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相关研究回顾
对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主要镶嵌在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中，对其专门的研究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生教育属于高等教育阶段，对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也就包括了对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因而下文将对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和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
1.3.1 研究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相关成果
当前，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理论研究方面，部分学者对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探讨；在历史研究方面，部分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比较研究方面，部分学者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区域结构进行了考察；在现状研究方面，部分学者运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对当前高等教育布局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1.3.1.1 关于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理论基础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郝克明和汪永铨对高等教育结构合理化研究的意义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进行了探讨，[1]齐祖亮和刘敬发以系统论为理论基础，讨论了高等教育结构学的理论和依据，并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内涵、外延与功能做了系统的建构。[2]
当前研究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理论基础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种理论：
（1）结构-功能主义。谢维和等人认为结构-功能主义是研究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视角，“虽然高等教育系统的松散性增加了对其共同属性的抽象的难度，但也可对高等教育进行一定的解释”。[3]
（2）空间哲学理论。陈慧青将哲学中对于空间的分析作为研究高等教育布局的理论基础，将空间的重构、断裂、延伸与整合作为分析我国高校布局变迁的特征的方式。[4]
（3）区位理论。许长青、马玉女认为：“经济地理学中空间区位理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区域互补理论、人地互动关系理论和产学研发展理论均可作为高等学校布局的理论基础，为高等学校布局提供依据。”[5]黄栋认为：“经济地理学中的产业区位理论是理解当前高等教育布局的有力工具，但教育区位有其自身特点，与传统的区位理论有所出入，应博采众长，扬长避短。”[6]
（4）教育与经济发展协同理论。练晓荣提出了经济结构与高等教育结构协同发展理论，她认为：“经济结构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区域结构，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对经济结构具有适应性；产业结构制约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学科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演进；技术结构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具有制约性，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应对劳动技术结构具有适应性。”[7]
（5）生态理论。余珊珊认为：“生态理论中群聚效应可用来分析高等教育区域结构，高等教育应具有适当的群聚度才能发挥更好效能。”[8]
（6）经济发展收敛理论。韩海彬认为发展收敛理论是研究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发展的有效工具，他将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差异变化情况用绝对β收敛、相对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种模式进行了归纳。[9]
（7）其他理论。李锦奇认为：“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具有三大理论基础：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为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找到了目标定位；系统自组织理论为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提供了动力机制；波特竞争模型理论为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提供了策略安排。”[10]
1.3.1.2 关于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合理性”的探索研究
已有研究对于合理的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认知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发展与外部社会各子系统的协调性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均衡性两方面。若干代表性观点如下：
朱雪文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的目标为均衡分布，其含义为教育资源分布相对于人口和经济发展达到均衡，从而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过程和结果也实现均等。[11]
金丽认为，合理的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应实现“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应与区域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相一致；高等教育的办学特色，如学科、专业和层次结构的设置应与区域的市场化程度相协调”。[12]
马佳宏、周会娟认为，高等教育的区域结构应“适应劳动力市场由东部向西部推进的趋势”。[13]
谢安邦、赵文华认为：“高等教育的布局应综合考虑区域差异并以经济区域差异为主导的原则、高等教育区域建设疆界的相对性原则和均衡布局的长远目标与非均衡开发现实手段相结合的原则。”[14]
李平认为，高校布局“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必须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必须坚持专门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统一计划性”。[15]
李琳、徐烈辉认为：“高等教育应建立与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相适应的学科专业结构，构建优势互补、相互贯通的形式结构，提升重心，准确定位，调整和优化层次结构，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构建合理的空间区域结构，才能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16]
山东省高等教育速度、规模、布局研究课题组认为，合理的高校区域结构必须坚持四个“结合”：“同经济社会承载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相结合；同人口变动、民众需求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层次性与多样性相结合。”[17]
