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制约居民消费的根源及相关政策思路

展望2020年，根据近年的发展态势和国际经验可以推知，从总量看居民消费仍将作为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的“压舱石”，而其结构也会向着满足更高层次美好生活需要——如更多教育、文娱、健康、旅游等——的方向转型。从积极角度看，当前储蓄率偏高、生存型消费较多的现状也意味着消费在今后尚有巨大的拓展提升空间。有鉴于此，并基于上述的中国居民消费现状及相关国际比较，关于2020年及在中长期时段中国居民消费的可能变化趋势及相关政策思路有以下几点供参考。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将成为“稳增长”任务中最为关键的需求侧因素。为此，应当深入发掘消费不振的深层根源，特别要破除相关的体制机制障碍。主要包括：其一，大量理论和经验事实都表明，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但从宏观收入分配角度看，作为家庭部门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中国劳动报酬所得份额一般仅为40%，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约为60%）。为此，应当继续通过减税、提高劳动素质和人力资本回报、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投资依赖”的发展模式等举措，在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份额。

其二，与上一点密切相关，收入分配不均往往也是抑制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而近年来中国分配格局不容乐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5以上的高位。而更令人关注的是，自2015年以来，这一系数结束了此前的下降态势，开始逐年增长。另据由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参与主持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的估算，2015年中国顶端10%人群的收入占全体国民的41%，低于美国、俄罗斯，但明显高于德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见图2-10）。在这一形势下，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被严重抑制。为此，应当通过财税体制的倾斜、城镇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农村扶贫攻坚、抑制寻租和投机等非生产性收入等措施，提高城乡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并巩固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覆盖范围，也是减弱中低收入阶层“预防性储蓄”动机，提振消费的重要途径。

图2-10 顶端10%人群占居民收入的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其三，除收入这一流量视角外，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偏低还可以从存量视角理解：一方面，在财富/资产端，中国居民财富积累份额较小、历史较短、积累形式较为单一（以房产为主，见图2-11）等都构成了对消费的制约。因此，促进消费还应提高私人部门的财富份额，并通过发展高质量、多样化的针对居民部门的金融服务（如房产再按揭、以房养老等业务）、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等，充分激发存量财富（包括住房资产和金融资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这不仅包括由于购房带动的耐用品、装修等直接相关的消费项目，还包括由于财富增长所带动的消费增加。另一方面，在债务/负债端，近年由于房贷的快速增长，居民部门债务杠杆高企。在这一背景下，导致了居民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提高储蓄、压抑消费。为此，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调控举措，严格执行相关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的审核管理——如严控消费贷进入楼市，都对降低居民债务风险，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进而促进消费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其四，尽管拥有一个由14亿消费者构成的，年零售额高达38万亿元的庞大国内市场，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导致的市场分割依然突出，相应的规模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并最终使得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福利损失，即更高成本、更少选择。为此，应加强区际市场的整合，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降低流通成本，实现物畅其流和经济资源跨区优化配置。应当强调的是，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近年来“拦路设卡”、市场禁入等简单、直接的地方保护行为有收敛之势，但在司法、工商、技术标准等方面的较为隐形的地方保护形式却依旧突出，甚至成为建立国内统一市场的主要障碍。对此，应从中央及有关部委的层面加以协调部署，强化税务、司法、工商、食安、环保、统计等多领域的垂直管理，同时通过财税改革、官员考核机制改革等，破除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的特殊利益关系。此外，促进基于电商平台的销售、交易、物流体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打破地方保护，扩大市场范围。

图2-11 住房资产占居民部门总资产比重

数据来源：李成、汤铎铎：《居民财富、金融监管与贸易摩擦——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中期报告》，《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8期。

其五，鼓励引导销售、物流、产品开发等环节参与“下沉市场”，即拓展在中小城镇、经济欠发达地区、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市场，以满足当地居民的消费需求。需要指出的是，“下沉市场”并不必然意味着消费降级。事实上，对于此前市场覆盖不充分、交易不便利的地区，这将助力当地居民的消费升级和生活水准的改善，也有利于消费品市场的分层。此外还应强调，“下沉市场”应当基于微观个体的市场行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着力破除相关的体制机制障碍、改进相关公共服务——如消费者保护、工商管理、知识产权保护、交易安全、食品产品质量监管等方面，切忌演变成政府主导的“运动式”举措。

其六，从较长时期考虑，除去上述的“稳增长”视角以外，在新常态背景下，可能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发挥居民消费的“质量效应”，即通过消费的升级与转型，带动创新创业以及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最终推动中国产业体系的全面升级与深度转型，实现以创新为引领的、以内需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也是前述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促进产业和消费 ‘双升级’”重要论述的主旨。应当承认的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海淘”及跨境电商交易，也正是在国内居民不断追求高质量、高层次消费品的背景下，国内相应供给不足或者缺位的一种体现。而国人对海外求学、“上市”、旅游、医疗甚至养老等的热衷，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内相应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层级不高、公共服务质量偏低等短板。为此，应当顺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树立、强化兼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的系统性思维，将促进消费和创新发展、产业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等深度结合、通盘考虑。具体来看，其中的关键在于破除连接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或者“缺环”，如鼓励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的有机整合，统一内外销产品的质量标准，降低国内市场流通成本，便利外销企业转向国内市场，破除对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制度制约，改进市场监管、教育、医疗、养老等相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