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上面提到，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美国的民族问题历来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白人各民族之间，在法律和社交上是平等的，可白人对于这里的有色人种，不仅没有平等看待，而且进行极其残酷的压迫。这种压迫在人类史上实属罕见。有关美国的民族问题，在《书简》中论述很多。在显克维奇看来，美国的民族矛盾，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移民和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墨西哥人以及华人之间的矛盾。
印第安人本是南北美洲最早的居民，他们早在3万—5万年前就已定居在这里。公元15世纪末，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殖民者相继入侵，对这里的印第安人进行掠夺、奴役和屠杀。16世纪末，西欧殖民主义诸国之间，开始争夺北美的资源和地盘。英国虽然是后起的殖民主义国家，因为它有大批移民进入北美，在这里便逐渐占有更多的土地，在17和18世纪，它连续打败荷兰、西班牙和法国殖民主义者，最后在北美的殖民争霸中取得了胜利，并占领了北美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土地。由于殖民地的扩大，这里的人口增长很快，在迁来的移民中，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瑞士人和犹太人等，英国殖民主义者便在他们当时占领的地区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移民们生活在一起，逐渐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和发展中的经济联系，终于形成了统一的美利坚民族。
1776年，北美殖民地人民不堪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在独立战争中，打败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原先英属十三个殖民地，这时便成为美国最早的十三个州。
美国独立后，人民群众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却被资产阶级和奴隶主所占有。新的统治阶级上台后，就开始了向北美西部扩张的所谓“西进运动”。这个西进运动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高潮。美国在继续和英国、西班牙、墨西哥的战争中占领或通过外交手段“购买”了西部大量土地，到1867年，它从沙皇俄国手中取得了阿拉斯加后，便基本上形成了现在的版图。西进运动也是美国资产阶级大量掠夺西部印第安人土地的过程。这些白人统治者首先要求印第安人接受他们的不平等条约；如果印第安人不愿接受，他们就以武力把印第安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或者剿灭他们。此外，美国资产阶级还骗使印第安人将土地廉价卖给他们，然后派兵把他们赶到白人指定的“保留地”内或者押解到荒无人烟的西部边远地区。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资产阶级以各种野蛮残酷的手段，屠杀了难以数计的土著印第安人，掠夺了他们长年劳动创造的大量财富。而对美国殖民者的扩张和压迫，印第安各部落在他们的首领特库姆塞、“黑鹰”和“骑牛”等的领导下，也和殖民者进行了历时二十多年的反抗斗争，最后他们因受历史的局限，加之双方力量悬殊，遭到失败。到19世纪末，由于白人的野蛮屠杀，西部许多印第安部落几近灭绝，留下少数印第安人，也是北美土地上最受歧视的民族。
《书简》在谈到美国民族问题时，对印第安人的历史和现状介绍得最多。显克维奇早在从纽约去旧金山的途中，火车经过艾奥瓦州时，他在车厢里就遇见了一批要去黑山掠夺苏族印第安人开采的黄金、霸占他们土地的白人“冒险分子”。这是一些矿工，“他们舍弃了他们的职业，期待在矿山获得神话般的利润”，而资产阶级报纸上则“充满了关于黑山富于戏剧性的事变的描写，这些描写常常是有意夸张的，只能激起白人的仇恨，它们不是叫人们不去参加这些战斗，而是激励所有不安分的精灵去寻找血的冒险，去对红肤色的人进行报复”（第四章）。美国政府一方面对印第安人许下诺言，和印第安人签署协定，规定哪些地区属于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手段，指使“冒险分子”去印第安人那里进行冒险，这种情况当时几乎到处都有。
显克维奇来到美国西部，正是这里的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打得最频繁和最激烈的时候。这种冒险分子不仅是矿工，有些自称为西部边疆的开拓者，实际上都是西进运动的参加者，他们已经习惯于和印第安人打仗。面对他们的侵犯，印第安人开始是和他们讲理的。他们首先拿出政府给他们在牛皮上写的文件、盖的印章和签名来证明他们的土地所有权，然后又派代表团去找艾奥瓦州州长或美国总统，可是这都无济于事。因为白人殖民者“完全不把印第安人当人看待，他们把消灭印第安人看成为人类立功。在边境上的美国人看来，白人有像消灭响尾蛇、灰熊和其他有害动物一样的权利来消灭印第安人”，这样就必然使得他们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到了最高限度的紧张”（第四章）。
