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比较瑞士和比利时的两个案例表明，国家建构依赖于控制新建成的民族国家的精英们所维持的政治联盟的范围。在这些联盟跨越族群分界、变得制度化并且组织稳定的情况下，族群从未被政治化，出现了整合的权力结构，并形成了泛族群的国家认同。然而精英网络被族群分界所限制，因此使人口中的某些重要部分始终被排除在政治代表之外的情况下，国家建构就遭到失败，政治竞争使不同的族群共同体相互斗争，族群认同在政治上变得比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更为重要。因此，在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精英政治网络范围决定了国家建构的前景。

更具体地说，比利时与瑞士之间的比较显示了志愿性协会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志愿性协会促进了跨越整个领土的横向联系，所以在导致创建民族国家的时期内，所建立的协会网络越多，新的统治精英们就越容易依靠这些网络来建立跨越族群分界的联盟。就如上述案例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志愿性组织能够扩散到多大的程度取决于政治体系的性质、工业化的地理格局和教育的普及。

但我们怎么能确定两国之间没有其他差异来更好地解释它们不同的国家建构轨迹呢？在许多方面，这两个国家确实非常相似，但这些相似之处显然不适合解释为什么国家建构在此国成功而在彼国没有成功。瑞士和比利时两国都分为有声望的“高级文化”及语言（法语）和更为边缘化的文化及语言（阿勒曼尼语和佛兰芒语）两个群体，而在人口统计上，讲后者语言的人口则占多数。这两个国家都是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然而，在其他方面，这两个国家则彼此不同。

瑞士有三个主要的语言群体，而比利时只有两个大致相同的语言群体。就如蒙塔尔沃和雷纳尔克罗尔（Montalvo and Reynal-Querol 2005）所说，我们难道不应期待更分化的结构会更具冲突性吗？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解释两国的语言人口统计；如果我们聚焦于更高级和与政治更相关的语言差异，那么我们会发现瑞士有63%的人讲日耳曼语，37%的人讲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和罗曼什语），而在比利时，这一比例为60%（59%的人口讲荷兰语，1%讲德语）与40%。因此，语言的分化水平大致相当。

另一个人口统计上的差异是，瑞士在宗教上也是异质的，天主教与新教沿语言边界横切分裂。比利时人主要是天主教徒。著名的政治学家们认为，像瑞士这样的“横切”分裂，能使得切开的双方相互平衡，导致冲突减少（Lipset 1960）。在第五章中，我将用107个国家的系统数据来评估这一论点。没有证据表明，当宗教和语言边界相互交叉时，国家建构会更容易。虽然瑞士和比利时在这方面肯定存在差异，但宗教和语言分裂的性质不太能用以解释为什么国家建构在此国取得成功而在彼国遭到失败。

另一些人可能会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初统治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瑞士在1848年之后是一个完全民主国家，而比利时在独立后像一个半威权王国，并且仅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才逐渐扩大民主权利和制度。政体数据集将各个国家的民主程度编码为从-10（完全专制）到+10（完全民主），给予瑞士从1848年开始就一直是+10分，比利时则在1830年以-4开始，直到1932年对投票权的财产限制被取消后才达到+10。不同程度的威权控制当然有作用：我已经论证过，在瑞士由于政体的分散和更民主的本质，瑞士的民间社团因此更加繁荣。

但也许民主本身能促进国家建构，因为政治家必须在本国的每个角落寻求选票，而且不能拒绝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支持者。同样，第五章用世界各地155个国家的数据对这种可能性进行统计评估。在这里我不准备作详细说明，但我确实发现民主与国家建构密切相关。然而正如我将要表明的那样，这不是因为民主导致跨越族群分歧的政治整合，而是因为政治排斥阻止了民主化。根据这一发现，对佛兰芒多数人的政治排斥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比利时赋予其所有（男性）公民完全投票权如此之晚。相反，瑞士早期的国家建构使得建立民主制度更为容易，因为该国的新统治者不必担心赋予不同族群背景的选民以权力。

鉴于这两个统计结果，我们可以更加确信，比利时和瑞士的国家建构的不同轨迹确实受到这两个国家建立政治联盟的基础组织结构的影响。志愿性组织的早期崛起促进国家建构，这显然代表了一种趋势而非规律。有些关键的节点会不时地打开偶发事件的空间，让人想象某种不同的未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可能沿着语言断层线分裂。比利时本可以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通过促使讲佛兰芒语的人们能够在中央政府的桌面上占据一席之地而不需要他们融入法语文化和语言，从而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权力配置。

但是，形成早期国家建构的同样的结构性力量使未来的发展保持在同一轨道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的跨族群民间社会组织在维护国家统一中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了跨越族群分界的政治纽带并普及了新发展出来的泛族群民族主义。在比利时，路径依赖以另一种形式奏效：雄心勃勃的讲佛兰芒语的政治家们被同化为执政的讲法语精英，因为这是他们投入政治生涯的唯一途径。由此只讲佛兰芒语的人口不断被剥夺挑战一族政体所必需的领导能力。将这种路径依赖的看法用比喻的方式表达的话就是，当然有很多事件会导致这两艘船改变方向，因为在驾驶台上和普通水手中有很多政治戏码。但他们是在风所允许的运动范围内上演各种戏码——没有一艘航船可以逆着风操纵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