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的关系理论
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在政治上整合多元化人口的程度以及这些人口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上，不同的社会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许多政治学家（例如，Diamond 1995）认为，民主或特别的民主制度，最著名的就是比例代表制和议会制（Lijphart 1977），为政治家提供了建立大型多族群联盟以赢得选举的动力。总的来说，这应该导致更多元化的、包括少数群体代表的管理精英。还有一些政治学家则指向殖民主义的遗产：作为其分而治之策略的一部分，殖民政府经常招募少数族群成员进入官僚机构、警察部队或军队。其范例就是卢旺达的图西人和锡兰的泰米尔人（Horowitz 1985：第11—13章）。这些少数族群同样也主导后殖民政府，从而导致族群政治权力赤裸裸的不平等结构（Chandra and Wilkinson 2008）。
图1.3 世界各国的国家建构和民主（1945—2010年）
另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起着重要作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国际生存组织等全球运作的倡导性团体，以及欧盟等超国家机构等已经为如何让少数族群进行政治发声设定了新标准（Kymlicka 2007）。越来越多地面临这一新的全球机制的各国政府承受着内部改革的压力，在国会给予少数族群代表权，在内阁中为代表不足的群体留出位置，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全球少数群体权利机制的现实会导致更公平的代表性和更加包容的权力配置。
还有一些作者观察了那些对自己的政治生存很感兴趣的政府领导人的算计。如果这些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联盟伙伴会在未来的政变中或通过要求大选，将他们从权力位子上驱逐出去，他们可能会选择先发制人地将他们的竞争对手赶出政府。在统治精英联盟内部的承诺问题难以摆脱的环境中，排斥由此产生（参见Roessler 2011；其他有关精英讨价还价的论点，参见Slater 2010；North et al.2009；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
除了研究殖民遗产的方法之外，这些不同的理论都强调相对短期的因素和过程。独裁政权可以转变为民主制，民主政权则会在政变中被推翻。选举议会的比例规则可以取代原有的多数派，或者反过来。精英的讨价还价来来去去。各国可能会欣然接受全球的少数群体权利话语，或者如果政府更替，则也可以拒绝接受。全球的霸权文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就如最近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放弃和新同化主义的兴起那样（Brubaker 2002；另见Loveman 2015a）。
相比之下，本书认为，长期且更缓慢的政治发展过程对于解释族群政治的包容和国家认同至关重要。本书采用关系视角[37]，专注于在国家精英和公民之间的联盟和支持关系有可能跨越一个国家的整个领土，从而能跨越族群分界的各种条件。这些影响深远的联盟一旦被制度化并被视为理所当然，就会鼓励个人将自己首要地认同为建构国家的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感情框架将深入大众意识。接下来将解释这样的过程是如何形成的。
国家建构与政治发展
根据交换理论的原则（exchange theoretical principles[38]，参见Blau 1986[1964]），我首先打下相关论证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将国家与全体公民之间的交换关系分为三个基本且不可简化的方面。政治经济方面是指他们交易的资源。组织方面描述了他们的关系是否制度化以及如何制度化。他们之间的意图和信息交换代表的是沟通方面。对于每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构想出一个假设，该假设为我们所期望的交换关系能跨越族群界线而指定条件，由此在整体上导致国家建构。
公共物品的提供。国家层级政府的代表们提供公共物品并影响政治决策，相应地，非精英个人和组织作为回报可以在政治上支持政府（包括通过投票）、提供军事服务（例如在普遍征兵系统中），以及减少他们对征税的反抗。[39]如果国家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统治精英就代表更有吸引力的交换伙伴。越来越多（来自任何族群背景）的非精英个人和组织都希望与国家精英建立联系，提供军事、政治和财政支持。换句话说，在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国家建构较为容易（Kroneberg and Wimmer 2012；相关分析参见Levi 1988）。