既然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背信弃义，残酷无情，印第安人也没有表示畏缩，照显克维奇的看法，“这个种族是坚强的，虽然没有开化，他们在全美的土地上，将毫不屈服地英勇牺牲，他们不和也不能和在他们面前以最坏形式出现的文明妥协”（第四章）。有的印第安部落当时人数还很多，如《书简》中所说的黑山地区的苏族印第安人，他们拥有上万人的军队，他们不仅和冒险分子打仗，还直接和政府军打仗，并且在战斗中也取得过很大的胜利。面对这里的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显克维奇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如果有人问我，真理在哪一边，我只要根据单纯的，而不是诡辩的原则，凭正义和良心判断，我的回答是，真理在印第安人一边。”（第四章）
可是西部各族印第安人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的武器原始，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在战争中最后失败，命运十分悲惨，他们不仅“丧失他和他的祖先赖以生存的一切”，而且在许多地方被白人几乎斩尽杀绝，显克维奇从纽约去旧金山的途中本希望看到一些过去的印第安人，可是他发现，印第安人不仅在密歇根州，而且在毗邻的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都不见了，因为在这些不断爆发的残酷的战争中，所有印第安人“不管他们接受了文明，还是仍然生活在野蛮状态，都在以骇人听闻的速度从地平线上消失”（第四章）。于是，在他们的“坟墓上，学者教授讲授各民族的法律。在狐穴里建起了律师的事务所，在狼栖息过的地方，牧师开始放羊”（第四章）。
这是一幅多么阴森可怕的图景。资本主义殖民者的文明对待弱小民族，就是这样把他们看成野兽，要“毫不留情地和粗暴地把他们从地平线上消灭掉”（第四章）。然后在这些民族成千上万人的尸骨上，建立起自己的乐园，显克维奇在这些带有强烈讽刺性的描写中，充分表现了他对殖民者的憎恨和对印第安人不幸命运的同情。
印第安人面对凶恶的宁死不屈，在显克维奇看来，还不只是他们对白人一种单纯的民族仇恨和绝望挣扎的表现，主要是他们已经具有某种高度发展的思想修养，在长时期和大自然、和敌人的斗争中，也铸就了伟大的精神和品德。他在靠近黑山的一个车站上，有幸遇到几个苏族印第安人，他看见他们面对身旁白人对他们的辱骂，表现得异常的冷静和毫无惧色，感到十分敬佩。他认为这种人即使被敌人绑在刑柱上，也会“不以最微小的筋肉的颤抖表现出痛苦，相反的是，他这时只感到应以对敌人的辱骂和向敌人提起他们以往使他遭受的血的屈辱来激起他们的狂怒”，而这正是这个种族的一个“令人惊奇、非常令人惊奇的特性”（第四章）。因此在他们和敌人的斗争中，不仅涌现了成千上万个勇敢的斗士，也出现了像布尔这样的民族英雄。这位英雄虽因他的民族的失败而流落异乡，但他公开表示：“我发誓要永远记美国人的仇，他们说话不算数，他们撕毁了协定，他们昨天答应给的东西今天不给，他们把我们的弟兄像野兽一样地宰杀。我将在战场上与他们奉陪到底，我要扒下他们的头皮，要扒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头皮，要火烧他们的营帐。”（第十四章）他的凛然正气和英雄气概就是在美国，也受到人们的敬仰。人们给他画像，报纸发表他的讲话，说这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只等库柏或者华盛顿·欧文来给他穿上神仙的衣服，让他永垂不朽了”（第十四章）。
在至今活着的印第安人中，显克维奇看到他们的生活极为悲惨。住在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要受到四周驻扎着白人军队的塞堡的监视，这种保留地还随时可能缩小。他们如果流放在外，命运就更惨了。他曾满怀深情地写道：“我在内布拉斯加和怀俄明州草原上的一些站上，还遇到过所谓文明化了的印第安人。他们所构成的也是一幅贫穷和绝望的图景，男人们衣衫褴褛，肮脏，下流，女人们常常向车厢中伸出两只干瘦的手讨乞。……他们不再和白人打仗，不再抢劫，打猎，可他们得到的是围裙……和歧视。”（第四章）这些幸存者在极坏的生活条件下，一部分死于饥寒和疾病，另一部分酗酒，或者去盗窃，最后也逃脱不了被欺骗或打杀的命运。在美国这样一个工业发达、有高度物质文明的国家里，作为有色人种的印第安人竟无立足之地。显克维奇所揭露的史实足以证明资本主义文明的统治者对于他们所歧视的民族，乃是最野蛮和最凶恶的。
其实，北美印第安人并不是那么没有开化。据显克维奇了解，他们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他们有自己的神话和诗歌。这些东西善于利用人和大自然提供的素材，构思巧妙，富于想象，闪耀着印第安人智慧的光芒。比如一个传说谈到天帝如何创造人时说，天帝先在地上抓了一把土，捏成一个人形，放在火里烧，第一次烧过了头，把泥人烧成了炭，但他还是活下来了，就是黑人；于是他又捏了一个泥人，这个却没有烧够，成了白人。直到第三次，天帝有了经验，才把他的泥人烧好了，这便是最好最美的印第安红人。
印第安人尤其能够明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东西，“他们所有人都很有洞察力，善于将真理和即使小到糖粒那么大的欺骗区分开来”（第四章）。这种说法并不过分，因为他们在长期反抗白人压迫的斗争中，已经充分认识到殖民者的虚伪和狰狞的面目，他们的洞察力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熔炉中锻炼出来的。