王少媛认为：“省域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应建立与省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科类（专业）结构体系；建立与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的层次结构体系；建立关系合理、功能互补的区域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体系；建立与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地理结构布局。”[18]
1.3.1.3 对我国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历史研究
对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类：一类研究侧重于将我国高等教育区域结构演化的全貌进行描绘，它们大多以划分阶段的方式突出区域结构的阶段性特征。例如，郝克明和汪永铨对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以及形式结构进行了历史回顾，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7年高等教育各类结构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归纳。[19]郑利霞对精英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布局、大众化早期的高等教育布局和大众化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布局进行了梳理。她认为，精英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布局是“国家调整模式”，布局与经济相关程度较低；大众化早期的高等教育布局在发达地区呈现分散化形态，而在欠发达地区呈现集中化形态；大众化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布局将沿着区域均衡布局和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两个方向前行。[20]朱雪文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的变化历程进行了梳理，将其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非均衡发展时期（1949～1958），大扩充与调整时期（1958～1966），“文化大革命”后高校数量的增加与调整、合并时期（1978年至今）。[21]黄栋重点讨论了萌芽和兴起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国大学区位特征，他将萌芽和兴起时期的高等教育区位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清末大学萌芽时期（1985～1911）、民国大学兴起时期（1912～1937）和解放战争时期；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国大学区位变化划分为仿苏联模式院系调整时期（1949～1957）、自我调整和缓慢发展时期（1958～1977）、多元化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至今）。[22]
另一类对我国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历史研究则侧重于分析各类历史事件，如院系调整、抗战迁移等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影响。田正平、张建中分析了1927至1949年期间，在抗战救国和开发西北的大背景下，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他们认为：“在考察期内西北地区不仅学校数量有所增加，办学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同时还形成了三个显著的特征：在学科设置方面，理、工、农、医诸学科成为主体；在学校类型方面，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成为主体；在高等学校布局方面，西安、兰州、迪化成为西北地区高教中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呈现出两种值得注意的走势：其一是开始步入本土化发展的道路；其二是初步改变着区域失衡发展的状况。[23]王浒通过回顾“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普通高校两次较大的调整和发展，对当前高校布局现状进行了评价，发现高校过分集中在直辖市和省城，由于“三教分离”，高等教育效益很差，经济欠发达的西北、西南地区高等教育薄弱，不但布局不合理，而且高校办学模式单一，出现“千校一面，万生一模”的局面。[24]李涛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进行了研究，他认为，“1955至1957年的院系调整基本上改变了全国高校原有布局不合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状况。通过这次调整，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有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和工、农、医、师范等专门学院，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王荔、胡怡和刘继青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有针对性地对内迁高校实施了布局调整，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和调整战时高等教育体系，使得高等教育在全国区域分布不平衡的局面有所改善，在质量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对于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6]吕昕讨论了历史上河北省省会变更对河北高等教育发展与布局的影响，他认为，“高等教育布局随省会城市变更而调整，但发展至今在质量上没有实现提升，也没有在为区域发展服务上履行好职能”。[27]
1.3.1.4 对国外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比较研究
在考察国外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成果中，对美国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较为丰富，一些学者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对美国各州高等教育的分布状况进行了表征，同时对各州高等教育与州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比。例如，梁妮对美国高校在州级和郡级两大层面的分布做了较为详细的统计，并结合区域GDP和人口进行了高等教育区域结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分析。[28]梅海玲对比了中美两国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发现中美两国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均具有不均衡性，并且影响布局的因素大致相同。但“在省（州）级区域内部分布的均衡性方面，特别是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上，美国较中国要均衡很多”。[29]此外，美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人口发展状况的协调性较中国要高很多。
此外，也有部分研究针对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区域结构，例如董泽芳、张继平分析了二战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发现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布局均兼顾中心城市与偏远地区。[30]王恩华对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现行的高等教育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俄罗斯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基本上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相吻合”。[31]刘娟通过对美、英、日、法四国高校空间区域结构的调整趋势进行分析，发现“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通过重组、新建等方式，不断调整优化高校布局，建立起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的高等教育格局，在高校空间布局分布及规模数量方面基本实现了国家及地区的均衡化和一体化”。[32]澳大利亚教育培训与青年事务部对2001年澳大利亚大学的区域结构及资源分布情况进行了表征，并以各区域适龄儿童的大学入学率为指标，计算出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尼系数为0.2391，其中区域中心城市间的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2318，其他城市之间差异为0.1570。[33]
