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自由主义计划经济

在任何社会形态之下，经济体制都是社会经济得以运行的制度模式，也是实现国家经济意志的基本前提。方显廷认为，纯粹经济学只是一种逻辑，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然而“一旦应用于实际，则制度问题即见重要”。[88]所以，特殊制度、制度背景在经济学中十分重要。这一观点已触及经济体制问题。

世界经济的演变进程表明，经济体制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以及各自与私有制、公有制组合的多种类型，纯粹的类型是不存在的。其中，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往往是经济体制问题的核心。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始，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西方经济学大师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政府干预为核心的统制经济，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思潮。这一思潮，既是对自由竞争所导致的资源浪费的对抗，也是俄、日等国“后发外生型”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反映。[89]对统制经济及其思潮的历史，方显廷有较多了解。他指出，统制经济渊源甚早，中古时代的城市经济以及继之而起的国家经济，均以统制为原则。18世纪工业革命兴起后，资本主义放任经济应时而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财源有限而战争供需无穷，各国遂由中央政府统制全国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大战告终，放任经济复兴，由政府统制的农工商金融重新走上私人自由经营之途。1921年、1929年相继爆发世界经济危机，“统制经济之声浪，复弥漫于全世界，东起日俄，西迄英美德法，莫不以局部的或全部的经济统制为经济复兴之要策。而苏俄之第一次五年计划，得于四年内超过原定限度而告完成，实为促进统制经济之主因也”。[90]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掀起了关于统制经济的讨论。

何谓统制经济，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达，主要是对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区别与联系有不同的理解。大多学者认为，两个概念基本等同，统制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代名词；也有学者认为，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有程度乃至实质性的差别；还有的学者认为，统制经济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折中；也有学者将社会主义国家称为计划经济，将欧美各国称为统制经济，苏联为“计划经济”的样板，德国为“统制经济”的样板。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不少学者又将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与“战时经济统制”混同，甚至指为苏德经济模式。方显廷对统制经济的表述，与上述学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其独特之处。1935年，方显廷将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作为同一个概念看待，“‘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一词，盛行于1929年世界经济恐慌之后”。当前的统制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以一国为施行区域。[91]但到1936年，方显廷又对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做了区别，认为前者是被动的、务实的和资本主义的，后者是主动的、重理想的和社会主义的。不过，二者的共同点仍是国家计划、干涉或集团主义的。进一步说，计划经济又称绝对集团主义，政府具有绝对的统制权，完全负责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以政府为主，人民为仆，人民须放弃言论自由、择业自由和支配收益自由。其典型是苏俄战时共产主义，这种体制的经济是贫乏的经济。统制经济又称自由集团主义，以人民为主，政府为仆，政府应负责整个国家经济，改正资本主义的紊乱状态，但在许可范围内仍要保持私人企业的自由。[92]由此，方显廷所谓统制经济，是指自由集团主义或自由主义计划经济。1938年，方显廷没再区分不同社会制度下统制经济的含义，而是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国家无一不崇尚统制经济。[93]1939年，他将统制经济转述为战时经济统制，认为抗战以来中国经济政策是“统制经济”的形成和全面实施。1946年，方显廷又将苏、德、意诸国经济体制称为集体主义计划经济，英美经济体制为自由主义计划经济，基本上恢复了1936年的看法，并认为自由主义计划经济与中国所标榜的自由经济颇多相近。[94]总之，方显廷所界定的统制经济，以“计划”为其基本特质，但有英美式自由主义计划经济和苏俄式集体主义计划经济之别。

尽管当时学术界对统制经济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绝大多数学者对国家的计划性表示赞同，尤其是对苏德计划经济所取得的成功颇为崇尚，并提出了中国经济统制的具体策略。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苏德计划经济不可行，主张计划与自由混行，甚至否认计划经济模式，认同英美自由经济模式，在抗战末期和战后尤其如此。方显廷对经济的计划性也一直表示认同，也曾羡慕苏俄计划经济，并提出实现统制经济的具体措施。

