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非洲农业的最新发展与内生动力”，从大陆内的政策和激励机制、外来援助、投资与商贸合作分析以及不同层面的创新实践进行研究；第二部分为“新兴市场国家对非农业南南合作”，主要讲述了巴西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马拉维进行农业合作的不同情况；第三部分为“中国对非洲农业合作的新型实践”，中国对非农业合作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末完全不求经济回报的单纯援助，援建大型农场，到目前的援助、贸易

本书以大航海时代下全球殖民扩张为广阔背景，以俄日互识为切入点，有序探讨两国早期关系的发端、发展、延续、突破与延伸，呈现两国之间“好奇”“试探”“警惕”“接触”“冲突”与“睦邻”的历史过程，总结出俄日早期关系史的显著特征（特殊规律）和依循的历史普遍规律。本书立足于全球史和东北亚区域史的历史记忆，构筑自成一体的世界史视野下的俄日早期关系史叙事体系。

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基础是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文化，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等，既是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客观需要。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更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文明交流互鉴则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文基础与重要环节。

本书是一部关于日本政府在日韩历史问题上的外交政策研究的国际关系学术专著。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历史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产生、发展、影响与和解都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家间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日韩历史问题争端是其重要代表之一，日本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对日韩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本书主要研究2012年底至2023年底日本各届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历史问题的采取的不同政策。作者首先针对日韩历史问题进行了分类，

本书从安全与规范的视角，解释欧盟如何从一个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核不扩散制度和规范的积极维护者，如何将国际核不扩散规范内化为自己的安全规范。本书提出，欧盟反核扩散政策的形成一方面是欧盟在与国际核不扩散制度互动的过程中内化反扩散国际规范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冷战结束后，核扩散带来的危险在欧盟安全议程中地位上升、欧盟安全认知发生转移的结果。本书还以欧盟参与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为案例，分析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6国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永久性政府间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对内遵循“上海精神”，对外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开放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有两个常设机构，分别是设于北京的秘书处和设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本书系统介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沿革、基本情况、行动领域、前景和展望等

明代是中越邦交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明太祖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主导，有等级的、和谐的邦交秩序。然而，作为体系内的重要成员，越南在邦交理念、维护边境秩序、处理邻邦关系等方面，与明朝存在更大的认知差异，双方摩擦不断。明朝在处理与越南的危机时，曾经采取军事占领或军事胁迫的方式，但更多的事件能在宗藩体制下以务实灵活的方式妥善解决，使双方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明代中越关系因其内涵丰富，处理危机方式多样，成为研

本书将明初近70年的中琉关系置于东亚区域秩序演进的整体视阈下进行探讨。通过搜检关联性史料，依托奉天门晓谕、杨载凿空、李浩市马、梁民出使、地保奴移居、吕渊使日、柴山渡琉等重要交往事件，分析明朝与琉球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兼及其与北元、高丽、朝鲜、日本、倭寇等的内在联系，尝试构建立体、动态、系统的“明初中琉关系相”，借以凸显明初东亚国家关系的广泛联动性和区域秩序构建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