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理论成果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有了几年实践经验，对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逐步有所了解。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开始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探索。

谈话谈出来的《论十大关系》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了兴趣，就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做准备的，从1955年12月就开始了。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做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

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了43天。听汇报期间，毛泽东甚至不得不改变了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过上了“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的生活。周恩来缺席了少数几次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听听。各部门事先将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在听口头汇报时，毛泽东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汇报的氛围比较宽松和融洽。有一次，基本建设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开场就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答曰：山东人。又问：有没有看过《水浒》和《金瓶梅》？万里说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状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状况的，是《红楼梦》老祖宗，不可不看。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毛泽东还会指导汇报材料的撰写，要求不要只写“骨头”，要把“肉”也写上。讲一个问题，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有典型，有前后比较。就这样，经过难得又重要的43个日日夜夜，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进而凝练成“十大关系”。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结束次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也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思路。1975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发表19年之后，邓小平评价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成语早已流传于民间，而赋予它们特定的含义，作为我国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

1951年4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8月5日，党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3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

1956年2月，在一次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时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学派的现象。这次会议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也就是毛泽东密集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谈话结束之后，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讨论报告时，陆定一发言说：“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他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陈伯达在发言中说：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作总结讲话时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有道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阐述十大关系问题。他在此次讲话中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强调指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5月26日，陆定一受郭沫若之邀，向科学家和文艺家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论述了“双百”方针提出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阐明了它的内涵，在学术界和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方针提出后，我国学术界和文艺界呈现出自由活跃、生机勃勃的景象。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的主旨，都是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指导思想和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