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吉文集
李賀（七九〇～八一六），字長吉，福昌（今河南宜陽）昌谷人，郡望隴西（今屬甘肅）。唐宗室鄭孝王亮後裔，然至其父晉肅家道已衰，官僅陝縣令，早卒。賀富詩才，青年時嘗以詩謁韓愈，大得賞識，由此名聲振起，但因諱父名而未得進士第，遂困居下僚，只作過奉禮郎一類小官，憤鬱而逝，年僅二十七歲，世皆惜之。
李賀身後，其作品的編輯情形，好友沈子明述之甚悉，杜牧《李長吉歌詩叙》記沈氏之言曰：
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爲四編，凡二百三十三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閲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恤問，嘗恨想其人詠味其言止矣！子厚于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卷首》，《李賀詩歌集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第一版，頁三。版本下同）
據此可知，賀集乃賀自己編定，名《李賀集》，沈氏言之甚明。沈氏只是請牧作《序》而已；或謂賀集乃沈氏所編，實爲誤解。宋黄伯思“不欲指斥其名，而依其所居之地以名之，改題曰‘昌谷（集）’”（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序》，《李賀詩歌集注》，頁一）；或以賀字命名曰《李長吉集》；明馬炳然又據賀投詩錦囊的故事改名《錦囊集》；清陳本禮則依兩《唐書》謂賀官協律郎（實奉禮郎），名賀集《協律鉤玄》，等等，均非原名。又，賀集原編四卷，詩二百三十三首，無《集外詩》。晚唐五代世上流行的，主要應是這種本子，僧齊己《讀李賀歌集》，所見應該也是這種本子。
然而賀一生所作，並非僅只二百三十三首，杜牧《序》表明，賀對自己的作品有所揀汰。於是出現了輯補逸佚的《集外詩》卷。《幽閑鼓吹》云：“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爲筆硯之舊，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得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改正。’李公喜，並付之，彌年絶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李長吉歌詩彙解卷首》，《李賀詩歌集注》，頁一四）李藩與賀既爲同時代人，可見當時即已開始賀詩的輯佚工作，藩所採綴者，正是四卷以外的作品，可惜這些作品，後世並未完全保存下來。
入宋，《崇文總目》未録賀集。最早著録賀集者乃《新唐書·藝文志四》：“《李賀集》五卷。”這種五卷本，晁公武《讀書志》卷十八著録爲“《李賀集》四卷《外集》一卷”。《文獻通考》著録與晁氏《讀書志》同。可見至遲於《新唐書》問世的仁宗嘉祐間，賀集已出現附有《外集》的五卷本。這種《外集》，宋人亦稱爲《别集》，黄伯思《跋昌谷别集後》曰：“右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今世有杜牧所叙賀歌詩，篇才四卷耳。此集所載，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政和元年三月，黄伯思長睿父從趙來叔借傳于右軍官舍。”（《李長吉歌詩彙解外集》注一，《李賀詩歌集注》，頁三三〇至三三一）
賀集五卷本，還有北宋時鮑欽止校定本。欽止名由，處州龍泉人，《宋史》卷四四三《文苑五》有傳，謂其舉進士，嘗從王安石、蘇軾學，爲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官至明州、海州知州等。鮑氏《集外詩》跋曰：
右李長吉《集外詩》二十三篇，《南園》一篇，第一卷所脱；《感諷》六篇，第二卷所脱；餘十六篇當附於第四卷後。賀鑄氏得于梁鐸氏。大觀戊子冬居吴門，並取諸本手爲校定。鮑欽止書。（汲古閣刻《唐人四集》之《歌詩編》）
此“戊子”乃徽宗大觀二年（一一〇八）。鮑氏謂此《集外詩》乃“賀鑄氏得于梁鐸氏”，而鮑氏則應得於賀鑄。晁氏《讀書志》著録《李賀集》四卷、《外集》一卷，亦謂“外集予得之梁子美家。姚鉉頗選載《文粹》中”（《郡齋讀書志校證》卷十八，頁九〇五）。據此，晁氏著録的賀集原爲四卷本，《外集》一卷乃晁氏加上去的。鮑氏與晁氏同時而稍早，二人所説的“梁鐸”與“梁子美”，蓋爲一人。據鮑氏跋，知《外集》詩共二十三首，其中《南園》一篇，《感諷》六篇，分别爲第一卷、第二卷所脱，當有所據；至於其餘十六篇，應爲李賀逸詩，故鮑氏云“當附於第四卷後”。而賀集逸詩，黄伯思《跋昌谷别集後》謂從趙來叔借傳於右軍官舍之《昌谷别集》，卷後有“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李長吉歌詩彙解外集》注一，《李賀詩歌集注》，頁三三〇），後因《昌谷别集》失傳，故賀集便只有鮑氏本所傳的《集外詩》了。鮑氏頗嗜杜甫詩，嘗爲作注，爲杜詩較早的注家之一，職是之故，鮑氏校定的賀集，頗受世人重視，被稱作“鮑本”或“上黨鮑氏本”。南宋吴正子曰“京師本無後卷，有後卷者，鮑本也”。清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亦曰：“右《李賀歌詩》四卷，《外集詩》一卷。前有杜牧序。宋大觀時鮑欽〔止〕校定。”又説：“此編爲宋本舊式，可貴也。”（《廉石居藏書記》，頁二一五至二一六）
南宋時，賀集尚有陳振孫《書録解題》著録的《李長吉集》一卷，然並不通行。
賀集宋槧爲數頗多，據筆者所知，至少有以下六種：
（一）宣城本。真宗朝宣州刻《李賀歌詩編》四卷。此本今已無傳，但南宋孝宗、光宗間有修訂本《李賀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今臺灣“中央圖書館”有藏，卷中有明文柟跋、近人袁克文題記（《中國古籍總目·集部》），這表明真宗朝宣城的確刻有此本。然而從宋元至明代，公私書目均失載。降及清初，季振宜《季滄葦書目·延令宋版書目》、徐乾學《傳是樓宋本書目》始著録南宋修訂本，但僅判爲宋本。迨袁克文收得修訂本，方於跋中首先判定爲宣城修訂本，且判其原槧在北宋欽宗以前、修訂重印於南宋乾道間。袁氏跋略曰：
《李賀歌詩編》四卷附《集外詩》一卷……缺諱至“桓”字，當在北宋末（刊刻），南渡後修補重印。紙爲乾道官文書紙，有宣州印，當即元至正丁丑復古堂重刊所引之宣城本……傳世宋刊，獨此無兩，矧如斯精好，真希世之瓌寶也。丁巳六月初十日記於金陵蒼茫齋。寒雲。
丁巳六月攜書北遊，就茮微師審定，亦詫爲秘寶。予謂行格字體較他北宋刊本尤古拙，而四卷蟬聯，不隔流水，定是由卷子入梓。《集外詩》板爲後來補刊，卷一首葉刊刻尤後。初審本集卷中“桓”字缺筆，疑爲北宋末刊本。兹再細審，“桓”字字體刀法，與他字迥殊，確爲後來剔補。是原刊當在欽宗之前，況印在南渡初，已如是漫漶，其版本之古可知……此本隱晦已二百餘年，今忽幸遘，寜非古緣之厚耶！寒雲。（《李賀歌詩編》，董氏誦芬室影印宣城本）
寒雲乃袁世凱次子，名克文，寒雲其字也。丁巳爲民國六年（一九一七）。袁氏二跋，誤點有二，賀集宋刊傳世者，尚有蜀刻本（詳下），袁氏謂“傳世宋刊，獨此無兩”，非是；袁氏謂復古堂重刊宣城本於元惠宗至正“丁丑”，然至正無“丁丑”，當在惠宗至元三年丁丑（一三三七）。不過袁氏據此本諱字及印紙用乾道宣州官文書紙，遂判此本爲宣城本，初刊於北宋“欽宗之前”，修訂重印“在南宋初”。此乃發千年之覆，在賀集版本研究史上首次揭櫫賀集有宣城本及其修訂本。後來，在《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種》一書中，袁氏詳細辨析了修訂本的行格、版式；原槧刻工、修訂版刻工姓名；諱字、紙色、印紙背面廣德宣州兩官印；原槧版刻風格與修訂版之版刻風格、字體的差異；賀集的版本源流、遞藏印記，等等，經過仔細分析後，袁氏判定：
自仁宗以下諱，俱不缺避，惟一“
”字，係後來剔去另補一字，字較他字爲巨，與《集外》刻工同，則此“
”字與《集外詩》當屬南宋初高宗時同時修補者，原刊定在仁朝，其不諱，故“貞”字不缺避。
顯然較之前二跋，已將原槧時間上推至仁宗朝。袁氏還曰：
此北宋本，以紙背宣州官印證之，當是元刊所引之“宣城本”。………字體若唐人寫經，刻工尤拙健，所見宋刊無此之古雋者。………金刊棚本，皆與此合，惟金刊視棚本尚多異同，不若棚本之善。棚本則多與此本合，而猶有不逮此本者，此本兼金刊、棚本之善而過之。（以上《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種》，載《宋版書考録》，頁一二四、一二六）
袁氏判宣城本原刻在仁宗朝、修訂重印在南宋高宗朝，頗有道理，只是還不够精確。後來傅增湘於寒雲處見到修訂本，其《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十二著録有修訂本，然看法與袁氏大同小異。袁氏書散出後，修訂本爲上海藏書家蔣汝藻收得，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王國維受蔣氏之聘，爲撰《傳書堂藏善本書志》，在仔細勘驗修訂本及卷中寒雲等諸家跋文後，王國維云：
本集四卷猶是北宋原槧，闕筆僅及弘玄殷敬恒諸字，而仁宗以下諱皆不避。惟桓字作“
”，則剜改之迹顯然。余據以校趙衍刊本，則與趙本不同之處，亦十九出於剜改，知趙氏所刊司馬温公藏本，即此本之初印，而此本則由南渡後增補校改者也。原刻古茂勁拔，與大中祥符本《南華真經》、天聖本《齊民要術》同而稍樸拙，南宋初補刊已稍遜，而第三葉補刊尤後，然印紙用乾道八九年公文紙，則猶是孝、光間印本也，紙背公文有“大理院抵當庫”及“宣州廣德軍建平縣”等字，又有數官印，其“宣州廣德軍”等字尚可辨，故近人頗疑爲即復古堂本跋中所稱之宣州本。要之，爲北宋舊槧，南宋修補，則無可疑也。
王國維所謂“近人頗疑爲宣州本”，此“近人”即指袁寒雲。顯然，經王國維鑒定，此賀集初刊於北宋真宗時，南宋孝宗、光宗間重加修訂，以公文紙刷印遂成定論。原槧既不諱“貞”字，故袁氏將原刻定在仁宗朝，就不及王國維定在真宗朝更爲準確，且王氏以所藏大中祥符間刊行的《南華真經》等參證，就更具説服力了。又，修訂本印紙既爲乾道八九年間公文紙，故王國維將其定在孝宗、光宗間重印，亦較袁氏的看法更爲切當可信。王國維還具體分析修訂本的補版情形云：
序與每卷皆蟬聯而下，共四卷六十四葉，乃北宋舊槧。南渡後闕前三葉，乃補刻之，則離序與本書爲二，故今本書第一葉，每行字數加密，不與全書同。又板心記葉數，署一之三，緣别出序文，故少二葉。又本書元自第二葉後半起，今從第三葉起，故第三葉字數不能不增多也。目録及《集外詩》，亦南渡後所增。蒙古丙辰，趙衍刊司馬温公藏本無《集外詩》，晁氏《讀書志》亦謂，《外集》予傳之梁子美家。是北宋時，《外集》原與本集别行。此本《集外詩》以字體觀之，亦南渡後補刊也。（以上《傳書堂藏善本書志·集部》）
修訂本之“本集四卷猶是北宋原槧”，故版本價值極大。原槧無《集外詩》，蒙古丙辰，趙衍刻賀集所據司馬光藏本，即宣城本的初印本；修訂本《集外詩》乃南宋補刊，爲輯補的李賀佚詩。修訂本雖印行於南宋初，然在賀集諸古本中也是較早的本子，故版本價值亦不容小覷。
