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和衡之法”溯源

“和衡之法”源自“和法”。“和法”为中医八法之一，有“调和”“和解”“和合”“和谐”“中和”“缓和”等含义。“和”的思想源远流长，所谓“和”，就是融洽、协调、和谐、平衡之意。“和”既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被广泛用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个人身心和谐方方面面。比如，在待人接物、人际关系中强调“和为贵”“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论语·学而》就有“礼之用，和为贵”的记载；国与国关系中强调“协和万邦”；人与自然强调“天人合一”；个人身心健康注重“气血调和”“阴阳调和”；等等。“和”的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又是中医临证治疗的目标导向。《黄帝内经》奠定了“和法”的思想基础，《伤寒论》则奠定了“和法”的实践基础。历代医家就“和法”多有阐述和发挥，其作为独立的治疗大法广为人知，明确提出“和法”的是清代程钟龄的《医学心悟》。“和法”的内涵和本质即调和机体失衡矛盾双方或者矛盾多个方面，维持机体动态平衡，其调和机体的“失和”状态、恢复和维持机体动态平衡的本质，也就是“和衡之法”的本质。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法”的思想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璀璨夺目，先秦时期是我国文化第一个鼎盛时期，诸子争鸣，百花齐放，涌现了孔子、老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伟大的思想家，这一时期，思想自由、文化繁荣，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百家争鸣。而“和”的思想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哲学思想，多个事物之间或者事物的多个因素之间的协调平衡被称之为“和”。“和”的状态被认为是事物生长和发展的最佳状态。《周易·乾卦·文言》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公孙丑上》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管子·兵法》云：“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可见，先秦诸子普遍重视人和自身、他人、社会、自然的“和”，以和致衡。

“和”，《说文解字》曰：“相应也。从口，禾声。”可见“和”字本义是指音声之相应。“盉”，《说文解字》曰：“调味也。”在《说文解字注·五篇上·皿部·盉》中，段玉裁做了区别与解释，即“调声曰龢，调味曰盉。今则和行而龢，盉皆废矣”。三国时期的《广雅》说：“和，谐也。”《谥法》云：“不刚不柔曰和。”因此，“和”，其义也由“音声相和”与“五味调和”引申出协调、和谐、和合、适中等义，将人之听觉、味觉感性认识上升到事物关系、社会人事等层面，进一步发展，又抽象为势、位之和。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注重“守中”，讲究以“和”为本，以“中”为正。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比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伐天和”；在人体本身的生长发育、生命活动上，提倡和重视“内外调和，邪不能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志意和则精神专直”；在人和社会的关系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注重言行不偏不倚的“允执厥中”“中庸之道”，以维护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的和谐关系，维持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的动态平衡。

因此，“和”的思想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点，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和”的含义既是“中和”又是“合和”。“中和”即是适度，指的是不偏不倚，以致动态的平衡。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两家都将“致中和”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儒家更加注重以“中庸之道”处世立身、维护社会和谐。因此，从“中和”的意义说，“和”即是指无偏阴、无偏阳，无太过、无不及的最佳状态，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合和”之“合”为前提，则指的是构成万事万物的不同矛盾之间、矛盾的不同方面之间的结合、和谐、协调、融洽、平衡之意。从“合和”的角度谈，“和”是不同矛盾之间、矛盾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常用“合和”来论道、论人事、论自然万物。

二、《黄帝内经》——中医“和法”思想的渊源

《黄帝内经》中虽然没有“和法”的明确记载，但“和”字广见于《黄帝内经》之中。可以说，《黄帝内经》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的思想理念，并将“和”的思想广泛运用于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中来理解，强调顺应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天地的和谐统一；广泛运用于对人体阴阳、气血、脏腑、营卫、经络等各系统动态平衡的对立统一之中；广泛运用于对疾病、治疗及养生等各个相关领域的论述中，成为中医“和法”的思想源头。在《黄帝内经》中，所使用的“和”并不是指代一种具体的治疗方法，而主要是指机体生理机能的和谐、平和，是指使处于阴阳失调病理状态的机体恢复到协调、和谐，维持机体动态平衡的生理状态的根本要求。

