿物冶炼加工后方可制成手工产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采集矿产资源仍旧是生产铜、铁等各类器物时必不可少的一道步骤，故笔者认为研究清代西北采掘业的论著也有必要提及一番。

在清代西北矿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中，可分为两个方面加以评述：

其一是论述开采矿产资源的相关成果。较早的有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编著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38]，该书论述了清代各地储藏的矿产资源，并强调了乾隆时期民间可自由开采金银矿藏的史实，认为这是受到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影响，给本书的写作提供一定方向。在西北矿产资源分布上，新疆、甘肃储有金矿，陕西、甘肃有铁矿，青海存有银矿，此外，这些地区还有很多其他矿产资源的分布，囿于篇幅，此处不加详列。书中后半部分阐述了我国古代铸造技术的变迁，并以新疆铸钱之例证技术进步之实，作者在最后提及新疆玉石温润质雅，是雕刻、打磨玉雕的上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主编的《清代的矿业》[39]是一本整合了清代各省开矿、采矿等一手史料的资料汇编。全书从档案、实录、方志、笔记等文献中摘录而来，保证了资料的可信度。此书开篇引用清人对于矿业政策的争论，认为开矿有利或有害观点者各持己见，继而引出了本书的内容。该书分上、下两册，详细记载了陕西、新疆、甘肃等地出产的各类矿物，给本书研究西北地区的矿冶业提供了较大帮助。李进尧、吴晓煜、卢本珊合著《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40]一书，书中详细罗列了清朝时期全国主要的矿山分布地，记录了陕西秦岭地区的金矿遗址以及采矿工具。魏明孔主编《中华大典·工业典》的子目《金属矿藏与冶炼工业分典》中，汇总了清代官方开采新疆矿产的史料，另记有新疆矿产的加工工艺以及冶炼工场的雇工人数，便于笔者开展相关研究。陈良学所著《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41]一书中提及了陕南山区的铁矿分布范围较广，汉中府、兴安府、商州等地均有铁矿开采活动。贾建飞的论文《人口流动与乾嘉时期新疆煤矿业的兴起和发展》[42]论述了乾嘉时期新疆各地的煤矿开采与使用，文中依据满、汉档案和相关文献资料，认为新疆开采煤炭不但便利了百姓的生产生活，同时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也有不小的促进作用。石鸣的文章《论清代石盐产地》[43]探讨了清代的石盐分布。石盐一般指岩盐，大多从山中或地中采挖。作者指出清代石盐主要分布在甘肃、新疆两地。甘肃地区的石盐分布较少，仅在肃州等地有产，而新疆储量较多，洛浦、于阗、叶城、皮山等19个县产石盐，可见分布相当广泛。于明的《新疆和田玉开采史》[44]则是从开采和田玉的角度论述历代新疆和阗地区的玉石开采状况，书中清代篇幅占有近40页，论述较为充分。作者指出，新疆和田玉的主要成分是透闪石，且汉代早期以前玉器所用的透闪石和现在的新疆透闪石已并非同一产地，令人深思。

其二是矿产冶炼、加工的相关成果，包括矿物冶炼与加工成各类产品。《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中，对陕西的冶铁业有一定论述。此外，《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中针对陕甘新等地的矿冶加工业也有所阐述。王本元在《略论清代汉中地区的工场手工业》[45]一文中指出：清代汉中地区铁场开办十分兴盛，且规模不一。一座大型铁场可雇佣数千工人，他们要从事开石、挖矿、运矿、烧炭、冶炼等各种体力劳动，一座铁炉就需百人以上，足见这一时期陕南冶铁业的规模庞大。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46]一书的估算，清中期陕南冶铁的产量约为1200余万斤，占当时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可见陕南的产铁产量很高。苏联史学家兹拉特金所著《准噶尔汗国史》[47]中阐述了准噶尔汗国时期的新疆矿产加工业，使笔者对清初新疆地区的矿冶情况有了进一步认识。穆渊所撰《清代新疆货币史》[48]中对清代新疆货币的形状、流通以及兑换比例等问题均做了详细探讨，并提及了新疆“普尔钱”的铸造与使用，是论述清代新疆货币方面不可多得的学术成果。吴元丰的文章《清代乌鲁木齐铁厂研究》[49]以清代乌鲁木齐铁场的兴衰为主线，利用丰富的满文史料，深入研究了该场的开办、生产、繁荣与衰落，文中数据资料丰富，有利于笔者的深入研究。李延祥《清代乌鲁木齐铁厂生铁炒炼效率问题》[50]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清代乌鲁木齐铁场中生、熟铁的冶炼比例问题。《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以金、铁、铜、铅、银、煤和玉等诸类的矿产的冶炼为线索，论述了新疆官办与民办矿冶业的区别与联系，并对官府利用铜铁矿物铸造武器装备等方面有一定的阐明。《青海地质矿产志》[51]中，作者开篇便叙述了古代青海的矿藏分布地点，并指出青海产金较多，且分布范围较广。对于其他矿产如铁、盐、煤等也多有涉及。《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提到了清代宁夏贺兰山地区的石料采集与加工，工匠利用从贺兰、宁朔、永宁等地采集到的石料加工成贺兰砚，并指出该砚在当时名满天下，文人颇为珍视。殷新锋在《清代陕北的乡村手工业》[52]中绘制出了清代陕北各类矿产的分布图，给笔者一定启发。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53]一书中提及了清代陕甘地区的官府铸钱业，如工匠会在银两上刻有“元”二字，以表明该银两是陕甘地区铸造的官银。

