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韩国社会的公共性危机与社会发展反思

（一）韩国社会的公共性危机及其社会后果

作为殖民民族解放以及东亚压缩式现代化的典型样本，韩国的“公共性”建构过程具有特殊性。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的“外生性”与国家权力的“扩张性”引发了韩国的第一次公共性危机，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最终推动“国家公共性”逐渐转化为“社会公共性”。然而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背景下，韩国社会出现了以“国家缺失”与“公民社会缺失”双重缺失为标志的第二次公共性危机。

韩国在20世纪初沦为日本殖民地，与主权完整的中国相比，“主体性国家缺失”一直是韩国殖民地时期公共性不足的内在原因。正如夏承宇强调殖民地国家权力的特殊性一样，“殖民地国家的国家体制与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同日而语。在殖民地的场域中，人力、物力皆被抢夺殆尽，传统社会加速崩溃，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资源又被夺取，人民备受压迫，从内部就已经俯首称臣的殖民地国家已不再是真正的国家体系，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形成过程”。[17]这正是理解二战后韩国极力推崇国家主导型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历史背景。实现民族解放的韩国社会渴望主权国家的回归，亟须国家担负起建设工业化、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共责任，这也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朴正熙政府推行国家主导的“压缩式”现代化模式，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长。其GDP增长率从1961年到1996年连续35年保持在8%，创造了“汉江奇迹”，逐渐跻身发达国家之列，成为东亚第一代新兴经济体的典范。总体而言，这种“国家主导主义”的发展模式强调政府把领导社会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作为合法性基础，充分发挥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整合社会资源、规划国家发展、管理和调控经济的作用。然而，该发展模式被韩国学术界诟病为“经济增长万能主义”或“膨胀主义发展模式”，即发展的目的在于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经济指标成为体现一切国家或社会合理性的单一指标。这意味着市场权力和国家权力在社会各方面过度膨胀，易演变为社会两极分化、社会可持续性不足、生态破坏等危机。从某种意义上看，“压缩式发展”的危机又可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公共性变革的重要契机。具体到韩国，国家权力推行的“膨胀主义式发展”直接导致了“国家公共性”的危机。因为国家权力过度膨胀破坏了公共性强调的“公共利益”和“公正原则”，也从外部挤压社会内部，使其形成较为统一的社会自我意识，并产生了质疑“国家公共性”的反抗意识，逐步形成了公民社会，最终爆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民主化运动，推翻了军事政权，迎来了文人政府的时代。“社会公共性”在此过程中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建构。经过1987年的民主化斗争和1993年的地方自治选举，作为草根组织的地方民间团体大量出现，积极开展活动。在军事政权时期，国家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民主化转型之后，韩国公共性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社会团体成为建构“社会公共性”的重要载体。一方面，社会团体成为重要的公共服务供给部门；另一方面，社会团体向广大民众提供个人、家庭等私人领域之外的沟通和互动的社会性公共空间。

然而，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之后，韩国逐步从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模式转变为市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该模式强调市场的优先性，鼓励资本的流动和竞争，弱化国家的规制作用，在社会各领域全面释放市场力量，以减轻金融危机时政府在经济和福利上的过重负担。但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国家缺失”和“公民社会缺失”的“公私两无式公共性危机”，即韩国社会的第二次公共性危机。由于韩国现代化过程具有急速性、后发性和外在性，其公共性不可能具备西方公共性的内生性，尽管维护的是公共利益，但毕竟还是一种利益取向的公共性，并不完全是一种社会内部的普世性制度规范以及被社会成员内化的集体道德意识。利益取向的公共性本身具有外在性、易变性和转换性。当代韩国社会里的公共性主要是“利益”层次上（公益）的公共性。虽然这种“公益”意义上的公共性已经超越了过去军事政权和权威时期由国家垄断的“国家公共性”，公民社会也成为提供“公益”的重要部分。但事实上，这种靠利益联结的公共性仍然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公共利益背后的“公共”主体是一个模糊而抽象的概念，在社会各阶层作为国家的对立面都被动员在“公共”旗帜下进行反对独裁斗争时，社会内部往往具有高度统一性。但在民主政府时期，由于缺乏一个普适性的制度规范，往往会出现一个利益群体假借“公共”之名打压另一利益群体的现象。因此，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和公民社会的外生性共同打破了公共性的平衡性，韩国社会陷入了“公”（国家缺失）与“共”（公民社会缺失）双重动力不足的困境。