《黄帝内经》认为，人要“处天地之和”，只有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因此，人要了解和掌握自然规律，调整和维护与自然的和谐，《黄帝内经》中早就有“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同时，《黄帝内经》认为，人体各系统之间也需要和谐协调平衡的关系，要内外和调、阴阳调和、气血调和、脏腑调和，《素问·生气通天论》就有“内外调和，邪不能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灵枢·本脏》有“志意和则精神专直”；《灵枢·行针》中有“阴阳和调而血气淖泽滑利，故针入而气出，疾而相逢也”；《灵枢·天年》提出“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当人体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失和，就会出现“不和”的病态。如《素问·逆调论》载“《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此之谓也”，指的就是胃气失和，气机阻滞，导致难以平卧或者失眠。而《灵枢·脉度》更是详细地论述了五脏六腑、阴阳不和的病态：“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为痈。”因此，“邪在腑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气盛矣。阳气太盛则阴不和，阴脉不和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气盛矣。阴气太盛，则阳气不能荣也，故曰关。阳气太盛，则阴气弗能荣也，故曰格。阴阳俱盛，不得相荣，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也”。在治疗方面，《黄帝内经》强调立足气血阴阳脏腑等各系统之间失“和”关系的调整。具体调整的要求，《素问·至真要大论》则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方法以“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耎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

这种“致和平”“以平为期”的思想就是协调、缓和人体的气血阴阳、脏腑经络、寒热虚实等方面，以达到“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因此，《黄帝内经》可以说是中医“和法”思想的渊源，为中医“和法”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包含和体现了“和衡之法”的内涵与本质。

三、张仲景——奠定“和法”理论与实践基础

如果说《黄帝内经》奠定了“和法”的理论基础，那么医圣张仲景则奠定了“和法”思想的实践基础。首先，仲景一脉相承地认识到“和”的重要性，“和”则健康，因此，其多用“和”来描述人体的生理状态，比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提出：“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还有“胃气和”“腹中和”“卫气和”“脉调和”等诸多“和”的表述；其次，其认识到“失和”的病因病机，认识到“失和”就会引发疾病，以“不和”来表示疾病发生的病机，比如《伤寒论》中有“病常自汗出者……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尔”；另外还有“其气不和”“里未和”“胃气不和”等表述。因此，仲景十分重视脏腑气血阴阳的和谐关系，其治疗重点也在于用不同的方法“求和”，和则愈、不和则不愈的思想贯穿于《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始终，如“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后，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无津液，阴阳脉自和者，必自愈”；“下之则和，宜大陷胸丸”。《金匮要略》还提到“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由此可见，“和解”和“调和”的方法广泛运用在仲景的临床实践中，其采用调和阴阳、调和寒热、调和气血、调和营卫、调和气机升降、和解少阳、调和肝脾、调和肠胃等方法，达到邪去正复、阴平阳秘的目的。

四、宋金元时期医家逐渐重视“和法”的研究

宋金医家成无己提出小柴胡汤是和解之剂，但没有对“和解”进行定义，只是认为其可以“和解”半表半里之邪。李东垣在《医学发明·六经禁忌》中亦指出少阳之病当用小柴胡汤和解之。刘完素则明确提出了少阳病当用“和解”之法。刘完素对和解的认识，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病在半表半里，既不可汗，又不可吐，法当和解；第二，和解之剂用药多平和，其认为“下之太早，则表热乘虚而入里，遂成结胸、虚痞、懊恼、发黄之证，轻者必危，危者必死，但宜平和之药，宣散其表，和解其里，病势或有汗而愈，或无汗气和而愈”。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专列“和解剂”一章，认同邪在半表半里之间，可用和解之法，以小柴胡汤为代表，“以柴胡、半夏，能利能汗，凡半表半里之间，以之和解，皆可用也”。

五、明清医家使“和法”概念逐渐趋于泛化

明清时期，“和法”的应用则更为泛化，多认为“和法”是治疗伤寒非表非里、不寒不热、不可汗、不可下时采用的一种治法，“和法”的代表方是小柴胡汤和建中汤。明代徐春甫首次将“和”作为独立的治法提出，《古今医统大全》指出治法有6种，即汗、吐、下、利、温、和。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新方八阵·和略》中说：“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为义广矣。亦犹土兼四气，其于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所用处方也不仅仅是和解法，而是综合了补法、温法、行法、凉法等法，以中和为要，将“和方”定义为“和其不和者也”，和之义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张景岳仿兵法，布八阵中的“和阵”，就是基于“和其不和”的思想，把所有中和的方法尽归为“和法”，总以“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为贵，以恢复和维持机体的动态平衡。这使得“和法”的外延进一步扩张。

