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际化战略调整研究梳理
国际化企业的战略制定和战略调整一直是国际商务领域关注的研究话题。
一方面，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来看，国际商务领域的学者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尤其是中国跨国企业公司层面的国际化战略展开了研究。基于母国情况、全球商务情况以及自身发展阶段，这些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基于资源来制定和调整战略目标（Cui and Aulakh，2018），比如通过探索性的战略来获取互补性技术和创新资源（Narula，2012；Ramamurti，2012），或者通过双元并进的战略来获取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战略性资源（Hsu et al.，2013；Luo and Rui，2009），以提升自身获取互补性资源的能力，降低对海外合作伙伴的资源依赖。与此同时，新兴市场跨国企业也受到母国制度资源和制度环境的限制，从而形成对当地制度环境的资源依赖（Xia et al.，2014）。然而，当企业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些跨国企业如何通过调整其国际化战略来应对国际化过程中的挑战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Huang et al.，2017）。
另一方面，对于传统跨国企业而言，其在国际化过程中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例如在中国市场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就面临着更加动态的商业环境和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通过不断吸收学习、资源获取和战略调整，提升了自身的经营绩效和全球竞争力。这些企业也为来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带来了新的挑战。Williamson 和 Wan（2018）在研究中讨论了新兴市场中中国市场的独特性，以帮助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更好地理解中国情境，从而更好地应对国际化的挑战。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中的战略应具有独特性，同时，提出从海外来中国市场投资的跨国公司应认识到中国虽然仍被划分为新兴经济体，但是其市场并不是“典型”的新兴市场。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市场中的技术并不处于全球落后状态，中国市场中本土企业的管理也不是完全缺乏经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全球技术引领者，同时相当比例的中国企业已经名列《财富》世界500强。学者认为中国的商业和经济环境一方面以其市场份额、廉价生产要素和低价生产产品的机会吸引着海外投资者；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和竞争力的增强，及其本土企业对发达国家企业依赖的减少，合作双方之间的资源和权力平衡被打破，这也对海外投资者，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带来新的竞争和威胁。中国情境的特征还包括快速成长的潜在市场以及竞争关系的动态变化，这也意味着基于该情境的商业环境不断进化。因此，处于该情境中的跨国公司及时调整海外战略至关重要（Buckley and Meng，2005；Santangelo and Meyer，2011）。然而，来中国市场进行海外投资的跨国公司应如何通过调整其跨国战略来应对外来者劣势、当地制度环境距离等传统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国际化战略挑战？此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本书将战略调整定义为，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而言，为提升自身获取资源的能力、降低对海外合作伙伴的资源依赖和制度环境依赖做出的战略目标调整的企业行为。对于传统跨国企业而言，其为在面临本土企业的适应性创新和节俭性创新，并拥有较高本土适应性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战略目标调整的组织企业行为（Williamson and Wan，2018）。
1.平台战略作为跨国战略调整的研究现状
平台战略是指通过连接服务、技术、产品、交易系统中具有服务功能的基本活动或支持性活动，为平台内部企业提供具有基石性、共享性、互补性服务并构建系统的战略（吴义爽、徐梦周，2011）。传统跨国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应具备一定的初始优势（Rugman，2010）。这些优势也即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s）或者公司特定优势（Dunning，1981；Gerke and Benson，2012；Rugman，2010）。在此基础上，根据学者的研究又将公司特定优势区分为“区位限定的公司特定优势”（location bound FSAs）以及“非区位限定的公司特定优势”（non-location bound FSAs）（Rugman and Verbeke，1992）。在上述两种不同的公司特定优势中，资源的可传导性和可移植性均有较大差异（Nguyen and Rugman，2015；Rugman and Verbeke，2001）。非区位限定的公司特定优势易于跨越企业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共享，如物理资源、金融资产、可编码的显性知识。相反，区位限定的公司特定优势则限定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范围内，如本地化的价值链网络、隐性知识、制度资源，因此由于此类资源存在区位限制，传统理论认为其难以有效协助跨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在此基础上，新兴市场中的跨国企业常常利用其基于国内市场的经验（限定在国内范围内的优势），快速地、跳跃式地接触并获取海外资源和知识，以此来发展其全球竞争优势（Luo and Tung，2007；Williamson，2015）。
