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居住支出及相关耐用消费品
（一）居住支出
近年来，由于城市住房成本高企，对居民其他消费构成了一定的挤压。如图2-12显示的，中国居民居住支出（此处不含房价，定义见前文）比重已经接近1/4，明显高于美国、英国以及日本等先发经济体
。
图2-12 居住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国际比较
注：中国和日本2019年数据为9月末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其他国家数据来自CEIC。
然而，随着“房住不炒”定位的不断强化、“因城施策”调控举措的顺次开展、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增加以及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农村居民“进城”趋势——逐渐放缓等因素，近年来房租也随着房价的回落有所调整，特别是其增速慢于整体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如图2-13显示的，2017年年底至2019年11月，房租平均环比增速仅为0.14%，约为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均增速的一半（0.27%）。此外，从变化趋势看，自2019年7月环比增速达到0.4%的高位后，房租增长开始放缓，至2019年10月已经落入负值区间。在这一形势下，结合图2-12也可见，中国家庭居住支出比重开始企稳回落。当然，上述趋势尚显微弱，能否在未来持续还待进一步观察。
图2-13 价格指数对比
注：上月=1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当然，在房租回落中也伴随着其他矛盾和问题。例如，近年来，出于公共安全等因素的考虑，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开展了多次针对“群租”、乱打隔断等住房租赁市场乱象的整治行动。一方面，相关举措确实改善了租客的居住质量，应被视为带有某种“行政”推动式的消费升级；同时也对城市布局、环境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若无其他配套措施跟进，此举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成本，甚至可能导致在某些城市出现整房租金下降，但房客人均房租负担反而提高的尴尬现象。显然，这也压低了相应人群的其他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准，并导致中低端劳动力搬离城市，进而推动城市整体营商和生活成本的上升。
鉴于上述情况，在坚持既有调控思路和方向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应更加注意“疏”“堵”并举，如增加城市公租房/廉租房供给、降低准入条件、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入租赁市场并增加小户型房源等，以此满足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同时在规范房地产相关市场（包括开发、租售、物业、维护管理等）、建立长效调控机制以及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优化城市布局等工作中实现动态平衡。
（二）家居相关耐用消费品
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可见，耐用消费品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为10%—20%，且这一比例波动较小，故而也成为“稳消费”的一大侧重点。同时，包括家电、智能产品、移动通信、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也同相关产业，特别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来源——制造业密切关联，进而成为实现上述产业、消费“双升级”的关键需求部类和产品部类。此外，家居类耐用品往往也同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在调控房市的背景下保持相关耐用品的需求活力值得高度关注。
总体来看，近年来家居类耐用品消费呈现一定的分化态势。如图2-14展示的城镇家庭状况可见，受到移动互联设备、新媒体等影响，电视机、计算机等设备在城镇居民中的保有量基本稳定甚至有所下降，数量上的增长空间已趋向收窄。然而，同生活舒适度、便利性直接相关的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等保有量仍在上升（排油烟机、热水器等拥有量也有所增加，图2-14未展示），显示出民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旺盛需求。
图2-14 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图2-15反映的农村居民情况也可看出，同类耐用品消费趋势大体同城镇居民一致。但由于起点较低等原因，其增速更快。2013—2018年，农村每100户拥有空调数从不足30台跃升至65台。而同期在城镇，空调数仅由102台升至142台。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农村居民家居消费升级的步伐快于城镇，未来的提升空间也更大。
图2-15 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进一步地，从图2-16的分类对比看，一方面，城乡之间在空调、计算机、排油烟机、微波炉等方面尚有较大的横向差距（比率大于两倍），因此同样提示此类商品未来的主要增长点可能在农村。显然，释放相关消费潜力的关键即在于上述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有关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下沉。另一方面，在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传统的基础家电方面城乡差异较小，并大致呈现出同步增长的态势。据此可以推知，从数量或市场规模上看，相关产品在两地都可能已经接近饱和。如何适应这一市场变化，主角当然是相关企业等微观主体，但“政府之手”在其中也应更好发挥作用：即通过适当的财税机制和产业引导，为相关产业构建良性的竞争环境和宽松的营商环境，使其重点导向产品的质量改进、功能升级、符号内涵发掘、附加服务拓展等方面，从而避免无效供给、产能过剩和“价格战”等旧有发展模式的常见弊端。
图2-16 城乡居民家庭耐用品对比（2018年）
注：农村=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