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现状

对于乡村治理，学界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是乡村治理活动本身一直存续，特别是随着人类历史出现乡村与城市的分野后，便有了城、乡治理活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术界已开始关注乡村治理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论域时至今日已成为显学。据不完全统计，该论域30多年来已发表相关论文2300多篇，出版专著70余部，成绩卓著。综观这些研究成果，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民国时期和20世纪改革开放后。清末民初的代表性著述有：郑永福的《评清末筹备立宪中的地方自治》《一九〇五年以前中国的地方自治思潮》《地方自治——孙中山关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设计》；林绪武的《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述议》；马小泉的《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论纲》；贺跃夫的《论清末地方自治思潮》；汪朝光的《“联省自治”性质论》；陆建洪的《清末地方自治剖析》《袁世凯地方自治剖析》；林颂华的《五四时期江西自治运动初探》；熊杏林的《湖南自治运动评述——兼论湖南自治运动的性质》；熊宗仁的《联省自治中的贵州》；等等。这些研究多为单篇，主要着眼于清末“西学东渐”现代新风对封建王朝的影响，统治者对乡村治理进行的适度调整或尝试性变革。清末乡村治理理论研究的重要专著有王亚民的《蓝鼎元乡村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乡村善治的历史解读》。该书通过对清知县蓝鼎元的个体研究，重点考察他的施政理念和施政中心，系统地还原了蓝鼎元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王亚民通过分析三类内陆知县、清代三个不同时段知县的乡村治理个案，试图厘清清代知县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轨迹。他还对“乡村善治”“知县社会史”做了详尽的考察和分析，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管理提出进一步探讨——县官作为临民之官，在他们身上可窥见王朝兴衰、政治清浊。在我国乡村治理的传统文化中，知县治理乡村蕴藏了许多合理因素和社会经验。王亚民通过对蓝鼎元这个个体人物的分析，表达了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看法。

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从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两个维度考察，较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有：王世勇的《抗战时期国统区筹办“地方自治”浅析》；赵小平的《试论国民党地方自治失败的原因》；忻平的《论新县制》；等等。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还原了国民党政府“顶层设计”在乡村的实践与努力，并对其历史价值进行了评价。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最全面、系统的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专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除人尽皆知的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验外，当时中国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有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详尽地考察了乡村建设实验活动、性质，并对乡村运动建设的成败和得失进行了评估，对其历史定位进行检讨。丁旭光在其《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一书中，重点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进行了梳理。尽管该书所涉及的关于南京国民政府乡村治理的内容较少，但其基本厘清了近代以来民国乡村治理的走向与现实局限性。李德芳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一书详尽地回答了民国乡村自治问题，在他看来，民国乡村自治方案（国家现代化）是破解中国农村问题的方案之一。该书考察研究了河北定县、山西邹平、“文艺复兴派”、村治派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自治主张、方案和实践，着重论析了村治活动的贡献和失败的原因。该书不仅在学术上具有极强的研究价值，而且在农村问题成为国家重大问题的今天，同样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学术界关于地方自治的研究一般“重城轻乡”。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涵盖了地方自治与国家现代化、城市现代化的关系，对其进行研究本无可厚非，可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乡村社会，忽视地方自治对乡村的影响，农村现代化何去何从？这是国家现代化亟须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