三 食品加工业

祝慈寿在《中国古代工业史》中将盐、糖、茶的制作与酿造业合称为“食品工业”。在笔者看来，这一划分是合理的。依据该划分方法，关于清代西北地区的食品加工业有如下学术成果：

其一，食盐领域的学术成果。民国时期，曾仰丰就于《中国盐政史》[54]中论述了清代西北各省的产盐区，并把陕西与新疆单独列出，表明两省在食盐销售与加工方面的重要性。书中提出：西北产盐区自明清以来变化不大，是因西北池盐乃自然生成，开采的盐户仅就地生产，并无迁移，井盐和土盐略有转变，但不占主要地位。该论述比较合理，但缺乏一定的史料支撑。彭泽益编有《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卷）[55]一书，该书虽起名“近代手工业”，然开篇即详细汇总了鸦片战争前，明清两朝各地区的手工业史资料，是一本较早的明清手工业史料汇编。书中也记录了与清代宁夏池盐相关的文献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与西北手工业相关的史料有10余条，其中与西北食盐相关的仅有数条，可见与之相关的资料较为有限。郭正忠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编》[56]中，对清代陕甘两地的食盐生产工艺与产地做了一定论述，并配有清代西北池盐产地分布图，便于查找与使用。另有唐仁粤所编《中国盐业史·地方编》[57]，该书以省为纲，阐述了西北五省在历史时期的食盐生产与销售情况，有利于本书在食盐生产领域的把握。此外，在论述池盐分布的学术成果中，有吉成名的《论清代池盐产地》[58]一文，文章详细阐述了清代各池盐产区的地理位置与数量，并提及西北地区的池盐生产，这有助于笔者加强对西北池盐的相关分析。《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中涉及了陕甘宁地区的制盐业，论述简洁。陈锋的著作《清代盐政与盐税》[59]从清代的盐政和盐税角度出发，着重论述了清代盐场的管理、运销体制和食盐课税的利弊。书中在阐述盐产区与盐场时，提到西北盐产区有陕甘宁之池盐，另有漳县之井盐，同时明确了陕甘食盐运销地区主要在当地。《中华大典·工业典》的子目《食品工业分典》中专设有“盐部”一节，详细汇总了历代各地盐法、制盐、行销盐引等史料，书中有不少关于清代西北食盐制造与盐法的记录。