相反，能力较弱国家的统治者将不得不限制他们可以提供公共物品的公民范围——如果教育部缺乏足够的资金支付给教师，那么不是每个村庄都能有小学。由于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管理精英应该关心“他们自己的人民”，因此他们将为具有自己族群背景的个人和社区提供特权。公共物品由此成为族群的肥肉（参见Fearon 1999；或者参见康格尔顿的术语“排他性的俱乐部物品”，Congleton 1995）。联盟网络将沿着族群分界进行划分，部分人口将始终与以政府管理精英为中心的交换网络相脱节。
关于族群性和恩庇之间关联还有其他的解释。费伦（Fearon 1999）坚持认为，族群标记比阶级成员的标志更“黏”——一个人的皮色或流利的语言不像一个人的衣服或汽车那样容易改变。这使联盟的建构者能够阻止过多的个人加入恩庇网络，从而稀释其利益。[40]由此，恩主和侍从以族群为基础理性地选择建立他们的关系。同样，钱德拉（Chandra 2004）认为，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类别（比如宗教、专业或阶级）相比，个人的族群背景更容易从面部特征、姓氏或言语模式中辨别出来。当有关政治家未来行为的信息有限并且基于政治计划的投票因此成为问题时，选民就能够形成某种侍从主义联盟。
这两个论点都有道理，但不容易被归纳推广。首先，许多族群分类系统具有分段嵌套结构（某个苗族人是越南人，也是亚裔美国人，又是美国人；参见Wimmer 2008；图D.1）。这在非洲尤其如此（Scarritt and Mozaffar 1999），在非洲，恩庇政治普遍存在（Bratton and van de Walle，1994）。在这种情况下，族群性不能为限制恩庇联盟提供稳固的界线。此外，在许多环境中，族群成员资格不容易从政治家的面孔或名字中读出，许多族群恩庇体系也不是以投票为基础的（参见Rothchild 1986）。
志愿性组织。组织方面涉及资源交换的不同渠道。它们可以是非正式的（例如在恩庇网络中），也可以正式化为组织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政党之间的联盟中）。如果交换关系建立在志愿性协会的网络之上，比如俱乐部、工会、政党青年组织、合唱团等，那么更有可能跨越族群边界。族群性将不那么政治化，统治精英则更加多元化。为何会如此这般呢？
协会的网络包含许多水平“协调”位置（Hillmann 2008）和许多封闭三角形（Baldassari and Diani 2007），如图1.1所示。相比之下，恩庇结构则建立在垂直的经济人结构（Gould and Fernandez 1989）和开放的三角形之上（经典作品参见Scott 1972）：侍从与他们各自的恩主联系，而不是彼此之间联系。当存在着许多志愿性组织时，政治联盟趋于横向伸展而跨越族群分界，因为不同族群背景的协调者很容易相互联系起来。相反，恩庇关系从底层向顶层伸展，而不是连接具有相同政治地位的个人。因此，它们往往造成而不是弥合族群间的分隔，致使国家建构更为困难。
显然，这代表着一种趋势而不是一种规律。在某些案例中，其他组织渠道被用于建立跨越族群分隔的联系。在塞内加尔，穆斯林苏菲派修道会（marabout）[41]的宗教领袖早在独立之前就建立了当地的赞助网络。这些联盟提供了超越该国主要的族群分裂的联盟网格。塞内加尔独立后的主要政党依靠这些网格动员选民并组建多族群联盟（Koter 2013）。在其他情况下，恩庇主义也能跨越而不是加强族群界线。在印度，党派恩庇主义有时胜过族群偏袒，并导致包含各种政治联盟的跨族群网络，尽管族群配额制度为动员特定族群选民中的追随者提供了强大的动力（Dunning and Nilekani 2013；更广泛的分析，参见Scott 1972）。
但塞内加尔和印度是相当特殊的案例。在塞内加尔，苏菲派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很久之前就以持久的方式预先建立了政治联盟。这种制度化良好且影响深远的网络很罕见。印度的种姓群体太小，无法在国家层面有效地积聚政治利益。这鼓励政治家们在全国性的恩庇主义政党内建立多族群联盟。坦桑尼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其他非常异质化的国家的情况也可以这样来解释。
语言的同质性。沟通方面涉及行为者们如何交换有关他们相互间提供和要求得到资源的信息。沟通基本上代价高昂。当个人说和写不同的语言时，启动和稳定交换关系会更困难，因为很难弄清楚他人的资源是什么，她要求什么，以及她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反过来，这又使得相互信任变得更加困难（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参见Knack and Keefer 1997：1281）。当建立联系和信任他人更加困难时，联盟网络往往不那么深远，因此这样的网络也不太可能纵横交错于一个国家的整个领土。换言之，语言的多样性会减缓国家建构。
在半个多世纪前，多伊奇（Deutsch 1966）已经提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成功的国家建构取决于人口的均等“社会动员”，并且这种动员受到诸如语言差异等沟通障碍的阻碍。然而，本书有关中国的章节则表明，用不同的语言读取的共同的书面文字可以弥补诸个体在讲话交流时不能相互理解的问题。在这种书写系统出现的极少数情况之下，书写的同质性可以克服语言异质性的问题。对于每个人都能完全流利地使用通用语的多语种社会也是如此。因此，交际障碍并不总是呈现为语言界线的形式，但是通常如此。