第一，国家的缺失性。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从以前“国家主导式”的快速现代化模式突变为“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前者强调政府把领导社会实现现代化作为合法性基础，充分发挥政府在调控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以及制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作用。如果说这类“国家权力无限扩大”的模式催生出反独裁的社会运动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行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似乎又走向“国家权力无限缩小”的另一种发展极端。具体表现为，政府放松对市场的规制，减少自身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提供等方面的道德责任，这使趋利避害的市场伦理向全社会扩张，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损害了公共性所强调的公共利益和公正性。因此，国家的缺失同样会导致公共性危机。

第二，公民社会的变异性。“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失衡会导致公民社会的权力化、过分市场化和工具化。根本原因在于，在国家的管理和规制能力弱化的情况下，市场力量广泛渗透包括民间团体在内的公民社会内部。因此，公民社会内部逐渐形成反公共性的集团利己主义倾向。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反独裁民主化运动以及90年代兴起的大量民间团体，使韩国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然而，公民社会中的“公民”自身也具有两面性，即“作为公的存在的公民”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公民”。此外，韩国第二次公共性危机的根源也在于“公”与“共”的失衡且失衡关系更具复杂性。一方面，国家之“公”与公民社会之“共”存在权力化渗透的失衡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公民社会内部的“共同利益”被形式化的“公共性”所掩盖，产生追求私利的集团利益主义。因此，“共”自身的缺失也会导致公共性的危机，也可被视为另一种公共性的失衡关系。这种失衡关系直接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名为“工作贫困”的新型贫困。

虽然韩国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加强了资本和人力资源在行业之间的流动性，顺利渡过了金融危机。但是，这一经济社会的转型打破了“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平衡，片面强调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和自我选择权，导致公共性结构失调。首先，稳定的就业市场逐渐被强调灵活就业的劳动市场代替，出现了大量非正式职位。其次，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会逐渐萎缩和分化。同时，由于广大临时工的利益得不到工会的保护，正式工与临时工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了工人内部的分化，最终使大量的临时工逐渐演变为即使努力工作也仍然贫困的“工作贫困”群体。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素有“中产阶层后备军”之称的大学毕业生日益成为工作贫困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以强调整体和综合性的“公共性”为取向，市场力量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共性，公民社会内部不能提供组织保护和集体活力的话，“青年工作贫困”自身的扩大化会带来较大的社会风险。

首先是“个体化社会”的原子化风险。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现代社会日益从“集体社会”变迁为“个体化社会”。如果社会结构中的各类公共性主体关系失衡的话，个体化社会易演化为“原子化社会”。缺乏公共性约束和保护的个体，即便是有劳动能力并且获得一份工作的人，其本身也处于一种缺乏国家制度保障、缺乏市场资源、缺乏共生活和社会组织保护的“釜底抽薪”式的生活弱势状态中。社会大量存在此类缺乏公共性的个体，势必会演化成一种游离于社会系统的原子化个体，反过来，这些原子化个体也会导致社会的原子化风险。而这种原子化社会无论是从宏观的结构性失调，还是从微观的个体道德丧失、个人主义盛行来看，都预示社会秩序的崩溃。

其次是消费社会的阶层固化。从产品内在属性的支配变化来看，现代性的发展可理解为从重视产品的物质物理属性和实用属性的生产性社会，逐渐转化为重视产品形象符号价值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里也有公共性基础。如果在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失调的消费社会里，市场力量扩散到原本应该具有公共性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公共资源的独占结构就会成为社会阶层分化和固化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土地住房资源领域，公共性的衰落直接成为社会固化的决定性因素。

最后是社会心理弱势化。正如公共性具有日常生活性和主体性一样，公共性的缺失不仅导致结构性的风险，也会在微观层次上形成弱势心态，蔓延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焦虑、无助、倦怠等弱势社会心理。不仅底层群体会出现弱势心理，而且连白领、大学教师、基层公务员等知识文化精英也会在缺乏公共性的社会环境里出现集体焦虑，甚至集体恐慌，整个社会呈现全民心态弱势化趋势。对于社会来说，此类集体弱势心态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大量缺乏本体论意义上安全感的人，从价值认同上消解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同时集体道德、社区认同、工作伦理、公共意识等社会道德秩序也会随之消解。