其二，酿造行业的学术成果。需要指出的是，酿造多指用粮食自然发酵而成的酒、醋、酱等产品。在《略论清代汉中地区的工场手工业》一文中，作者王本元从农业入手，认为只有大量生产农产品，才能保证酿酒的原料需求，值得借鉴。《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中，详细论述了陕西的酿酒行业。由路甬祥主编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酿造》[60]中，阐述了西北酿酒业与酒的种类，书中专门提到了陕西西凤酒的酿造工艺，可谓详略得当。《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中对陕西的酿酒业有一定论述，然并不深入。《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中涉及新疆的民营酿酒业，指出新疆酒的种类有葡萄酒、阿拉克酒等多个品种。徐海荣主编的《中国饮食史》卷6[61]中，以宏观视角阐述了新疆维吾尔族的酿酒工艺。作者详细介绍了维吾尔族果酒、葡萄酒、高粱酒、黄酒、马乳酒等多个酒种的酿造，对西北酒文化与盛酒器具也有一定考究。《清代青海的手工业》中，刘景华从产品的品种入手，认为清初青海酿造的互助酒与湟源醋较为出名，并指出当地主要以青稞为原料酿造烧酒。同时，作者提到了推动青海酿酒行业发展的并非本地人，而是山西商人。晋商看中互助县的青稞与威远镇的井水，招揽山西工匠来此酿造，并占据酿酒市场。据他推断，湟源陈醋的酿造大约始于清乾隆时期，且多由本地人经营，清中期以后声名远扬。《中华大典·工业典》的分目《食品工业分典》下有“食品酿造总部”，内部又分为“面酒部”“饮品部”“酱醋豉部”等子目，书中大量列举了酒、酱、醋等产品的酿造技术，包括西北的葡萄酒、高粱酒的酿制，内容丰富、有条理。范金民《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62]中，分析了西北酿酒的粮食耗费，给本书的写作提供思路。

其三，其他食品加工领域的学术成果。《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阐述了西北地区榨油行业的生产、行销状况。杨重琦、魏明孔主编《兰州经济史》中提到清代兰州地区的水磨常用于榨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清代卷》对西北各族的粮油加工业有所论述。芈一之编著《青海民族史入门》[63]是一本研究青海少数民族历史的著作。书中除对青海各族的来源、发展历史做简要概括外，另对藏族、回族从事的手工行业有一定阐明。作者认为，当地回族的手工业生产在青海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农村、城镇中均有不少回民从事手工作业。居于城镇中的回族，一般以制作食品、磨面等行业为生。崔永红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中所涉及的清代青海手工业的种类较广。除毛纺织等大宗产品外，水力粮油加工、烟酒制造等均有提及，惜论述不深，数据较少。

四 造纸业

清代西北地区的造纸业，其原料主要有麻、桑、藤、楮、竹等多种，麻又以大麻、亚麻、苎麻等麻类纤维为重。在造纸领域，以陕西、新疆的造纸业较为出名。其他地区虽生产纸张，然规模不大，故笔者以此二省为主，评述相关学术成果。

研究清代陕西造纸业的成果主要有：傅衣凌在《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形态及其历史意义》[64]一文中，以陕西边区的造纸场等为例，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者是雇工。有一些工场的雇佣人数较多，可达上千人，且分工细致，使得该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如今看来可谓是这一视角的奠基之作。《中国古代工业史》一书中，作者提及了清代陕西的造纸技术。《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以较长的篇幅论述了陕西的造纸行业。而《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中与之相似，皆对陕西造纸业的发展有着重阐述。《中国古代手工业工程技术史》中探讨了川湖商人在陕西开办纸场之始末。王本元在《略论清代汉中地区的工场手工业》中，汇总了道光初年汉中造纸工场的开办数目，给笔者提供了有益借鉴。徐建青在《清代的造纸业》[65]中认为：陕西的造纸业于清中期一度兴盛，造纸场的开办范围主要包括陕南与川楚交界的秦巴山区，而纸场的发展又同流民大量涌入陕南地区有关。道光以后，随着山林被砍伐殆尽，陕南造纸业也逐渐衰落。如今看来，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史实的。《陕西通史·经济卷》中指出，陕南造纸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纸张品种多、造纸产量高、纸场规模大这三个方面。潘吉星在《中国造纸技术史稿》[66]中推断康熙《凤翔县志》便是用当地白麻纸所印，表明了这一时期关中造纸业与印刷业的发展势头良好。王菊花主编《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67]一书中，从技术角度对我国古代的造纸业加以论述，书中指明了西北造纸的地区分布，并逐一罗列了汉中各县的竹纸品种，后又提及陕西地区的皮纸生产。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68]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清代手工业的发展，并指出了清前期西北各族百姓从事的手工行业种类，其中针对陕西的造纸行业有不少表述。《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与《陕西社会经济史》中均强调了关中地区的造纸印刷业。