也许这是停下来并借机将此论点与其他有关语言多样性如何与国家整合有关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的好时机。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有关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而出现的著名叙述中，本土语言的大众识字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兴的阅读公众共享一个叙事体系，该叙事体系是由报纸、书籍和用流行习语写成的小册子等建立起来的，这些大众很快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个拥有共同起源和未来政治命运的共同体（Anderson 1991：第3章）。言外之意，语言异质性将使得创建一个统一的国家变得更加困难——这和我的观点相当一致。
安德森还预见到第二种机制来解释为什么在拉丁美洲没有出现单一的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以及为什么在西非创建单一的一个法语国家的尝试也失败了，尽管能读能写西班牙语或法语应该使得想象形成这两个大型共同体很容易。但土著的、低级官僚的政治视野仅限于西班牙或法兰西帝国的一个特定省份。他们的职业生涯被限制在后来成为墨西哥等的殖民地区，并且他们从未见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拉巴斯的同事。因此，他们将各省想象为国家，而不是将西属美洲或法属西非的整个领域想象为国家。
与安德森的研究方法相比，我的政治网络研究方法对为什么民族/国家认同与语言边界有时一致，有时则不一致提供了一个更简约的解释。政治联盟网络的覆盖范围——而不是用共享语言沟通本身——变得至关重要。在这些网络受到诸如帝国各省份等政治边界限制的地方，民族主义者们就分隔了共享语言的空间，就像在拉丁美洲一样。在帝国领域内的语言障碍阻碍了这种联系的建立，语言共同体就被设想为建构国家的民族。这就是在罗曼诺夫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民间社会很早就繁荣，就如瑞士那样，或者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能力卓越，政治网络就跨越族群的分界，建构国家的民族就被想象为讲多种语言的群体。换言之，政治联盟网络的轮廓决定哪些共同体将成为建构国家的民族。
基思·达登的书（Keith Darden 2013）同样值得在这里进行简要的讨论。他也将大众识字率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但与安德森的方式不同。他主要关注东欧和俄罗斯，认为当一群人首次按字母来标示后，这群人将坚守在其集体意识中被反复灌输的民族认同。他认为，大众教育和识字率并不缺乏政治内涵，而是带有一种特定的民族主义世界观。这种民族主义的叙事随后在家庭中世代相传，并且之后以不同的民族主义精神写成的学校课程不能将其改变。他论证道，首先受到奥匈帝国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教育的乌克兰人发展并保持了乌克兰民族意识，而被灌输泛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乌克兰人则成为俄罗斯人。因此，这意味着，如果整个人口以相同的民族主义信息在相同的课程中接受教育，那么国家建构将会更加成功，而不管这些人口实际使用的语言为何。
我想扭转一下这个论点，把它与上面讨论的国家建构的第一个机制联系起来。给文盲和多语言人口扫盲需要相当大的国家能力，就如苏联、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开展的扫盲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很可能个人忠于这些国家，并认同其民族主义计划，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公共物品，而不是因为民族主义的灌输。
根据达登的观点（并且极度反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主义理论），一旦一群人已经认同某个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计划，以后他们的身份认同确实将难以改变。然而，我会提出，正如达登所看到的那样，同化到另一个民族/国家并非不可能。那些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更为成功的继承国家，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很好地获得以前认同另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人口的忠诚。南斯拉夫人变成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在宾夕法尼亚州或威斯康星州的德语学校接受教育的德国人会同化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国家建构之前的国家中央集权化