至於宣城本的版本淵源，學界一般從宋人之説，以爲從賀鑄本來。這一説法，今天看來恰恰是將事實給弄顛倒了。南宋人吴正子曰：
京師本無後卷，有後卷者，鮑本也。常聞薛常州士龍言，長吉詩蜀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一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從來。姚氏本出秘閣，而宣城本則自賀鑄方回也。宣城多羨詩十九。蜀與姚少亡詩四。而姚本善之尤。以余校之，薛之言諒矣。今余用京、鮑二本訓注，而二本四卷終，皆二百一十九篇，與姚、蜀本同。薛謂宣城本二百四十有二首，蓋多餘本二十有三耳。今鮑本後卷二十有三篇，適與宣本所多之數合，是鮑本即宣本也。（《李長吉歌詩彙解外集》注一，《李賀詩歌集注》，頁三三〇）
吴氏判此本出自賀方回本，不知此本初刊時，賀方回尚未出生。吴氏或據南宋修訂本立論，亦不知此本原槧在真宗時。不過吴氏謂京師本、姚氏本、蜀刻本、鮑氏本，無論出自秘閣或是坊肆間，正集四卷皆二百十九首。這表明賀集宋刻雖有數種，然卻皆源於同一個二百十九首的本子，而杜牧原編四卷二百三十三首的本子已不可見了。吴氏又言，京師本無《集外詩》，而京師本即英宗治平本（詳下），亦在宣城原槧後，是京師本或自宣城本出。由宣城本依然保持的卷子本格式看，其淵源蓋爲唐寫本。
修訂本卷中有歷代題跋數則及鑒藏印記多枚，今綜合二者，梳理其遞藏關係如下：卷中鈐有“江左”、“玉蘭堂”、“梅溪精舍”、“辛夷館印”、“翠竹齋”諸印，皆明代著名畫家文徵明印鑒，因知明嘉靖前後，修訂本爲文徵明庋藏。徵明身後，修訂本傳與其玄孫文柟，故卷中有文柟跋一則。柟字曲轅，號慨菴，清順治諸生，工詩善畫，畫山水一稟祖法，有《慨菴集》。柟書散出後，此本爲季振宜收得，故卷中有“季振宜藏書”、“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揚州季氏”、“滄葦”、“振宜之印”、“御史季振宜章”諸印。季氏書散出後，此本爲徐乾學所有，故卷中有“乾學”朱、“徐健庵”白二印。季、徐二家書目均有著録。徐家書散出後，此本輾轉至民國初，爲袁克文所得，故卷中有袁氏跋文二則，並入録《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種》中。袁氏書散出後，此本爲上海藏書家蔣汝藻收得，王國維爲蔣撰《傳書堂藏善本書志》著録有此本；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前後，蔣氏請董康爲其影刊《密韻樓叢書》七種，其中即有此修訂本，而董氏誦芬室影印有賀集宣城本，所據亦此修訂本。蔣氏書散出後，此本歸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該館《善本書目》著録曰：“宋宣城本，今存北宋刊公牘紙印本《李賀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兩册）。”新中國成立前，修訂本被攜往臺灣，入藏臺灣“中央圖書館”。卷中尚有司馬勇題跋及“司馬勇印”一方，未知其爲何時人。另有“鐵研齋”、“玉峰珍秘”諸印，則不知爲何人印鑒。
（二）京師本。汴京刻《李賀集》四卷。此本南宋吴正子嘗見之，曰：“京師本無後卷，有後卷者，鮑本也。”（《李長吉歌詩彙解外集》注一，《李賀詩歌集注》，頁三三〇）近人田北湖《校訂昌谷集餘談》，謂其嘗往撫州收書，購得宋刻多種，並記述諸本曰：
諸刻本中，以汴本爲最早，大字白文，無評無注，亦不列刊者姓名，但題治平丁未而已。其次爲寶慶三年金溪本，詩數一百二十五首，大字不注，眉端略有批評，篇首未載杜牧序，不知誰氏選本也。（《國粹學報》，第四十三期）
金溪本乃選本，此暫勿論。“治平丁未”乃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田氏所謂治平“汴本”，蓋即吴正子所説無後卷之“京師本”，大字白文，無評無注。然汴本版式怎樣，卷次、收詩幾何，惜田氏語焉未詳。不過，這種京師本既刊於宣城本之後，其所據或即宣城本。
（三）蜀刻本。南宋時蜀中刻《李長吉文集》四卷。此本今國圖有藏，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上海涵芬樓《續古逸叢書》所收《李長吉文集》，《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及《中華再造善本》所收《李長吉文集》四卷，均是據此本影印的。此本無《外集》。半葉十二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版心白口單魚尾下鐫“吉幾”，下爲葉碼。卷前首杜牧《序》，已殘損，次目録。各卷首題“李長吉文集卷第某”，次行題“歌詩”二字，三行以下爲子目，下接正文。卷前後有“翰林國史院官書”長方大朱印，另有“祁陽陳澄中藏書記”朱文長條印、“郇齋”朱文長方印、“潁川劉考功藏書印”朱文方印、“公恿”朱文方印、“北京圖書館藏”朱文方印等。此種十二行蜀刻本，《中國版刻圖録》判爲南宋中期蜀中所刻，與《孟東野文集》等爲同一時期蜀中刻本。此本淵源，當自京師本出，故文字多與宣城本及蒙古本（詳下）爲近。如卷一《唐歌兒》一題，此本與宣城本、蒙古本同，而屬於鮑氏本系統的述古堂本（詳下）作“唐兒歌”，甚是。鮑氏本卷三《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座人制詩嘲誚賀復繼四首》其二“碧玉破不復”句，此本與宣城本、蒙古本皆作“碧玉破瓜後”。可見，此本與宣城本及蒙古本，皆應屬於京師本系統。《中國版刻圖録》增訂本《目録》曰：“此本文字，與南宋初葉宣城刻本剜改本同一系統。”然因刊刻不慎，此本又增加了不少新的訛誤，如卷一《浩歌》“看見秋眉换新緑”句，此本作“看看見秋眉换新緑”，衍一“看”字。又如此本卷三《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大夜生素空”句，“大”字，諸本同，甚是；唯此本作“天”，非是。再如卷四《苦篁調嘯引》“當時黄帝上天時”句，“黄”字，諸本同，唯此本作“皇”，亦誤。可見此本書版較爲草率，且缺乏校勘。
（四）書棚本。南宋書商陳起刻《李賀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此本今已無傳，然錢曾《述古堂書目》有“宋本影鈔”，今藏國圖，可謂下真跡一等。《讀書敏求記》還詳細著録影宋鈔本曰：“《李賀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宋京師本無後[序]〔集〕。此鮑欽止家本也，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卷四中，頁二〇二）而“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乃南宋書商陳起父子所刻“書棚本”的牌記。故據此影宋鈔本，證明南宋確曾刊行過書棚本。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卷上亦載有此本，然謂正集爲十卷。錢曾以爲，此本屬於“鮑家本”系統。錢氏鈔本，後歸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著録此本曰：“此述古堂影寫宋本，前有杜牧《序》，卷末有‘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一行。寫手工整，楮墨如新，想見當日彭城氏之本率精好如此（卷末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朱記）。”（《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九，頁二八六）瞿氏之後，此本入藏北京（今國家）圖書館。就編次而言，《三月過行宫》一首，此本次於卷二《感諷》五首之後，與同屬鮑氏本系統的汲古閣本同；而屬於京師本系統的蜀刻本、蒙古本，則均次於卷一《湘妃》後。又《巫山高》，此本次於卷四《箜篌引》之後，與汲古閣本同；而京師本系統的蜀刻本、蒙古本，則次於《上雲樂》之後。從文字方面看，此本卷一《唐兒歌》一題，汲古閣本同；而京師本系統的蜀刻本、蒙古本皆作“唐歌兒”。又如卷一《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並閏月》之《十二月》“依稀和氣排冬嚴”句，“排”字，鮑本系統的汲古閣本同；而京師本系統的蜀刻本、蒙古本則皆作“解”。可見此本的確屬於鮑氏本系統。繆荃孫跋汲古閣本賀集曰：“壬子正月六日，假陸敕先校南宋本一過，即陳解元本也。”（書藏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陳解元”即陳起之子陳思，號繼芸，亦喜刻書，牌記稱“陳解元書籍鋪”。由於陳起父子刻書講究版本和校勘，故父子二人所刻之書頗受世人歡迎，統稱曰“書棚本”。故此，繆氏所説的陸敕先校南宋“陳解元本”賀集，應該也是書棚本。
（五）吴注劉評本。南宋吴正子箋注、劉辰翁點評《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吴正子，字西泉，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評注諸家姓氏爵里考》謂吴氏“時代爵里未詳。有《長吉詩箋注》”。迨《四庫全書總目》，館臣輾轉考證，謂此本“《外集》之首，注稱嘗聞薛常州士龍言云云。士龍爲薛季宣字，據《書録解題》，季宣卒於乾道九年，則正子亦孝宗時人矣”。館臣所考，結論可信。而尤振中據嘉定中，《容齋隨筆》方由洪邁從孫伋刊於贛州郡齋，而吴正子注文徵有《續筆》中文字，故判吴氏至少要活到寧宗嘉定後期（尤振中《李賀集版本考》，《江蘇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七九年三期）。此考頗有道理。至於此本的版本源流，吴氏《箋注李賀歌詩序》雖明言所用爲“京鮑二本訓注”，而吴氏稱道鮑本尤多，故此本文字方面當多與鮑本爲近，然又經過校勘，改正了一些文字訛誤，遂使此本較其他宋本爲優。如此本卷一《唐兒歌》，鮑本作“唐歌兒”，誤；《又玄集》選此詩則作“杜家唐兒歌”，是；此本改作“唐兒歌”，甚是。又如卷四《摩多樓子》，吴氏於題下校曰：“古樂府有此篇，言征伐弋獵之事。今諸本皆誤作‘棲子’。”改正了原本詩題中的訛誤。正因爲此本經吴氏以數本仔細校勘過，故頗受後世重視。又，鮑本出自賀鑄本，有《外集》一卷。吴氏以爲，内中《白門前》一首與第四卷《上之回》一首重文，因删去此篇，故此本《外集詩》只有二十二篇。合計正、外集五卷，此本凡二百四十一首，總數較他本有《外集》者少一首。至於此本注釋，《四庫全書總目》曰：
