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勿”说的意蕴

根据上举《论语·颜渊》所载孔子、颜渊师生的问答，可见“四勿”说即指非礼勿视、听、言、动，而为克己复礼的实施条目，故刘宝楠《论语正义》即将“四勿”与克己复礼相互联结而释之曰：

盖视、听、言、动，古人皆有礼以制之，若《曲礼》《少仪》《内则》诸篇，及《贾子》《容经》所载，皆是其礼。惟能克己复礼，凡非礼之事所接于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视，制吾之耳而勿听，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谓克己复礼者如此。

对照颜渊曾赞叹孔子之道的博大高深，以及孔子对学生的循循善诱时所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则于“博学于文”之后所应注重的“约之以礼”, 正是“四勿”说的精神所在。因此要掌握“四勿”说的意蕴必须先对礼的名义有所认识。

综合儒家典籍及相关著作的论述，礼的名义，可就训诂学上音训的角度，从三方面说明：

第一方面为“礼者，体也。”意指礼必须体察人情。

人有七情六欲，必须深入了解掌握，才能制定合宜的节目仪文，将人情导入正轨，而不至于放滥无度。故《礼记·礼运》曰：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礼记·坊记》也有类似之说，曰：

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穷究人情，知其好恶，而以礼适度规约防范，即可以因势利导，使大家乐于遵循，以避免纵情肆欲而为非作歹，故《淮南子·齐俗训》说：

礼者，体情制文者也。……礼者，体也。

体察人情以制定节目仪文，所制定之节目仪文才不至于窒碍难行，如此节目仪文所寄寓的道理才能于百姓日用中显现，发挥以礼为教而使人心淳厚、风俗美善的功效。

第二方面为“礼者，理也。”意指礼必须合乎事理。

礼有其节目仪文，但节目仪文只是形式，形式背后有其意欲寄托的事理，这才是礼的真正精神所在，也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故《白虎通义》云：

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

为实践道理而形成节目仪文，可见道理乃是制定节目仪文的依据，而为其根本，所以《荀子·乐论》说：

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掌握到根本，而不是在节目仪文等枝叶上讲求，才是行礼所必须注重的，因此孔子才会对徒事虚文而不讲求本质的不良风气深致其感慨道：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节目仪文虽然不能没有，但到底是外在的，其作用乃是在于将内在的事理表现出来，故《礼记·仲尼燕居》记载孔子之言曰：

礼也者，理也。……君子无理不动。

合乎事理，节目仪文虽然简陋，依然是礼；不合乎事理，节目仪文尽管繁多，也不够格成为礼。可见事理才是我们行事的准则，也才是礼之成为真正之礼的关键。

第三方面为“礼者，履也”。意指礼必须实际践履。

礼尽管体察而顺应了人情，也合乎处事应循的道理，但如果不实地去做，一切也只是徒托空言。故《说文解字》即将礼解释为履，曰：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荀子·大略》也强调礼之所重乃在于实践，如其不然，则将导致难以收拾的严重后果，云：

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

因此当子张问政于孔子，孔子即一再阐明礼乐之所重乃在于能实际践履，《礼记·仲尼燕居》即记载说：

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女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子张复问。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籥，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

所谓“举而错之”“言而履之”，其中的“错”（通“措”，施行）、“履”，所指皆为实践，可见礼之所重乃在于能付诸实际的行动。

综合以上三方面的说明，可知礼乃是于体察人情后，根据事理，以制定节目仪文，然后透过节目仪文的形式，将所寄托的人情、事理表现出来。“四勿”说既然是以礼为依归，认为我们目之所视、耳之所听、口之所言、身之所行，皆须以礼为规范而遵循之，则其意蕴即在于将人情、事理融合为一，并于日常生活中践履出来，以约束个人的举止行为，使能皆合乎规矩。人而如此，自然可以克己修身，进而于已立己达之外更能立人达人，以形成和谐美善的礼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