新疆造纸业方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曾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套《中国科技史话丛书》，其中《造纸史话》[69]一书在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造纸业时，对新疆造纸的原料与工艺有一定叙述。文中提到：新疆不产竹，为就地取材，用一种名为芨芨草的植物代替，这种草虽不如竹子坚挺，但却廉价易得，对新疆发展造纸业贡献较大。但全书篇幅不长，对各地的造纸技术也仅是稍有提及，笔者从中可获得的资料有限。《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中将新疆造纸业划归民营，可见这一时期民间造纸业占据主要生产地位。

此外，也有不少学术论著对两地的造纸行业均有涉及。潘吉星所著《中国造纸史》[70]是中国古代造纸业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图片资料丰富，共有242张，对研究造纸行业的发展帮助很大。该书阐述了新疆地区的造纸技术，对陕西造纸的加工方法亦有一定阐明。此外，作者还科学地解释了造纸工艺，并利用化学学科方法加以阐释说明。不足之处在于对清代西北造纸业的整体关注度不高，所占篇幅不多。《中华大典·工业典》的子目《造纸与印刷工业分典》中，有关陕西与新疆造纸的史料较多，书中还记录着两地纸张的消费情况。另外，该书将印刷行业进一步分为官方印刷与民间印刷，对印刷工艺也有一定记载。除造纸、印刷外，书内还记有笔、墨、砚的制造与使用，可谓是“文具制造业”的史料合集。

五 制瓷业

陶瓷领域中，论述清代西北制瓷业的著作比较有限。据笔者所寻，虽以《中国陶瓷史》为名的专著不下多本，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书中未见有关于西北陶瓷的论述。如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71]一书，篇幅不短、体例完备、层次清晰，以中国古代王朝时间线为线索，阐述我国陶瓷业的发展，足见编写者的学术功底深厚。然纵观书中对清代陶瓷史的论述，仅对景德镇、江苏、广东、福建等地的陶瓷业有所提及，并未见到陕西耀州窑以及西北其他地区的陶瓷加工，甚是可惜。不过，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著的《中国的瓷器》[72]中，则对清代陕西陶瓷业的发展有着重强调。据书中所述，陕西西安的关中窑曾是西北一绝。此外，书中还阐述了甘肃华亭的安口窑因清代战乱导致技艺失传一事，后有陕西耀州的陶瓷工匠前往传艺，才使本地制瓷业重新发扬光大，产品远销西北各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对西北陶瓷业的发展也愈加关注。叶喆民的《中国陶瓷史》[73]中，结合地方志与档案，专设一节论述了陕西耀州陶瓷的发展历程。同时，作者利用化学原理阐释了耀州窑独特的烧制工艺，并附有图片与考古资料，是对耀州瓷器的较好解读。赵宏在《中国陶瓷历史地理》[74]中指明了耀州窑在各历史时期的地理分布。

陕西关中的耀州窑是西北名品，因此与耀州窑相关的论著较多。如牟晓林所著《耀州窑》[75]，薛东星的《耀州窑史话》[76]，禚振西与杜文的《耀州窑瓷鉴定与鉴赏》[77]以及刘遵义与贾琪所编《耀州窑：图册》[78]。这些著作分别从耀州窑的烧制、历史、外观、装饰等角度进行了全面论述。《中华大典·工业典》的子目《陶瓷与其他烧制品工业分典》中将瓷器用品分为“生活用陶”“建筑用陶”与“文化用陶”，此外还有瓦片的制造与使用。书中以较长篇幅汇总了西北瓷器的烧制与使用，并涉及耀州窑的制造工艺流程。此外，书中还汇集了其他烧制品种类，如琉璃、玻璃、石灰、硫磺等，并记录有清代新疆地区玻璃、瓷器的运输。

《中国传统工艺全集·民间手工艺》[79]分册内，叙述了陕西耀州的瓷器制造，并附有精美的瓷器图片。卞宗舜、周旭与史玉琢合著《中国工艺美术史》[80]一书从工艺美术品的角度对陶瓷、漆器开展论述，并论及陕西烧制的建筑用陶。武沐所撰《甘肃通史：明清卷》[81]中阐述了清代甘肃的陶瓷制作业，指出清代甘肃制陶主要集中于兰州、山丹一带，每年可产碗、盏、缸等陶瓷器皿达百万余件。

