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选择问答体的诠释形式

《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是通过一千五百多个问答来实现的[118],《春秋》的微言大义就在这一个个问答中一点点地被挖掘了出来。《公羊传》对《春秋》经文的诠释，简单的如隐公五年“螟”,《公羊传》只是以“何以书？记灾也”[119]来解说，一问一答之间就完成诠释。而像对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的解释，《公羊传》则一口气用了十三个问答：

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今纪无罪，此非怒与？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则纪侯必诛，必无纪者。纪侯之不诛，至今有纪者，犹无明天子也。古者诸侯必有会聚之事，相朝聘之道，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然则齐、纪无说焉，不可以并立乎天下。故将去纪侯者，不得不去纪也。有明天子，则襄公得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则襄公曷为为之？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缘恩疾者可也。[120]

《公羊传》先由“大去”二字切入，连着提了七个问题，提出了百世复仇之说。在这七个问答中，《公羊传》解释了为什么齐襄公灭纪《春秋》却不书“灭”予以贬斥而用了“大去其国”，提出这是因为周夷王时纪侯进谗言而导致齐哀公受烹杀，齐襄公灭纪是为已隔九世的远祖齐哀公复仇，《春秋》以齐襄公复仇为贤而褒扬他。最后顺理成章地回答出了百世犹可以复仇的结论。

接着《公羊传》又提了六个问题，将百世复仇的许可范围做了严格限制。《公羊传》将复百世之仇明确限制于国仇，排除了私仇，解释了国仇可以绵延百世，是因为国君一体，世代相传，后君是先君的继体者，先君之仇等同后君之仇，先君之罪也等同后君之罪。《公羊传》还强调，只有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失序状态下，才可以用这样极端的手段去讨回有序状态下应有的公道，而如果“有明天子”在，社会正常秩序有保障，则应当首先遵循正当正常的途径去伸张正义，而不得实施这种复仇的行为。通过这十三个问答，《公羊传》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百世复仇的理论。

《公羊传》是经过长期口耳相传之后才写定的，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展开对《春秋》的诠释，固然可能是对口传经义的原始形式的一种保留，但同时也很可能是《公羊传》的写定者在比较了多种行文方式以后所做出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问答体在先秦典籍中并不鲜见，如《论语》《孟子》《易传》《韩非子》等都存在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来深入阐发义理的内容，但通篇采用问答体行文，却是《公羊传》的首创。

《公羊传》选择问答体，首先可能由于问答体在转换文本性质方面具有其特殊作用。桓公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从字面上看完全是对诸侯同周王一起讨伐郑国这一事件的历史叙述，《左传》按照史书的诠释路线，解说道：

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121]

《左传》对事件展开了全面细致的描述，说明了事件的经过、前因后果以及主要人物的言行。但《公羊传》的诠释则是：

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122]

一个问题的提出就使诠释视域从历史事件中跳了出来，“其言从王伐郑何”，也就是说这里必有深意，直接转向了文本背后，然后回答说“从王正也”，将深藏的《春秋》大义挖掘了出来。

问答体可以转换文本性质，是与问答形式所具有的极强的导向性相关的。伽达默尔指出：“问题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种使答复唯一能被给出的方向，假如答复想是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答复的话。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某种特定的背景中。问题的出现好像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因此展开这种被开启的存在的逻各斯已经就是一种答复。”[123]《公羊传》满篇尽是“何以书”“何以不书”,“何以言”“何以不言”,“何以名”“何以不名”,“何以称”“何以不称”,“何以日”“何以不日”以及“曷为”“其言……何”之类的提问。如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公羊传》:“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车非礼也。”[124]君举必书，史书天王求车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当《公羊传》提出“何以书”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就设定了“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本是不该书的，使经文就转入了它设定好的这个“特定的背景中”。《春秋》既然书了不该书的经文，那必是要借此进行某种判断，这样就“开启了”经文背后某种大义的“存在”，经文之外的深意就被问题带进了经文中来。

其次，问答体有利于诠释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文本的资源。我们还是以《春秋》隐公元年经文“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为例，《公羊传》连着提出了“元年者何”“春者何”“王者孰谓”“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对经文的每一个字甚至是字与字之间的顺序都提出了问题，充分利用了经文提供的每一处线索，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也正是用这种全面铺开、逐个突破的方法，《公羊传》从这寥寥的六个字里，阐扬出了影响深远的“大一统”思想。

与此相对的还有一种层层剥茧、逐次递进的方法，也是巧妙利用文本的好方法。如《春秋》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

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125]

第一个问题是从经文字面提出的，但第二个问题就是根据前一问的回答而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又是根据第二问的回答继续追问，后一个问题是顺着前一个问题继续往前探索，逐渐将论域扩充至经文不能涵摄的范围。这样，在诠释者的不断追问下，诠释内容逐渐深化，使诠释者能充分地将自己欲表达的思想展现出来。这种方法大概就是董仲舒所说的“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126]的具体原型，只要找到经文中的一点线索，就可以层层深挖下去，直至获得所需要的义理。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但此前经历了数百年的口耳相传。在数百年的传授过程中，公羊先师沿着独特的解经路线，不断将深具时代内容的思想观念融入到对《春秋》的解说中，创造性地诠释了《春秋》微言大义。

《公羊传》的解经路线主张跳出文本的束缚，赋予经典诠释以开阔的空间，赋予经典持续的生命力。汉代董仲舒又在《公羊传》解经路线的指引下，确立了一套解经原则和诠释方法，于是后世公羊学家得以展开创造性的诠释，不断发展《公羊传》的基本观念，不断对《春秋》和《公羊传》作出适应现实政治和时代要求的新诠释，不断丰富和发展公羊学说，阐发出许多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理论。也正是借助于此，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既可以在汉武帝时推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现，又可以在晚清容纳西方思想，成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面貌和政治进程。

创造性的诠释虽然不受经典原有文字的限制，但并非意味着诠释者可以随意无度地任意说经。晋代王接指出：“《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127]《公羊传》虽然主张跳出经文来诠释，但诠释的起点皆由经而起，每条传文都明确针对着一条经文，无论其阐发出什么义理，都可以在经文中找到依据，哪怕是牵强附会的依据，这至少在形式上维护了诠释的可信度。而在诠释的义理上，《公羊传》也有着贯穿始终的核心价值，任何诠释和论断都是其核心价值的合理伸展，这也有效地保证了诠释的效力。

尽管如此，由于诠释弹性太大，也很难避免穿凿附会、主观臆断的弊病，汉代的公羊学家竞相抛开经文驰骋己意，诸多法家、黄老、阴阳家乃至谶纬的内容都被塞进了经文的缝隙之中。公羊学从东汉后期开始走向衰落，千余年来备受诟病，《公羊传》自身这条解经路线应该也是难逃其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