在考察国外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文献中，也有一部分聚焦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成果，Goddard对此类关于区域发展与大学关系的成果进行了综述，将其核心观点概括为高等教育消费可为区域发展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拓展区域的经济基础建设。此后Goddard和Chatterton一起在1999年所提出的大学-区域价值增值机制，将大学和区域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大学通过多方面获取教育经费、提高教师素质以及构建信息管理系统等手段，充分发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满足地区发展需要。同时，大学所在区域通过大学所发挥的作用，提升区域人力资本，实现区域价值增值。[34]
1.3.1.5 对我国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现状及其问题的分析
对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现状进行表征，并考察其与经济社会协调状况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它们大多运用各类统计方法对高等教育在区域间、省域间和省域内的区域结构进行分析，以挖掘区域结构集中与分散的趋势。同时，将宏观层面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数据以及微观层面大学生入学与就业的数据与高等教育方面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挖掘其相关性以及协调程度。此类研究成果基本上形成以下三方面的结论：（1）我国高等教育布局很不均衡，各区域间差异很大，其中省域内差异程度高于省域间的差异程度，但自扩招后有微弱的缩小趋势；（2）我国高等教育区域结构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不高，既有经济社会发展快于教育发展的区域，也有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教育发展的区域；（3）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不均衡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
例如，李锋亮和刘帆以2005年全国分省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各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存量与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发现西部是高等教育的薄弱地带，高等教育规模和存量不协调的省份大部分都属于西部。而高等教育发达省份如浙江省，在高等教育规模和存量方面也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35]
李若建运用高等教育集中系数和高等教育再分布系数对1949年至1993年的高等教育布局进行分析，发现“1949年以来，高等教育布局从不均匀分布，逐步走向均匀分布；高等教育布局调整幅度由大变小，与区域发展水平差距由小变大；局部地区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脱节严重”。[36]
高峰认为：“当前高等教育布局存在四大问题：高等学校过分集中在直辖市和省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薄弱，高等教育在农村布局落后，部分地方高等学校办学方向、目标、任务不够清晰。”[37]
代蕊华、沈玉顺认为：“高等学校在各地分布的不平衡，带来的是各地入学机会的不公平。这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并没有带来人们所预想的高效率，相反，同类高校、同类专业在同一地区设置重复，造成大量的人、财、物的浪费却是不争的事实。”[38]
王保华和张昱琨认为：“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加大，从东中西部高等学校在地级城市的分布情况看，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高等学校的分布就越集中在省会城市。并且东中部地区地级市高等学校拥有数远超过西部地区地级市。”[39]
罗云等人认为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布局的不均衡，虽然符合“重点发展、效率优先”原则，起到了先进带动一般的作用，但影响着优势地区高等教育学科水平的持续提升，使劣势地区的高等教育学科无法适应本地区现代大学建设的要求，并且使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学专业人才不能得到有效利用。[40]
夏鲁惠发现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有较大提高，但区域间差距不断扩大；区域布局不断完善，但发展很不均衡；高等教育办学已具区域特征，但还未实现与区域经济的衔接。[41]
李硕豪、魏昌廷通过对1998年到2009年各省份高等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数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以来，高等教育区域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总人口相关性趋强，但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呈现外部均衡内部非均衡的现状。[42]
潘璐璐等人运用基尼系数对我国三大区域高等教育区域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区域间高等教育分布相对地理、人口、经济分析具有非常明显的不平衡性，但近12年来，特别是扩招以后有微弱的改善。[43]
梁志、曾冬梅从经济和人口的区域分布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的布局，发现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地区发展高等教育负担偏轻，一些地区负担偏重，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协调。[44]
傅征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发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并不成正比。经济越发达，它的高等教育并不一定越发达，相反，经济越落后，它的高等教育并不一定越落后。[45]
刘见芳将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分为地域型和受益型两类，并探讨了两类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发现区域经济在人才培养的规格和类别、学校发展规模以及经费投入等方面对区域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46]
侯龙龙、薛澜和黄沛基于山东、湖南和甘肃的数据，对我国地方高等院校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各省的高等教育资源都过分集中在了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而广大的地级市和县级市高等教育十分薄弱，即使在拥有少量高等教育的地级市，高校的类型也受历史影响局限在师范、医学和职业技术学校方面；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状况在省内更为严重。”[47]同时，他们运用泰尔指数作为基本指标对我国2002年的高等教育、人口、经济和城市资料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在行政区内的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且相对于人口分布的不均衡要高于相对于收入分布的不均衡；高等教育分布的地区差距主要是由行政区内的不均衡造成的，行政区之间的不均衡影响较小；各行政区高等教育资源分布越均衡，该行政区城市化程度越高。”[48]