六 竹木加工业

竹木加工业是指木匠利用竹子或木材加工成百姓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竹虽不属于木材类，然在手工业领域，其与木材的作用有很多相似之处，故将竹、木合而述之。该行业广泛存在于山林地区，如陕南的秦巴山区等。故相关学术成果有不少是研究清代陕西秦巴山区的竹木加工业。如梁四宝撰写的《清代秦巴山地农业、矿冶、手工业发展与环境劣变》[82]一文。文中强调，清代秦巴山地老林的大力开发与木炭、矿冶、造纸以及培育木耳香菌等手工行业的快速发展有关，并以此分析秦巴山区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作者指出：不同的木材品种适用于不同的手工行业，如木炭是由次生幼林或灌木烧制而成，纸场需要竹子或木，木耳和香菌的培养要用到花栗、青桐、梓树等。《中国古代工业史》中论述了清代陕西的竹木加工，作者分析指出，工匠会利用竹子、木材从事造纸、制板等手工作业。孙婧悦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陕南工商业发展及其特征研究》[83]中提到陕南的木材砍伐与加工，作者在文中强调：根据《三省边防备览》记载，可将其中木材按质量分为圆木、枋板与猴柴。圆木可用于建造房屋，枋板可制作家具、寿材，猴柴则因质量较差，主要用于烧柴。文章在叙述造纸方面篇幅较多，可见清代陕南地区利用竹、木造纸的活动较为频繁。

高荣主编的《河西通史》[84]中提及了清代河西地区的木工一般就地取材，将木材制作成各种器具，如车轮、车轴等。另外，甘肃秦州的漆器也以木材为原料。《甘肃通史：明清卷》中记录了1969年天水市郊的王家磨村挖掘出清代雕花漆棺和殉葬的漆盒等物，秦州漆器的漆料是从漆树中采集而来，随后由漆匠镶于木碗、手杖等物品上，这种漆器有防潮、耐高温、耐腐蚀的功能。

七 其他手工业

除上述六种手工业外，另有不少手工行业在清代西北地区也有一定的发展，且规模不小。如建筑业、皮革制造业、粮食加工业、工艺品行业等，下面针对这几类手工业的学术成果做简要评述。

《河西通史》中论述了清代甘肃的建筑用料，如肃州南山产黄土、石灰，东双井湖内产白土，均可用于建房。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带有工程承包性质的包工头已经出现。此外，书中亦论述了河西地区的粮、油加工生产，惜篇幅不长，探讨并不全面。张萍所著《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明清陕西的个案考察》[85]中，对清代关中、陕北的毛皮加工业有一定论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清代卷》一书中，对西北地区的皮革加工业和粮油加工业有所阐述。由方晓阳、王伟、吴丹彤撰写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制砚制墨》[86]中论述了清代宁夏贺兰砚的制造工艺，并提出清代最早记录贺兰山有石可制砚的文人应当是胡大游。《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的分册《金银细金工艺和景泰蓝》[87]中，详细探讨了青海各族佩戴的金银首饰。作者认为：首饰除装饰华丽、外表优美的用处外，不同的花色图案也表达了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视角独特，发人深思。由金维诺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88]是一部大型的工艺品图集，书中附有清晰的清代西北手工艺品图片。从图像上看，西北工艺品的式样美观、大方，具有浓厚的西北地域风格。此书也是不可多得的图片资料汇总。《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与《准噶尔汗国史》中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皮革制造业有一定论述，并提及了新疆的粮食加工业，给笔者一定启发。

综上所述，笔者从七个方面评述了现有的清代西北地区的手工业学术成果。从产品上看，大部分手工业生产活动服务于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以满足他们的日用所需。不过，研究所涉及的工艺品种类较少，时间上也大多集中于清后期，可见发展水平有限。

八 清代西北手工业产品市场的相关成果

关于清代西北手工业产品市场的研究成果，这里以全国性市场通史、区域性市场通史以及各省贸易史三个方面开展论述。

（一）全国性市场通史论著中的西北手工品贸易市场

全国性市场通史方面，郭蕴静的《清代商业史》[89]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出发，阐述了清代商业的发展状况。该书首先介绍了清以前我国商业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紧接着引入清代的商业发展情况。书中论述西北商业方面的内容较为简略，对新疆地区的边疆贸易有所涉及。作者指出了官方主导下的边疆少数民族贸易是当时新疆地区主要的贸易方式。同时，著作中也分析了西北民族贸易中的商品种类，于本书写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90]中，着重论述了清代西北民族贸易的规模及交易的物品种类，并详细罗列了市场上贩卖的手工品，同时指出商人行走的商路大多为官方驿道。李伯重、邓亦兵主编的《中国市场通史·第2卷》[91]一书，该书理论性较强，在提及西北市场时指出黄河水系贯穿着兰州、宁夏、陕西等地，是运送大宗货物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全国商路网的重要一环，这一观点对笔者启发颇大。