在抗战之前，方显廷认为中国已开始实施统制经济，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即为嚆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谋挽救复兴之道，由是我国之统制经济，粗具端倪”。1935年币制改革，实行通货统制，经济统制进入新的阶段。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详述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具体方案。方显廷认为，“若能以之为今后施政之南针，一一见诸实行，则我国统制经济之前途，当更未可限量也”。不过就总体而言，方显廷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我国统制经济之未上轨道，统制经济先决条件之尚未完备，则为不可掩饰之事实”；“外审大势，内察国情，仍不能不从统制经济入手”。[95]统制经济分全部统制和局部统制两种，苏、德、意三国为全部统制，英、美、日三国为局部统制。方显廷指出，中国统制经济也为局部统制，因为统制经济的先决条件尚不具备，如“健全之民众经济组织，强有力之统一政权，及学识兼优之技术人才等，在我国既均未齐备，则我国经济之统制，自亦无从着手”。[96]因此，他认为应分轻重缓急，首先对交通、粮食、衣料、贸易方面进行统制。在交通方面，针对发展水平远低于世界先进国，以及经营缺乏系统与控制，对铁道统制要注重干线与支线的联络、管理权的集中和建筑工程的标准化；航运统制应就已收回的引水权，培育足够的引水人才，民营商轮也要设法消弭彼此间不利的竞争；公路建筑应以辅佐铁道及航路为主，改变以往只适应军事需要而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局面。在粮食与衣料方面，针对近代以来农村经济日益衰落，“若不急起而谋统制之道，则整个经济机构之崩溃，在指顾间耳”，应实行生产、消费与运销三种统制。生产统制，以种子选择与耕地推广为要；消费统制，集中于计口分配，运用代替品以及禁绝消费品；运销统制，宜广设仓库，存储有季节性的农产品，以调剂供需，提高农产物价。在贸易方面，针对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入超和国际收支的逆差状态，也有实行统制的客观需要。不过，由于我国处于殖民地地位，国力有限，采取任何国家的统制，都极为困难。[97]从以上所述来看，方显廷的统制经济措施具有浓厚的战时准备色彩。

抗战时期，面对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政府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方显廷也更加强调统制经济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增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协作，开发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增强国防能力和经济自足能力。在大后方，要发展现代铁路、公路交通体系，建设重工业，减少贸易入超，增加食品和衣料作物的生产。[98]对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统制政策及其成就，方显廷给予了充分肯定，还对统制经济的障碍和前途做了分析。他认为，阻碍统制经济的因素主要有：外国列强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缺乏民众组织，缺乏统计资料和事实根据，以及中国迟迟未能实现政治统一等。统制经济的前途，取决于政府对于人力、资源与组织三者能否实现有效的控制。方显廷认为，人力方面殊为乐观；战时所需物资，日用品大体上可以自给，军用品则仰给于外国，须设法供给必要的交通工具和充足的财源；组织力方面，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有所改组，有利于民众组织的巩固。只要以上三个方面得到有效的统制，“则经济基础，可以稳固，抗战力量可以加强，最终胜利庶几可得矣”。[99]不过，正当大多学者崇尚苏德计划经济之时，方显廷却对美国统制经济大为欣赏。他说，一般人认为民主国家在政治组织上自由散漫，其实在经济方面，美国工商企业都有极为密切的组织联系，统制起来非常方便。[100]也就是，自由与统制并不完全矛盾。

抗战胜利后，方显廷仍然认为，“计划与统制的因素，尚未完全消失”。[101]不过，他主要是对统制经济的理论做了进一步探讨。他首先分析了苏联式集体主义计划经济的利弊，其利是以集体意志及中央行政机构来代替市场与物价的职能，解决了自由放任经济的种种弱点，如恐慌频仍、失业众多、资源浪费与分配失当等；其弊害也很明显，方显廷援引哈耶克的理论，认为它有助于形成一种腐败的官僚政治，剥夺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阻碍了人民个性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丧失了自由竞争为经济进步的原动力。有鉴于此，方显廷提出，应该实行自由主义计划经济，以达到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在经济上发展平稳的双重目标。自由主义计划经济虽然需要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总揽全国计划的编制与执行事宜，但也应以实现民主为依归，减少独裁政治，保留私人企业的形态，只是在生产上予以指导。由此，解决经济独占与民主政治的冲突。不过，方显廷也承认，自由主义与计划经济是难以并存的，自由主义计划经济有过于理想与牵强之处，如编造计划时价值的估定不易精确，执行计划时政府与私人生产者难以协调等。[102]

可见，方显廷主观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计划经济，但也有所保留，反映了自由主义与计划经济在后发展中国家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