《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注李賀詩者……要以正子是注爲最古。賀之爲詩，冥心孤詣，往往出筆墨蹊徑之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嚴羽所謂“詩有别趣，非關於理”者，以品賀詩，最得其似，故杜牧序稱其“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而諸家所論，必欲一字一句爲之詮釋，故不免輾轉轇轕，反成滯相。又所用典故，率多點化其意，藻飾其文，宛轉關生，不名一格。如“羲和敲日玻瓈聲”句，因羲和馭日而生“敲日”，因“敲日”而生“玻瓈聲”，非真有敲日事也。又如“秋墳鬼唱鮑家詩”，因鮑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墳”，非真有唱詩事也。循文衍義，詎得其真？……正子此注，但略疏典故所出，而不一一穿鑿其説，猶勝諸家之淆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〇，頁一二九三）
可見，此本注解雖顯簡略，但能避免後世諸多注賀詩者循文衍義之弊，亦難能可貴也。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乃南宋有名的詩文評點家，曾評點唐代多家詩歌，但都不如評點賀詩受世推許。《四庫全書總目》曰：
辰翁論詩，以幽雋爲宗，逗後來竟陵弊體。所評杜詩，每舍其大而求其細，王士禎顧極稱之，好惡之偏，殆不可解。惟評賀詩，其宗派見解乃頗相近，故所得較多。今亦竝録之，以資參證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〇，頁一二九三）
可見辰翁對賀詩的評點，館臣是贊同的。杜牧《序》謂賀詩“理不及騷”，辰翁駁斥曰：“樊川反復稱道，形容非不極至，獨惜理不及《騷》，不知賀所長正在理外。……若眼前語衆人意，則不待長吉能之，此長吉所以自成一家與！”真可謂能道出賀詩獨具的超邁常理的特點，故辰翁之與李賀以“千年知己”自居（《須溪集·評李長吉詩》）。辰翁子將孫《養吾齋集·刻長吉詩序》謂其父“乙亥避地山中，無以紓思寄懷，始評諸家詩，最先長吉云”。乙亥爲宋恭宗德祐元年（一二七五），知劉評賀詩在南宋末年。不過，辰翁評賀與其後來評杜一樣爲選評，故只百二十九首，另有總評二則置於卷首，評樂府詩一則，附於四卷之後。
（六）臨安陳氏本。南宋末臨安陳氏刻《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由於陳起父子所刻書棚本名氣很大，又居於臨安，所以過去學界一直將賀集之“臨安陳氏本”與“書棚本”混爲一談。張劍《李賀集版本校勘瑣議》一文，經過對兩種版本的詳細辨析，才將二本最終區别開來。張氏以爲：賀集之“臨安陳氏本”，並非陳起所刻書棚本賀集，乃書棚本之外的“别一陳氏所刻之賀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二〇〇〇年一期）。張文判“臨安陳氏本”並非書棚本，緣於毛晉的一段跋文，毛《跋》其所刻李賀《歌詩篇》曰：“獲臨安陳氏本，如《勉愛行》二首離爲三首。《神絃别曲》、《神絃曲》、《神絃》三處合編一處，詮次倒顛。又如‘空白疑雲遏不流’誤作‘空山疑雲’，‘杜若已老蘭苕春’誤作‘繭苕春’，‘泣露嬌啼色’誤作‘帝色’，‘向壁印狐蹤’誤作‘孤蹤’云云，一一釐正。既而復見鮑欽止手定本，無論‘白門前，大樓喜’一篇得未曾有，如‘碧玉破不復’，陳本作‘破瓜後’；‘柳臉半眠丞相樹’，陳本作‘柳陰’之類，雖同是宋版，不啻涇渭之迥别。”（汲古閣刻《唐人四集》之《歌詩編》毛晉《跋》）毛晉在比勘“臨安陳氏本”與“鮑欽止手定本”的基礎上，具體羅列出臨安陳氏本的十餘例文字特點，證明臨安陳氏本與鮑氏本，雖同爲宋本，卻差異頗大。而書棚本出自鮑氏本（已見），由此可見“臨安陳氏本”並非陳起之書棚本，否則二本不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張文還從探求“臨安陳氏本”的底本入手，進一步證明“臨安陳氏本”並非書棚本。張文發現“臨安陳氏本”出自吴正子箋注本，只不過删去了吴本的箋注部分，唯録正文罷了，故而此本《外集》無吴本已删除的《白門前》一篇；《神絃》、《神絃曲》、《神絃别曲》三首合爲一處；“空山凝雲”句，“山”字同吴本而不作“白”；《摩多樓子》一題，“樓”字同吴本不作“棲子”，等等，這些都是此本出自吴本的力證。書棚本出自鮑氏本，可見二本來源亦不同。這就從版本淵源方面證明“臨安陳氏本”並非陳起父子的書棚本，而是臨安“别一陳氏”所刻之賀集。不過，由於此本刊刻比較草率，故而又生出不少新誤，如毛晉《跋》中指出的諸誤即是證據，還有張文指出的卷四《艾如張》“張在野田平碧中”句，“田”字訛作“山”，等等，這些都是此本獨有的訛誤。可見此本在文字方面與吴箋本還是有差異的，然而就總體而言，其出於吴本還是比較明顯的。吴箋本既刊於南宋末，此本刊行蓋稍晚於吴箋本。
蒙古與南宋相持期間，於寶祐四年丙辰（一二五六）也刻有《李賀歌詩編》四卷。此本今國圖有藏，《四部叢刊》初編曾據以影印，《中華再造善本》所收賀集，亦是據此本影印的，故成易得之書。半葉十行二十字，左右雙邊，版心白口，單或雙魚尾下署“賀幾”，魚尾上方記字數，下方有刊工姓氏“王”，是全部書版當由王氏一人所鐫。卷前有杜牧《序》，次目録。各卷首題“歌詩編第某”，次行下方題款“隴西李賀長吉”。此本清以前未見提及，至何焯方用爲校本，黄丕烈始有題跋，近代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才正式著録，故卷中有“瞿鏞”、“鐵琴銅劍樓”、“虞山瞿紹基藏書之印”、“紹基秘笈”、“瞿啓甲”、“瞿潤記”等瞿氏藏印。卷中還有“汪士鐘印”、“士鐘”、“平陽汪氏藏書印”、“汪”、“閬源審定”、“開卷一樂”，“祁陽陳澄中藏書記”、“郇齋”、“良傑”等印記，表明此本於瞿氏前，曾經清中葉汪士鐘收藏，後歸瞿氏；瞿氏之後，民國時爲銀行家陳澄中所得，故卷中有“祁陽陳澄中藏書記”朱文長條印、“郇齋”朱文長方印，新中國成立前陳氏移居香港，同時帶去的還有一批宋元珍本。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陳氏在香港出售藏書，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以高價購藏館中，故卷中又有“北京圖書館藏”朱文方印。關於此本的刊刻時代，何焯曾誤判爲金本，所據即卷後趙衍《題識》。趙氏曰：
龍山先生爲文章法六經，尚奇語，詩極精深，體備諸家，尤長於賀。渾源劉京叔爲《龍山小集叙》云：“《古潦井》、《苦夜長》等詩，雷翰林希顔、麻徵君知幾諸公稱之，以爲全類李長吉。亂後隱居海上，教授郡侯諸子、卑士。先與余讀賀詩，雖歷歷上口，於義理未曉，又從而開省之，然恨不能盡其傳。及龍山入燕，吾友孫伯成從之學。余繼起海上，朝夕侍側，垂十五年，詩之道頗得聞之，嘗云：‘五言之興，始於漢而盛於魏；雜體之變，漸於晉而極於唐。窮天地之大，竭萬物之富，幽之爲鬼神，明之爲日月，通天下之情，盡天下之變，悉歸於吟詠之微。逮李長吉一出，會古今奇語而臣妾之，如“千載石床啼鬼工”、“雄雞一聲天下白”之句，詩家比之載鬼一車，日中見斗。“洞庭明月一千里，涼風雁啼天在水。”過楚辭遠甚。’又云：‘賀之樂府，觀其情狀，若乾坤開闔，萬彙濈濈，神其變也，欸駭人耶。韓吏部一言爲天下法，悉力稱賀。杜牧又詩之雄也，極所推讓，前叙已詳矣。人雖欲爲賀，莫敢企之者，蓋知之猶難，行之愈難也。至有博洽書傳，而賀集不一過目，爲可惜也！’”
雙溪中書君，詩鳴於世，得賀最深。嘗與龍山論詩及賀，出所藏舊本，乃司馬温公物也，然亦不無少異。龍山因之校定，且曰：“喜賀者尚少，況其作者耶！”意欲刊行，以廣其傳，冀有知之者。會病不起，余與伯成緒其志而爲之。此書行，學賀者多矣，未必不發自吾龍山也。丙辰秋日碣石趙衍題。（四部叢刊本《李賀歌詩編》）
據此可知此本之底本，原爲司馬光舊藏，乃北宋本，後歸雙溪中書君，稱曰“舊本”，前引王國維之言，已判司馬光所藏爲宣城本。此蒙古本，何焯曾誤判爲金刻本，何氏所據爲《龍山集》，乃金蓋州人劉仲尹撰，因斷趙衍《題識》中的“龍山先生”就是劉仲尹。劉氏既爲金人，何氏遂判此本爲金刻。黄丕烈從何氏之説，亦稱“金刻”，《蕘圃藏書題識》卷七曰：
金刻《李賀歌詩編》四卷，余去年得何義門手校者，始知世有其書，諸家藏書目未之載也。何云：“碣石趙衍刊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頃見是本正合，其爲金刻無疑。最後序文，何校未録，但云：“龍山先生所藏舊本，乃司馬温公物。”今觀全文語，亦符合，且可補何校所未備，因急收之。書之奇遇之巧，無有過是者，雖重直弗惜矣。己巳中秋月復翁記。（《黄丕烈書目題跋》，頁一五七）
黄氏並録何焯語以印證此本乃金刻，曰：“‘金劉仲尹字致君，蓋州人，有《龍山集》。李獻能欽叔，其外孫也。’義門語，並記。”可見黄氏依何焯之説，亦以此本乃金刻。但是，劉仲尹乃金完顔亮正隆二年（一一五七，當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官至都水監丞；而“雙溪中書君”乃蒙古開國初年丞相耶律鑄，《元史》本傳謂其卒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六十五。若是劉仲尹與耶律鑄則異代不相接，且非一國之人，劉氏與耶律氏怎麽能相見並討論賀詩呢？所以趙衍《題識》所説的“龍山先生”絶非金人劉仲尹。最先指出“龍山先生”非金人劉仲尹，而是蒙古人吕鯤的是王國維，王氏引王惲《秋澗集》卷四十《西巖趙君文集序》曰：
西巖崛起畎畝，從龍山吕先生學。金自南渡後，詩學爲盛，其格律精嚴，辭語清壯，度越前宋，直以唐人爲指歸。逮壬辰北渡，斯命脈不絶如縷，賴元、李、杜、曹、麻、劉諸公爲之主張，學者知所適從。惟虎巖、龍山二公，挺英邁不凡之才，挾邁往淩雲之氣，用所學所得，偃然以風雅自居，視李協律、趙渭南，伯仲間也。雅爲中書令耶律公（楚材）賓禮，至令其子雙溪從之問學，由是趙、吕之學，自爲燕薊一派。（引自萬曼《唐集叙録》，頁二三〇）
這裏“中書令耶律公”指元初宰相耶律楚材，其子“雙溪”即耶律鑄，亦曾任中書令，著有《雙溪醉隱集》八卷，元遺山爲作《雙溪集序》，故趙衍《題識》稱其爲“雙溪中書君”。將這段話與趙氏《題識》參讀，可確定“龍山先生”並非劉仲尹。又王惲《玉堂嘉話》卷一曰：
吕遜嘗談，趙著、吕鯤，以詩鳴燕趙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巖每得一聯一詠，即提擲其帽於几。龍山每從旁謂曰，不知李、杜平時費多少帽子。聞者爲之捧腹。（《唐集叙録》，頁二三〇）
觀此知龍山就是吕鯤，虎巖即趙著。《困學齋雜録》更是明白地説龍山姓吕，曰：“吕龍山與趙虎巖齊名，平生多佳句。”至於趙氏《題識》中提到的其餘諸人，據萬曼先生考證，叙《龍山小集》的劉宗叔就是寫《西使記》的劉祁；雷希顔乃金崇慶二年（一二一三）進士；麻知幾金正大三年（一二二六）以侯摯、趙秉文薦試館職賜二甲第一人及第，都在金末才知名，金末蒙初仍健在，與劉仲尹亦非同一時期的人（《唐集叙録》，頁二三〇）。而於趙衍，王國維引《元史·耶律希亮傳》曰：
憲宗嘗遣鑄（耶律）覈錢糧於燕，鑄曰：臣之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攜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歲丙辰，憲宗召鑄還和林，希亮獨留燕。（引自《唐集叙録》，頁二三一）