（二）区域性市场通史论著中的西北手工品交易市场

目前，学者研究清代西北区域市场时大都以通论的形式加以阐述，并不详细区分各类行业市场。由林永匡、王熹编著的《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92]是一部论述清代官方、民间与西北准噶尔、哈萨克、土尔扈特等少数民族开展互市贸易的专著。书中留存了较多的满文史料，尤其是保留了乾隆二十三年（1768）后清政府与哈萨克等族在新疆开展大规模丝绸、布匹贸易的商品数额与价格的史料，该资料十分难得。近年有吴元丰、厉声等人翻译的《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93]一书，然书中的档案翻译仅截止于乾隆二十年（1755），之后的年份并未翻译出版。故林、王二人的贸易史著作依然是笔者分析这一时期新疆地区丝绸与布匹贸易的重要依据。

姜守鹏所著《明清北方市场研究》[94]中，将清代西北市场发展显著的原因部分归功于手工业的长足进步，这一论断无疑较为合理。书中对清代陕西市场的扩张及手工品种类的增长给出了合理解释，认为这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文中又将北方的手工产品交易市场同南方比较，认为北方尚不如南方发达。此外，据书中所述，陕西商人会定时把手工产品运往甘肃、新疆等地销售。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与关中市场联结的兰州市场。而新疆乌鲁木齐、阿克苏等地也催生出规模较大的布匹交易市场，这些结论对笔者而言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成崇德主编《清代西部开发》[95]一书以省为单位，论述了清代新疆的开发经历了由分裂到统一的过程。文中涉及的新疆手工业产品市场主要包括清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官方贸易市场以及民间的日用品交易市场。作者在论述后得到了与林永匡、王熹等人相似的结论，可见在西北市场贸易问题上，几位学者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魏明孔所著《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96]是研究西北经济与市场贸易的重要论著。书中以“互市”为中心，指出在我国西北地区官府长期实行以布、茶、铁等手工产品交换少数民族马匹的“茶马互市”，这是汉族利用先进的手工技艺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手段。魏明孔认为，清代是西北“茶马互市”贸易的衰落期，但同时也肯定了这一时期西北互市的价值：一方面增加了财政收入，有利于西北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央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巩固了西北边防。

张萍主编有《西北地区城乡市场结构演变的历史进程与环境基础》[97]一书，共收录了37篇与西北市场相关的文章，着重研究了历史上西北地区城乡市场的分布、结构、形态及社会功能等，是一本理论性很强的历史著作。在时间上，作者重点关注近代及明清时期。内容涉及西北市场的各个方面，如西北各省的商品贸易路线、皮毛贸易市场的范围、商帮票号的分布等，内容丰富，笔者从中受益颇多。

（三）西北各省市场论著中的手工业产品市场

在评述学者所撰清代西北各省的市场论著方面，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上述提到的《宁夏经济史》《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等各省经济史论著中对各地的市场发展情况已有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囿于清前期史料不足等因素，学者们在研究西北市场时一般会扩大时间范围，如一般采取对明清时期或清代这两个时间段的西北市场开展论述，在引用相关成果时须加以辨别。

董倩的博士论文《明清青海商品经济与市场体系研究》[98]中，研究了明清两朝青海地区的商品市场情况。作者在充分搜集史料的前提下，把青海手工品贸易市场细分为食盐、农产品加工、皮毛、金属等多个行业，并在叙述时理清了各手工产品的产地、生产过程，同时附有青海商品运销的路线图，为笔者提供一定思路。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明清青海地区市场体系研究》[99]则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以改动形成。文中表格较多，内容简洁直观，但大部分商品的数据为清末《丹噶尔厅志》中所载，未见有明至清前期的相关记录。