然而，平台战略指出，平台形成的价值链网络不仅存在于一个平台内，也存在于平台界限之外，也就是说所有参与价值链网络的成员相互影响，形成价值共创（Adner and Kapoor，2010；Iansiti and Levien，2004；Rong et al.，2015）。现有研究中对商业孵化器的研究指出，商业孵化器所提供的资源平台使得初创企业能够跨越企业现有边界，在全球范围内与企业边界之外的网络建立联系（Steen and Liesch，2007），并且使得同一商业孵化器内部不同初创企业之间能够相互依赖并产生互动机制。具体而言，商业孵化器能够为初创企业提供必要的资源平台和市场中介服务。一方面，商业孵化器为初创企业提供了物理空间、商业相关的服务，以及与行业、政府、资本对接的关键通道（Hackett and Dilts，2004）。因此，从商业孵化器的角度来讲，这些服务集合在一起形成的资源平台对于那些资源相对稀缺的小型初创企业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商业孵化器所提供的成规模的网络关系为初创企业及其所处的环境搭建了资源对接和资源利用的桥梁（Bøllingtoft and Ulhøi，2005）。
与传统国际化理论中局限于企业边界以内的公司特定优势不同，新兴市场中商业孵化器国际化所表现出的平台模式以及公司特定优势在国际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新兴市场中的商业孵化器掌握核心能力和隐性知识诀窍，比如专业的服务能力、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等，而这些核心竞争力恰恰是典型的局限于某一特定区位的竞争资源，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复制和传导。但是，现有新兴市场商业孵化器的国际化实践展现了平台式的国际化战略，也即商业孵化器通过将其所经营的市场范畴拓展至国外，来增加其孵化平台层面的资源，同时对其客户公司的国际化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Blackburne and Buckley，2017）。因此，这种商业孵化器国际化的独特性及其现象的特殊性为传统国际化理论带来了新的理论挑战（Buckley and Lessard，2005），而对此战略调整逻辑和内部方式的研究也有利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更好地应对国际化过程中的挑战。
2.双元并进战略作为跨国战略调整的研究现状
双元并进战略被定义为企业整合与协同自身资产利用型与资产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战略。不同于传统的逐步国际化，双元并进战略强调已有资产利用与海外资产获取的同步进行与整合，从而实现资产利用与资产获取的协同效应，并有效降低海外投资的整体风险（Hsu et al.，2013；Luo and Rui，2009）。随着新兴市场中跨国企业的不断发展，许多研究指出，传统的国际化理论不能有效解释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吴先明，2017）。这主要是因为新兴市场中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并不拥有明显的所有权优势，因此，这些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目标为获取东道国的战略性资产和关键资源，从而能够弥补自身在国际化进程中的竞争劣势（Luo and Tung，2007；Mathews，2002）。也就是说，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安排和战略调整带有明显的资产探索的特征（Rui and Yip，2008），这也是以往传统跨国企业国际化研究中有待进一步进行理论完善和拓展的地方。
基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资产探索和资产利用的特征，目前国际商务的研究者们将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动机划分为资产获取型和资产利用型两类（Dunning，1981，2006；Mathews，2006；Narula，2006；Rui and Yip，2008）。根据这两类战略动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包括两个过程，即资产利用和资产获取。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海外扩张模式中典型的基本假设是企业已经拥有了技术与产品的相关知识，它们进行海外扩张是为了利用现有的知识存量，或者所有权优势，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Dunning，1981）。因此，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被视为一种将企业的知识跨边界转移的过程，无论这些知识是以技术、生产、营销还是其他活动为基础。然而，由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大多缺乏现成的可以利用的所有权优势，企业往往需要通过海外扩张来获取需要的竞争优势，因此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是以资产获取为动机（Child and Rodrigues，2005；Mathews，2006）。通过资产获取型海外扩张，新兴市场跨国企业获得了所需的技术、管理经验等构建自身竞争优势的要素，从而为实现企业的全球战略打下了良好基础。很多情况下，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作为企业海外扩张的一个起点（Mathews，2006）。这也就验证了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以资产获取为目标的。这种目标使企业能通过海外扩张来克服技术差距带来的初始资源障碍，并于之后在国际市场中逐步消除这些资源障碍导致的劣势。
传统的研究常常集中于利用型和获取型过程中的一类（Denison et al.，1995）。传统的国际化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帮助企业将企业特定优势的交易成本内部化（Hymer，1976）。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对相关优势资源和能力进行深度利用，这样的战略调整能够帮助跨国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更好地获取资源、海外市场份额以及更高的生产效率（Dunning and Lundan，2008），从而能够更好地节约成本，并提升知识利用的效率。然而，只强调资源利用的跨国企业往往会忽视对新能力的学习，由此带来企业短视等问题（Radner，1975）。也就是说，资源利用的战略安排仅仅能够帮助企业获取短期利润，难以有效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Li et al.，2017）。因此，近年来的国际商务和跨国战略研究中，以战略资产获取为主要动机的战略调整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战略资产探索认为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应获取技术、管理经验以及附加值高的战略性资源（Almeida，1996），并持续关注对新技术的探索以及能力的提升（Wang and Yang，2013），从而能够不断追赶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对手（Cui et al.，2014）。近年来的战略管理研究开始关注利用型和获取型的并行性（Hsu et al.