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于新兴市场情境的国际化研究梳理

现有研究认为，将企业的业务范围扩大，跨越母国边界进行海外经营是企业管理者需要面对的最为重要和最为复杂的企业战略决策（Johanson and Vahlne，1977；Tseng et al.，2007）。国际化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资源获取动机、市场获取动机和效率获取动机（Dunning，1981），也包括获取战略资产、逃离母国投资环境，基于贸易、金融、管理投资等方面的动机（Cuervo-Cazurra et al.，2015；Cuervo-Cazurra and Ramamurti，2015；Dunning，1993）。以往国际化研究更多关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近年来，部分研究开始对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进行研究（Gaffney et al.，2013；Kirca et al.，2012；Tseng et al.，2007），并提出了新的洞见，从而重点关注了新兴市场情境与传统跨国公司国际化情境的差异（Tan and Peng，2003）。本节对基于新兴市场情境的新兴市场制造业跨国企业和服务业跨国企业、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研究进行研究回顾。

1.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研究

过去30年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发展迅速，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Child and Rodriguez，2005；Luo and Tung，2007；Mathews and Zander，2007；Xu and Meyer，2013）。这些市场在传统的国际化理论中被认为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例如中国、巴西、印度等国。近年来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关注到这些国家，一方面因为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另一方面其成为不可忽视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Cui and Aulakh，2018）。根据《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额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海外并购案数量也位居前列。尽管这些跨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方面相对缺乏经验，但大多数新兴市场跨国企业致力于将国际化目的地定位于发达国家以及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如201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数据表明，10.97%的跨境并购交易来源于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随着新兴市场的不断发展，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也激发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

（1）新兴市场中制造业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研究

在研究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时，第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动机研究。

在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动机研究中，一些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和成长驱动力（Morck et al.，2008），而另一些研究则从微观层面分析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Child and Rodrigues，2005）。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法和框架在新兴市场情境中的应用（Cui and Jiang，2009）。但正如Child 和 Rodrigues（2005）所指出的那样，相对于现有的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并没有现成的竞争优势可以利用，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形成竞争优势（Child and Rodrigues，2005）。这是因为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主要建立在网络（Morck et al.，2008）或者母国的基础之上（Rugman and Li，2007），而一旦走出国门这种优势就将消失殆尽。这使得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区域内而不是全球。在进行区域外的全球性发展时，由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不具有一般的所有权优势，故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以获取可持续的全球竞争力为目的。具体而言，Mathews（2006）认为，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来构建竞争优势，通过连接—杠杆—学习（Linkage-Leverage-Learning）来实现赶超战略。而Luo和Tung（2007）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研究以中国跨国公司为例，认为中国的跨国公司将国际化进程作为一种获取战略资源和弥补国内市场缺陷的跳板（springboard）。此外，新兴市场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差异。以中国为例，中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有着较强影响。由于企业战略和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有着显著不同，新兴市场中的跨国企业实行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与之前在发达国家情境下被广泛研究的问题也有显著的不同。

在研究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时，第二个重要的主题是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在其海外扩张过程中的战略路径选择。

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战略路径的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不在地理路径方面，而是在能力获取路径方面，特别是在获取能够补充企业现有缺陷或增强企业现有优势的能力方面（宗芳宇等，2012；Johanson and Vahlne，2006；Mathews，2006）。Li（2007）研究了消费电子行业中著名的三家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并分析了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路径。通过分析，Li（2007）指出：在研究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路径时，研究者们需整合Dunning（1981）的折中理论与Mathews（2006）的LLL理论。同时，Li（2007）还强调了交易价值（Johanson and Vahlne，2006）、软性因素（soft factors）与制度因素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扩张路径选择的影响。Luo和Tung（2007）则认为，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路径不仅仅是单纯的能力获取路径，而且是包含了多层含义的“跳板”。通过这种“跳板”，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可以对自身的竞争劣势进行弥补，减少作为全球市场后来者的劣势，对全球竞争者的主要市场进行反击，避开东道国的贸易壁垒，缓和母国某些制度缺陷，得到母国政府的支持与庇护，在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国家市场利用竞争优势（Luo and Tung，2007）。此外，在研究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路径时，其他学者也得到了与上述研究相似的结果。Cuervo-Cazurra（2007）研究了20个拉丁美洲跨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路径，发现有着强大国家区位优势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建立国际营销子公司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而产品难以长途运输的企业则优先选择建立国外生产子公司。