觀此益知趙衍及吕鯤、耶律鑄等人皆蒙古人，非金人。吕鯤與耶律鑄論詩，耶律鑄出所藏司馬光舊有之賀集，吕鯤爲之校定，未及刊行而卒。趙衍與孫伯成續成其志，翻刻此本，並撰寫《題識》。這些全都是蒙哥六年丙辰（一二五六）之事。可見此本確非金本，而爲蒙古本。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卷三《平水版考》，將此本列入金平水版書目中，當是沿襲何焯誤説而衍生的新誤。丙辰歲，趙衍既在北平授希亮讀書，則此本應刻於燕，萬曼先生改稱曰“燕山本”，自有其道理，因爲當時北方刻書，除平水地區外，還有燕京，《平宋録》中即有“大德八年甲戌燕山平慶安開版印造”字樣（《唐集叙録》，頁二三一）。此本的版本淵源，則多與宣城本同，如二本卷前均有杜牧《序》，首卷卷端均題“歌詩編第一”，次行低九格題“隴西李賀長吉”，下接正文，各卷無子目。再就文字方面看，此本也多與宣城本同，如卷一《唐歌兒》一篇，宣城本、此本皆作“唐歌兒”，宋蜀本題作“唐兒歌”。《帝子歌》“洞庭明月一千里”句，“明月”二字，此本同宣城本，而宋蜀本作“帝子”。又如卷三《石城曉》“牛女渡天河”句，“牛女”二字，此本與宣城本皆作“石子”，而宋蜀本作“女牛”。可見此本當屬於宣城本系統，與京師本收詩皆二百十九首。然此本目録各卷，於次行標明本卷收詩數目時，第三卷只有五十六首，卻誤標爲“凡五十七首”，致使收詩總數誤爲二百二十首。
元槧中還有復古堂本。即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丁丑（一二七七）復古堂刻《李賀歌詩編》四卷、《外集》一卷。此本明末胡震亨編《唐音統籤》之《李賀詩集》時尚見之，今已無傳，然而有明翻刻本《錦囊集》，内録復古堂《跋》文一則，詳述復古堂本的校刻情形曰：“李長吉詩，舊藏京本、蜀本、會稽本、宣城本互有得失，獨上黨鮑氏本編次爲勝。今定以鮑本而參以諸家，箋注則得之臨川吴西泉，批點則得之須溪先生，與評論並附其中。齋居暇日，會粹入梓，庶幾觀者瞭然在目。至元丁丑二月朔日復古堂識。”據此可知，此本應屬鮑本系統；但事實上，此本正文更接近臨安陳氏本。前文已論及，臨安陳氏本乃吴正子本的翻刻本，毛晉所列臨安陳氏本的十餘種特徵，復古堂本的明代翻刻本《錦囊集》（詳下）有七種特徵與之完全相同，諸如《神絃别曲》、《神絃曲》、《神絃》原分編於三處，今合編一處，詮次倒顛；《外集》無《白門前》一篇；“空白凝雲遏不流”，誤作“空山凝雲”；“向壁印狐蹤”，誤作“孤蹤”；“泣露嬌啼色”，誤作“帝色”；《摩多棲子》，作“樓子”；“試伴漢家書”，作“漢家君”，等等，這表明《錦囊集》與其所據復古堂本，皆屬於臨安陳氏本系統。又，吴焯《繡谷亭薰習録》亦著録有復古堂本，題作《李賀歌詩編》四卷、外詩一卷，唐協律郎隴西李賀長吉著，京兆杜牧《序》，元至元丁丑復古堂翻雕，遵宋臨安陳氏書坊舊本。吴焯這裏所説的“宋臨安陳氏書坊舊本”，當即毛晉所見的“臨安陳氏本”。吴焯此項著録，恰巧可作爲復古堂本是由臨安陳氏本而來的又一鐵證。不過如上所述，臨安陳氏本既出於吴正子本，而吴本是由鮑本演變而來的，所以歸根結底，謂復古堂本屬於鮑本系統亦不爲錯；只是復古堂本並非直接由鮑本而來，而是由鮑本的再傳本臨安陳氏本衍生出來的，因此吴焯謂復古堂本“遵宋臨安陳氏書坊舊本”的説法，就顯得更爲精確了。
元代還有元槧明修《李長吉詩集》四卷、《外集詩》一卷，上圖藏。此本封面有少放題籤，旁以隸書小字題識“元刊明印本，少放藏讀”。半葉九行十八字，四周雙欄，白口對黑魚尾間上鐫卷次，下爲葉碼。首卷卷端題“李長吉詩集第一卷”，次行下方具款“隴西李賀”。卷前首杜牧《序》，次目録。《外集詩》一卷凡二十二首。此本所據底本乃書棚本，這可從編次及文字方面得到證明。如書棚本卷二《三月過行宫》次於《感諷》五首之後，此本同；而蜀刻本、蒙古本次於卷一《湘妃》之後。又書棚本卷四《巫山高》次於《箜篌引》之後，此本同；而蜀刻本、蒙古本《巫山高》次於《上雲樂》之後。文字方面，書棚本卷一《唐兒歌》一題，此本同；而蜀刻本、蒙古本皆作“《唐歌兒》”。又如書棚本卷一《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並閏月》之《十二月》“依稀和氣排冬嚴”句，“排”字，此本同；而蜀刻本、蒙古本作“解”，等等，可見此本的確是元時據書棚本翻刻，至明代又重印者。
明代賀集刊刻和傳鈔的本子，其主要版本有如下諸種：
（一）錦囊集。弘治十三年庚申（一五〇〇）馬炳然刻《錦囊集》四卷、《外集》一卷，二册。國家、上海等圖書館均有藏本，附録有復古堂《題識》、張元禎《序》、馬炳然《跋》。馬《跋》略曰：
唐詩人多自爲一家，以相高尚，長吉其家數之新奇者哉！不可缺也，遂刻之。集舊名《詩編》，余取小奚童背古錦囊故事，更名《錦囊》。弘治庚申春三月乙卯監察御史内江馬炳然跋。
是知賀集名《錦囊集》，始於明人馬炳然。張元禎《序》略曰：“昔人以長吉之詩，方之太白天才爲鬼才，然又有召記玉樓之説，果爾則長吉之才鬼而神，雖天仙亦愛重之矣，豈其苦心搜尋古今未嘗道，深有以窺造化之不可測者耶！今南道馬侍御思進得此，易其名曰《錦囊集》，欲梓行之，其亦與天仙之所愛重者同耶……予赴召，道維揚，解後侍御出此集屬序。侍御蜀産之英，有抱負，峻風力，喻之飲食，鼎珍禁臠，至味滿腹，兹特雕盤嘉實之可口者耳！時弘治十三年庚申三月上旬賜進士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奉訓大夫前經筵國史官南昌張元禎序。”據《序》，知馬炳然乃蜀人，賀集名《錦囊集》確爲馬氏所改。至於版本淵源，此本所載復古堂《跋》文曰：“定以鮑本而參以諸家。”此言雖不差，然上文已述及此本文字，更近於鮑本系統的宋臨安陳氏本，故應屬於宋臨安陳氏本系統無疑。而臨安陳氏本出於吴正子本，吴正子所據爲鮑氏本，所以復古堂《跋》謂“定以鮑本而參以諸家”之言並不差，只是太寬泛了些。此本共二百四十一首，《外集》不載《白門前》一詩，亦與吴正子本同。不過與前此各本相較，《錦囊集》自有其獨具的異文，如賀弟名“猶”不見於各本賀集，此本卷一《示弟》題下增一“猶”字，是賀弟之名“猶”出現於賀詩中始於此本。朱自清先生《李賀年譜》謂賀弟名“始見於徐渭、董懋策《唐李長吉詩集》”，未確，《錦囊集》的刊行，要早於徐渭、董懋策評本一百多年。另，弘治十五年壬戌劉廷瓚刻於宣城的《李長吉詩集》（詳下），《示弟》題中亦增一“猶”字，應是參校了《錦囊集》。又，此本卷一《雁門太守行》“甲光向日金鱗開”句，“日”字，前此各本除宋臨安陳氏本外皆作“月”。此本卷三《開愁歌》“華容碧影生曉寒”句，“曉”字，各本皆作“晚”。《秦宫詩》“斫桂燒金待晚筵”句，“晚”字，各本皆作“曉”。此本卷四《日出行》“令人不見奔”句，誤；各本作“令久不得奔”，良是。這些都是此本獨有的文字，對研究賀集版本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劉刻本。弘治十五年壬戌（一五〇二）劉廷瓚於宣城刻《唐李長吉詩集》四卷、《外集》一卷，國家、南京圖書館有藏。半葉八行十七字，楷書結體，字大如錢，開版宏敞，行格疏朗，頗益眼目。四周單欄，白口對白魚尾，上象鼻内鐫“李長吉詩”字樣，兩魚尾間鐫卷次與葉碼。各卷首題“唐李長吉詩集某卷”，次行下方署“唐隴西李賀長吉父著”。卷前首杜牧《序》，次李商隱《小傳》，次目録，目後有元復古堂《跋》（國圖藏本無）。卷後爲石門居士劉淮《後序》。國圖藏本《外集》佚，《後序》殘損一葉。《後序》述此本刊刻緣起曰：“安慶有是集，字刻率易，宗敬守寧政暇，味是詩而知所向往者甚，以字本不愜觀閲，翻刻于謝朓樓，屬予題其後……弘治壬戌仲秋汝寧石門居士劉淮。”謝朓樓在宣城，因知此本乃宣城郡齋刻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判此本爲劉廷瓚刻，是知“宗敬”蓋廷瓚字，時爲宣州守。而作《後序》的“居士劉淮”，蓋宣城處士。此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僅著録爲四卷本，不言尚有《外集》一卷，實誤；而南圖有全本，《善本書目》卻未著録。此本所據底本，劉淮《後序》僅謂“安慶有是集”，然安慶所存究爲何本？劉氏卻未交代。今考馬炳然刻《錦囊集》卷三《開愁歌》“華容碧影生曉寒”之“曉”字；同卷《秦宫詩》“斫桂燒金待晚筵”之“晚”字；卷四《日出行》“令人不見奔”之“人”字，等等，這些都是馬氏《錦囊集》獨有的文字，而此本均與之同，可見此本是據《錦囊集》翻刻者。上文已述及，《錦囊集》及元復古堂本，均屬臨安陳氏本系統，若是則此本亦屬於臨安陳氏本系統無疑。南圖藏本卷中有丁丙“八千卷樓珍藏善本”、“葉子寅藏書”等印記，知該本原爲葉子寅舊藏，後歸丁丙八千卷樓，最後入藏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五著録有此本，丁丙謂黄丕烈據此本目録後之“復古堂”跋語，判定此本爲明翻元本。此言非是，黄氏不知馬氏刻《錦囊集》目録後亦有“復古堂”跋語（國圖藏本跋語在外集終後馬氏跋前）；此本乃翻刻馬氏本者，非翻元本也。
（三）朱警本。嘉靖十九年庚子（一五四〇）朱警輯刻《唐百家詩·中唐二十七家》所收《李長吉集》四卷。半葉十行十八字，左右雙欄，白口單黑魚尾下鐫“長吉集”字樣。卷前無序及目録，卷後無跋文附録等。首卷卷端題“李長吉集卷一”，次行下方署“隴西李賀”。此本詩不分體，卷一詩五十八首、卷二二十二、卷三四十八、卷四五十，共百七十八首。今考此本文字，則較他本更近於劉刻本，如劉刻本卷三《秦宫詩》“斫桂燒金待晚筵”句，“晚”字，此本同；劉刻本卷四《日出行》“令人不見奔”句，“人”字，此本同。“晚”、“久”諸字皆馬刻本、劉刻本二者獨有的文字，而此本均與之同，可見此本乃是據劉刻本或馬刻本翻刻的。不過由於一時疏忽，此本詩有脱漏，故四卷僅存詩百七十八首，其餘六十一首盡行脱去。
（四）凌刻本。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劉辰翁評《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四册。此本國圖有藏。凌氏《跋》曰：“今世詞家爲歌詩者，無不喜擬長吉，亦一時之變也。先輩稱善言詩者，咸服膺宋劉須溪先生，李文正公《麓堂詩話》稱其語簡意切，别自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良然。自杜少陵以下，諸名家皆有評，而其于長吉擊節彌甚，蓋長吉譎怪，先生亦刻意摹索而有得，至謂千年長吉甫有知己，以誚樊川，雅自負可知已。近世徐文長亦有評，恐未必能及先生，當自有辨之者。樊川叙云止四卷，外詩乃唐李公藩所遺，恐有贗者竄入，先生固已疑之矣，請以證之喜爲其體者。吴興凌濛初識。”可見凌氏是爲適應社會對李賀詩的喜好而刊行此本的，以朱墨套印，亦可見此本之講究。不過，劉辰翁評原是與吴正子注合刊而行的；凌氏此刻既删去吴正子注而單刻劉辰翁評語，故其文字當仍依吴本，因此從版本源流的角度而言，此本應屬於吴正子本系統，可無疑也。
（五）王刻本。王家瑞刻《李長吉詩集》四卷，二册。上海、浙江等圖書館均有藏本，南京圖書館藏本有丁丙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五有著録。王家瑞，萬曆二十六年戊戌（一五九八）進士。此本卷首有王氏《刻李長吉詩説》，極贊李賀詩才爲“唐人中最著者”，“當年惟太白相頡頏……今觀其詩，真劈山海而擇寶，淩霄漢而拿雲，非詞吟客士能窺其藩籬，敢措手哉！凡得于覩聞者，皆止足於是而餘空矣，如探天香而忘世味者也。當各藏一種，爲詩苑雙璧。但《太白集》善本多而長吉寡，兹特刻之，以廣其傳”（上圖藏本）。可見對賀詩的極力吹嘘，然而此本校刻粗疏，又將《外集》各詩散入正集四卷中，更張舊式，錯亂編次，以標新異，明人刻書的惡習在此呈露無遺。丁丙謂此本雕印極精，疑出自碣石趙衍刊本，則是只見其雕印之工，而未校其文字也。
