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东亚社会发展的“韩国视角”及其独特性

自古以来，朝鲜半岛是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文明主体，与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交流历史。然而，中国人对古代朝鲜半岛的认识尚停留在高丽乐、崔浩、崔志远的诗词所描述的精英层面，未进入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人们对朝鲜民族的认识仅停留在“喜着白衣”的白衣民族的程度。《随书》（卷八十一）记载，朝鲜三国时期的新罗“衣服略与高丽（高句丽）、百济同，服色尚素”；《海东绎史》（卷二十）记载，“高丽衣皆素白”。[20]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又是以与中华民族同病相怜的形象出现在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的观念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独立主权国家，因朝鲜的意识形态和抗美援朝的战争记忆，中国老一代人对其有着革命兄弟般的情节，对风靡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为代表的朝鲜电影如数家珍。然而对南部的韩国却一无所知，完全断绝了交往。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朝鲜半岛的认识似乎又变成另一个极端。中国与韩国建交以后，出现了中国年轻人追捧韩国电影、韩国电视剧、韩国服装、韩国电影明星等的“韩流”现象。这一热潮持续至今，《来自星星的你》成为2013年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其演员的穿着成为众多年轻人心中的“时尚标杆”。

然而，人们对韩国电视剧和电影背后的二战后韩国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社会背景知之甚少。例如，如果我们不知道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跟随美国出兵越南的历史，就不会深刻理解《假如爱有天意》中又一次“战争”对韩国普通人的伤害。如果不知道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所造成的社会原子化的深刻后果，就不会对《金氏漂流记》所表现的信用卡危机和社会原子化风险感同身受。如果不了解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时期韩国学生的运动历史，就理解不了2013年的喜剧《钢铁大吴》所反映的韩国民主化的历史复杂性及其对韩国当今社会的影响。总体而言，同样是处于东亚文明圈的国家，中国人对朝鲜半岛既熟悉又陌生。我们对我们的邻居了解如此之少，尤其是对韩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了解更少。虽然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日益重视对韩国进行专门研究的“韩国学”，但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历史、语言文化等人文学科，近几年集中于朝鲜半岛的国际关系、韩国经济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等实用性较强的社会学科，在总体上尚未形成“气候”，仍然处于学科边缘地位。“在中国，比起研究大国的美国学，研究周边国家之一的韩国学有可能被视为研究价值不大的学科领域……中国的‘韩国学’研究与中国对美国学和日本学的重视程度不同，仍然受到轻视，这与持续向前发展的中韩关系进程不相符合。”[21]此外，中国的“韩国学”仍然是实用主义式研究，缺乏一种一以贯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视角。诚如蔡美花所强调的韩国学需要东亚视角一样，“过去中国的中华中心主义和欲将东亚殖民化的日本东洋主义都是形成东亚视角的潜在障碍因素。至少从中国的现视角看来，朝鲜、韩国是中国周边的小国。尽管韩流正席卷中国，但中国的韩国学尚未达到以东亚视角去分析和研究这些现象的层次”。[22]总之，由于过去中华中心主义观念占据根深蒂固的地位，我们不习惯“朝外看”，特别是对曾经是我们附属国的“小兄弟们”，仍然保持心理上的优越感，较少注意其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