程钟龄《医学心悟》首次提出“医门八法”，即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并对每一种治法进行详细论述，明确“和法”概念，指出“伤寒在表者可汗，在里者可下，其在半表半里者，唯有和之一法焉”，“应用柴胡汤和解之”；确立了“和法”在中医治法中的重要地位，提出“有清而和者，有温而和者，有消而和者……有兼攻而和者。和之义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凸显了“和法”在中医治法中的重要意义，让人们对“和法”的认识和理解不再拘泥于只是和解少阳，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天章在《广瘟疫论》中从组方的角度，对和法进行了界定，进一步拓展了“和法”之义，指出“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晚清名家周学海认为，“凡用和解之法者，必其邪气之极杂者”，常见寒热燥湿、升降敛散纠缠，治疗宜寒热并用、燥湿并用、升降并调、敛散合用，以“相反相成”，堪称精辟。

晚清另一名家，中西医汇通、长于血证的唐容川认为“和法”为“血证之第一良法”，提出“表则和其肺气，里则和其肝气，而尤照顾脾肾之气，或补阴以和阳，或损阳以和阴，或逐瘀以和血，或泄水以和气”，总以和气血为治疗血证的关键，处方用药擅用小柴胡汤加减以调气和血。

六、当代对“和法”认识更趋多元化

历代医家不断发展和运用“和法”，拓展其范畴。不同医家对于和法的理解见仁见智，运用更是各具特色。当代对“和法”认识上更趋多元化，对“和法”概念，大致也形成了狭义、广义、泛义的不同理解。

其一，从狭义论“和法”，认为“和法”即“和解少阳”法，只是针对少阳半表半里枢机不利病机的一种治法。金代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中，明确地将小柴胡汤和解少阳半表半里法称为“和解”，是狭义“和法”的典范。

其二，从广义论“和法”，认为“和法”是具有和解与调和作用的一类治法。即使一致认同和解与调和的医家，在具体概念含义上的观点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的强调和解与调和脏腑气血阴阳失调的矛盾双方的对立面，有的强调脏腑阴阳本身的疏通与调和，有的强调机体状态的疏通、协调关系，有的强调整体主次要矛盾兼治等不同观点。

其三，从泛义论“和法”，立足于“和法”之思想与原则，将“和法”视为中医治法之总纲、总则及根本大法。

历代对“和法”的研究及发展问题：首先，由于当前各家对“和法”的认识和理解争议较多，定义、概念、范畴相对模糊。“和法”的狭义、广义、泛义之争也说明历代医家对“和法”的理解和运用有不同的看法，需要通过对“和法”的源流、思想基础、基本原理上的辨析、整合与凝练，促使对“和法”的内涵、外延早日形成共识。

其次，要从医家临床运用中去认识、分析和总结“和法”的运用规律、临证特色及组方配伍规律，治法只有在临床实际运用中才能更好地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一定要从临床实践中，尤其是名家临证实践中去研究和体会“和法”的特点，揭示其临床运用规律，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一治疗大法。

七、凌湘力“和衡之法”的师承渊源

凌老在对历代“和法”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其数十年的临床经验，锤炼总结提出“和衡之法”的中医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历代中医“和法”之精髓。而这一学术理论思想主要源自湖湘名医欧阳履钦及其弟子欧阳锜。欧阳锜是全国著名中医学家和中医病证理论方法研究专家，为湖湘五大名医之一。凌老早年于湖南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求学期间，机缘巧合地师承了欧阳锜的中医辨证理论思想，尤其传承了欧阳锜“求衡论”“病证结合”“常变论”的学术思想和临证思维方法。

（一）欧阳履钦学术思想

欧阳履钦，字煌，号逸休，湖南省衡阳县（今衡南县）人，生于1884年，逝于1951年，享年67岁。早年，欧阳履钦赴日本留学，归国后曾在湖南南路师范学院执教，后来因为母亲年迈，辞归乡里孝奉母亲，同时潜心研究中医。他遵循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训，自拟“勤求经旨，知常达变；方药医技，绳以理法；博采众长，广其应用”的二十四字治学要诀，勤学善思，治学严谨，反复临证，因而渐学验俱丰，尤其擅治内科杂病，并对针灸、眼科、喉科、妇科、儿科等其他学科也有着丰富的诊疗经验，不惑之年就经手治愈诸多疑难病症，故声名鹊起，医名远扬。同时，欧阳履钦非常热心中医教育事业，与慈善道堂于衡阳创办针灸医馆，传授太乙灸、圆利针等治病之术。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国医专科学校迁至衡阳，聘请欧阳履钦主持教务，并主讲《金匮要略》《伤寒论》等课程，因战乱教材被毁，他自编讲义，同时在课堂教学之余，还热心对学员进行临床实践带教，深受学员爱戴。医专停办后，欧阳履钦在湖南耒阳和萧湘辑先生共同创办中华医学讲习所，自己负责教务，历时四年，为湘南地区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在临证医疗和热心中医教育之余，欧阳履钦还积极著述，在学术理论上也有不少建树，生前著有《伤寒折中》《金匮折中》《增补时方歌括》《眼科歌括》《药性表解串要》等书，书中有不少独到的理论见解，在湘、粤、桂诸省从学者前后有数百人，影响广泛深远。