（六）澂棻堂本。澂棻堂刻《唐李長吉歌詩》四卷。此本中國科學院、中山大學等圖書館有藏。半葉八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同。四周單邊，版心白口單魚尾，魚尾上頂邊欄題“李長吉詩”，魚尾下記卷次、葉碼，下方至邊欄題“澂棻堂藏版”。各卷卷端題“唐李長吉歌詩卷之某”，次行下方題“臨川西泉吴正子箋注”，三行下方題“廬陵須溪劉辰翁評點”，四行下方題“吴興西塞張睿卿補箋”。卷前有李商隱《小傳》，杜牧《叙》。張睿卿字稚通，號心岳，歸安（今屬湖北）人。平生以著書爲樂，有《峴山志》。從版本源流方面看，此本是吴正子、劉辰翁評注本的一個明代衍生本，故吴本的特點，此本皆有之。如卷一《唐兒歌》，卷四《摩多樓子》，二首詩題皆不誤；卷四《神絃曲》、《神絃》、《神絃别曲》三首合編一處；卷四《巫山高》次於《箜篌引》後；《瑶華樂》次於《相勸酒》後，等等，這些都是吴本獨有的特點，而此本皆與之同。文字方面，“空山凝雲”句，“山”字同吴本而不作“白”，等等，亦是此本出自吴本的力證。又，吴本删去《外集》中《上之回》一首，故其《外集》只有二十二篇，合計正外集五卷凡二百四十一首，總數較他本有《外集》者只少一首，這些特點也皆與此本合若符契，可證此本乃吴本在明代的衍生本。但是所謂張睿卿補注，此本並未明白標出，因而形成何者爲吴氏、劉氏原注原評，何者爲張氏補注之疑問。三者混淆不清，乃此本體例上的缺陷。
（七）于刻本。于嘉刻《唐李長吉詩集》四卷，二册。此本無《外集》一卷，國圖有藏。傅增湘亦曾藏一部，《藏園群書題記》著録曰：
長吉詩自金本、棚本外，明以來刻本甚多。此本失去序跋，未審爲何時所刊，然以寫刻風氣測之，當在萬曆以後矣。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每卷列校勘人姓名一行，卷一爲雲間璩之璞君瑕，卷二爲金壇鄧伯羔孺孝，卷三爲金壇王楙錕伯弢，卷四爲金壇于嘉惠生，然目録下又列“于嘉惠生梓”一行，是此本爲于氏所校刊無疑矣。詩亦分四卷，而無《集外詩》，然據汲古閣本目録核之，則詩之次序咸合，但分卷已改，其《集外詩》已納入卷四之末。明人好自出胸臆，更張舊式，大率若此，無足責也。卷中字句，校王氏本多不合。余昔年曾假涵芬樓明初十行黑口本校於毛本上，今以此本對勘，與前校符同者八九，知其源亦出於舊刻也。此本楷法雋美，鐫工精麗，更經前人評點，朱碧爛然，布滿闌幅，留此爲諷習之資可耳。（《藏園群書題記》卷十二，頁六二三）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二十亦有此本簡單著録，曰：“前杜牧《序》，次李商隱撰《小傳》。目録題‘金壇于嘉惠生梓’……”就文字而言，傅氏謂“校王氏本多不合”，而校以明初十行黑口本，則“符同者八九，知其源亦出於舊刻也”。可見此本雖亦只四卷，卻與王家瑞本不同，而與舊本多同。然傅氏所説的“舊本”究屬何本？則並未説明。今據毛晉所列臨安陳氏本的十餘種版本特徵，比勘此本，此本《勉愛行》二首已離爲三首；《神絃别曲》、《神絃曲》、《神絃》三處合編一處，詮次倒顛；《外集》無《白門前》一篇；“空白凝雲遏不流”，誤作“空山凝雲”；“向壁印狐蹤”，誤作“孤蹤”；“泣露嬌啼色”，誤作“帝色”；《摩多棲子》，作“樓子”；“試伴漢家書”，作“漢家君”，等等，此數種特點，皆與臨安陳氏本合若符契。這表明此本屬於臨安陳氏本系統，可無疑也。
（八）徐董評本。徐渭、董懋策評注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刊《唐李長吉詩集》四卷《外集》一卷。此本浙江、湖北、上海等圖書館有藏。半葉八行十九字，小字雙行同，四周單欄，白口單白魚尾下鐫“卷之某”。卷前首杜牧《序》，次李商隱撰《小傳》，次附録《幽閑鼓吹》、《山堂肆考》等典籍中有關李賀的文字，次刊行者題識，次目録。各卷首題“唐李長吉詩集卷之某”，次行、三行署“明會稽文長徐渭、揆仲董懋策批注”。《外詩集》凡二十二首。徐渭字文長，原字文清，號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山陰人，明代著名戲曲家。渭與賀有相似的經歷，屢應鄉試而不遂，爲幕僚多年，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一五九三）窮愁潦倒而卒。董懋策字揆仲，號日鑄公，會稽人。精於《易》理，嘗以授書爲業，四方從遊者歲數百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病逝。此本刊行，恰值董懋策下世，距徐渭去世已整整二十年。故此本刊行非徐、董之功，而是坊肆主之者，卷前有主者序其事曰：
李長吉詩，舊有京本、蜀本、會稽本、宣城本，惟上黨鮑氏本爲勝。兹刻依本云是鮑氏，然或京，或蜀，或會稽、宣城總未可知。但其訓解批評，的屬徐、董兩先生手澤。凡録在人間者，即不敢據也。故以徐還徐，以董還董，彼此一字無混。間有不著姓名者，乃係原注，而圈點則徐先生獨也。時萬曆癸丑中秋殺青主人識。
下有“長味”木記一方。由此《序》可以看出四點：（1）此本正文所據爲何本，坊主並未弄清楚。（2）此本的評注乃據徐、董手稿上版刊行，故可“以徐還徐，以董還董，彼此一字無混”。若然，則此本所載之徐、董評注，還是真實可靠的。徐渭《致鍾天毓書》曰：“《長吉集注》，見示者僅得鄙人注十之一二，刊猶不刊也。必尋最後注或可付梓。”（《徐文長佚草》）由此可見徐渭評注賀詩，在其生前即有刊本行世，但多是假渭之名，而載渭之評注僅十之一二焉。此本所據乃徐、董手稿，故二氏批點一字不遺。（3）此本還有徐渭的圈點，故爲點版書。（4）此本保留有李賀原注，校勘上具有寶貴的參考價值。總之此本雖坊間所刻，然態度還是相當認真的。關於此本的版本源流，依毛晉所列宋臨安陳氏本的十餘種特徵，其中前九條完全與此本相符，即卷内正文《勉愛行》題爲三首，内容也已離爲三首；《神絃别曲》、《神絃曲》、《神絃》三處，合編一處；《外集》無《白門前》一篇；“空白凝雲遏不流”，誤作“空山凝雲”；“向壁印狐蹤”，誤作“孤蹤”；“杜若已老蘭苕春”，誤作“繭苕春”，等等，可見此本當屬於臨安陳氏本系統。若是，此本確如坊主《序》所説：“兹刻依本云是鮑氏，然或京，或蜀，或會稽、宣城總未可知。”今知此本文字既非依鮑本，亦非據蜀本或京本，而是據衍生於鮑本的宋臨安陳氏本。坊主之言表明，此本文字曾經一番校勘，只是一時本子不全，故坊主並未弄清此本所據究爲何本。坊主還是誠實不欺的，這在明後期刻書草率的風會中頗顯可貴。進而坊主所謂徐、董批點乃據“二先生手澤”當亦可信。若是則此本乃徐、董批點賀詩的可靠刻本。而坊主如此認真刊行徐、董批點賀詩，應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明代後期，世風宣導反對封建禮教，主情任俠；徐渭一生自負才性，蔑視禮法，傲視權貴，而詩文書畫戲曲多憤世不平之作，尤其是徐渭自幼仿效李賀作詩，長而酷似之，袁宏道《徐文長傳》即評其詩曰：“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言渭得賀詩之髓也。徐氏既喜賀詩，又是詩人，故其批點賀詩確有獨到之處。明人余光説：“徐文長一代奇才，以奇詮奇，當無不快。”（《昌谷詩解輯·凡例》）明人對徐渭批點賀詩的評價，正道出了坊主積極刊行賀詩的原因。再者，徐渭批點賀詩，指出賀詩有“雕”、“率”、“雕率半”、“雕而其實率”、“雕而雕”等評語，乃前此評賀詩者所未道。前此評賀詩者，多謂賀詩刻意雕琢，自造新語，而賀詩率直的一面，則爲人所忽視。徐氏作爲詩人，對賀詩别有心會，能獨自指出賀詩“直率”的一面，可謂慧眼獨具。然而徐氏批點，興會所到，“點染數筆，舛漏尤多”，又“不事考核……紕漏甚多。董則補徐所略，救徐所偏而已。二家均爲力洗訓詁之氣，其于闡明作者之旨之趣，間得十之一二耳”（《昌谷詩解輯·凡例》）。徐批董注，合則雙美，離而兩傷，這應是坊主刊刻徐批賀詩時，一併刊行董注的原因吧！
另有一明刻本，遼寧、天一閣等圖書館有藏，上圖藏本有陳震等跋。該本卷前增入同郡陶望齡、公安袁宏道所撰《徐文長傳》二篇。
（九）曾益本。曾益釋《昌谷集》四卷，又名《李賀詩解》，上圖藏。半葉九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注文統低一字。四周單欄，白口單白魚尾下爲卷次，上象鼻内鐫“昌谷集”三字。各卷首題“昌谷集卷之某”，次行下方具款“唐隴西李賀著”，三行下方署“明會稽曾益釋”，下連正文。卷前首杜牧《序》，次焦竑、王思任《李賀詩解序》，次李商隱《小傳》，次目録。卷後無附録。曾益字謙甫，一曰謙受，山陰人，工畫。所釋《昌谷集》有似其畫風嚴謹的一面，或考事實，或説詩意。考事實則稽古詳贍，不厭其煩；闡詩意則婉轉牽合，不嫌枝蔓。其解賀詩不乏獨到之見，如《畫角東城》一首，曾氏以爲“全首與畫角無涉，角字誤。當是《畫甬東城》，猶《畫江潭苑》之意。甬，東越地，會稽勾章縣東海中洲也”。曾益因熟悉家鄉會稽一帶地理，固能發前人所未發，糾正前此解賀詩者的失誤，爲後來解賀詩者如王琦等所採納。曾益乃明末一奇人，對賀詩别有心會，故一時名人如焦竑、王思任、李維楨、郎文焕均爲其此書作《序》（後二人序上圖藏本未見）。王思任《序》謂曾益解賀詩如“立賀於旁，推心代口，一一詰之，而一一通之”；並總括曾益貫通賀詩者有五：一通其渾沌，二通其棼亂，三通其利病，四通其謎隱，五通其玄古。且謂“即使賀見此書，亦必啞然大笑”，其推許可謂至矣。此本的版本淵源，張劍《李賀集版本校勘瑣議》以爲，應屬於宋臨安陳氏本。所言甚是。此本今存者尚多，上圖藏本有清佚名録何焯校，華東師大藏本有清江標《跋》，南京大學藏本有清邵鳴鸞批並《跋》，湖南省圖藏本有清羅宏泂《跋》，國圖藏本有鄭振鐸《跋》。
（十）余刻本。余光解輯《昌谷詩集》四卷、《外集》一卷，聽雨堂刻本，二册。此本今國圖有藏。余光字希之，莆田人，崇禎十年丁丑（一六三七）進士，官上虞知縣。此本卷前有李清、余颺《序》、余光《自序》，諸家事紀、詩評十二則，《凡例》八則等。其《凡例一》曰：“得西泉吴正子箋注，分卷與徐注合，考據甚詳。今篇次俱依二本釐正。”既然此本篇次是據吴本及徐渭本釐正，文字恐也據吴、徐二本爲準。徐渭本屬於宋臨安陳氏本系統，而臨安陳氏又是從吴本演化而來的。故此本就大的方面而言，應屬吴本系統；而從其具體情形而言，則應屬於徐渭本的下位本。此本書名“解輯”，解指余氏的解説，輯指輯録諸家評注；解置前，輯居後；解説部分節采劉辰翁、徐渭、董懋策、曾益諸家之説，然大多數爲余光自己的新見。故余颺《序》謂此書“盡翻三注而詮以靈意，貫以慧舌，依義直解”。王琦曰：“予于明文選本見李君世熊一《序》言：‘李賀死九百六十年，希之以神筆靈風，鼓二氣而呵活之。’美其注釋之甄明乃爾。”（王琦彙解《李長吉歌詩·評注諸家姓氏爵里考》）李清《序》亦謂余氏此注“闡理繪情”，“綴箋注諸家之偏，繹古人未抒之隱”，可見此書之受人推許。而余光釋解賀詩，的確有獨到之處，如解《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曰：“二月送别不言折柳，八月不賦明月，九月不詠登高，皆避俗脱胎法。”頗能道出賀詩在内容方面的刻意創新。又曰：“十二月詩，將景物人事約略點次，不可滯某月定配某事也。蓋文士歌辭不是《齊民》、《月令》。”則指出詩歌作品的文學性，本質與學術著作有别，這無疑是對前此循行數墨以解賀詩者頗中肯綮的批評，爲用文學眼光釋解賀詩提出了有益的看法。
