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城乡发展问题始终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显现，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等都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城乡发展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对当前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主要对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乡村振兴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一）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围绕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原因、基本特征、破除路径三方面内容展开研究。

1.关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原因

有的学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演变的原因。朱志萍指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内生于农业支持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体现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演变，则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的学者从国家发展战略及影响城乡发展的制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原因。李迎生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粮油供应制度、户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主要制度原因。而之所以实行这些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的客观要求，二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李学认为，国内学者一般把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归结为国家重工业赶超战略，但是对这一战略如何导致这一结果缺乏详细的分析。事实上，国家确立赶超战略并不必然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即国家确立赶超发展战略只是观念层面的原因，要实现这种赶超战略，还需要制度来实现。因此，在探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起源时，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

白永秀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异质性原因。他认为，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中自然形成了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差距，由此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除了这个普适性原因之外，还有自身异质性的原因，如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化、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助推等。

赵伟从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城乡差距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尽管生产力分布的特点从客观上导致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但不适当的制度和政策不仅同样是重要原因，而且更值得我们去审视和检讨。这些制度和政策因素包括：城乡有别的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等。

2.关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

任保平指出，我国经济结构不仅具有一般性，而且具有特殊性。其总体特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即不仅包括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本身也具有二元经济结构。二是我国的二元经济是转型二元经济，不同于发展经济学主流思想所说的二元经济，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与制度变迁结合在一起形成的特殊的二元经济。

王国敏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有其特殊性，不仅表现为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还表现在城市与农村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这一特殊性导致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双二元结构”的独特性。

3.关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路径

有的学者从综合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路径。叶兴庆等人提出了推动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发展一体化转变的思路与政策建议，即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就业市场、金融市场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李迎生认为，从根本上说，只有生产力水平提高了，我国二元社会格局才会彻底改变；从具体实践的角度来看，我国应从加快农业农村发展、推动小城镇建设、促进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方面着手。

有的学者从制度完善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路径。陆学艺和杨桂宏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由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政制度这三大制度形成的庞大的体系，要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必须从这三大制度入手。李学认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改革公共服务二元供给体制，建立农村公共服务财政供给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明确农民的土地产权；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基础，赋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

（二）关于城乡统筹的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城乡统筹的内涵、评价指标体系、发展模式、推进策略、关键因素五方面内容展开研究。

1.关于城乡统筹的内涵

大部分学者从城市与农村相互联系的角度来定义城乡统筹。吴殿廷认为，城乡统筹是把城市和农村作为整体统一筹划，既要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作用以及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又要发挥农村对城市、农业对工业的支持作用，实现城乡共同发展。陈希玉指出，城乡统筹就是摈弃过去“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观念，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城乡之间的樊篱，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解决城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刘志澄认为，城乡统筹就是要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工业论工业、就城市论城市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结构和体制结构，把城市与农村放在一个平台上整体推进、分步运作。秦庆武认为，城乡统筹就是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把工业和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与农业农村发展中遇到的难题结合起来，在城乡互动中解决这些难题。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论述城乡统筹的内涵时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城乡统筹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二是把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三是城乡统筹的主体是政府。

2.关于城乡统筹的评价指标体系

关于城乡统筹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李岳云、陈勇和孙林认为，城乡统筹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城乡统筹研究课题组提出，设计城乡统筹的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科学性、层次性、适用性、整体性的原则。田美荣和高吉喜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指标体系应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突出城乡关联性原则和操作性原则。

关于城乡统筹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有的学者从“五位一体”的角度设计了城乡统筹评价指标体系。田美荣和高吉喜设立了社会统筹、政治统筹、经济统筹、环境统筹四个一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城乡统筹研究课题组从指标与城乡统筹发展结果的因果关系出发，将城乡统筹的指标分为能够显示结果的显性指标、反映原因的分析性指标以及连接两者的传导性指标。根据这一设计原则，其还构建了以经济生活、社会结构、社会事业发展、发展导向、市场一体化五个一级指标为主要内容的指标体系。其中，前三项属于显性指标，市场一体化属于传导性指标，发展导向是指从国家层面上看政府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倾向，属于分析性指标。

3.关于城乡统筹的发展模式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分为不同的类型。姜太碧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将城乡统筹发展的模式分为三种：大城市带动的自上而下型、小城镇发展的自下而上型和城乡共同推动的自上自下混合型。

张晖将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分为三种：一是以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二是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三是以城乡为整体进行统筹规划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整体式的发展模式。