欧阳履钦强调研究经典，认为经典一方面可以提供诊疗疾病的理论方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示人以规矩。所以，必须勤求经旨，先知其常而后才能达其变，主张以经解经，不要曲解经意。他认为，历代注解《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注家见仁见智，对其中分歧较大的，就需要以医圣原书的相关条文互相参详，判断是非。其在《伤寒折中》《金匮折中》二书中，在全面研究仲景原书的基础上，通过汇参提出自己的见解。

欧阳履钦强调辨证，善于把伤寒六经与杂病的辨证方法结合起来互参，认为伤寒虽着重在辨六经，杂病虽着重在辨血、水、食、虫，但具体运用时两者必须结合，才能掌握疾病的发病原因，强调“不管病证怎样复杂，只要能掌握伤寒杂病的辨证方法，有理有法，立方遣药，就不致越规，并要博采各家各科辨证之法相与比较，相互参证，才能对每一病证的发病机制、鉴别、治法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临证才不至于茫然无措”。

欧阳履钦临床长于经方，但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善于根据自己的实际体会加以发挥，总结和创造了不少新处方来供临床应用。其所撰《增补时方歌括》除陈修园《时方妙用歌括》原载方剂外，自己创立了约六十个处方。无论经方、时方、经验方，欧阳履钦认为临床皆需辨证运用，不可机械套用。

欧阳履钦学术思想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三方面：第一，伤寒、温病并重，不偏不倚。欧阳履钦认为，温病学是从伤寒逐渐发展而来，兴起后在某种程度上又形成与伤寒的对立局面，要防止将两者对立起来，首先要在理论上明确外感热病、伤寒发热与温病发热的本质不同。《伤寒折中·太阳上篇》云：“温邪从口鼻而入肺胃，肺胃不受邪而仍出于表者，故亦发热，然因于热而发热，非比伤寒、中风因于寒，身内阳热外出与之抵抗而发热，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伤寒、温病、发热的病机不同，发热的性质亦各有异，伤寒、温病需并重，需要运用温病方时，就不局限于伤寒方，需要用伤寒方时，不拘于温病方。第二，对比思辨，明其异同。欧阳履钦认为，不同病证之中常常可以出现相同的症状，故临床须加思考辨别。其在《伤寒折中》《金匮折中》二书中，就是充分运用对比思辨的方法，从同症异证、同脉异证及伤寒与杂病等方面进行对比参证，明确异同主次，从而对各证做出判断。第三，抽添补泻，层次分明。单纯补虚泻实是根据单纯的虚实见症而做出的虚实治疗方法，但是在病情寒热虚实复杂交错的情况下，就需要运用寒温并用、扶正祛邪、泻阳救阴等综合方法，欧阳履钦在其《药性表解串要·补剂》中有“泻阳救阴而气血复，养阴配阳而寒热平……不明抽添法诀，未可与议补药”。这就明确指出，在病情复杂的情况下，补气血、平寒热，非见实即泻、见虚即补、见热治热、见寒治寒，而须综合分析，清因果，明主次，方能有的放矢，做到加减有法，抽添有据。

（二）欧阳锜学术思想

欧阳锜为欧阳履钦之侄，字子玉，1923年生于湖南衡南县，15岁随其伯父欧阳履钦学医，甫学成，行医不忘读书，学与术与日俱增。1953年任衡南县中医院院长，1957年调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欧阳锜一直从事中医临床、中医病名的系统化规范化研究，造诣精深，建树颇多，是全国著名中医学家和中医病证理论方法研究专家，与李聪甫等并称湖湘五大名医；临床于恶性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方面均有较高的造诣，创制龙蓟合剂、消瘤丹、生血宝等100余首治疗各种疾病的有效经验方，创制的驴胶补血冲剂，迄今仍为湖南名药；在学术上提出了临床病证结合的思想方法，建立了“辨主症的三大关键”“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求衡论”“常变论”是他研究多年的心血；出版学术专著《内科辨证学》《伤寒金匮浅释》《中医内科证治概要》《证治概要》《杂病原旨》等；承担原卫生部重点科研项目“中医病名诊断规范化研究”，主持完成“湖南省中成药开发远景规划研究”。