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论点：提供公共物品的强大国家能力、发达的志愿性组织以及低沟通障碍，使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联盟网络能够在本国领土上传播。在第五章中我将根据实证评估，因果箭头是否也可能指向另一个方向：国家建构为志愿性组织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增强公共物品的供应并同化形成共同语言。就目前而言，我将这种复杂性放在一边，转而将分析进一步推回到历史之中。
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社会一旦获得国家独立，有的有较多的语言同质性有的则较少，有的拥有许多志愿性组织有的则很少，并且在国家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存在着能力上的不同？我认为，语言同质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都受到在国家建构的尝试之前中央集权国家是否已经出现的影响（与Englebert 2000观点相一致；Bockstette et al.2002；Gennaioli and Rainer 2007）。对于欧洲、新大陆的殖民地、奥斯曼帝国，以及日本和中国来说，这是指1875年前后，在公民大众被带入政治舞台和国家建构成为的议事日程之前不久，中央集权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然而，国家建构的历史水平并未影响促进国家建构的第三个条件：志愿性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志愿性组织经常作为对始终更具侵入性且不断扩张的国家的反应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就像18世纪西欧许多绝对主义政权中所出现的情况那样（Mann 1993）。然而，在许多其他的案例中，中央集权程度高的国家有效地抑制了这样的组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帝制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在法国和荷兰统治下的比利时就产生了这种情况。总的来说并且平均来说，这两个历史趋势由此相互抵消，并且在之前的国家中央集权与当代公民社会之间没有产生明确的联系。
为什么19世纪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下了语言同质性的遗产？首先，它们剥夺并整合了地方政治精英的权力，并鼓励他们采用主导群体的语言，并最终同化为建构国家的“民族/国民”（Staatsvolk）[42]。普通公民也学会了主导性语言，以便更容易地与国家的官员沟通，更有效地要求提供服务、参与国家事务和得到承认，或自己变成公务员。国家干预其公民日常生活的能力越强，就越可能最终出现统一的语言情形。[43]
因此，从长期的历史角度来看，语言多样性不是外生给予的，而是来自缓慢移动、跨越代际的同化和异化过程。根据社会学最近的论证，我们预料宗教或种族差异对这种同化更具抵抗力。宗教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实践密切相关，因此其改变的成本比语言或文字的改变成本更高昂（Brubaker 2013）。种族面貌不能在个人层面上改变。因此，为了将少数种族群体纳入主导群体，种族分类系统本身必须改变，这种改变需要通过重新解释哪种表型特征被视为种族群体的原型来实现（参见Loveman and Muniz 2006）。我们由此预料国家建构对语言多样性的侵蚀会比对宗教或种族多样性的侵蚀更厉害（我在第七章会再简要地讨论这一点）。
举一个我想到的语言同质化过程的例子。在17世纪的法国，国王开始扩大统一和整合官僚机构，以王室成员为代表。在19世纪最后25年的第三共和国，国家接管了很多之前由教堂或地方社区承担的工作。巴黎开始授权和资助公立学校、为穷人和病人办新医院、在国内的每个行政区设立警务，等等（详细信息参阅Kroneberg and Wimmer 2012在线附录）。就如尤金·韦伯（Eugen Weber 1979）在一项开创性的历史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由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的加剧，以讲普罗旺斯语、阿基坦语、奥克西丹塔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为主的人越来越少，而不是以讲法语为主的人。在接受用法语教学的学校学习并被征入以标准法语来指挥的法国军队后，能够说这些语言的人也越来越少了。[44]
上述情形与坦桑尼亚大陆形成对照，坦桑尼亚大陆没有出现高于村庄和部落群体的政治实体。从18世纪初开始，桑给巴尔岛的阿拉伯苏丹军队控制了该大陆。掳掠奴隶的人们在整个地区开展活动，但苏丹却从未直接管理过内陆人口。到19世纪末，也就是在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坦桑尼亚已受德国的统治。殖民强权以武力而不是通过建立强大的国家基础设施来控制领土。与此相符的是，坦桑尼亚今天依然是世界上语言最多样化的国家之一。
