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索和实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有180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这个讲话稿经过补充修改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经过观察和思考，进行理论创新的又一重大成果。

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考

1956年是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的一年。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苏共二十大之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示不满，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6月，波兰波兹南地区发生流血冲突。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地发生20万人的示威游行，并演变成反政府的暴乱。波匈事件引发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入思考。

这一年，我国国内也不是风平浪静。由于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农村发生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的批评意见和不满言论也多了起来，还有一些错误的政治言论。针对新情况，党内许多干部还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造成矛盾激化。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积极面对和解决我国社会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是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面前的新课题。

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进行分析和解释。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多次会议讨论，其间，毛泽东明确提出：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紧接着，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在通报中苏两党关于波匈问题商谈经过时，提出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避免产生“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问题。毛泽东分析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近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一切问题的总方针。

毛泽东选择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他从下午3点讲到晚上将近7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在外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列了“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肃反”“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等十二个问题。

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对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比较系统阐发，他非常重视这篇讲话。会后几天，他建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传达贯彻讲话精神，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3月17日至20日，他南下途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作讲话，都谈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4月20日到6月17日，毛泽东主持对2月27日讲话稿的修改，先后经历十三稿修订，“最后定稿”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国其他主要报纸全文转载。同日，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西方国家也引起强烈反响。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美国、欧洲、亚洲等其他许多国家的重要报纸都刊载了这篇文章的消息或内容摘要。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重要的理论著作。他在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第一个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从“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以后，党中央开始将这一理论探索成果付诸实践。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和国内外、党内外现实问题，党中央决定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在1957年开展全党整风。

为了进一步传达贯彻毛泽东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3月6日，党中央召开有160多名党外文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党外人士自愿参加。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毛泽东还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在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引起了强烈反响，为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发动。

4月27日，党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采取谈心或座谈会的方式，一般不要开批斗大会或斗争大会。这次整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采取“开门”的形式，既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欢迎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以及干部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党中央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5月初到6月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分别召开座谈会，共计38次。广大干部群众和许多党外人士提出了大量批评和建议，有的很尖锐，但比较中肯，也富有建设性。党衷心欢迎这些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5月中旬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攻击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污蔑肯定党领导取得的成绩为“歌德派”。他们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这种情况引起了党的警惕。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走向反面》一文，后将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党中央加强了对鸣放工作的指导，一面继续鸣放，一面准备反击右派的进攻。

5月底6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联、准备上街的迹象，还有人公开提出“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局势急剧变化。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的发表和中共中央指示的下达，标志着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到1958年夏季整个运动结束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55万人之多。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大批正直的包括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党员干部，蒙受了不白之冤，受到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幸，给国家政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教训令人痛心。

从1959年起，党中央开始逐步为“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全面拨乱反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