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货币金融与经济之关系

在经济建设、市场交易、财政收支中，货币金融起着“血液”的作用。近代以来，随着中外经济交往的频繁、国家财政支出的增加、工商业和金融机构的发展，货币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愈趋复杂。

抗战前，学术界围绕银价涨落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曾有过争论。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极少数实行银本位的国家，但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却是以金为准的。所以，金银比价受到世界变动的控制，反过来又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影响。长期以来，中国金贵银贱的格局处于相对稳定之势。但清光绪之后，银价大幅度下降。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金贵银贱的现象更为严重。对金贵银贱的利弊，经济学界分为三种意见，即有利无害、有利有害、有害无利，以第三种意见为盛。1934年，美国实施白银收购法案，大幅度提高白银价格。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价转而急剧上涨。经济学界又掀起新的论战，少数人认为银价提高利大于弊；更多的学者认为它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必须放弃银本位制，实行通货管理。[78]在以上两次金银比价变动期间，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同仁参与了讨论。在方显廷主编的《中国经济研究》中，收录了十多篇货币金融的论文，并对金银比价变动及其后果发表了意见。方显廷虽然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但也提出了一些基本看法。他指出，银价涨落不仅牵动着整个币制，也对全国经济产生莫大的影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趋势判断，“银价跌，则国内货币因银入口而膨胀，物价因货币膨胀而上涨，其结果，全国经济日趋兴旺。银价涨，则货币因银外流而紧缩，物价因货币紧缩而下跌，其结果，全国经济日趋衰落”。[79]可见，银价涨落与中国经济呈反向关系。这一观点，与一般货币经济学的原理是比较相近的。不过，方显廷又认为，1932年以后银价剧跌时，中国经济遭受重创；1934年银价暴涨，现银大量外流，金融顿呈枯竭之相，“政府当轴已穷于应付”。[80]这一观点与前一表述有别，也就是，银价无论涨落，对中国经济都是有害的。

抗战后期尤其是战后，通货膨胀愈益成为中国的突出现象。正如方显廷所言，“我国通货膨胀的程度，在抗战期间内，已为各国所罕见，其产生的弊害有目共睹。大家总希望胜利后可以立即停止膨胀，实行币制改革，然胜利以来，最初虽曾一度物价下降，人民改变对法币的心理，但不久良机即失，物价复涨。且自前年冬季以后，通货膨胀的速率，较抗战前为尤甚”。[81]这一现象，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和讨论，出现了诸多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方显廷的观点非常明确，他认为，要想改善中国经济状况，必须实现和平，停止通货膨胀。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各方面的关系。

第一，通货膨胀与生产的关系。方显廷认为，影响物价的因素，除了货币以外，还有物资。如果物资数量能随通货数量同比例增加，则物价不会上涨；如果后者增加，而前者不增，则物价将会上升；如果后者增加，而前者反减少，则物价上升极烈。从理论上说，缓和的通货膨胀与微慢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但如果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猛烈上升，则不但无益于生产，反足以阻碍生产，因为生产的利益不如囤积投机的利益。当然，此时中国生产的减少，不能完全归之于通货膨胀，战争也使生产减少。

第二，通货膨胀与贸易的关系。方显廷指出，抗战结束后，消费货物、生产器材都急需由国外输入。政府采取鼓励输入的偏高汇率政策，以平抑国内物价，但对于本国出口及整个生产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国际贸易出现巨大逆差，在短期间内消耗了国家积存的大量外汇资源。在出口方面，每当官价或市价汇率调整时，暂时一度活跃，但转瞬之间，国内物价复涨，输出售价不敷成本，导致货物堆积口岸或非法走私出口。

第三，通货膨胀与政府财政的关系。方显廷认为，政府发行的通货愈多，实际收入就变得愈少，通货、物价和财政之间，更加恶性循环。为此，他向政府呼吁，不能再仰仗印刷机来解决财政问题了。

第四，通货膨胀与证券交易的关系。由于通货膨胀和市场投机等原因，股价上涨高于物价上涨。方显廷认为，货币流通速率不能无限放大，购买力既用于购买股票，就不能同时再用以购买商品。因此，证券市场对物价的稳定作用是属于正面的。不过，在通货膨胀持续和整个经济日趋不稳的情势下，证券市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可期望太高。股价仍以稳定为宜，与其暴涨暴跌，不如缓缓升降。[82]