张萍在《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100]中，将明清陕西市场同历史地理学相结合，开篇从陕西的地理环境出发，研究了陕西地区的商业活动同各种地理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书中采纳了田培栋将陕西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部分的观点，并表明这一划分的依据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作者指出，在每一区域中，都有一处中心市场。此外，作者对这一时期的陕西商帮也有一定研究。书中汇集了大量作者精心绘制的商业地图，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较大帮助。张萍的另一本著作《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明清陕西的个案考察》[101]中，对陕西市场地理的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化。该书中商路地图较多，附有不少表格，并且逐一列举了陕西各地销售的手工产品。从此书的结构上看，作者从陕西商业发展的经济环境状况出发，阐述了陕西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地区、条件与方式，随后探讨了陕西商路的发展格局，再到商业城镇的三级划分，论述了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最后对陕西的商品输出做了一番表述。由此可见，该书由内而外、中心到地方、分散到集中，结构合理、评判准确，是不可多得的商业历史地理学著作。

李刚所著《陕西商帮史》[102]则是从陕西籍商人群体的角度，对清代陕西市场加以论述。作者从明清陕西市场的扩张出发，指明了陕帮崛起的源头，并通过其主要活动领域阐明了商帮的辉煌过往。该书史料丰富，地方志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作者在阐述陕帮在新疆的商业行为时亦借鉴了林永匡等人的观点。在论述盐业领域时，作者提及了山陕商帮的联合，认为这在陕帮的发展史上极为重要。陕帮把较多的手工产品运往西北及内陆各地，促进了各地间的经济交流。但关于清前期陕商行销的手工产品数额之多寡，文中并未提及。

张荣的博士论文《清朝乾隆时期哈萨克政策研究》[103]中，针对乾隆朝新疆地区的布匹贸易做了一定分析。文章引用了《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的数据，计算出一匹回布的价格约为1.5钱。此外，作者还将西北民族贸易前后乾隆帝的心态变化做出一番对比，指出乾隆如此积极地开展贸易活动，是为了赚取官营商业利润而非发展商业。

陈海龙所撰《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研究（1757—1822）》[104]是一篇具有学术价值的博士论文。不仅体现在对新疆贸易的论述上，对过去学术成果的补充也是此文章的价值之一。首先，文章强调自乾隆朝开始的马匹、丝绸贸易给清哈双方带来了巨大收益，但由于丝绸价格昂贵，且质量不一，因此每次运往新疆的绸缎数量不定。其次，随着哈萨克汗国的商人对低价丝绸和布匹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南疆回布逐渐成为清方商人携带的主要贸易商品。作者在文中指出：针对乾嘉道三朝新疆地区征收的回布数量究竟有多少，学者们产生了分歧。康凤琴在《清代新疆南部地区的棉布征收制度》[105]中，对三朝回布的征收给出了具体数额：乾隆朝251.5万匹，嘉庆朝260万匹，道光朝270万匹。陈海龙认为，康凤琴的推断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其误将21500匹看作乾隆五十一年（1786）喀、英两城到伊犁的办解量。而据档案记载，该年“共办布十万三千余匹”，虽另有叶尔羌、和阗等地输送，然差值依然明显。因此他估算乾隆年间共征收回布257万匹，而非康的251.5万，对于这一论断的合理性，笔者会于后文中详述。

关于这一时期甘肃手工业产品市场的研究，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并不丰硕。安瑛的硕士论文《清前期甘宁青区域的商业贸易》[106]是一篇论述清前期甘宁青三地市场贸易的文章，篇幅较短，论述不深，但贵在全面。文中尝试从官方与民间的角度分析此三处在销售产品时的行为与目的。在作者看来，清廷主导的官方贸易要考虑维护社会稳定的因素，民间贸易则以赚取利润为主。文章还对市场中的布匹、绸缎等手工产品的贩卖有一定叙述，但较为简短。吕强的硕士论文《清代甘肃商业市场发展及演变过程专题研究》[107]中借鉴了商业历史地理学的概念，论述了清代甘肃商业地理环境的基本情况，并附有甘肃商路的示意图，明确了清代甘肃各级市场的地位与产品运销。文中将“兰州市场”自成一章，论述了乾隆朝兰州城受社会风气变迁的影响，当地人擅长手工制作，精于工艺生产，商业繁荣。故不难推断，当时市场上充斥着各类手工产品。对于河州、庆阳、肃州等地的产品市场，作者也予以了一定关注，并大致阐明了这些地区在甘肃市场中的不同定位。