欧阳锜的学术思想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求衡。《黄帝内经》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充分说明了保持人体动态平衡的重要性。“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则说明中医的诊断和治疗，都是保持人体动态平衡的“求衡”。因此，欧阳锜认为求衡是中医临床思维的核心，求衡的思维方法贯穿在诊治全过程。他认为求衡法既可以分正面求衡、反面求衡，又可以分为直接求衡、间接求衡。正面求衡法，适用于症状比较单纯的平衡失调，反映出寒热、虚实的证候，如无论内寒、外寒，均是以热治寒；无论表热、里热，不外以寒治热，这些就是正面求衡的方法。反面求衡法，则用于假寒、假热、假虚、假实等证，因其现象与本质相反，故治疗必须从反面着眼。直接求衡法则用于上下、表里病位平衡失调明确的证候，采取上虚补上、下虚补下、表证用发汗解表、里证用调和脏腑，这些就是直接求衡的方法。间接求衡法，适用于此处见症，但病实发于彼的证候，对此需要运用脏腑相关理论，进行由此及彼的推理，采取间接求衡法治疗，如肾气上逆而咳嗽气喘，上病治下，治疗以补肾纳气为主。

第二方面：病证结合。欧阳锜经数十年辨证理论方法的研究和探索，建立了“辨主症的三大关键”“病证纵横结合”“三纲鼎足，互为纲目”为核心的病、证、症三联诊疗体系，是病证方法研究专家和现代中医病证诊断规范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症、病、证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欧阳锜先生主张临证要深入分析三者及其相互关系，指出临床基本功的重点就在于对病、证、症的分析明辨，通过收集、整理、分析同病异证和异病同证的特点，抓住主症，把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只有这样，临床才能迅速抓住要点，从而立法有度，应手取效。因此，欧阳锜认为病证结合是中医临证思维与理论思维的重要方法，在中医学术和临床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证入手，病证结合，是中医个体化治疗和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

对于复杂疑难证候，欧阳锜认为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明确主症、次症，就要从病势的轻重缓急、发病的先后因果、证象的真假异同三个方面着眼，这就是他认为的辨主症的三大关键，为其“三纲鼎足，互为纲目”辨证体系提供了理论核心。20世纪80年代，欧阳锜领衔原卫生部重点项目“中医病名诊断规范化研究”，在深入系统研究了中医病、证、症三者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病证纵横结合”思路之余，进而发现，外感五气、内伤脏腑、血水痰食邪结三类证候及其各证间均存在相互因果关系，而且这三类证候之间是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关系，临床辨证须综合分析纲目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因果，分清主次，治疗才能纲举目张，切中病情。由此，欧阳锜创建出“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其中的三纲是指以五气为病，脏腑主病，邪留发病，二十一目则是指五气为病的“风、热（含火与暑）、湿、燥、寒”，脏腑主病的“肝、心、脾、肺、肾、胆、小肠、胃、大肠、膀胱”，邪留发病的“痰、饮、水气、瘀血、食积、虫积”。这一辨证方法执简驭繁，对疑难证候的辨证非常有帮助。

欧阳锜数十年来，运用病证结合的方法临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许多疑难病辨治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能得心应手地处理好病、证、症三者的关系，或由症入手，以症带病；或以证为主，病证结合；或以病为纲，症证结合，如此总能左右逢源，疗效卓著。

第三方面：常变论。欧阳锜认为，在人体和疾病的斗争过程中，会从多方面表现出种种平衡失调的迹象，出现寒、热、虚、实、表、里、脏腑气血等失衡的错综复杂证候。“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是处于一定阶段的疾病本质反映，包含病位、病因、病性及正邪关系。当病变相对稳定时，证候也相对稳定，若病变变化时，证也随之改变。证候的确立及证候与证候之间的界限，都是在疾病相对静止的阶段，经观察分析总结思辨而来，然后才谈得上辨证论治和方证对应。而实践临证看到的证候，非典型证候多于典型证候。所以，欧阳锜强调辨证既要掌握常规，又要知所变通，不墨守成规，否则无法应付临床复杂多变的情况。对待疾病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平衡现象，要进行动态观察，知道证候质变和量变的质量变换关系，从而知常达变，以期求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