但是，难道殖民主义，比如德国以及后来的英国在坦桑尼亚的统治，没能深刻改变非洲和亚洲的族群语言情形？到19世纪末，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划归西方或日本。殖民时期的语言多样性几乎没有增加，但是甚至在殖民统治者摧毁前殖民国家（如传统王国）的地方则得以维持或进一步减少（论述殖民地罗得西亚的马塔贝列人，参见Ranger 1966；论述刚果的巴刚果人，参见Lemarchand 1964：193—194）。更常见的是，前殖民地王国被纳入殖民地国家并继续在它们原有的领域内同化较小的群体（我们将会看到博茨瓦纳就是这样的情况）。在殖民化之前没有这样的国家存在的话，较小的族群常常由于其他的原因而被融合到较大的族群，以在殖民政府建立的新政治舞台上能更有效地竞争权力和地位（Peel 1989；关于加蓬和喀麦隆的芳人的论述参见Fernandez 1966）。这常常被那种将较小的前殖民政治共同体带入更大的行政实体的殖民政策所强化，在这些更大的行政实体中，同化过程得以展开（参见特福特描述的越南高地“山民蒙塔格纳德人”（montagnards）的案例，Tefft 1999；关于加丹加的讨论，参见Young 1965）。在其他地方，传教士对相似语言进行标准化和同质化，从而促进语言同质化（关于南非的特松加语的论述，参见Harries 1989）。最后，殖民地劳动力市场中的移民常常学习当地多数群体的语言。[45]
简而言之，殖民时期的同质化过程要么受到前殖民时期国家的强烈影响，要么通过殖民政策得到加速，尤其是在那些帝国统治采取更直接和干涉主义方式的地方（关于殖民风格，参见Young 1994）。然而，选择直接还是间接统治，又是由前殖民政治现实所形塑的。就如格林及其合著者所展示的那样（Gerring et al.2011），在遇到中央集权化的土著国家时，殖民统治者经常进行间接统治。因此，殖民政府及其促进语言同质化的程度受前殖民时期的政治现实的影响深远（但拉丁美洲的情况参见Mahoney 2010）。正如下文将论证的（参见表E.4），殖民统治的时长和风格因而都不与国家如今的语言多样性程度系统地相关。
在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土著国家通常无法免受欧洲殖民。那里的定居者后裔完全统治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建立的独立国家。在东亚和欧洲，大多数国家要么保持独立（例如法国或日本），要么在数代人之间，成为欧陆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或罗曼诺夫王朝的一部分。这些独立国家或帝国各省的土著精英设法垄断政治权力和延伸至内地的官僚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语言同质化的过程。这可以在19世纪美洲独立的国家（有关墨西哥的情况，参见Wimmer 1995：第五章）和西欧（比如前述的法国案例）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哈普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或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各省中观察到。如果这些省份是在当地居民控制下由高度集权的省政府统治，例如在俄罗斯化政策制定之前的俄属波兰（参见第五章），语言少数群体（例如即将讨论的例子中讲乌克兰语和立陶宛语的人）就逐渐采纳了统治精英的语言。
中央集权国家不仅将本国人口的语言同化主导语言，而且还留下了官僚和基础设施遗产，使国家建构者们更容易提供公共物品。举个例子来看，中国曾拥有两千年官僚国家建设、行政集权以及有效干预普通臣民日常生活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这一传统极大地促进了完成向农民群众提供公共物品的任务。相比之下，在扎伊尔，比利时殖民政府在摧毁了内陆和沿海的小型土著王国之后，于离开之际带走了他们的所有东西——从如何组织国家的知识一直到打字机。作为独立国家，扎伊尔既没有物质基础设施，也没有人力资本或组织知识，以致无法为其公民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物品。
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其他案例中，中央集权的前殖民地国家被重塑并纳入殖民地政府之中（就如我们将在博茨瓦纳案例研究中看到的那样）。正如我们已经讨论的，殖民国家有时会深刻地改变前殖民地政体的运作和功能。但国家本身往往适应并被前殖民政治现实所塑造，很少完全取消国家建构在殖民征服之前所取得的成就。度过了殖民时期的传统国家有时会与后殖民政府争夺权力和合法性，他们在当地社会的根深蒂固使得国家政府更容易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其权威，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政治等级制度和官僚统治，并且因为政府可以利用一批土著官僚和政治精英为新兴政府工作。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用有效和公平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变得更加容易（对于这种路径依赖的非洲证据，参见Gennaioli and Rainer 2007）。[46]相比之下，就如第七章将简要讨论的那样，殖民统治的持续时间及其风格对后殖民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的影响更为有限。