（二）韩国社会发展反思与公共性重建

众所周知，韩国是1997年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危机的重灾国。金融危机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同时也成为韩国知识分子反思社会发展模式与探讨未来发展道路的重要契机，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韩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界以建立学会、出版丛书等形式掀起了反思变革的运动。总体而言，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该运动具有强烈的反思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主体的文化本体性与东亚的回归。开放性与整体性是公共性的基础属性，其需要一个同样具有开放性与整体性的社会发展环境。因此，在解决社会内部的公共性问题之前，韩国知识分子将关注点集中于对发展的一些本体论反思，如对发展主体的反思。具有代表性的是“重新发现东亚”的思潮。进入21世纪之后，韩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纷纷重新定位和寻找韩国的“东亚”认同感，形成独具一格的“韩国东亚论”。首先，韩国学者认为发展的主体不仅包括民族国家，还应扩展到地理区域的“东亚”、文化意义上的“东亚”。一方面，韩国能在东亚政治、经济等各类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除了重视地理意义上的“东亚”，重新寻找文化上的“东亚”也成为韩国发展的新动力。韩国学者强调不是像“东亚价值论”一样，旨在为经济发展寻找文化合理性，而是从东亚民族的原型和文化特性的角度，克服功利和工具性倾向，以一种文化自觉的态度在本体论意义上挖掘东亚文化的本质意义，以作为发展的真正动力。其次，“东亚”作为一种反思视角成为反思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韩国因长期处于东亚地理和文化的边缘地位，其从历史发展经验中提炼出的“东亚意识”，更具一种解构中华权威中心主义和日本霸权中心主义的反中心主义视角。为此，崔元植强调：“韩国的东亚论要批判即存的中心主义，但不建立新的中心；最关键的是要彻底瓦解中心主义的主体，在‘中心’的外部，而不是在‘中心’的各主体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所以，只有提出在超出中国和日本的范围的‘东亚’概念，才能到超越‘中华’和‘东亚’的解决方法。”[18]除了在宏观结构上具有反思性之外，“东亚”的反思性也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最具代表性的是白永瑞提出的“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他试图从东亚各国普通人的视角出发，从日常生活中挖掘韩国人对东亚的认识，发现大不同于知识分子的东亚认识，以发掘日常生活中的非二元对立性和主体性，审视民族国家的两重性和全球化的霸权性。他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东亚限制在知识分子的话语中，要在一种超越追求富国强兵的民族国家的文明论的层面思考问题。为此，当务之急乃是东亚人自我反省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态度及方式，启发人们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感知能力。”[19]

第二，东亚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1997年金融危机的彻底性和深刻性动摇了韩国经济增长第一主义或土建国家式的压缩性现代化发展模式。学者们一致认为金融危机的出现不是简单的金融体系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因此，寻找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刻不容缓。颇具代表性的是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的韩相震提出的东亚“第三条道路”。该模式是一种融合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与东方和谐共生思想的产物。一方面，该模式具有反中心主义和反文化霸权主义的特点。韩相震强调第三条道路并不只是一种欧洲现象，东亚的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对现代性的异化问题进行自我反省，反思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失调性，反思左与右的对抗性，反思公共道德结构与个人私利的关系，反思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反思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反思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辩证性，反思社会转型的文化基础等。另一方面，东亚“第三条道路”也是一种文化反思与文化实践。东亚的发展实质是建基于东亚和合儒家文化的文化实践，强调包容性、共生性、人本性、沟通性、协调性、合作性、均衡性、互惠性、和平性的文化价值观。具体到政策实践层面，韩相震认为应从全球化、文化基础、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解性政策4个维度建构东亚“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总之，东亚“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前提是西方沟通理性与东亚和谐思想的有机结合，其本身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与沟通的产物，突破二元对立性和对抗性，同时并非一味采取妥协式的和谐，而是在理性基础上实现所有发展主体的理解对话与沟通，最终达到非权力性的共生秩序状态。

第三，非对抗性的均衡公共性。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后的发展乱象暴露无遗，社会需要重建一种非对抗性的公共性作为价值与实践基础。因此，公共性重建在金融危机之后成为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韩国独特的“恨文化”造成社会群体之间充满各种内在矛盾和冲突，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韩国的公共性重建特别强调一种非对抗性和非敌对性的均衡性。这种公共性的建构需要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社会、公民社会内部之间规避对抗性，维持一种能动的均衡。该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保持一种矛盾均衡性，其前提是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矛盾关系，不否认两者之间有边界；另一方面，各类发展主体的均衡并不意味着被动的妥协和均衡，而是强调两者都可发挥能动性和主体性。不能单一否定国家、社会、市场、民众等某个主体在构建和谐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多种主体缺一不可，各司其职。总之，均衡式公共性不仅标志着韩国发展模式从单一的对抗性发展转向主体和谐共生的均衡式发展，而且也体现了东亚学者试图打破西方二元式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探索东亚本土性的公共性（强调国家之“公”与社会之“共”的重叠性与能动平衡性）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积极意义。

