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系理论与嵌套方法

定义国家建构

与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其他概念一样，对“国家建构”的定义并没有共识。然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国家建构势必需要民族/国家认同：公民超越他们对某个族群、部落、村庄共同体（village community）或宗教的依恋，开始将自己视为民族/国家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成员并对他们同民族的人怀有忠诚感。但共识仅到此为止。

在斯坦·罗坎（Stein Rokkan）有影响力的作品中出现了一条思路（参见Flora et al.1999）。在该思路中，民主和福利国家是国家建构的重要工具，但也是重要的后果。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种广泛的理解，例如，在那些专注于民主化层面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之中（Dobbins 2003—2004；Fukuyama 2004）或在那些强调支持国家建构的教育、福利和基础设施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中（Miguel 2004）。

另一种思路则将国家建构视为公民与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问题。这是我在本书中假设的观点。它首先出现在莱因哈德·本迪克斯的著作中，对他而言，“国家建构的中心事实是全国范围内公共权力的有序运作”。他继续说道：“私人对公共利益及私人对公共决策的一些从属性因此是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条件。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在交换某些公共权利时，更隐含而不是更明显地同意这种从属关系。”（Reinhard Bendix 1964：18—19）因此他经常被引用的书籍是《国家建构和公民身份》（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勒内·勒马尔尚更明确地追求这种交换理论的论证。他提出：

那些审视非洲的国家建构过程的新观点为：从群体和个人之间互动的传统模式之微观政治观点来看，国家建构与其说是变为一种与可用环境材料脱离而构造的、唯意志论的模式，还不如说是变为如何最好地将存在于地方和区域层面的离散垂直团结扩展到国家层面。（René Lemarchand 1972：68）

换句话说，与本书类似，勒马尔尚将国家建构理解为通过国家与公民之间建立环绕的交换关系的政治包容过程。相应地，国家层面的民族认同将从这样的关系中得出，即公民不再将他们自己首先定义为某个行会、城市、村庄、部落或族群的群体成员，而是，引用安德森的著名理论（Anderson 1991），更多地将自己定义为（建构现代国家的）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成员。

在国家建构的硬币两面——政治整合和认同，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法国等一些国家，个人已不再过于关注他们的地区、地方、行会或族群身份认同，并将国民（nationals）视为自己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身份。形成对照的是，比利时人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是瓦隆人或佛兰芒人，而不是比利时人。国家建构的政治整合方面也同样如此，如图1.2显示的那样。在一些国家，某些大型族群仍然被排斥在从政府的席位一直延伸到基层腹地村庄的政治联盟和支持网络之外。在叙利亚，阿萨德部族和他们的阿拉维派同胞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坚定地控制着高级别的政府和军队的职位。与逊尼派或库尔德人相比，阿拉维派在低级别政府职位中的人数也明显过多（Mazur 2015）。在其他社会中，出现了更具包容性的权力结构，绝大多数公民被纳入以国家级政府为中心的联盟和支持网络之中。包括瑞士、马来西亚和布基纳法索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国家都是族群异质性国家。

图1.1　包容性（左）和排他性（右）的权力配置

注：数据包括宗教和语言群体的族群分化，来源于Fearon 2003。

图1.2　世界各国的国家建构和族群多样性（1945—2010年）[36]

为了进行说明，图1.1展示出权力配置的包容性和排斥性。圆点代表政治行为体（组织或个人），直线描述交换关系，位于图中较高处的行为者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那些处于顶端的代表国家层面政府。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图1.1所示的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族群人口特征：它们由多数族群（灰色圆点）和少数族群（白色圆点）组成。这说明族群多样性和族群包容性是不同的概念。图1.2显示，这两者还需要经验地区分，之后的章节将对此进行更全面的解释和探讨。y轴报告了在中央层面政府中没有代表的族群共同体的人口比例。它粗略地测量了国家建构成功的程度（比例越低越成功）或失败的程度（如果它很高）。x轴代表一个国家的族群多样性，以两个随机选择的个体具有相同的族群背景的可能性来测量：1为完全同质的国家，0为每个个体都属于不同的族群。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正如我们将要详细讨论的那样，国家建构和族群多样性可能彼此相关，但它们在概念上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政治包容和国家建构也需要与民主化区别开来，这与诸如多宾斯2003—2004年的著述（Dobbins 2003—2004）以及许多决策文献所说的截然不同。在一党制政体中，比如通过族群的支持网络也能组织少数群体获取国家权力（如布基纳法索；Rothchild 1986）。完全民主的国家可以是排斥性的（例如直到民权改革之前的美国就是这样），非常不民主的国家也可以更具包容性[例如在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担任总统期间的科特迪瓦；参见Rothchild 1986]。图1.3显示出这一情况，其中x轴现在描述的是国家民主的程度。测量的范围从完全不民主的-10到完全民主的+10。如图所示，同样民主（或不民主）的国家在国家建构方面可能会取得非常不同程度的成功。我将在第五章中实证地分析民主与国家建构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在这里，我只想提出一个更为简要的观点，即国家建构和民主化需要被视为不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