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熵

人的大脑是一部预测机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加工接收到的信息，并评估这些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同我们的期望匹配。在基因设定的框架之下（但基因不会完全决定我们的所想所为），大脑便会以一种目标导向的方式来指挥我们的行动、思维和情绪，以实现自身的基本需要。但请记住，这里所说的“目标”（goals）是一种宽泛的用法，范围涵盖从安全保障目标，如获得食物、归属、地位和配偶，到更多的与“具体目的”（purpose）相关的目标，如成为一名世界一流的运动员或者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群体。正如前面提到的，人类拥有灵活的“目标库”（repertoire of goals），这一点非常独特。

“熵”最初被用在物理系统的运作上，它是对系统内在的混乱程度的一种度量。但适用于物理热力学系统的熵原理（比如自组织），同样适用于所有信息加工系统，包括大脑、神经系统以及人的心理过程。所有生物有机体（包括人）仅在其内熵能够被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存活。

在心理熵状态下，我们会体验焦虑、痛苦之类的不适感受，身体的压力系统被激活，释放一系列的激素（包括皮质醇）在人体内循环，让身体做好准备采取某种行动。此外，跟警惕、情绪、记忆、学习相关的大脑特定区域被激活，细胞中控制炎症和寿命的基因也被激活。

确定无疑的是，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定量的心理熵存在：我们从来都没能对周围的环境做到完全掌控，而且我们认为可以预测的事情总是在不停地变化。一定的压力和不可预测性均属健康范畴，可谓正常。如同英国哲学家艾伦·瓦兹所说：“人们往往想要在世界中获得完美的保障，而世界的真正本质却是瞬息万变，这种矛盾一直存在。”或者如数学家约翰·艾伦·保罗斯指出的：“不确定性是唯一的确定，知道如何同无常相处才是唯一的保障。”

此外，那些高度神经质、有闭合需要、有强迫症的人，会发现不确定性非常令人厌恶。神经质是一种人格特质，它的特点包括负面情绪、焦虑、恐惧、思维反刍等。当高度神经质的人不得不面对不确定的反馈时，他们的神经系统传达的情绪化反应要比应对负面反馈时大得多。如心理学家雅各布·赫什和迈克尔·因兹利奇指出的，在神经质测试中得分高的人“宁可选择他们了解的恶魔也不会选择他们不了解的恶魔”。神经质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一些研究者深入钻研后认为，神经质是所有精神疾病的共同内核。

有些人会对危险的迹象过分敏感，大多数人在面对未知时则至少会表现出些许不适。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以下事物有一些恐惧，比如对失败、被拒绝、失去控制、失去情感联结和失去名声的恐惧。要想寻求完人的发展，那么减少、控制甚至拥抱不确定性则十分重要，这不仅对我们的健康与幸福至关重要，对生存也是如此。

持续的恐惧和焦虑会在学习、行为和健康方面给人们带来严重影响。反复遭受歧视、暴力、忽视、虐待可能给人带来终生影响，它们会改变发育中的大脑内对压力特别敏感脑区的连接方式。

尽管大脑的很多变化是适应性的（这些变化同发现威胁有关），并且是有意义的，但这些改变让作为整体的有机体付出了代价。事实上，我们的基因并不“关心”我们的幸福，甚至我们的精神健康。如果基因可以说话，它们会告诉我们，它们只关心自己如何才能遗传到下一代的基因当中去。如果实现这些生理上的目标意味着必须以牺牲更高层次的目标（比如你的计划）为代价，那么就这样去做。尽管你可能强烈地渴望倾尽所能来创作一支新的交响乐，或是解决一道复杂的数学证明题，但人体系统中若有太多的心理熵存在，它就不可能最大限度地且全力以赴地助你完成要做的工作。

在生物功能运转的各个层面，我们的机体不停地尝试最大限度地减少出乎意料之事——能产生熵和不可预测性的体验，其实现方式为针对不同的环境输入调整自身反应。如果内熵水平太高，我们就得迫不得已地开发替代性策略以将熵最小化，同时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如果不见成效，系统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适应能力，最终崩坏。

这一点不仅对我们的生理机能而言有着深刻的含义，对我们的心理而言也是如此。我们会用相当多的体能来保持头脑正常运转，进而使我们保持适当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以便我们能够判定哪些行动会让我们靠近自己的目标。生活中感受到的不确定性越多，我们就会浪费越多的代谢资源，体验到更多的压力。当内部的混乱状态变得过于严重时，我们就可能采用不利于他人的策略，更不用说会伤害自我的策略。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可能性的感知力会变弱，仅由一些有限的情绪、想法、行为支配，使得我们的潜力大为减损，无法成为真正想要成为的自己。如果你前一天晚上成宿未眠，不断琢磨一个模棱两可的体检结果，那么第二天你就不大可能写出一曲交响乐。

研究表明，我们的心理加工过程同我们的生理过程是密不可分的。正因如此，我才将马斯洛提出的生理和安全需要整合起来。当安全需要无法满足，人们就会以特定的方式做出反应来恢复平衡，或者说恢复内稳态。以这样的视角看待人类的行为，会让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地审视不适应的行为，同时更好地理解人类。

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被安全需要操控，采取一些由人性决定的行为模式。当安全需要无法满足时，我们就会失去对他人的信任，并以怀疑的态度待人。我们可能会轻易地诉诸破坏性路线来重获安全，比如加入恶势力团伙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正如马斯洛所说：“有安全感的人和仿佛生活在敌营中做奸细的人，两者间存在着一种性格上的差异。”

接下来让我们从一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的例子开始理解安全需要：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