第四，公共性的日常生活视角与底层的真实表述。一方面，以产业工人（特别是出口加工部门的女性工人）为代表的底层群体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在知识话语体系中，底层群体往往被二元化为反抗和沉默的两个极端。然而，如果从日常生活视角重新审视底层的真实表述，底层产业工人的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是一种不被二元对立式的知识权力所侵占的“真实世界”，充满各种主体复杂性和多元性。因此，建构公共性以及挖掘发展动力主体的前提，必须摆脱一切知识权力和霸权控制的道德偏见，真实挖掘公共性主体群体的主体性以及复杂多元的主体需求。另一方面，公共性的日常生活视角也被一些新锐韩国学者视为一种有力的反思工具。反思在韩国已被各种充满精英意识的话语霸权和知识权力殖民化的学术生态环境中，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与被研究者（特别是底层群体）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反思性研究中寻回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良知和公共性。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同样是促进发展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动力。但是一些知识分子与市场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将一些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合理化。特别是在底层群体对知识分子的权威高度信任的前提下，通过大学教育以及大众媒体的宣传和报道，在日产生活中将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合理化，并将合理性内化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识”和“真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日常生活中的不以公共性为基础的知识霸权和权力关系也是阻碍社会和谐发展的真正内在因素。

第五，东亚新发展主义与公共性的宽恕意识。众所周知，谈到东亚发展问题的时候，“东亚模式”是一个典型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东亚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广为学术界熟悉和使用的概念，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也因此成为显学。究其实质，“东亚模式”是在20世纪勃兴的发展主义理论与实践脉络中所体现的东亚发展的独特地域样本。然而，东亚各国最近30年出现的各类经济危机以及社会问题，使东亚的发展问题逐渐从传统的“东亚模式”转换到“东亚新发展主义”的反思话语，这成为全球反思发展主义热潮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东亚发展主义”在继承西方新发展主义反思发展的目标、片面性和确定性的基础上，结合东亚现代性的外生性与东亚文化的内生性之间复杂互动的文化社会结构，反思东亚社会中特有的城乡两极化、地域不平等发展等“空间变化”，推崇一种以东亚文化自觉为内在驱动力的强调社会和谐、民生为本、社会均衡发展的发展模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自觉对反思发展的重要性。

具体到韩国与中国人强调挖掘儒家的“民本”传统不同的是，韩国的知识分子强调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宽恕意识”作为反思人类发展危机的核心概念。因为自古以来朝鲜半岛一直处于东亚地缘和文化的边缘地位。特别是近代沦为日本殖民地以来，丧失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民族尊严的事实使朝鲜民族逐渐形成了一种名为“恨”的民族心理意识。它是一种随着时间推移积累起来而没有得到熔化的，总是萦绕人心头并受到压抑但又渴望得到释放的强烈感情。这一民族心理贯穿整个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南北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党派之间、社会内部的各类民间组织之间充满的各类冲突和矛盾，逐渐成为韩国和谐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克服二元对立的“宽恕”概念自然成为寻找新发展模式的核心价值。最先提出“宽恕政策”的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他当选总统后宽恕了迫害他16年的独裁者全斗焕和卢泰愚。首尔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韩相震十分重视对于此类弥足珍贵的“宽恕意识”的系统性分析。

他将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与儒家中庸思想进行有机结合，提出一种新的宽恕思想，不仅将其运用于民族国家之家，而且运用于处于国家、市场、社会的各类冲突之中。例如，国家机构不必视民间政治和经济力量为洪水猛兽，反之，社会力量也不必视国家权力和市场权力为天然的敌人，而是促进国家机构、各类政治力量、各类非政府组织、经济组织、跨国家组织等发展主体的沟通和相互理解，最终达到一种非政治性和非权力性的和解力量。这种和解性的均衡状态本身可被理解为一种公共性。因此，作为发展基础前提的公共性，其内在的宽恕意识也应被研究者系统挖掘和分析。对于东亚新发展主义而言，此类公共性所包含的宽恕意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亚国家在面对国内的各类冲突和矛盾，以及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和解问题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成为促进发展的内在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