沈鸿敏和刘求实认为，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来我国高校地区间分布差异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目前非均衡程度仍然很高，并且造成地区间高等教育机会差异。[49]
汤兆平和孙剑萍基于基尼系数对高等学校的区域布局，建立动态分析模型，描绘了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进程。[50]
朱迎春、周志刚和王大鹏认为经济差距是造成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失衡最主要的原因，他们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各省区人均财政收入是影响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首要原因。[51]此外，朱迎春构建了区域“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DEA模型，用以评价高等教育系统、经济系统以及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52]
1.3.2 聚焦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成果
当前对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以清华大学最为全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战略与规划》以及袁本涛教授的相关论文，对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现状以及外部协调性特征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绘。浙江大学许为民、张国昌等学者对国外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区域结构外部协调性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此外，兰州大学的王根顺教授及其团队在对研究生教育结构的考察中，也兼顾对区域结构的分析，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建议。本书将着重对讨论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现状、问题和外部协调性方面的文献进行回顾。
1.3.2.1 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现状与问题的研究
对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现状与问题的分析，已有研究大多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分析各类研究生教育指标，以揭示相关特征及问题。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认为，研究生培养单位之间的规模不平衡是一种客观现象，但规模差别过大，则间接反映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问题；与此同时，西部研究生教育规模小，学科单一，缺少特色优势学科，不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契合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谢维和、王孙禺和袁本涛等学者通过对在校研究生规模、研究生教育的机构资源、专任教师资源与财政资源进行分析，描绘出我国研究生教育省际分布特征和七大区域间分布特征：“各省份研究生教育规模在扩大，资源在增加，但省际和区域分布很不均衡，省际间和区域间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资源的绝对差异在扩大，相对差异在缩小，但区域间研究生教育呈现梯度发展态势。”[53]
王根顺和包水梅对省际研究生院、学位授予单位、学位授权点和学科评估结果分布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分析，发现：“在经济科技发展比较快的东部地区，研究生教育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相应地呈现出比较好的发展态势；而在经济不发达和边远的中西部地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规模小、教育质量比较低。目前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重心仍然在东部地区，东、中、西部之间布局差异比较大。”[54]
袁本涛和张文格从研究生教育规模、研究生培养单位、学位授权点以及研究生教育区域分布差异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从研究生培养的整体规模来看，博士生教育的区域分布比硕士生教育更不均衡；中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相对差异系数最小，发展相对均衡；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差异不大，梯度发展不明显。”[55]
樊明成认为，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经济、人口等社会制约因素来看，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区域结构不尽合理，特别是部分区域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既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反映人口数量的状况。[56]
陈学敏认为：“在全国，除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以外，其余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开设了专业学位教育。但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及其他因素影响，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也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现象。目前我国专业学位教育的试点单位主要集中在办学层次较高的重点大学，但从专业学位的设置、招生等方面看，各重点大学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也很不平衡。”[57]
1.3.2.2 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与外部系统协调性的研究
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与外部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的研究一般采用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将区域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如在校生数、毕业生数、授予学位数、专任教师数、学位点情况和经费投入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GDP、人均GDP、人口数、城市化率、各产业产值和用人单位需求等）进行相关分析。例如，袁本涛、张文格通过对各省域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进行分析，发现部分省区研究生教育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大的反差。[58]同时袁本涛和金红梅一致认为，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调整不等同于均衡化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形成多元化发展格局，以特色求地位，并要保障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致性。[59]