（十一）汲古閣刻《唐人四集》所收《歌詩編》、四卷《外集》一卷，一册。此本存者尚多，國圖一藏本有清毛扆校、沈寶謙跋；一藏本有傅增湘校、吴慈培校並跋、吴昌綬跋。卷前有杜牧《序》，半葉十二行二十字，左右雙邊，版心白口單魚尾下題“歌詩卷幾”。首卷卷端題“歌詩編卷第一”，次行下方題“隴西李賀”。《外集》另有目録，版式同，然也有二十一字者。卷後有毛晉跋文二則，其一曰：
余齠年從莊樂舅氏流憩舟中，見李長吉詩會稽本，誦之不能釋手，匄之而歸。廿年來出入懷袖，敝若砌前腐草，但病其評注多雜眩真，復有圈園職識之疑。繼獲臨安陳氏本，如《勉愛行》二首，離爲三首。《神絃别曲》、《神絃曲》、《神絃》三處，合編一處，詮次倒顛。又如“空白凝雲遏不流”，誤作“空山凝雲”；“杜若已老蘭苕春”，誤作“繭苕春”；“泣露嬌啼色”，誤作“帝色”；“向壁印狐蹤”，誤作“孤蹤”云云，一一釐正。既而復見鮑欽止手定本，無論“白門前，大樓喜”一篇得未曾有，如“碧玉破不復”，陳本作“破瓜後”；“柳臉半眠丞相樹”，陳本作“柳陰”之類，雖同是宋版，不啻涇渭之迥别。第《摩多樓子》作“棲子”；“試伴漢家君”作“漢家書”，此又鮑本白璧微瑕矣。倘古破錦囊中所藏不遭混中之阨，盡出鮑氏手眼，李藩侍郎不稱大快耶？琴川毛晉識。
可見毛晉是見過宋刻《李賀集》的會稽本、臨安陳氏本和鮑欽止本的，並比勘了鮑氏本與陳氏本的不同，故此跋提供了諸本寶貴的版本鑒定資料。上文論及宋代刊本時已經説明，書棚本屬於鮑本系統，而臨安陳氏本屬於吴本系統，此不贅。其二曰：
據杜牧之《叙》云：“歌詩離爲四編，凡二百二十三首。”今考鮑欽止手定本四卷，所載共二百二十首，又集外詩二十三首，已多二十首矣。何流傳至北宋大觀戊子冬者，反多於唐大和五年冬沈子明授杜牧之者耶？豈賀鑄氏得於梁鐸氏者，或有贗鼎耶？抑廁鬼有靈，復爾流布人間耶？毛晉又識。
關於賀集收詩數量，此本杜牧《叙》謂“二百二十三首”，與他本所載牧《序》“二百三十三首”少十首。實際上《唐文粹》所載牧《叙》僅謂賀詩“若干篇”，並不言具體首數，故知凡言具體篇數者，乃宋人所加文字。上文論宋代鮑本時已述及，賀集原本收詩當以二百三十三首爲是，後佚失十四首，故各本皆只二百十九首，可參看。毛晉謂鮑本收詩二百二十首，鮑氏明言只有二百十九首，毛晉誤。關於此本的版本源流，毛晉《跋》文盛贊鮑本，故其所據當爲鮑本，是此本屬於鮑本系統無疑。如鮑本卷三《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座人制詩嘲誚賀復繼四首》其二“碧玉破不復”句，“破不復”三字，此本同；而宋宣城本、蜀刻本、臨安陳氏本等皆作“破瓜後”。不過，毛晉刻書大都經過校勘，故此本文字與鮑氏本亦有不同處，如鮑本外集《謡俗》“試伴漢家書”句，“書”字誤；他本皆作“君”，甚是；毛晉此本也作“君”，並校曰：“一作書。”可見已經毛晉校改過。然而就總體而言，此本屬鮑本系統還是没有問題的。今鮑本已佚，故此本可説是現存各本中文字最接近鮑本的一個本子（參尤振中《李賀集版本考》）。
（十二）統籤本。胡震亨《唐音統籤》所收《李賀詩集》五卷，編卷三百七十七至三百八十一，丁籤八十一。此本編卷雖亦五卷，與通行本正集四卷、《外集》一卷同，收詩除附集所補二首外，與通行本也相同，但是已改爲分體編次。計第一卷三言、四言、五言古詩，第二卷七言古詩，第三卷長短句，第四卷五律、五絶、七絶，第五卷《外集》二十二首，凡分五古、七古，含補遺詩《静女春曙曲》、《少年樂》二首，另殘句五則，共二百四十三首。此本卷前，首胡氏爲李賀所作《小傳》，次杜牧《序》、次李商隱《小傳》、次胡氏所輯諸家李賀詩評，最後爲胡氏關於李賀詩編輯和收詩數量的説明，頗有見地。胡氏曰：
按：賀詩二百三十三首，出賀所手編，授沈學士子明者，載杜《序》甚明。投堰中之説，恐不足信。宋劉後村謂，佳句原不可多得，使賀集不遭厄，未必能一一如今之皆善。此言爲得之。今本四編爲二百十九首，較原數缺十四首，不知何年遺去。《外集》二十二首，宋人所補，晁公武云得之梁子美家者，不知前所遺十四篇即在此中否？今别録于後。郭茂倩《樂府》載有逸詩二篇，並附。若《東觀餘論》云，賀有逸詩五十二篇，則今無考矣。（《唐音統籤》第四册，頁三四七）
胡氏對李賀詩的編輯及流傳情形的分析，無疑是正確的。從文字方面看，此本所據當是明澂棻堂本。如澂棻堂本卷三《蝴蝶舞》，“舞”字，此本同，而他本皆作“飛”。澂棻堂本卷四《新夏歌》“落蘂枯香數分在”句，“落蘂”二字，此本同，而他本或作“落蒂”，或作“絳蘂”，或誤作“落帶”；“陰枝秀牙卷縹葺”句，“秀”字，此本同，而他本皆作“拳”，等等，這表明統籤本的確是據澂棻堂本改編入録的，應屬於澂棻堂本的衍生本。當然胡氏在改編前也進行過必要的校勘，如第三卷《日出行》一首，胡氏於詩後注曰：“近本失‘烏不得翔’句，‘火’字又誤作‘久’，正之。”然而由於不慎，此本又增加了一些新誤，如《新夏歌》：“陰枝秀牙卷縹葺”句，“牙”字，此本誤作“才”，等等。而胡氏還據元復古堂本，將吴正子、劉辰翁的評注摘録一二附於各相應的詩篇之後，以備讀者觀覽，亦善舉也。
（十三）姚注本。姚佺等箋注《李長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四卷，丘象隨西軒刻本。此本傳世者較多，國家、湖北省、北大、福建師大等圖書館均有藏，湖南省圖藏本有清查昇批校，上圖藏本有清陳本禮録清何焯校。此本《郋園讀書志》卷七有著録。姚佺字山期，一云仙期，號辱菴，又號石耳山人，秀水人。明末客居吴下，多與復社諸名士往來。此本四卷，詩凡二百四十一首，《外集》詩附於四卷之末。每卷卷端除題姚佺箋閲外，還有“同評”者與“辯注”者，然各卷之“同評”、“辯注”者並不相同：卷一同評者丘象升、蔣文運；辯注者丘象隨。卷二同評者胡廷佐、張恂；辯注者丘象隨、陳開先。卷三同評者朱潮遠、張星；辯注者楊妍、丘象升。卷四同評者謝起秀、孫枝蔚；辯注者陳愫、丘象隨。卷前有丘俊孫、蕭雲五、李明睿、胡廷佐等人《序》，姚佺等十人合寫的《西軒同載》，李太虚等二十六人所寫的《李長吉詩總評》。卷中箋注，徵引吴正子、劉辰翁、徐渭、董懋策、曾益等諸家評注，故《西軒同載》有“剪截猥冗，删去繁蕪，又經石耳之考訂浮訛。有當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韙之；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必會全章之文，而通上下之理，名曰‘定本’”之説，可見此本是一部集注性質的箋注本。然因成於衆手，反使此本顯得繁蕪且多舛訛，薛雪《一瓢詩話》評此本曰：“姚辱庵批李奉禮，矮人觀場。”（《清詩話》本）可見此本箋評賀詩不僅繁蕪多訛，且於李賀詩意的抽繹，多所不逮也。
此本還有梅村書屋假西軒刻版的重印本，傳世者亦不少，北大、清華、社科院文學所等圖書館皆有藏，國圖藏本有吴昌綬校並跋、紹鋭録清何焯批校；杭州大學藏本有何焯批並跋。内題“劉須溪點校李長吉詩集”雙行大字，中間一行小字，下方注“小築藏板”四字。卷前有“須溪總評”二則，次杜牧《序》，次李商隱《小傳》，次陸龜蒙《書李長吉小傳後》，次目録，各卷端題“李長吉歌詩卷之某”，次行題“西泉吴正子箋注”，三行題“須溪劉辰翁評點”，半葉九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花魚尾，上象鼻内頂邊欄題“李長吉集”，魚尾下爲卷次。
（十四）白鹿齋本。明白鹿齋刻《李長吉詩集》、四卷《外集詩》一卷，上圖藏。卷二闕第十九葉。此本半葉七行十七字，竹簡式邊欄，白口無魚尾，右欄内側上方鐫“漢蔡中郎竹册”，左欄内側下方鐫“白鹿齋摹古”五字。首卷卷端題“李長吉詩集第一卷”，次行低三字具款“隴西李賀著”。卷前唯杜牧《序》，次目録。《外集詩》凡二十二首。此本所據底本，乃是書棚本一系的本子，這可從編次及文字方面得到證明。如書棚本卷二《三月過行宫》次於《感諷》五首後，此本同；而蜀刻本、蒙古本次於卷一《湘妃》之後。又書棚本卷四《巫山高》次於《箜篌引》之後，此本同；而蜀刻本、蒙古本《巫山高》次於《上雲樂》之後。文字方面，書棚本卷一《唐兒歌》一題，此本同；而蜀刻本、蒙古本皆作“唐歌兒”。書棚本卷一《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並閏月》之《十二月》“依稀和氣排冬嚴”句，“排”字，此本同；而蜀刻本、蒙古本作“解”，等等，可見此本乃是據書棚本或其近似的本子翻刻的。此本藏印有“廷陵湛華堂珍藏印”白文長方印、“柳香女士”白文方印、“小字幼霞”朱文方印等。
清代刊刻和傳鈔的《李賀集》，其主要版本有以下幾種：
（一）清初刻本。清初無名氏翻刻吴正子箋注劉須溪評點《李長吉歌詩》四卷、《集外》一卷。此本上圖有藏，一册，半葉九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箋注、評點文字統低一格。四周單欄，白口單白魚尾，上象鼻内鐫“李長吉集”，魚尾下爲葉碼。卷前首杜牧《序》、次李商隱《小傳》、次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次目録。各卷首題“李長吉歌詩卷之某”，次行下方題“西泉吴正子箋注”，三行下方題“須溪劉辰翁評點”。據此可見此本乃翻刻吴箋劉評本者。《外集》一卷收詩二十二首，故共二百四十一首。
此本乃公文紙封面，封底尚殘存“日爲天啓乙”五字，可見應爲明末清初刻本。此本藏印有“蓉峰”白文方印、“戴熙私印”白文方印、“寒碧莊神”白文方印、“劉恕之印”白文方印。劉恕蓋清前期人，又名惺棠，字蓉峰，其藏書處號“寒碧莊”、“空翠閣”等，蓄書甚富，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四至二十五著録其所藏唐集多家（鄭偉章《文獻家通考》中册，頁一〇三八）戴熙乃道光朝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咸豐間太平軍陷杭州，投水自盡，贈尚書銜。
（二）錢鈔本。錢曾述古堂鈔《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一册，國圖藏。半葉十行十八字，楷書鈔寫，字大如錢，頗爲工整。鈔於統一刷印的格子紙上，左右雙欄，無解行，書口有“長吉”字樣。首卷卷端題“歌詩編第一卷”，次行下方題“隴西李賀”。卷前首杜牧《序》，次目録。卷一詩五十八首，卷二詩五十五，卷三詩五十六，卷四詩五十，凡二百十九首。《集外詩》二十二首，合計二百四十一首。此本卷四後有“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牌記一個，表明此本是據宋書棚本鈔寫者，這亦可從編次和文字方面得到證明。如書棚本卷二《勉愛行二首送六季之廬山》，題中“二首”，此本同；而宋陳氏本分編爲三首。書棚本卷四《神絃别曲》、《神絃曲》、《神絃》三題三首分編於三處，此本同；而宋臨安陳氏本合編爲一題三首。就文字而言，書棚本《李憑箜篌引》“空白凝雲頽不流”句，“白”字，此本同；而陳氏本誤作“山”，等等。可證此本的確是據書棚本鈔寫者。此本印記有“錢曾之印”白文方印、“尊王”朱文方印、“述古堂圖書記”朱文方印、“虞山錢曾遵王藏書”朱文長方印等，乃錢曾鈔本的明證。又有“稽瑞樓”白文方印、“鐵琴銅劍樓”白文長方印、“北京圖書館藏”朱文方印等，知此本自錢家散出後，爲陳揆所得，故卷中有“稽瑞樓”藏印。陳家書散出後，此本又爲瞿鏞所得，故卷中有“鐵琴銅劍樓”藏書印記。新中國成立後，瞿氏後人將藏書捐獻給國家，此本遂入藏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故卷中又有“北京圖書館藏”朱文方印。
