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之前苏州经济概览

公元前514年，“及阖闾立，乃徙都，即今之州城是也”[6]，此苏州成为诸侯国都之始。司马迁描述吴都之形胜时称：“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7]所谓“海盐之饶”，即煮盐业发达；“章山之铜”，乃铜之开采与铸造先进之意；“三江五湖之利”，是赞其水利之发达。彼时苏州虽以吴国都城而为人所知，但支撑其经济发展的措施有二，一是开垦荒地，充实仓廪，如《国语》所言，“农夫作耦，以刈杀四方之蓬蒿”[8]，是其发展生产的形象描述；二是重视水利之兴修。开凿于公元前486年的邗沟及其他运河，“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9]。上述有利条件是吴国称霸的经济基础，至吴王夫差时，吴国终成为“甚富而财有余”[10]的强国。

秦汉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关中和关东地区，长安、临淄等北方城市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苏州所在的江南，乃“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1]。此时的苏州与长安、临淄相较，尽管不可同日而语，但吴地经济自给自足成分甚高，尤其苏州一地，人口相对集中，经济与周围地区相比，则无出其右者。因此彼时苏州颇为司马迁所看重，被列为江南地区唯一的都会。

由于吴地自然资源丰饶，因而汉初吴王刘濞当政时，“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12]。在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工具不先进的情况下，其经济发展取决于资源禀赋和人之因素。是以刘濞招纳天下亡命之徒，铸钱煮盐，发展经济。《汉书》卷五一《贾邹枚路传》云“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说明汉初吴王刘濞主政时期，吴国虽僻在东南，其经济实力和地理环境，当不次于天子和国都。及汉中世，苏州人物财赋为东南最盛。[13]建安二十年（215），吴郡钱塘人全琮曾由桂阳郡“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14]。地处辽东的公孙氏也遣人“乘桴沧海，交酬货贿，葛越布于朔土，貂马延于吴会”[15]。

东汉末年，北方持续战乱，人口纷纷南迁，却为江南经济发展带来历史机遇。经济开发所必需的土地、人口、技术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此交融，因而垦田多辟、渔猎山伐的经济格局有所改变。尤其孙吴政权建立后，以吴郡为兴业之地，此地一改先前“楚越之地，地广人稀，不待贾而足”之景象，而成为千里沃野和商贾贸易活跃之所。《抱朴子》记载吴地富豪之家：“势利倾于邦郡，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粱肉余于犬马，积珍溢于帑藏。”[16]凭借占有大量田地与财富，世家大族次第出现。经济的发展带动了贸易的兴盛。吴王孙休诏曰：“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17]吴、蜀之间的商品交易尤为频繁，“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18]。《吴门表隐》曾记述三国时苏州的市场分布：“吴市在乐桥干将坊，即东市门，又东有尽市桥。西市坊，即西市门，又西则市曹桥，又有谷市桥，北小市桥。”[19]左思《吴都赋》之吴都，对应《魏都赋》之洛阳、《蜀都赋》之成都，内容所述乃苏州也，“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窿异等……毕天下之至异，讫无索而不臻”[20]，可见苏州经济之繁荣。此后，永嘉南渡，产生的效果非唯人口增，田野辟，更是和平环境下的繁荣景况，所谓“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21]。即使在宋、齐、梁、陈频繁易代之时，亦是“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22],“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