沙全一、李彦和主编的《宁夏区域经济概论》[108]一书中探讨了清朝统一全国后的宁夏市场发展与商路交通问题。马宗正与吴静所撰《明清时期宁夏集市发展初论》[109]一文，针对清代宁夏府各个城镇的市场规模、商品种类、地域分布等有着较为全面的阐述。此外，作者对于少数民族定期举办的集市以及市场中销售的手工品种类等问题也有详细说明，并涉及庙会等小规模的贸易市场。霍丽娜《明清时期的宁夏集市及其发展》[110]一文的内容与马、吴有相似之处，史料运用上有些许重合。但霍的文章新增了清代官方对于民族互市的管理问题，在最后论述宁夏市场的特点时也与前文关注的角度有较大差别：霍分别从清代宁夏集市的水陆交通、人口增减、集市间歇等角度进行总结；马、吴二人则是从集日、集期、交易商品种类和集市空间分布等方面有细致阐述。笔者会依照各方总结的特点加以分析，进而得出更加准确的清代宁夏手工业产品市场的特点。赵天福的硕士论文《宁夏市场变迁（1368—1949）》[111]中，研究了清代宁夏府城市场的基本情况，文章主要的史料来源是乾隆时所修《宁夏府志》，资料方面略显单薄，但文中对宁夏市场的问题解释较为清晰。除上文《清前期甘宁青区域的商业贸易》中对清代宁夏市场有些许论述外，陈亮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112]中也阐述了清代宁夏市场的发展状况。该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西北商人群体发展壮大的原因，并提出西北市场的商品种类和产量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逐渐增多的。

综上，学术界有关清代西北手工业及手工业产品市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些成果可以概括为：

第一，清代西北手工业史资料在整理方面已有一定的成就，这主要集中在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方面。这些资料汇编成果大多依据官修正史、地方志、档案与时人笔记等文献资料汇整而成。

第二，对于各地区手工业生产特点的研究较为完善，并已有学者做分类整理。这表现为清代西北各地手工品生产的种类基本确定，例如畜牧区的工匠一般将原料加工成皮毛制品，山林地区则有木制品的制造，竹产区为造纸、编织等行业，地域性特征明显。

第三，西北市场的影响范围与市镇层级的划分更加合理。有不少学者认为，各省府级城镇市场的规模一般比较大，它带动了周边地区商业的发展，并影响了商路开辟与各地市场的联结。省、府县、乡镇三大市场层级结构凸显，地理因素在市场开拓中影响较大。

第四，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遍及各地的手工品贸易市场，在西北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依然能明显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学者们也指明了西北各自然经济区之间差别显著，在交通尚不发达的清代，各地市场仍旧存在较大差距。

学术界在上述四个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成果，但仍然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研究区域而言，清初西北尚未统一，直至乾隆年间方才统一新疆，一部分研究成果并未明确区分统一前后的两个不同时期。另有宁夏地区在清初归属陕西，后又属甘肃，史料中多以宁夏府论之，故一些资料汇编中仅摘录部分时期与区域的手工行业情况，并未完全收录宁夏地区清代手工业总体发展状况。

第二，就目前而言，汇总性质的清前期西北手工业产品市场的研究成果较为稀缺。实际上方志多载有各地的产品生产与销售资料，然仅有少数学者关注、汇总和分析。

第三，就成果种类而言，手工业相关的专著类成果一般以经济通史为主，未见有单独成册的西北手工业史著作。

第四，一些成果虽论及西北手工业，但论述仅限于产品的种类，并未深入探讨制作工艺，这一问题比较普遍。

基于以上认识，若想深入研究清代西北地区的手工业及其市场的相关问题，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首先，应树立全局观念，要将西北地区同清代全国相比，判断西北手工业与市场的发展状况如何。

其次，针对某一产品的生产，不仅要阐明生产地区，还要明确生产步骤、销售地点等，这一点可能囿于史料的不足而难以面面俱到，但仍有部分商品能够较为完整地开展相关论述。这是研究手工业史最基本的方法。

最后，要在经济史学科的基础上实现跨学科研究。当学者论述一件产品之精美时，我们很难想象具体实物如何，这需借助图像美术等加以呈现。一些产品的销售地点、数量须利用历史地理学与计量史学的方法加以论述。在笔者看来，只有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知识，在研究手工业史时方能更为深入。

在谈及研究现状时应当对西方学界、日韩、中国台湾学者研究成果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