显克维奇认为，欧洲人现在是把自己的文明中的黑暗面和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展现在这个民族面前，这是不对的；他们应当把它的“好的、温和的，有保护性而非破坏性的一面”展现在印第安人面前。这种文明应当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教师”，去教会印第安人他们不知和不会的东西，使他们在文明道路上尽快地发展起来，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不应像现在这样，压迫他们，消灭他们。
这里表现了显克维奇人道主义的立场，是正义的，但他在介绍西部印第安人的情况时，也有一些地方不够公正。在《书简》中，他指出了印第安人由于生活贫困去盗窃有其社会和历史原因，但他在描写这种情况时，对白人过于美化。如上面提到的白人的“私刑”，根据《书简》中的介绍，主要是对付印第安人的，只要某个印第安人杀了一个白人，或者偷了白人家的牲畜，那么被害者所有的邻居都会马上放下自己哪怕最紧要的工作，去为他报仇，他们可以杀害许多无辜的印第安人，然后迫使印第安人把肇事者交出来，任凭他们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印第安人的犯罪，除了为生活所迫外，往往是出于对白人压迫者的深仇大恨，要进行报复，可是白人对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到头来，众多的受害者还是在弱者一方。可是显克维奇却说这是“为了维护白人相互之间的团结，是出于对正义、对一切社会由野蛮状态走向文明所需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的要求”（第八章）。这当然不对，因为白人使用“私刑”，实际上表明了他们比印第安人更加凶恶，更加野蛮。
对于印第安人的缺点，如惯于偷窃、贪小利、酗酒等，显克维奇在《书简》中作过一些带讽刺的描写，他认为这是他们道德败坏的表现，说明这个种族在走向灭亡。但这并不是他对他们的轻蔑，其中包含着某种同情。总的来说，显克维奇尊敬印第安人，他在圣安娜山中认识的一个美国拓荒者的妻子就是一个有印第安血统的女人，她聪明能干，受到远近亲友的爱戴和尊敬。这位白人拓荒者也很热情好客，他不仅娶印第安女人为妻，对附近的墨西哥人、印第安人都很友好；他和妻子一同劳动，日子过得不错。这种情况在美国当时是少见的。可是在显克维奇的笔端，却倾注着他对他们由衷的赞美，他认为这才是美国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最好的体现。
在《书简》中，显克维奇也谈到了来自欧洲各国移民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美国，虽有来自欧洲的西班牙人、德国人、波兰人、法国人和俄国人等，但美国人，包括美国政府，都没有有意去同化、驱赶和压迫他们，他们之间处得很好。
可是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早在美国独立之前，美国殖民者就已征服了以上这些民族，而成为北美的统治者，并且使英语成了这里的通用语言。语言作为一种人们交往的工具，它对另一民族的同化作用，要比行政命令方式同化作用有效得多。对这一点，显克维奇也是很了解的：“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见过民族同化像美国这么快。来到美国的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的孩子即使会说自己祖国的语言，他们相互之间也说英语。”（第十章）
因此欧洲的移民，不管他们什么时候来到美国，他们在这里，虽然形式上可以享有某种独立自治，甚至保存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但他们在语言上，迟早要被美国人同化。盎格鲁—撒克逊族人在北美既然占统治地位，他们无论哪方面在竞争中都占优势，从墨西哥人社会地位的低落，显克维奇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这里的墨西哥人是西班牙移民的后代，他们大都居住在曾是西班牙殖民地的亚利桑那州。这些人不爱劳动，但又挥霍无度，还以自己的出身自傲，瞧不起其他民族。他们中许多人曾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和财产，随着这里美国人的大量增加，他们在竞争中失败、破产，丧失了一切，有的被迫来到山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土地便落入美国人手中。所以显克维奇说：“盎格鲁—撒克逊人不让墨西哥人参加农业和工商业经营，他们这样做不是通过政府某种强制的、采取措施的办法，不是通过禁令，不准墨西哥人参加这种经营，而是因为他们比墨西哥人更为勤劳，有更大的干劲和更好的禀赋。”（第十章）
这些墨西哥人陷入贫困后，和印第安人一样，酗酒、盗窃，有时也不免遭到美国人的“私刑”的无情打击，命运很悲惨。这本是美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是显克维奇看到墨西哥人的缺点更多一些，不过这种情况的产生，如上所说，也是有其他历史原因的。