在研究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时，第三个重要的主题是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在其海外扩张过程中基于内向国际化活动的影响而进行的战略调整研究。

从国际化活动的方向区分，企业的活动可以分为内向活动和外向活动。内向活动是指国内跨国企业在其母国市场上与外资企业相关的经营活动，而外向活动是指国内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经营活动（Li et al.，2017）。与内向活动相比，外向活动总体来讲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不可控因素和风险（Hitt et al.，1997），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来讲尤其如此。同时，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相比，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因此难以克服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外来者劣势（Zaheer，1995）。此外，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母国的金融体系发展尚不完善，这会对这些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金融资本获取产生不利影响（Aulakh et al.，2000）。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来源国的合法性有限，难以为其海外市场的经营信用带来显著正面作用（Gubbi et al.，2010；Luo and Tung，2007）。再加上海外经营过程中的文化距离、管理差异、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等（Ghemawat，2001），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面临重重困难。基于上述挑战和困难，新兴市场一直是传统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目标；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化战略安排和发展，新兴市场跨国企业越来越活跃地参与了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Li et al.，2017）。在基于新兴市场情境的国际化研究中，尽管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和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特征有很多共同点，但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Dunning et al.，2008）。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不同为：由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相对较晚，这些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其母国的直接投资（Buckley et al.，2002；Luo and Tung，2007；Zhang et al.，2010）。因此，学者指出由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调整行为中所有权优势的缺失，在研究其外向活动时应考虑到国际化框架中内向国际化的影响（Luo and Tung，2007）。也就是说，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调整考量要素不同，新兴市场跨国企业从其与海外投资者在母国的互动和向对方学习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Luo and Tung，2007）。这些内向活动能够产生知识外溢，从而帮助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在其国际化行为之前或国际化进程中提升海外经营的能力，进而影响了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调整。部分实证研究基于新兴市场情境，对上述内向和外向活动以及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进行了检验。例如，Buckley et al.（2002）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向来中国市场进行直接投资的海外合作伙伴学习先进的技术，大幅提升了企业的海外绩效。上述研究指出，即使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缺少优势资源或核心能力进行海外拓展，其母国市场上的进行海外投资企业的国际化也能够帮助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更好地发展和成长（Li et al.，2017）。因此，随着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能力的提升，其在母国和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不断增强。

（2）新兴市场服务业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研究

在新兴市场，无论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还是从对就业的贡献来讲，服务业均已经占据了较大比例（Cuadrado-Roura，2016）。然而，与传统的生产制造行业相比，对服务业的研究还远远不足，尤其是在国际商务领域，对国际服务业的研究相当有限（Cuadrado-Roura，2016；Meyer et al.，2015）。目前，大多数新兴市场国际化战略方面的实证研究均基于生产制造业跨国企业展开（Eriksson et al.，1997），由此带来的情况即为对于服务业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国际化战略制定和战略调整的研究非常不足（Hitt et al.，2006；Kundu and Lahiri，2015；Lo and Yung，1988）。

为应对上述研究不足，本书期望通过探究新兴市场的商业孵化器如何通过战略调整来更好地进行国际化，来扩展国际商务领域中新兴市场服务业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研究。商业孵化器为初创企业提供了关键的商业服务，提升其生存概率以及创业成功的可能性（Bøllingtoft，2012）。这些服务包括管理支持（Bøllingtoft，2012；Vanderstraeten and Matthyssens，2012）、基础设施租赁、咨询、培训、教练指导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服务（Abduh et al.，2007）。上述服务可以为对特定的某一个行业的支持，如对医药行业、生物行业等进行的服务，也可以是对大多数行业适用的一般性服务（Vanderstraeten and Matthyssens，2012）。除此之外，一些商业孵化器还提供一些附加值较高的服务，例如，帮助初创企业建立政府联系、申请种子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等政府资助。同时，商业孵化器也提供服务帮助初创企业建立商业网络关系，从而更加容易获取信息、知识、行业资源以及行业专有资产等（Hansen et al.，2000；Lew et al.，2018）。商业孵化器最核心的服务即为通过对其基于本地的知识诀窍和行业资源进行杠杆式利用，来帮助初创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作为小企业和新企业面临的劣势（Peters et al.，2004）。