思想是制度的灵魂，近代地方自治制度或实践无不是在一定的地方自治思想指导下制定或进行的。中国台湾地区及海外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地方自治的研究侧重于从地方自治思想方面着手，较为关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代表作有：李达嘉的《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沈松桥的《从自治到保甲：近代河南地方基层政治的演变，1908—1935》；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政府：关于控制、自治和动员问题》；等等。美国学者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关注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扩张，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一批赢利型经纪人取代了保护型经纪人，从而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杜赞奇主要观点是：当赢利型经纪人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时，就表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达到了极点，这“预示着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村民自治的推行，我国乡村治理格局得以重构，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流动着的乡村社会，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准确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研究和国家治理研究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理论范式，概念植入也是西式的，纯本土理论较少。我国许多学者开始思考传统治理资源和现代治理结构的“中国化”问题。1996年，张厚安在《乡政村治——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一文中，最早提出“乡政村治”概念。他认为，乡镇作为我国五级政权组织形式，代表着国家，村才是自治组织形式。“乡政村治”作为我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从治理效果评估来看，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农村最好的治理模式、最好的组织形式。随着“治理”概念在全球的流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引入这一概念。徐勇也在《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一书中提出“乡村治理”概念，试图运用这一全新概念来解释和分析日益复杂的乡村社会。党国英在《论取消农业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与《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两篇文章里，关注乡村治理中乡村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实际涉及村民如何自治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贺雪峰在《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一文中，着力探讨乡村治理究竟该如何进行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郭正林在《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一书里，比较微观地考察了乡村治理的主体结构——乡镇的党委政府、“七站八所”、扶贫队、工青妇组织等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以及村里的党支部、村委会、团支部、妇女会、各种协会等村级组织及其特征，提出只有科学制定制度和机制，才能把乡下的公共事务管理好。王云斌的《乡村治理中的法律问题》一书，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中考察乡村治理。中国乡村治理既有别于世界发达国家，又不同于中国城市。中国广大乡村有着自身的传统习惯、规则以及处理纠纷的方式，中国的乡村治理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法治理论。王云斌认为探讨乡村治理，“民间法”是不能躲避的话题。所谓“民间法”，是与“国家法”相对应的一种称谓，是乡民在长期劳作、生活、交往和利益冲突中形成的一种规则。他还借用费孝通的社会学观点，认为现代社会试图构建一个陌生社会，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非人格关系，而乡土社会则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从而形成一个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尽管中国经历了上百年的现代化运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和转型，但是其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传统文化对中国还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乡村社会基本还维持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王云斌认为，在乡村治理中，“国家法”与“民间法”应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容，同时也要加强对“民间法”的调适、指导和规范。袁金辉的《乡村治理与农村现代化》一书，回答了“三农”问题关乎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袁金辉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现代化，难点也在于农村现代化，可以说没有农村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也决定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前途。

新型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复杂的社会难题。目前，理论研究涵盖了基本理论、发展模式、动力机制、制度建设、户籍改革以及人口流动等方面，形成大量研究成果，有效支撑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还存在研究缺乏系统性、现实理论研究不足、侧重宏观层面等问题，多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理论研究明显不够，未来新型城镇化理论研究必须更具现实性与实践性。

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城镇化水平越过50%将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发展转折与契机。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的51.27%上升到2017年的58.52%，也在这一年，深圳城市化率达到100%，表明我国城镇化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为重构城乡关系，优化社会资源配置，选择“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能，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现实基础。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系统地给出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标志着新型城镇化的理念体系正式形成。

我国新型城镇化概念是英语“Urbanization”的翻译，学界一般认为“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3个概念没有质的区别。学界对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成果目前有4325篇（部），主要观点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中，提出了“农村居民向城镇聚集，社会实现生产方式转变、人口素质提高和人们生活条件改善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邱晖在归纳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中的三大维度：民生的城镇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质量的城镇化。牛文元在《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一书中系统阐释了“人的城镇化”的内涵与4个阶段：人的解放、人的入位、人的归化和人的追求。在个案与实证研究方面，刘嘉汉、罗蓉通过实证研究总结出山东城镇化发展的两种模式：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并对城镇化不同阶段的优劣进行对比，主张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突出市场作用，用市场机制解决城乡协调发展道路中存在的问题。毛艳华通过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城市群进行调研，指出珠三角城镇化发展中产业趋同性的硬伤，建议突出政府引领、市场导向、地方保护等。

总的来看，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对人口、资源和环境在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密切关注，基本形成了“人的城镇化”的研究共识，但城镇化的研究与乡村治理的理论结合不够，这也是本书研究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