在中国和日本、美洲与太平洋以及在欧洲的定居者社会，到19世纪末政治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或（在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帝国的案例中）集中到省级的精英手中的程度，以及他们所建立运作的官僚机构的程度影响了继任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范围。与非洲和亚洲的前殖民地相比，19世纪以降，中国和日本、美洲诸国以及西欧等的国家建构更具连续性。路径依赖机制由此以更直接的方式展开运作。简而言之，历史上所达到的国家中央集权化水平通过留下物质基础设施、管理官僚机构的专门知识、致力于为国家服务的人民，以及习惯于受遥远的首都统治的人口，促进了当代公共物品供应。
国家中央集权化的决定性因素
根据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论点，19世纪出现的历史国家通过留下官僚机构能力和控制力，以及政治联盟可以借以跨越遥远的地区进行谈判的通用语，来增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建构。这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出现在一些地方（比如中国）而不是其他地方（比如坦桑尼亚）？为了找到答案，我们需要将分析进一步推向过去，突出强调国家形成的历史本身的外生因素。换言之，我们正在寻找反过来不受国家中央集权化过程影响的国家使能条件。因此，在这一宽泛粗略的背景下，我将回避过去更为具体的国家形成理论，比如埃特曼提出的国家形成理论（Ertman 1997）。如果我们能辨析出一些国家形成的“外生”因素，我们就可以避免论证上的无限历史倒推的可能性，即对现在用新近的历史来解释，而反过来对后者又用新近的历史的新近历史来解释，于是出现无限的循环往复。
我想起了相关文献中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论点，然而，其中的两个论点突出强调内生因素。第一，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只有基于农业或畜牧业的经济体能够供养非生产性的国家精英，而狩猎采集者们缺乏这样做的经济盈余（有关这一论点最近的复苏，参见Boix 2015）。就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的灌溉农业所示，国家建构与农业之间可能存在“正反馈”循环，因为一些国家组织了大型水力计划，导致农业进一步强化。第二，蒂利（Tilly 1975）的著名论证认为，战争与国家建构齐头并进的事实，很好地体现在他的名言中，即“战争制造国家，国家也制造战争”。各个国家从其人口中攫取资源以便在与邻国的战争中生存下来，因为成功地攫取资源并因此使得国家建构允许它们用更庞大、装备更精良的军队发动更昂贵的战争。由此，战争和建造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内生的，呈现出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形式。
在本书的语境中，我们因而对以下三个外生性因素更感兴趣——尽管我将在第五章中尝试对上述两个内生性因素的论点进行实证评估。第一，卡尔内鲁斯将“环境征兵”确认为前现代农业国家兴起的条件（Carneiros 1970）。这种在山脉地带（如在墨西哥高原，那里出现了阿兹特克国家）或在沙漠地带（如在伊拉克，古代巴比伦的中心）的“征兵”使人们无法轻易逃离国家建构者的控制。
第二，根据最近在地理和经济发展文献中复兴的环境主义论点，国家形成也可能受到气候的影响（Diamond 1997；Sachs 2003）。高温和使人衰弱的疾病的盛行使得在赤道附近建立国家变得更困难。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这种地理条件间接地影响着经济增长，因为越靠近赤道的地方由更加欠发达的国家治理（Rodrik et al.2004）。第三，赫伯斯特（Herbst 2000）认为，低人口密度以及其他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在非洲几乎没有出现庞大的国家。当人口稀缺时，显然更难以获取足够的经济盈余来滋养常备军和一众专业官僚。
综上所述，以上概述的理论强调了在殖民时代和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就已开始的长期政治发展过程。它从诸如地形、气候和人口密度等外部因素转向中央集权国家缓慢发展的政治制度，再到时间上更接近的三个因素：组织的密度、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沟通的同质性。这些因素使得政治联盟能够在当代独立民族国家跨越族群分隔而扩展。反过来，这种跨族群的联盟鼓励个人更强烈地认同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