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性与主体的焦虑

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以启蒙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构建的社会状态，从而冲破了传统社会的樊篱，构建了市场化经济和工业化生产的市民社会，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人的生活与价值的反思。因此，人们一般将18世纪以来确立的人的理性与主体性重构的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开端。可见，现代性与人的自由、理性以及主体性密不可分。但是，在当代社会存在不可争辩的事实，在现代性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的鼓噪下，主体性过分张扬、工具理性被极端运用，人有着前所未有的信心。考察一下现代社会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性的理想并没有真正沿着人的构想进化，相反，人的价值与自由成为一个不断追寻的问题。对于“人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活着”“人能做什么”等一些原问题，似乎无法找到解决的答案。在现代社会中，主体已经变得犹如“空心人”。主体被异化，单向度的人不断被分裂，人类中心主义被边缘化，在社会中出现令人不安的背离与可怕的自然灾难，这些现代性的困境令主体变得焦虑。

现代性滥觞于17世纪的欧洲，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等社会变革和思维变革，传统的温情脉脉的封建社会逐渐向现代开放社会迈进。在这些重大社会事件的推动下，宗教神圣性的祛魅以及主体性的确立，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化的进程、人口的迁徙以及社会制度的理性化改造。尤其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的静谧，工具理性在机器大生产的推动下粉墨登场，带来的是城市的喧嚣、机器的轰鸣、高耸的烟囱，还有忙碌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后来，随着19世纪交通技术的发展，空间愈来愈被时间消除。产业工人获得更为广阔的空间，时间感得到极大的压缩。在人类获得前所未有的物质满足的同时，人类也逐渐感受到技术理性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每个人必须拥有较高水平的技能，才能适应工业技术的每一次变革。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不被机器排挤。由此，在这样的大变革中，人感到一种失落感和不确定性。看似富足舒适的现代社会隐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正如乌尔西里·贝克在《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中说道：“风险至少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甚至有可能早在人类社会自身刚刚诞生时就已经出现了。所有的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此，风险和危机在现代化社会将永恒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吉登斯也曾说道：“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有一些风险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诸如生态灾变、核战争等等。”可见，风险是人类走向现代化所遭遇的重大问题。尤其是网络时代以及今天自媒体时代，信息化和网络化带来的社会变革更是令人应接不暇。各种社会意识文化的交流交锋，对原有的社会文化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的精神世界受到物质的诱惑而发生重大转变，甚至出现社会价值扭曲、道德失范的社会问题。面对传统文明与现代性之间的价值冲突，人的异化也是现代性危机的重要一维。人是有机自然和无机自然的复合体，在物质活动中，人类以实践为中心，在精神活动中，人类以实现自我为中心。当尼采高呼“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之时，人类又滑入了现代性的“铁笼”。在资本化、机器化和单一化的社会发展制造的价值迷雾中前行的人类变得异常焦虑。

启蒙主体将人从上帝的奴役和自然的宰制中解放出来，从而确立了人为自然立法的理念，这是理性主体的最为重要的价值。然而，在启蒙主体性奠定现代性的同时，也诱发了主体的内在矛盾。理性主体既创造了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又造成了自我与他人、他物的对峙。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变成了手段，人的精神和生命的价值消失在冰冷的理性和法权社会中。

现代哲学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主体，但是又在否定传统哲学的客观世界的界定。人本主义以人的表象、意志等非理性的方法研究人的存在问题，如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他们主张世界只是作为主体而存在，客体只能作为主体的来源才有其价值，客体围绕主体的变化而变化。如叔本华的“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作为意志”以及尼采的“强权意志”等。科学主义认为世界既非由物质构成，也非由纯精神构成，是物理、生理和心理要素的复合体。实用主义以“效用”来说明世界，分析哲学以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等，这些哲学要么注重个体研究，要么注重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随着现代主义的到来，主体性的关注也成为哲学的日常话题。可以说，主体性从自觉走向了“自圣”，这也造成了现代主义的主体神话。尤其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技术理性的极度膨胀，技术几乎遍及所有领域，也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例证。面对这些危机，胡塞尔通过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去洞察事物本质。萨特将人的存在与虚无联系在一起，强调虚无就是人的自由，并沿着这种自由形成自己的本质，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法兰克福学派从异化理论探讨如何恢复真正的人。可见，拯救主体性的危机成为现代哲学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从这些哲学思想恢复主体性的努力中可以看出，现代性一方面强调主体，一方面又在消亡主体。总是在矛盾中前行，由此造成一个巨大的困境，即主体性与现代性的张力。具体而言，首先，现代性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在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张扬下，人与自然变成了纯粹的改造与被改造、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类从“自然之子”走向了“自然的主人”。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人类不断向自然索取，从而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曾经人类诗意的栖居之所变得满目疮痍。人类把自己的存在视为至高无上，认为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所当然的，可以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破坏其他的自然存在物。其次，人与人的关系在物化的条件下也变为客体。“他者”成为“自我”的对象，每个人都把单个的“自我”视为社会现实生活世界的中心和目的，他人变成了自我的附属品，成为“我”的手段。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一切都成为“我”的“他者”。人也变成了商品，自我和他者都消解在资本架构中，消失在自我的物欲膨胀中。迷失的“自我”独断专行，似乎回到原始丛林狼的生存法则。于是，也结出了恶果。如政治危机、生态危机以及战争等。最后，人日益单向度化。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理性主义倡导的自由与解放背离了人文主义精神，它在彰显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同时也束缚人的自由和消解人类的解放。物质至上的技术理性将人变成了物、工具和机器，使人丧失了人生活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把人带向了浮萍模样的无根之人。于是，在科技异化之下，人变成了千人一面的“单向度人”。

总之，现代性主张理性主义，在释放了人的自由的同时，过分彰显人的主体性造成了人的价值丧失在抽象的理性主体中。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绝对理性统治和压制人们，劳动工人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资本的支配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