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之前苏州的赋税情况

如前所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贡赋是中国赋税最初的范畴，此后税收范围不断延展，但也不外乎农副产品之类。苏州为“古扬州之域，厥土惟塗泥，厥田为下下”[24]，但至“吴王夫差之时，其民殷众，禾稼登熟”[25]，粟米成为赋税的主要来源。另“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因而盐、铜亦是贡赋之物。苏州附近所产之盐，远销四方，因而杜甫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26]的诗句。苏州附近的丹阳，是历史上采办铜钱的场所。究竟此时吴国粟米等赋税年入几何？因资料阙如，尚不能断言之。《吴越春秋》载，越国岁饥，请求吴国援助，吴王夫差“乃与越粟万石”[27]，数字虽未必准确，但亦可作一般旁证。

秦及汉初，政府对江南新设之郡，“以其故俗而治”，一般采取免收赋税的政策。秦时苏州不在免税之列，反成为重赋之地，“凡系田旁隙地，悉起租粮，其数反多于正额”[28]。汉初吴王刘濞当政，“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29],“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颂共禁不与。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30]，可见此时吴地之富庶程度。东汉时，苏州经济有所发展，丝棉布帛享有盛名，并且成为重要的贡品。永初元年（107）九月，朝廷曾调吴郡等处粮米，救济黄淮一带受灾民众。[31]

东汉末年，群雄竞起，苏州乃吴国发迹之所，后吴都建业，“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西引荆楚之固，东集吴会之粟”[32]。《三国志》卷五三称：“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33]此时苏州缴纳赋税项目有了些许变化。《吴都赋》曰“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34]，除盛产盐、铜钱、稻米之外，各种珍玩、桑蚕织品皆成为贡物。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四·五九）称：“小赤丘男子吕吉，佃田十町，凡六十亩，皆二年常限，其五十七亩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三亩，为米三斛六斗。亩收布二尺。其米三斛六斗，四年十二月九日付仓吏李金。凡为布一匹一丈六寸二分，四年十二月七日付库吏潘有。其旱田亩收钱三十七，其熟田亩收钱七十。凡为钱一千五百四十钱。”[35]农民除了缴纳实物地租外，亦缴纳货币地租，而且货币地租占有一定比重。

彼时乃全汉昇所谓“中古自然经济”时代，虽谷帛等实物货币大行其道，然钱币之流通亦风靡一时。苏州自东吴时期即流通钱币，至南朝时期继续沿用，梁初唯京师及三吴等地用钱。此时苏州“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36]，成为六朝古都南京的财赋供应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