这种观念也出现在中国的社会学界。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成为我们研究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典型国外样本。大概是“距离产生美”的原因，我们习惯于研究和我们“较远”的社会样本，却忽视了我们的“近邻”，特别是同样处于全球化和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处于分裂状态的朝鲜半岛。这种“同病相怜”与“唇亡齿寒”的意识，被一种以“中心”研究“中心”的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所消解。为此我们是否有必要将“韩国”作为一个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转型社会的另一个参照框架？笔者很欣赏被誉为“国际派鬼才”的旅日中国比较文化学者金文学提出的“近色比较法”。他提出一种不同于“中西文化对比”“中美文化对比”等的文化研究视角。该视角认为人们倾向于比较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而往往忽略了比较身边有相似文化特点的文明。正如红色与白色容易对比，但同样是红色，却存在浅红、暗红、粉红、杜鹃红、玫瑰红、石榴红、宝石红、胭脂红等很多种类。研究这些种类之间的细小差别，其难度和意义往往大于红白之间的研究。与中国有着相近文化背景的韩国和日本，就如同不同类别的红色一样，看似相同但又不同，看似不同但也相同。为此金文学强调研究中、日、韩等东亚国家文明细小差别的重要性。虽然金氏的“近色比较法”仍然有着缺乏具体操作性和理论系统性等缺憾，但此视角显得十分独特。我们确实需要以其他东亚国家为参考框架的研究。以韩国为例，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农民进城务工、出国热潮、房地产投机热潮、快速城市化、“蚁族”群体（在韩国被称为“88万元世代”）等现象，与当今中国发生的社会现象具有很多相似性。笔者在阅读韩国社会现象的相关材料时，往往会恍惚地认为这说的就是当下中国的事情。因此，我们在选择欧美和日本作为审视中国转型社会的镜子时，不妨同时将眼光集中于东亚其他国家的社会变迁与转型问题上。多一个参照框架，或许有益于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进行全方位的反思与规划。

除了将韩国社会作为中国社会变迁的另一个参考框架这一实用主义的目的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韩国”这一地理和文化上都处于边缘地位的样本，似乎本身具有一种“反思性”，可作为反思东亚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视角。在此我们可以借鉴名为“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具有开放性和反思性的视角。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强调以中国为方法反思欧洲中心主义，补充世界的多元性认识。

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但如果中国学仅仅是为了了解中国，至少我个人是无法满足的。我以为，如果满足于了解，其结果要么变形为以了解中国各方面的知识为目的，或以埋头于中国本身为目的的另一种追随中国的中国学……真正自由的中国学的目的不应该被解消于中国或自己的内部，而应该超越中国。换言之，就是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23]

同理，我们同样可以强调一种“作为方法的韩国”。以“韩国”为方法，研究韩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规律和逻辑，并不是要形成一种排斥性的“韩国中心主义”，而是最终要超越韩国本身，提炼出韩国自身所具有的边缘性，并将之扩展为东亚的边缘性，与西方的知识体系乃至世界体系进行对接，反对一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为标志的话语霸权体系。具体而言，以韩国为反思视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边缘性向反思性与中介性转换。朝鲜半岛长期处于东亚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但这一边缘性所具有的反思性和中介性，正是日本和中国等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的学者所需要的。研究者可以借由边缘性反思东亚社会的同质性假设及其复杂性和多元性。

第二，冲突性向宽恕性转换。纵观韩国的近现代的殖民地和反殖民地历史，斗争性和对抗性成为理解韩国的民族特性以及韩国社会变迁逻辑特征的关键词，这一点不同于强调和谐性的中国和日本。这与韩国人的“恨”意识有密切关系。结果是韩国社会出现了公共性消解、工作贫困、房地产阶级社会等严重的社会风险。因此，以韩国为“方法”，就是要反思这一类以斗争性为价值基础的社会类型对良性发展的消极作用，同时也要借鉴韩国知识分子为此进行的反思和努力。一方面，日常生活在消解二元对立思维上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韩国的公共性重建特别强调一种非对抗性和非敌对性的均衡性公共性。更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知识分子强调要克服以“作恶者必须先受到惩罚”为前提的传统宽恕意识，探索一种被称为“对待历史的互动或沟通模型”的更为灵活的非二元性的宽恕路径，以消解社会的各类对抗和冲突。

总之，本书强调对韩国社会的结构和变迁逻辑进行系统化研究，此举并不是要建构一种以某个国家为中心的学术中心主义，而是以“韩国”这一类边缘性的社会样本为出发点，发掘具有文化中心意识的学者尚未重视的反思意识和宽恕意识。此种做法似乎超过了“韩国学”的学科意义。其重要意义在于，研究者应克服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在“韩国”等一类边缘国家的历史和社会变迁经验中，提炼出反思中心主义与促进世界多元发展的认识论方法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