华人在美国当时也是一个严重的民族问题。据统计，1876年，单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华工就有5万人。他们大都是在美帝国主义侵华后，被帝国主义分子掳掠或拐骗去的。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美商在上海和广州开设洋行，便开始了掳掠和拐卖华工。办法很简单，殖民者收买中国的官僚、流氓和歹徒，深夜用木棍将行人打昏后，捆绑或装入麻袋，送上趸船运走。到美国后，殖民者把他们当奴隶高价出卖，从中牟取暴利。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砂矿后，美国殖民者采取另一种办法，他们在华南沿海宣传美国西部富庶，以所谓“赊单制”招募华工，诱使他们去美国西部。这些华工到美国后，受雇于各家公司，或在高山上修铁路，或开垦沙漠、沼泽地，或挖掘运河，或当伐木工，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干重体力活，死亡很多。面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华工曾多次举行罢工斗争，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华工在政治上也深受压迫，如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的名目繁多的排外性征税法案，便主要是针对他们。经济危机爆发时，工人失业，资产阶级胡说这是因华工的竞争而造成的，煽动美国工人反对华工，以转移资产阶级和美国工人的矛盾。
显克维奇在他收入《书简》的专题论文《加利福尼亚的华人》中，怀着深厚的同情，对华人在美国受压迫的悲惨命运，作了真实的描绘。他对美国殖民者诱骗华人的“赊单制”的反动性有深刻认识，并以极大的义愤，揭露了加利福尼亚这些殖民者“华人公司”的狰狞面目：“所有这些斜眼睛的居民都是由华人公司运送来到加利福尼亚的。……这些公司租的是‘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船，它们在广州、上海和其他的港口城市将‘苦力们’装进自己的舱里。当然，公司为他们支付旅费，在他们去旧金山找到工作以前，维持他们的生活。这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垄断之一，它实际上和奴隶制一样，因为不难理解的是，一个贫穷的‘苦力’为旅费，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为衣服，为农具或采矿的工具欠了债，他这时通过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的最大的节约，用他找到的职业给他支付的酬劳金来偿还，可是他无论何时也还不清公司的债。因此，华人干脆就是奴隶，他们的全部劳动都在为公司牟利。再说，公司还对他们进行管理和判决，他们所要的东西只准在公司的商店里购买，公司商店也给他们贷款。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华工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公司的控制。”如果一个华工懂得英语，并不顾一切地要和公司脱离关系，他最后还会遭到公司所雇的恐怖组织的暗杀。美国的法律虽然明文规定对任何人不得使用暴力，并且承认华人有和白人平等的权利，但对恐怖组织暗杀华人却不加干涉，也认可这些垄断公司把华人当成奴隶。显克维奇说：“如果不是从法律的观点来说，没有必要对公司进行干涉的话，美国的自由精神早就把这种可恶的垄断埋葬和消灭掉了。”实际上，美国的法律和自由精神，在对待有色人种上，从来都是虚伪的。
有的华人虽然不受垄断组织的控制，但他们在社会上也受到歧视。在城里，他们大都只能干一些白人认为是最下等的劳动，如在旅馆里当差，在小饭店和火车站当厨师或侍者，在工厂或手工作坊里当雇佣工人，在富人家里当保姆等，其工资收入“是很低的，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比白人，甚至白种女人的工资收入至少低两倍”。
在乡下，华人有一部分在矿山劳动。据显克维奇了解，白人矿工是不容许和他们相邻的华人占有矿山的，“如果华人先占了矿，他们就用枪把他们赶走。今天，当一切都掌握在行会的手中，当矿区已归大的股份公司所有，而在尚未被私人占有的政府的土地上，又没有发现新的矿层的时候，白人尚且得不到享有权，更何况华人呢？华人只能居住在早就被那些单个的矿工或者公司所抛弃的、旧的矿地上，他们的收入当然是很少的”。由于劳动价格低廉和收入微薄，华工的生活条件很差。他们当初被美国资本家拐骗，本来是一个人来的，因此没有家，许多人住在阴暗的贫民窟里，几十个人一间房，“这里的一切都很脏，很破烂，令人窒息，……是传染病的滋生地”。
可是华工在一些地方也确实形成了和白人工人强大的竞争，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他们宁愿雇用华工，而不愿雇要价高的白人工人。照显克维奇看来，这一方面“给需要仆役和人手的富裕阶级带来了恩惠，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他们无疑使资方占了优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华工和白人工人之间的矛盾。“其结果，在旧金山和整个加利福尼亚，就出现了强大的反华宣传，在这种宣传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为的是制止给加利福尼亚运来新的‘苦力’和用一切办法把过去的赶走。”有时美国工人还和警察一道，对华工施加暴力，导致双方激烈的斗争，直到因为“风潮发生的铁路管理机关同意不减少白人的工资和开除铁路所属工厂里的华工之后，一切才算平静下来”。