，2013），将利用型过程和获取型过程视为两个不同但互补的方面（Benner and Tushman，2003；Gupta et al.，2006；He and Wong，2004；March，1991）。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为更好地应对劣势，有动力将利用和探索的战略同时推进，一方面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去探索新的技术。当跨国企业将两种战略调整至平衡状态时，即实现平衡的并进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Hsu et al.，2013；Luo and Rui，2009）。利用和获取两个过程之间存在协同效应，企业应该注意整合和平衡这两个过程，以保证跨国企业获取短期利润和协同效应的同时，能够实现长期生存和成功（Ireland and Webb，2009；Levinthal and March，1993）。然而，通过战略调整达到平衡的并进型战略、更好地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以提升国际化的长期绩效并不容易，这也是国际商务领域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3.撤资战略作为跨国战略调整的研究现状
撤资被定义为“对外直接投资中所有权比例的减少”（Boddewyn and Torneden，1973）。撤资属于跨国企业公司层面的战略决策，其目的是更好地适应其海外经营实体在内部和外部面临的挑战和现实（Soule et al.，2014）。对跨国公司来讲，撤资属于高成本的公司层面战略调整决策，一方面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发生的实质性沉没成本，另一方面是由于撤资将带来巨大的、关键性的企业变革，这些企业变革为企业带来经营的复杂性和模糊性（Duhaime and Schwenk，1985）。Boddewyn（1979）研究发现，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生命周期包括出生、成长和死亡。这也意味着，撤资可以被看作跨国公司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McDermott，2010），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国际市场承诺的背弃（Benito and Welch，1997）。和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战略进入海外市场的战略决策相似，撤资决策对企业发展也非常关键，同时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战略调整。它是一个关键性的公司层面的战略决策，包括出售海外子公司、关闭海外市场、退出海外市场经营（Soule et al.，2014），或收缩企业边界（Fisch and Zschoche，2012）。上述行为均被认为是关键性的、高成本的战略调整，有利于跨国企业进行战略重新定位和全球布局，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应对国际化过程中的运营风险和制度挑战。此外，由于海外运营环境的动态性，在企业进行撤资决策时，应考虑一系列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决策因素，包括企业战略层面和公司层面的相关因素。这意味着撤资的决策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Duhaime and Schwenk，1985），这些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将对跨国公司的生存和绩效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现有国际商务研究中有关撤资的研究，往往更多地关注跨国公司撤资决策的决定因素。已有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撤资决策包含了一系列因素作为该战略决策的前置变量（Berry，2013），这些前置变量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从绩效反馈的视角看，持续的低绩效或财务困境往往成为撤资的原因（Daley et al.，1997；Lee and Madhavan，2010；Yan and Zeng，1999），企业希望通过撤资来避免或降低未来可能发生的进一步损失（Markides and Singh，1997）。而从跨国战略选择和跨国战略调整的视角看，跨国公司的撤资决策是公司层面战略的再调整和重新定位，其目的是通过重新对其所拥有的资源和战略要素进行排列和组合，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经营环境（Mata and Porturgal，2000；Vidal and Mitchell，2015）。战略调整是跨国企业撤资非常重要的原因和决策出发点（Mata and Portugal，2000；Mata and Portugal，2002；Vidal and Mitchell，2015）。在很多情况下，尽管海外经营仍然可实现盈利，但是当跨国公司决策层认为企业的海外运营环境、资源状况或企业情境要求进行战略调整时，决策层仍会选择海外撤资（Boddewyn，1979；Moliterno and Wiersema，2007；Procher and Engel，2018）。通过将跨国企业的战略和环境进行重新匹配，管理层需要调整“战略投资组合”并对其进行资源层面的管理（Boddewyn，1979），以使资源和战略能够获得最优匹配，从而使国际化绩效处于最优状态。
尽管已有研究已经关注了上述影响跨国公司撤资的前置因素，但是这些研究均只对一个或几个前置变量进行探究。由于不同的研究关注了不同的变量影响，因此可以推出在进行撤资战略决策时，所有这些变量均有被考虑的必要，因此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涵盖所有相关因素的研究框架来帮助研究者进行研究。现有研究未全面考虑一系列复杂的决策因素，也未考虑前置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配置关系对战略决策的影响（Procher and Engel，2018）。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研究未对跨国公司撤资决策的内部差异进行关注，具体包括撤资的比例或程度。事实上，当跨国公司在战略上决定撤资时，其可能是全部撤离海外市场或部分撤离海外市场。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跨国公司是否撤资（Damaraju et al.，2015）、撤资原因（Wan et al.，2015）、国际化撤离过程（Calof and Beamish，1995）、撤资倾向（Song and Lee，2017）以及海外市场撤离的顺序（Chang，1996），少有研究对海外撤资的程度进行研究。因此，本书将基于上述理论研究的不足进行相应的理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