第五，通货膨胀与物价的关系。相比而言，方显廷对此论述较多。他提出通货膨胀的“三段论”：第一个阶段，在和缓的通货膨胀下，物价增高的比率落后于钞票发行；第二个阶段，在真正的通货膨胀下，物价像通货发行一样增长起来；第三个阶段，当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物价上涨的比率超过钞票扩张的比率，就达到狂奔通货膨胀的阶段了。[83]他认为，一国经济危险的程度，完全可由其物价的涨落来衡量。抗战期间以及内战以来，战费主要靠发钞来维持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根据这种趋势下去，物价跳动的幅度愈来愈大，经济前途岌岌可危，是不难想象了。”在激烈的通货膨胀下，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落后于一般物价的高涨，农民生活更趋贫苦。也由于农民购买力下降，引起了工商业的萧条。[84]

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货币流动速度与物价波动的关系，方显廷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他的老师费雪（Irving Fisher）进行了讨论。费雪于1911年提出了一个检验社会货币供应量的方程式MV=PT，M为货币需求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总体商品价格，T为商品交易量。他认为，货币流通速度V是一个制度变量，在短期内变化很小，是一个常数。其原因货币流通速度主要取决于支付制度、支付习惯、人口密度、交通条件等制度性因素，这些因素在一般情况下是相对稳定或不变的，于是货币量的增减必然引起物价同样程度的变动。即便在一个转型期内，物价水准和货币量暂时不能保持一种正常的比例关系，但这个转型期极为短促，一旦结束，物价水准和货币量就能恢复正常的关系。然而，方显廷却认为，费雪忽视了货币流通速度的重要性，使得了解中国目前的物价问题极为困难。譬如，到1947年，货币发行量为1936年的1.1万倍，而物价却增加了3.4万倍。二者差距如此之大，只能以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来解释，但费雪却将它的伸缩性看漏了。方显廷还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关于货币的需要与购买力的需要相等的理论分析这一问题。他指出，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和购买力的总量，一般说可以恰好应付不时之需和购买便利，但也会随着客观的经济环境和个人的心理状态而有所变动。人民愿以货币形式保持在手中的那一部分财富的比例，与费雪公式中的货币流通速度恰是相反的，即手中所持的货币越多，货币流通速度就越减少。公众的经济行为，主要是受未来“期望”或未来经济局势预言的影响，在战争时代更为显著。在抗战第一阶段，由于战争需要增加，物价有上涨的趋势，但大家对战争抱有在短期内可以结束的希望，并不急着买物品。于是，物价在退缩之中，货币流通速度减低，物价上涨也落在货币增加之后。但随着战区的继续扩大，政府不得不发行更多的货币。一旦公众觉得从日益增长的物价中必定蒙受损失时，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就会发生改变，甚至在消费者之中盛行囤积与投机。由此，货币流通迅速加快。不仅如此，如果将银行存款估计在内，货币流通的速度就更加上升了。在英美两国，银行信用是有限度的，银行往往准备1/10的现款准备金，1银圆的流通速度可以增加9倍。但中国的情形并非如此，不能交换的通货可以漫无限制地发行。当银行存款扩大时，信用无可避免地过分扩张，转而又加速了货币流通。[85]

从上述讨论可以发现，方显廷的货币金融观具有了一定的理论色彩。

对政府的货币金融策略，方显廷也给予一定的关注。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和《经济改革方案》。前一个方案，主要是平衡收支，防止通货膨胀以及充实外汇资源，包括开源节流、禁止黄金流通、标售敌伪及剩余物资、国营事业酌售民营、计划征用国人在国外银行的存款等。方显廷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它只是一种暂时办法，而非长久之策，所能发挥的效果极为有限，至多只能暂时平定金融风潮。在内战不停、继续增发纸币的情形下，无法做到收支平衡。因此，方显廷呼吁，必须停止内战，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务员待遇，根据市场情形调整汇率。[86]后一方案，是一个侧重于经济彻底改革的长期计划。但方显廷发现，该方案仍是偏重于金融，而非集中于生产，“这显然是有点不明经济大体的”，若应用于中国现实，难免不发生“利未见而害先睹”之祸。他还指出，此方案等于大开通膨胀之门。譬如，规定每县设一银行，以发展农村经济，然而其资金来源须靠国家银行供给，而国家银行供给资金就完全等同于膨胀通货了。何况在现代信用制度之下，1元货币可以制造数元的信用，如此全国通货及信用膨胀的速率必将极大，其影响农村物价及农民生活也不言而喻。该方案还规定增加生产贷款，但国家银行为增加生产而贷款，同样等于增发通货、膨胀通货。方显廷建议，政府要想扶助生产、扩大建设，应设法吸收市场游资，而不是以此名义增加货币发行。[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