显克维奇其实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的现象。首先，他在《书简》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华工怎样和压迫他们的美国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却以大量篇幅渲染美国工人的反华风潮，好像华工和白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和白人工人之间，而不是和白人资本家之间。这当然不对。因为美国工人和华工的矛盾冲突本是美国资本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残酷剥削工人而造成的，应归咎于美国资本家。由于经济危机而造成工人失业，也是美国当时的普遍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不能把挑起美国工人和华工冲突的罪责加在被压迫的华工身上，更不能颠倒黑白地说黄种人“到处都在排挤白人”，或者“华人已经剥夺了十万个白人的工作”。看来，显克维奇对于美国某些社会矛盾的根源和实质还不够了解，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对美国工人和华工冲突的认识上，也表现在上面提到的他对墨西哥人在美国为何社会地位低落的看法上。
在《书简》中，显克维奇对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华人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的工作态度、作风也做了许多介绍。这里的华人除当雇工外，还有一部分在城里从事各种自由职业，或者在乡下务农。据显克维奇了解，“整个旧金山都靠华人的蔬菜过活”。他们不论干什么都很认真，又快又好，而且他们的产品质量优越，价格低廉，所以勤劳、朴实乃是中国劳动人民的美德。
华人另一个民族特点是，他们虽然来到了大洋彼岸，可是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祖国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的信仰和习惯也没有改变。他们来美国，虽因贫困的驱使，可目的和欧洲移民不同，他们并不打算在这里安家，他们干什么都是为了赚钱，等攒够了钱，再归故里，安度晚年，他们不能永远离开祖国和故乡。在显克维奇生活的时代，人们的视野远不如今天这样广阔，对世界、对自然的认识也很不够，华人当时在美国的情况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显克维奇看到这些却认为：“如果我们以客观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就应当承认，在华人身上，加利福尼亚失去的也许比得到的多。华工被解雇了，这是真的，可是他们要从美国把钱拿走，他们并没有使这个地方的工商业富足起来。”因此“对于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华人的来到是不利的”（《在北美美利坚合众国的波兰移民区》）。这和他上面的说法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华人在这里受美国资本家老板的残酷剥削，为美国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他们在某些方面，当时还为旧金山的人民提供了生活的保障。此外他们在美国早期的铁路，特别是旧金山的铁路的修建中，也做出了无可估量的巨大贡献，这些都是显克维奇耳闻目睹的。
据作家了解，当时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大都信佛教。他认为佛教有其人道的一面，它的教义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主张人人平等，不承认阶级的存在，但佛教又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它认为穷人的一生是一个受苦受难的过程，人的存在就是不幸，只有进入涅槃才能脱离人世的苦难，得到永久的幸福。显克维奇由此又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劳动人民信佛教，是因为向往平等，为了解脱厄运，但他们对社会中的压迫和不平不是去反抗、斗争，而是企图逃避现实，在宗教的虚幻中去寻求安慰，寄希望于死后进入天堂，因此华人虽受压迫，但他们没有热情，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斗争精神，不为别人付出牺牲。