（三）姚文燮《昌谷集注》四卷、《外集詩》一卷，四册。此本國家、湖北省、天一閣、河南大學等圖書館均有庋藏。文燮字經三，號羹湖，桐城人。順治六年己丑（一六四九）進士，然不樂仕進，以勤勞著述爲務。此書撰成於順治年間，初刻於蘇州。迨康熙初，又重刻於建陽。此本卷首有姚氏《自序》及《凡例》。重刊時增《題識》二則，陳二如、錢飲光、陳焯、宋琬、方拱乾、何永紹、姜承烈、黄傳祖諸人均爲作《序》。卷後附有蔣楚珍、陳二如、周玉鳧、黄秋涵、錢飲光、吴炎牧、蔣潛伯諸人評語。陳焯《昌谷集注序》曰：“所好不在歡愉和吉之言，而獨流連於牢落不羈之李賀。豈心傷世變，學士大夫忠愛之意衰，特取詩之近《騷》者揚搉盡致，以自鳴其激楚耶！”這種以六經注我的辦法，當是姚氏注賀詩的目的所在。姚氏《自序》謂李賀處元和朝，“一出即攖塵網，姓字不容人間……賀不敢言，又不能無言，於是寓今託古，比物徵事，無一不爲世道人心慮”，更是明確地指出李賀借詩言志的特點。姚氏還説：“賀之爲詩，其命辭命意命題，皆深刺當世之弊，切中當世之隱。”故姚氏注多引兩《唐書》爲據，以史證詩，頗多新見。然姚氏亦有一味鉤深索隱，不免穿鑿之處；讀者若能批判待之，不謂無益。
（四）黄評本。黄淳耀評《李長吉集》四卷《外集》一卷。黄淳耀字藴生，號陶庵，明嘉定人。崇禎進士，明亡，嘉定城破偕弟淵耀自縊於西城僧舍，有《陶庵集》。此本爲清雍正九年辛亥（一七三一）金惟駿校刻，金氏《後記》曰：“黄陶庵先生評點《李長吉集》，在張徵君樸村先生處，昆山朱以載師録置篋中，愛而欲刻之。辛亥夏出以見示，余因借原本與嘉定戴君機又復校一過，亟付梓人。先生此本朱藍再勘，研審精詳，箋釋一二不剿不落，皆補舊注所未及者。卷首題數字云：‘所長在理外，是須溪獨見。然會意者，率不病於理。’觀此亦可知先生之善説詩矣。”然據尤振中先生考證，黄氏之評語多與徐渭、董懋策批注李賀詩相同，可能是黄氏摘録徐、董評語以備觀覽者，金氏不知，以爲乃黄氏評賀語，極推許而刊行之。然黄氏亦間有評語，只不過較少而已，如《湘妃》一首黄氏評曰：“題是《湘妃》，而詩止言湘竹。‘九山’五句，言吟弄之苦，而湘妃之哀怨不必言矣。”亦可謂不無見地。但將此本統稱曰黄氏評本，便有名不副實之嫌。至於此本的版本淵源，所據乃澂棻堂本。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葉衍蘭寫刻的黄淳耀評、黎簡批點《李長吉集》四卷、《外集》一卷，所據底本即此本；而黄、黎批點本，文字多與澂棻堂本合（詳下）。據此亦可證明此本所據乃澂棻堂本無疑。
（五）全唐詩本。康熙敕修《全唐詩》所收《李賀詩》五卷。《全唐詩》是在《唐音統籤》和清季振宜《全唐詩稿本》兩書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而季氏《稿本》中的《李賀詩》，乃是將上述澂棻堂本四卷原刻入編，删去各詩注文，後附汲古閣本《外集》一卷並補遺詩《静女春曙曲》、《少年樂》、《江南曲》三首編輯而成的。卷前爲季氏删存的李商隱《李賀小傳》和杜牧《叙》。五卷共二百四十四首（其中《江南曲》與卷一《追和柳惲》一首重出）。文字方面，季氏也作了校勘。季氏藏有宋宣城本，並以《樂府詩集》等諸書參校，故文字較前各本更精。如《稿本》卷三《蝴蝶舞》，季氏於題下出校曰：“舞，宋刻作飛。”《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青袍度白馬”句，“度”字下季氏出校曰：“宋刻作瘦。”卷四《艾如張》“莫信籠媒隴西去”句，“籠”字下季氏校曰：“宋刻作龍。”“張在野田平碧中”句，“田”字下季氏校曰：“宋刻作春。”《苦篁調笑引》一首，季氏删去題中“笑”字，改作“嘯”，等等，諸如此類的校記，比比皆是，可見季氏校勘之認真。康熙敕修《全唐詩》之《李賀詩》五卷，便是將季氏《稿本》中的賀詩悉數入編，而删去季氏補遺中重出的《江南曲》一首，又據統籤本補入殘句三則，次於末後。故《全唐詩》所收《李賀詩》五卷，共二百四十三首、殘句三則，成爲一時收詩最多的本子。文字方面，編臣作了進一步校勘，如卷四《日出行》“令久不得奔”句，季氏《稿本》原無校文，編臣於“令”字下出校曰：“一本有‘烏不得翔’四字。”於“久”字下出校曰：“一作火。”然而由於編臣不慎，也承襲了季氏《稿本》的一些訛誤，如卷二《貴主征行樂》“奚騎黄同連鎖甲”句，“奚”字，各本同，唯宣城本作“妓”。季氏校勘時由於不慎，於“騎”字下誤校曰：“宋刻作妓。”編臣不察，遂沿季氏之誤，亦將校記誤出於“騎”字之下，實則校記當出於“奚”字之下。
（六）方批本。方世舉批《李長吉詩集》四卷，過録本。方世舉字扶南，號息庵。桐城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不就。飽學工詩，著有《春及堂集》，又曾注韓昌黎詩，行於世。方氏批點原寫於徐渭、董懋策評注的《唐李長吉詩集》上，由於方批没有刊行，所以除陳本禮《協律鉤玄》曾引用數十條外，不見藏書家著録。後有人以朱墨二色，小楷精鈔，過録於姚佺《昌谷集句解定本》上。一九五八年，徐聲越就過録本加以整理，謄成清本（徐聲越《方扶南批昌谷集後記》）。一九六四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將徐氏的謄清本與王琦彙解《李長吉歌詩》、姚文燮《昌谷詩集注》合編爲《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排印出版。此本卷前有“總評”數則，正文四卷，《外集》已散入正集中。方氏曰：“人只言其歌行，而不知其五律。賀之五律與柳州之七律，皆有味外之味，局亦似緊，格亦似平。卻洗削無一點塵埃。”可見對李賀律詩推崇之至。正因爲如此，方氏所批賀詩，特意用“律”、“排”等字樣標於律詩和排律的題頭上，方氏凡標出五律十一首，五排七首，共十八首，不足賀詩的十分之一。李賀詩畢竟古體與樂府居多，其律詩很少有人注意。方氏此舉，爲讀賀詩者注意其律詩作了有益的提示。方批賀詩，還注意對僞詩的甄别，凡方氏以爲僞者，則以“僞”字標於題頭上，凡標明之僞作達二十首，然多爲《外集》詩。方氏批點賀詩，亦爲選批，且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有時甚至只有幾個字。如卷一《李憑箜篌引》，方氏批曰：“白香山江上琶琶，韓退之穎師琴，李長吉李憑箜篌，皆摹寫聲音至文。韓足以驚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可謂善評詩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説明》稱贊方氏批注曰：“評語及一二箋釋，有極精闢的，可供讀昌谷詩的人參考。”此語的確能道出方氏批點的特點。
（七）王琦彙解《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有乾隆間寶笏樓刻本，上圖藏本六册，有顧廷龍録何焯批校，何中子、翁之廉及顧氏自跋。此本内封面中間大字題“李長吉歌詩”，右旁小字題“王琢崖彙解”，左旁小字書“寶笏樓藏板”。半葉十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左右雙欄，白口單黑魚尾，上象鼻内鐫“李長吉歌詩”，魚尾下爲卷次、葉碼。卷前首王琦《自序》，下有“王琦之印”陰文、“載菴”陽文二木記、次《評注諸家姓氏爵里考》、次趙信贊王琦注賀詩及王琦和詩凡四首、次目録，次《李長吉歌詩卷首》一卷，凡録杜牧《序》、李商隱《小傳》、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戴叔倫《冬日有懷李賀長吉》詩、齊己《讀李賀歌集》等詩文，次《事紀十二則》、《詩評三十二則》等。《外集》一卷除原收各詩外，王琦又補入《静女春曙曲》與《少年樂》二首，故共二百四十三首。王琦《自序》略曰：
余集所見諸家箋注，删去浮蔓而録其確切者，間以鄙意辨析其間。有竟不可解者，多因字畫訛舛，難可意揣，寧缺無鑿，期于不失原詩本來面目，勿令後之觀者，因箋釋之不明，而反墮冥冥雲霧中也。
據此，王琦彙解收集了自宋吴正子以來，直至清姚三經等人注賀成果之精華，斟酌取舍，再參以己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〇《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亦贊“王琦又采諸家之説，作爲彙解，遞相糾正，互有發明”。然此本如館臣所言，亦有“循文衍義”不得其真者。如“解‘塞土臙脂凝夜紫’，不用‘紫塞’之説，而改‘塞土’爲‘塞上’，引《隋書·長孫晟傳》‘望見磧北有赤氣，爲匈奴欲滅之徵’。此豈復作者之意哉？”又《四庫總目》卷一七四《李長吉歌詩彙解》曰：“琦此注兼採諸家之本，故曰‘彙解’，亦不免尋行數墨之見，或附會穿鑿，或引據失當。如《雁門太守行》‘塞土臙脂凝夜紫’句，舊注引《古今注》‘紫塞’爲解，本不爲謬。而琦必從别本作‘塞上’，引王勃‘煙光凝而暮山紫’句，以就‘凝紫’二字，是豈塞上夜景耶！又如《勉愛行》‘洛郊無俎豆，弊廄慚老馬’句，舊本誤‘慚’爲‘斬’，曾益注遂云：‘斬老馬以祖别。’直謂殺馬食客，固非事理。余光注‘斬’爲‘絶’，謂‘廄中無馬可乘’，亦牽强未安。琦不從之，是矣。然不知此用陶潛詩，‘馬廄’講肆之意，明儒者之不得志，而以爲‘無俎豆以餞行，即乘馬亦非强壯’，仍郢書燕説也。至《蘇小小墓》詩‘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下’與‘雨’叶，乃用古音。集中如讀‘來’爲‘釐’，押入支韻之類，不一而足。琦乃易末句爲‘風雨改’，以就‘待’、‘彩’二韻，尤失古法矣。此類不可枚舉，與諸家亦魯衛之政也。”此批評是精到的，然謂王琦此注與他家注本無别，則未免抑之太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説明》評價此本曰：“王琦的注本，是這些注本中比較詳明的一種，對以前的各家之説，頗能博觀慎擇，折衷是非。”此評最爲中肯。正因爲如此，王琦注本自出版以來，就倍受讀者青睞，雖不免有少數失誤，亦白璧微瑕也。此本文字，王琦雖曰“一遵吴本”，但因經過王琦校勘，故與吴本已有差異，正如四庫館臣所舉王琦易“雨”爲“改”，即是改動正文之例。不過就總體而言，此本屬於吴本系統，則是没有問題的。此本有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孟冬月宏達堂覆刻本，行款、版式相同，唯下象鼻内鐫有“宏達堂叢書”五字而已。
民國以來，王琦注本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另有《四部備要》本，及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出版《李賀詩歌集注》排印本，後者實爲中華書局本的翻排本，二本文字無甚差别。