近年来，很多新兴市场中的商业孵化器主动进行国际化业务开拓（Blackburne and Buckley，2017）。通过推进对外直接投资，这些商业孵化器对其为初创企业提供的服务平台进行了国际化，通过国际化服务平台，商业孵化器能够为其现有的客户企业（初创企业）提供更多价值创造性服务。这些战略安排和战略调整为新兴市场中的商业孵化器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平台。然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有理论指出，企业需要拥有一定水平和一定类型的资源优势，比如技术和财务资源优势，才能够抵消其进入海外市场、进行海外运营过程中的外来者劣势（Barnard，2010）。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服务类商业形式，商业孵化器并未得到国际商务领域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和研究。关于商业孵化器如何在母国杠杆式利用其已有资源优势，商业孵化器如何获取新的资源，以及到底如何绑定资源从而使孵化器价值不断增加以更好地服务其孵化的客户企业，仍不清晰且未有充分研究给予解答。尤其令人困惑的是，给定商业孵化器运营是基于本地资源且呈现本地化的特征，给定现有的资源优势难以被转移到海外市场，且海外市场的制度距离和经济距离与本国相比都较为明显，新兴市场中的商业孵化器应如何通过战略调整，将基于母国区域内的企业特定优势转变成国际化的优势，从而更好地应对国际化的挑战？基于此，对于新兴市场中商业孵化器国际化特殊路径的研究需要新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和阐述，尤其是回答如何通过产生平台特定优势来为其客户企业提供价值增值服务，从而强化孵化器的全球竞争优势。

本书关注商业孵化器，以此作为分析单元，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为商业孵化器国际化过程中形式的独特性；其二为这种商业孵化器国际化的独特性及其现象的特殊性对传统国际化理论带来的新的理论挑战（Buckley and Lessard，2005）。与传统国际化理论中局限于企业边界以内的企业特定优势（Firm-Specific-Advantages，FSAs）不同，新兴市场中商业孵化器国际化所表现出的生态系统模式以及公司特定优势在国际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因此，基于新兴市场中服务业跨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现状，本部分研究关注作为服务业跨国企业的典型，新兴市场中的商业孵化器如何在其国际化过程中进行战略调整，利用并传导其“局限于某一区位的企业特定优势”，从而更好地建构国际化过程中的商业生态系统。本书认为，对上述问题的探索有利于找到新的视角，从而对新兴市场中服务业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挑战应对有新的理解和认知。

2.传统跨国企业国际化研究

在传统跨国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已有的跨国企业理论从资产利用的视角对传统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的传统跨国企业理论包括Hymer（1976）的垄断优势理论、Buckley和Casson（1976）的内部化理论，以及Dunning（1981）提出的OLI折中范式。上述理论均关注跨国企业的企业特定优势或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并认为这些企业优势是其进行国际化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这些所有权的优势，跨国企业才有可能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而在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的竞争中有更大可能获得成功（Zaheer，1995）。

近年来，对选择新兴市场作为投资目标的传统跨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指出，新兴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并且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与此同时，由于制度框架的缺陷，其仍然存在市场效率和市场公正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存在发展不稳定性（Khanna and Palepu，1997；Meyer and Peng，2016）。Xu 和 Meyer（2013）的研究指出，和发达市场相比，此类市场在市场透明度、信息对称性、监管和法律执行成本等方面缺乏优势。政府以及相关机构除制定制度规则外，也通过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形式对经济有更高的参与度。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运营以及企业互动过程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Slotte-Kock and Coviello，2010）。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主要的经济、政治和制度变量波动较大，在新兴市场中运营的跨国公司面临着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这些海外经营者难以精准预测各类变量和指标的变化或走势，从而在战略决策上存在劣势。此外，本土企业也向外商投资的企业不断地学习。事实上，传统经济发展中，新兴市场创新资源的主要来源为到当地投资的发达国家企业的本土适应性创新。具体来讲，海外投资者会根据本土市场需求来调整其产品，本土企业也会向海外投资者学习。在适应性创新之外，本土企业开发产品的过程中，也考虑到了本土消费者的价格承受能力，此类创新也被称为节俭性创新（frugal innovation）。有了基于当地情境进行设计和生产的产品，且有较高的本土适应性，本土企业越来越有能力挑战本土市场上的海外公司。因此，Williamson 和 Wan（2018）的最新研究指出，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中的投资应考虑到上述因素，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跨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