许为民等人通过对美、英、日、中四国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关系的比较，发现美、英、日三国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具有高度相关性，等级相关系数均在0.9以上，而中国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的等级相关系数则为0.464，由此质疑我国当前区域研究生教育布局的合理性。[60]
刘宝存对比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战略选择后，发现“发达国家大都以经济发展的集约化为基础确定研究生教育的区域布局”。[61]
张国昌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美、日、英、中四国的区域经济与区域研究生教育发展进行了相关分析，发现四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均处于不均衡状态，但从人均角度讲，我国区域经济和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尤为突出，并且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相关性较低。[62]
张振刚、林春培和金文钧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我国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分析了我国学位授权点的区域分布情况，并归纳出我国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六种形态：“①研究生教育和经济发展高度协调区：经济高度发达，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又进一步增强了区域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两者已形成良好的互动。②研究生教育和经济发展中度协调区：研究生教育和经济发展都处于国内中等水平，两者已形成一定程度的良好互动。③研究生教育和经济发展低度协调区：经济发展较慢，研究生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两者之间互动较弱。④研究生教育和经济发展高位弱协调区：研究生教育高度领先，而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处于中等水平；或者研究生教育发展相对滞后，而经济却处于国内较高发展水平。⑤研究生教育和经济发展低位弱协调区：研究生教育相对领先，处于中等水平，但经济却发展滞后；或者研究生教育发展滞后，但经济发展却处于国内中等水平。⑥研究生教育和经济发展关系盲区：研究生教育水平极高，而经济发展却极度落后；或者经济高度发达，但研究生教育却极度落后。”[63]
1.3.3 当前研究特征及不足
当前与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五多五少”的特征：呈现高等教育共性多，凸显研究生教育特性少；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多，归纳的特征与结论少；各类结构的单一研究多，统筹各类结构的研究少；关注区域结构的特征多，考察区域结构的功能少；对合理结构的定性分析多，精确定量的判断标准少。
1.3.3.1 呈现高等教育共性多，凸显研究生教育特性少
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考察大多镶嵌在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中。即使是专门针对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也大多与研究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的路径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大致一致，并未凸显研究生教育的特征，也没有将研究生教育的特质与其应然的区域结构相联系进行分析。
1.3.3.2 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多，归纳的特征与结论少
已有的研究视角包括结构功能主义、区位理论、空间哲学理论、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和生态理论等，同时研究的方法也涵盖了思辨研究、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案例研究和统计研究等多种方法。但通过多种视角和方法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却基本接近。一个方面说明已有结论的可靠性较高，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各种方法的运用力度还不够，对一手研究素材的挖掘还不深。例如，已有研究虽大多运用了统计分析方法，但都是较为简单的方法，不能揭示更为深入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势，并且所分析的数据类型较为单一，要么为截面数据，要么为时间序列数据，很少有面板数据的分析。此外，不同方法所呈现问题的侧面不同，其结论的特征也应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区域结构影响因素的讨论，当前很多研究都将其归纳为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实际上文化、观念等也是影响区域结构的重要因素，遗憾的是运用历史研究、思辨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的研究文献也基本并未将其纳入分析框架。
1.3.3.3 各类结构的单一研究多，统筹各类结构的研究少
已有研究大多将研究生教育的区域结构、科类结构、层次结构和类型结构抽象出来进行单独论述，此类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某一结构的特征及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各类结构并非相互排斥和割裂的，它们互为嵌套，构成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对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总会对科类结构与层次结构等有所涉及。布局中的要素或资源都从属于某一科类或者某一层次。不同的区域中包含不同科类、不同层次的研究生教育，不同科类和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又要密切结合区域发展的特色。因此，有必要在区域结构的讨论中关注各区域的科类特征和层次特征。但当前研究鲜有涉足。
1.3.3.4 关注区域结构的特征多，考察区域结构的功能少
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考察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现状以及外部协调性特征。这些研究为深入认识区域结构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任何教育的布局最终都会落脚于其本体功能的实现——区域人才培养上。但当前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讨论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文献却少之又少。考察区域人才培养实际上是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生教育的布局特征以及合理性。例如，在民族地区布点发展研究生教育，若培养的研究生大都去外地就业，那么布局的功能则基本未得到发挥，从而布局也失去了意义。因此要深入分析区域结构，必须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考察结合起来，不仅考察其布局特征，也要考察布局功能的实现。
1.3.4.5 对合理结构的定性分析多，精确定量的判断标准少
什么是合理的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这是讨论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最核心问题。任何研究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但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对合理的标准的讨论并不深入，多数研究只是泛泛而谈，从定性的角度给出若干标准。有的研究成果将外部协调性作为区域结构合理的重要标准，并给出了一些定量的判断标准。这些标准大多只是从其他学科领域移植而来，标准本身的合理性缺乏论证。因此，对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的研究必须解决判断结构合理性的标准问题，这个标准不仅应包括定性的考察，还应包括定量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