（八）陳箋本。陳本禮箋注《協律鉤玄》四卷、《外集》一卷，嘉慶十三年戊辰（一八〇八）邗江陳氏裛露軒刻《江都陳氏叢書》收有此本，二册。上圖藏本有清顧蓴批校並跋，另一藏本有清曹堉批並跋；安徽省圖藏本有清丁晏批校。此本内封面中間大書“協律鉤元”，右邊小字書“李長吉歌詩箋證”，左下方小字書“裛露軒藏版”。半葉九行二十二字，四周雙邊，版心白口單魚尾，魚尾上接邊欄題“協律鉤元”。各卷首題“協律鉤元卷之某”，次行下方署“江都陳本禮箋注”。卷前有陳氏《自序》、杜牧《序》、兩《唐書》本傳、李商隱《小傳》及《諸家評論》等，次撰述《略例》七則，次《目録》。正集四卷，《外集》一卷附《補遺》收《静女春曙曲》、《少年樂》二首。全書文字訛誤極少，加之刻工精細，印刷認真，在清刻本中堪稱上乘。陳氏《自序》曰：
余于是書，雖不敢自謂獨開生面，然取之古人者十之三，杜撰者十之七，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考之當時，稽之史册，察其命衇，以無厚入有間，故所得多在酸鹹之外。極知荒誕，然于賀詩，固有默契者。用敢自識，以冀其或有一得焉。昔人有序注賀詩者，謂“賀死九百六十年，某以神筆靈風，鼓二氣而呵活之”，則吾豈敢。嘉慶戊辰九月望後邗江陳本禮素村氏漫記于古通化里之裛露軒中，時年七十。（上圖藏本）
可見陳氏此書乃是集諸家之注，益以個人之見而成的。其《協律鉤玄·略例》亦曰：“統諸家而彙萃之，義取乎精，詞切乎理，雖單辭隻語，在所必采。若夫浮言謬論，概置不録。”亦可見此書的集注性質。書中薈萃劉辰翁、徐渭、董懋策、黄淳耀、曾益、姚佺、董伯音、何義門、王琦、方扶南等諸家評注，可謂是繼王琦之後又一部較好的李賀詩彙注本。關於此書命名，陳氏《略例》解釋説：兩《唐志》、《宋史·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略》皆稱《李賀集》，然而“有稱爲《長吉歌詩》者，從杜樊川《序》也；有稱爲《昌谷集》者，因其所居之地而名之也。余妄易以《協律鉤元》者，蓋長吉七歲稱詩，即爲昌黎所賞識，而‘鉤元’一語，出自昌黎，以之名集，諒亦長吉所樂許也……以之命集，正亦如太白集稱‘翰林’，子美集稱‘工部’一例，秩雖微，名與之並列爲三矣”。揆諸陳氏用意，雖美，豈奈李賀所任爲“奉禮郎”，非協律郎何！至於此書重點，陳氏《略例》曰：“詩中故實，其隱僻者，悉爲箋出；人所習見者，則略之。蓋拙注專在發明義理，不欲作訓詁考據也。”爲達成“鉤玄”之目的，陳氏多引兩《唐書》，以知人論世，深求託喻，以明隱微。由於方法得當，故此本不乏灼見；然亦有過於求深，不免牽强附會者。如卷一《李憑箜篌引》末二句，陳氏注曰：“長吉睠念宗室，痛心往事，託言吴質不眠者，隱恨難消也。露腳，淚也。寒兔，月也。斜飛濕寒兔者，傷心之淚滴於月下也。”把本來極寫箜篌音樂美妙，感動吴質，以致陷入癡迷而久久不眠，附會成李賀因睠念宗室，痛心往事，託言吴質傷心不眠，灑淚濕兔，未免有强拉硬扯之嫌。諸如此類者書中還有一些。此書所據版本，應爲王琦彙解《李長吉歌詩》，然陳氏據黄之雋《唐堂集》卷二十一雜著五《詹言》下篇中語曰：“賀無七言律，一日讀《南園》詩第十一首，嫌語氣未完，急以十二首連讀之，始知爲一首而誤分者。”於是，陳氏便將《南園》第十一、第十二兩首七絶合爲一首七言律詩。此爲别本所無。陳氏不知，李賀原本有意復古而避新，不僅不作七律，五律亦極少。黄氏好事，感慨賀詩中無七律，而欲勉强牽合兩首七絶合爲一首七律，以補賀詩無七律之憾，實屬無謂。陳氏不辨，反坐實黄氏之説，使其成爲此本的明顯瑕疵。
（九）黄黎葉本。黄淳耀評、黎簡批、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葉衍蘭寫本《李長吉集》四卷、《外集》一卷。此本書於統一印製的格子紙上，四周單欄，半葉九行二十字，蠅頭小楷，結體端正，筆法勁健又不乏秀美，自始至終一筆不苟，實難能而可貴矣。各卷首題“李長吉集卷某”，次行低二字題“黄陶庵先生評本”，三行低二格題“黎二樵先生批點”。卷前有杜牧《序》。第一卷卷首爲朱筆書寫的二樵山人《記》。卷後有葉衍蘭《題識》。全書題下詩後或字裏行間多墨筆評語，當即所謂“黄陶庵先生評”。天頭及字裏行間之朱批，當即“黎二樵先生批點”。黄氏生平，前已述及，此不贅。黎簡字簡民，號二樵山人，清廣東順德人。第一卷卷首朱筆書寫的黎氏《題記》，大略謂其自幼即喜長吉詩，且爲詩甚肖之。黎氏謂昔日嘗批點長吉詩於金惟駿刊行的黄淳耀評《李長吉集》上（已見）。黎批作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批本輾轉至光緒間，葉衍蘭見之，大加賞愛，經校勘之後，以七十高齡工筆小楷，親手書之。葉氏於《題識》中記此事曰：“李長吉詩如鏤玉雕瓊，無一字不經百煉，真嘔心而出者也。二樵詩學，胎息於斯，故其評語最爲精當。此黄陶庵評本，二樵加墨其上，吕石帆得之，後歸陳蘭甫師。余從孝直世兄處假歸，課餘無事，一一録出。石帆間有附識，亦並録之。同人索觀，不能遍應，爰付剞劂，以給所求。坊肆刊行王琢崖評本，亦有足互證處，與此可參觀也。光緒壬辰仲秋葉衍蘭識，時年七十。”據此可知，黎批原寫於黄陶庵評本上，葉氏欲廣其傳，故經勘正精寫，並精刻套印行世。由於黎氏自幼喜愛賀詩，又是詩人，故所批不乏灼見。如卷一《李憑箜篌引》眉批曰：“‘崑山’句形容聲之高；下句聲之幽；‘十二門前’二句聲之和，能使景色亦和也；‘夢入’二句歎其伎之神……；結句使吴剛亦來聽，不知久也，即白露沾衣意。”這裏黎氏的闡釋確有新意。又如同卷《夢天》一詩眉批曰：“論長吉每道是鬼才，而其爲仙語，乃李白所不及，‘九州’二句妙有千古。”再如卷二《惱公》眉批曰：“句法、字法無不秀豔絶倫，後來朱垞閒情，發源於此。”此黎氏讚美賀詩之佳處。此外，還有推崇賀詩“極雕而佳”者，也有注意賀詩“一字不雕，一句不琢”的作品，以爲此類作品全不類李賀，而像元白。這些批語發前人所未發，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不過黎氏也指出了賀詩的缺陷，諸如不注意章法，有時用事直而傖，有些字句太稚嫩等等。然總的來看，黄、黎批點大都比較簡略，三言兩語，不成系統，然於讀賀詩者不爲無益。至於此本的版本淵源，前已述及黄評本所據乃澂棻堂本，則此本亦屬於澂棻堂本一系的本子無疑。民國六年（一九一七），葉氏刻本有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綫裝二册。
（十）吴評本。吴汝綸評注《李長吉詩集》四卷、《外集》一卷。汝綸字摯甫，桐城人。同治進士，工古文，著有《詩説》等，嘗官冀州知州，光緒時充北京大學堂總教習。此本有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北京藝文書局刻本，河南大學等圖書館有藏，内封面中間大字題“李長吉詩集”，左旁小字署“吴摯甫先生評注”。内封背面題“民國紀元十一年刊於都門”。半葉十行二十字，四周單邊，版心細黑口，單魚尾下署“李詩幾”。各卷首題“李長吉詩集卷某”，次行下方署“桐城吴汝綸評注”。卷後有汝綸之子闓生《跋》，謂此本刊行，由賀性存主之，且謂“昌谷詩雖擅盛名，而真知之者實鮮。以刻腎嘔心之作，而世徒以幽怪賞之，不亦昌谷之大不幸乎！其集本傳者亦鮮，家有舊鈔注本，用力頗勤，亦多疏失。先大夫嘗爲之勘正，兼疏釋大指，又頗采諸家之説以附益之。於是昌谷之用意始較然可知，而其精華之藴亦盡出矣。賀君性存，取先君勘本精刊行世，闓生司其校勘。既成，爰敬跋於後。壬戌四月闓生謹記”。由此可知，此本是吴汝綸的集校、集注及彙評本，行間校語隨處可見。所引校本計有宋本、吴本、金本（實蒙古本，下同）、姚文燮本、曾益本、汲古閣本、王琦本、今本、一本等等。闓生謂其父能“勘正”舊本的“疏失”，集衆本之長，信然。正因爲如此，此本文字多有可取之處。又，吴汝綸集注賀詩僅一百五十餘首，所引諸家有吴正子、鮑欽止、孟昉、徐渭、董懋策、曾益、何義門、王琦、方扶南、黄朝英等。吴汝綸的評注，一般置於各家之後，以“汝綸按”三字以示區别。如卷二《金銅仙人辭漢歌》於《序》云“青龍九年八月”下，先引黄朝英語，接以“汝綸案”曰：“《魏略》，事在景初元年。此《序》九年，當是五年之誤。今本作‘青龍元年’者，後人妄改也。”書中吴闓生的評語，當爲汝綸之孫所加。總的來看，汝綸評注賀詩比較簡略，然亦不乏灼見。如指出賀詩有的“豪縱”，卷一《夢天》評語即曰：“後半豪縱似太白。”同時還指出賀詩有的風格接近杜甫，如卷一《示弟》、卷三《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等數首便是。就文字方面看，此本當是以王琦本爲底子；然王琦校勘賀詩，雖極用力，然畢竟未見過宋本，甚至連蒙古本亦未嘗寓目。而吴汝綸集校此本不僅廣采衆本，還用宋本和金本參校。書中出校宋本、金本處多有，故此本在文本校訂方面，可以説是繼王琦本之後的一個頗爲精粹的本子。
新中國成立後，整理賀集較有成就者乃葉蔥奇疏注《李賀詩集》四卷、《外集》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一月版。此書卷前有《凡例》九則，對本書的底本與校本的選擇、異文的處理作了説明；對典故詞語的出處均予標注、深奥紆曲的字句皆有闡釋，以及全篇主旨意趣與運筆造句的精妙，或詩背景等需要説明的，均在“疏解”中予以疏説。“注釋”取於舊説者，十之六七，編者增補者十之三四；諸家之説可取的，則標明爲某家；其餘舊注新説，概不分别説明。由此《凡例》可以看出，此書對以往賀詩文字的校勘、典故詞語的注釋，以及内容的評點等方面的成果，作了一番認真清理，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又參以作者自己研究所得，是《李賀集》整理研究的新收穫。此本以王琦“彙解爲主”，故正文文字當屬於吴正子本系統。此本卷後《附録》部分，收録有關李賀的豐富資料，以便讀者。
綜上所述，賀集版本有以下三個特點：第一賀集之卷次。杜牧《序》謂原編四卷，迄宋，增加《外集》一卷，詩二十三首，《新唐書·藝文志》著録的五卷本賀集，蓋即此種本子。至此，賀集的卷數、編次基本定型。後世雖有個别版本將《外集》詩附於第四卷之末或散入四卷之中者，但大多數版本基本保存了賀集原有卷數和編次面目，這在唐人别集中實屬難得。第二賀集之版本。今知賀集宋代出現了宣城本、京師本、鮑氏本、蜀刻本、書棚本、臨安陳氏本等等，其中鮑本因用數種本子比勘過，故在諸宋本中文字最善，頗受世人重視，後世迭經翻刻，流傳最廣。然鮑氏原本後亦無存，最接近其真面者，乃毛晉汲古閣所刻唐人四集本。宣城本、蜀刻本今有傳本，是校勘賀集的寶貴資料。書棚本亦無傳本，然錢曾述古堂有影鈔本，頗爲可貴。所以賀集雖屢經明人更張舊式，改頭换面，但清人刻書多據宋本，所以賀集宋本的面目得以保存。第三賀集的箋評。南宋吴正子乃箋注賀詩第一人，劉辰翁爲評點賀詩第一人，《四庫全書》即以二人評注本録入，可謂有識。自宋至清，賀詩注附會穿鑿者多有之，而館臣謂“正子此注，但略疏典故所出，而不一一穿鑿其説，猶勝諸家之淆亂”，可見評價之高；賀詩評點者亦衆，而館臣單稱賞辰翁，謂其“惟評賀詩，其宗派見解乃頗相近，故所得較多”。明清箋注賀詩者雖衆，要當以王琦注最爲詳善，故後世翻刻本頗多，流傳亦廣。姚文燮、陳本禮二家注，能以史證詩，於賀詩亦多有發明，然二家仍有穿鑿附會處，讀者以批判的態度待之可也。
【參考文獻】尤振中《李賀集版本考》，《江蘇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七九年三期 張劍《李賀集版本校勘瑣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二〇〇〇年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