在这里，显克维奇通过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华人的宗教信仰，企图从理论和哲学的高度，来证明华人的自私和奴性，他认为华工在和美国工人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实际上是这种奴性的胜利，它不仅“使资方占了优势”，也“给美国社会增添了奴隶制因素”等。作为一个民主主义作家的显克维奇不能接受佛家出世哲学和不关心社会事务、不反抗社会压迫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在加利福尼亚不去深入观察当时华工在美国各地多次反抗美国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却以他所见到的少数华人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做出逆来顺受、甘当奴隶，不反抗压迫乃是中国人的民族性的结论，这却是武断和错误的，证明他对中国劳动人民数千年来反封建压迫的英勇斗争和19世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还很不了解，在这方面对他们抱有轻蔑的态度。可是总的来说，显克维奇十分同情美国华人的不幸，赞扬他们的智慧和勤劳，他对华人的压迫者美国殖民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说明他要为中国劳动人民伸张正义，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反压迫的斗争，赢得自由和解放。
显克维奇对他自己的民族波兰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情况也很关注，在他收入《书简》的另外两篇专论，即《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波兰移民区》和《在北美美利坚合众国的波兰移民区》中，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在19世纪上半叶，波兰人就有不少长期侨居国外，主要在欧洲。他们大都是一些爱国者和革命者，由于领导和参加了波兰这一时期的民族解放斗争，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的。1863年一月起义后，波兰人去国外作政治避难的情况不多了，但是又有不少波兰人——主要是社会下层的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他们不堪国内的民族、阶级压迫和贫困的处境，去国外谋求生路。尤其是以上提到的，当时在欧洲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看法，认为北美是一个富饶美丽、民主自由的世界，穷苦人在那里定能摆脱贫困，获得自由。而美国一些资本主义企业和公司的经纪人也来波兰和欧洲各国，鼓吹那里是一个所谓黄金遍地的世界，诱导着大批的欧洲人到那里去。所以，19世纪60—90年代，在波兰曾有不少人移民北美。他们去美国后，最初由于人生地不熟，在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有的受到把他们诱骗来此的资本家企业主或他们的经纪人的残酷剥削，遭遇很惨；有的在路上把钱花光了，却没有找到工作或栖身之地，全家饿死。但也有幸而得到早先就已居住在这里的波兰移民的帮助，找到了适当的工作或一块土地，安下了家。据显克维奇介绍，19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波兰侨民有7万—9万人，几乎分布于美国所有的州，但主要集中在芝加哥、密尔沃基和这附近一带。他们在城里大部分从事手工业、经商，在乡下则务农，有的是农场主，有的是雇佣劳动者，就像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一样。城里的波兰移民都组织了各种社会团体，叫协会；在乡下则由牧师领导，成立了教区。这是为了移民内部在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和防止别的民族对他们同化。但这种同化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通过社交、通婚，不仅被美国人同化，而且也会被这里比他们人数更多和更富有的德国移民同化。因为在北美，“一个民族只要人数较多，较为富裕和较有组织，它在美国就有较高的地位，它就能够更多地参与美国的内政，美国的法律条文和政府机构也会更加维护它的利益”。德国移民在这里对波兰人的压力，并不小于在波兰的普鲁士占领区波兹南和西里西亚，这种压力虽不是来自行政方面，而是来自德国移民高于波兰人的社会地位和有利于他们的习惯势力，但因为它是作用于离开了祖国母亲，在各方面又无力抵抗的波兰移民，所以也是很可怕的，显克维奇说：“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波兰人娶德国女人或美国女人为妻，他们的孩子会说波兰话的。”德国移民被美国人同化，波兰移民又被美国人和德国移民同化，看来这是一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象。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他也曾想过办法，如将各地波兰移民组织起来，建立移民区，在移民区内办学校、图书馆、医院等，在一起时讲波兰语，可以防止遗忘祖国的语言。此外，还要团结在美国的波兰籍犹太人，这些人人数多，生活富裕，和他们在一起不仅扩大了波兰语的使用范围，也有利于提高波兰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但是他的这种想法，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在美国是没法实现的，即使实现了，也阻挡不了波兰移民被美利坚民族同化的趋势。但应指出的是，这种同化并不具有社会压迫的性质，和白人殖民者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