蔡之兵、周俭初和祖强对江苏、浙江两省城乡统筹发展道路的不同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江浙两省的城乡统筹发展道路各具特色。江苏省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带动农村型”发展模式；而浙江省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是“在市场主导下的农村包围城市型”发展模式。他们还提出，在实际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应将这两种模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完全偏向其中任何一种模式。

4.关于城乡统筹的推进策略

有的学者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张秋指出，正是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失去了致富的机会，造成城乡差距拉大，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因此，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实行“制度统筹”。为此，张秋认为，要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庞凤仙认为，城乡统筹发展要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一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创新土地制度；二要改革就业体制，实现公平就业；三要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四要重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有的学者从综合的角度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建议。王国敏指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选择在于：建立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建立城乡开放的市场体系，构建有利于农村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胡进祥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取向在于：实现城乡平等和增加农民收入；以制度创新为主，以调整分配格局为辅；建立城乡联盟的统一战线。姜作培认为，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加强政府对城乡关系的宏观调控至关重要。我们要把加快城镇化建设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切入点；把实现城乡居民充分就业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着力点；把培育统一市场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点；把调节收入分配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落脚点。陆学艺认为，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就要转变发展观点和工作任务，即由农业支持工业转为“以工哺农”；同时，必须对现行的城乡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包括户口制度、土地制度、财政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任务，就必须从组织上进行落实。赵伟认为，城乡统筹发展一要加大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二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障碍；三要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四要扭转农村资金不断流出的趋势；五要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六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七要进一步改革农村生产关系。

还有学者从某一角度出发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并且都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性。李远行通过分析壮大县域经济与城乡统筹发展之间的联系，指出壮大县域经济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载体，要通过县域经济的繁荣，破解“三农”难题，真正实现城乡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陈希玉和刘志澄也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城乡统筹的切入点。

5.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因素

关于城乡统筹的关键，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李佐军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制度。姜作培认为，城乡统筹发展问题，说到底是资源配置问题。城乡对资源占有情况决定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进程与效果。因此，资源配置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殷光胜从成都市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出发，认为城乡统筹的关键是改革城乡发展体制机制。包宗顺认为，城乡统筹的关键在于激活劳动力、土地、资金三大市场。陆学艺、王春光和胡建国通过对福建省晋江市的调查研究，认为县域现代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杨凤华和栾贵勤认为，发展经济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工作，而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因此，加快城乡产业融合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王晓明和张鸣鸣通过对成都市郫都区安德镇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城乡统筹的关键是乡镇产业发展”这一结果。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这些观点并没有对错之分，都对我国当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关于城乡一体化的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城乡一体化的内涵、评价指标、动力机制、发展模式、推进策略五方面内容展开研究。

1.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内涵

关于“城乡一体化”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和原因，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最先是从实践中来的，而且具有中国特色。例如，张雨林指出，“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并非理论工作者学术论证的产物，而是由实际工作者在改革实践中提出来的。最先使用这一概念的地方是江苏省南部地区。张强指出，“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属于“国产的”提法，是为解决我国的特殊问题而提出来的，是在我国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概念，蕴含了对我国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理论思考。袁政指出，“城乡一体化”是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分割格局而提出来的，其原意旨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关于对“城乡一体化”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顾益康和邵峰指出，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建立起开放互通、共同繁荣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姜作培认为，城乡一体化指的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将城市与乡村作为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地域实体，实现共同繁荣的过程。孙中和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城乡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实现协调发展的过程。王开泳等人指出，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应该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通过城市和乡村结合实现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关于“城乡一体化究竟是一个过程还是目标，又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两者兼而有之。例如，杨荣南指出，城乡一体化既可以视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又可以视为城乡发展的结果。李同升和库向阳也认为，城乡一体化既是一个发展过程，又是城乡关系演变的最终目标。

关于对城乡一体化的误解，张雨林则提出，如果认为讲城乡一体化就意味着将两者混同或是拉平，那只能说是对城乡一体化的一种误解。甄峰认为，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和“平均化”。城乡一体化不是要完全消灭城乡差别，因为城市和乡村在自然条件、发展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别，且这种差别不可能消失。同时，城乡一体化并不会降低城市的地位，而是通过发展乡村，使乡村与城市处于同等地位。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阐述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强调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的高级阶段。例如，城乡一体化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王开泳，2008；孙中和，2001），是城乡复合生态系统演替的顶级状态（杨荣南，1997）。二是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城市与乡村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三是认为城乡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目标。

2.关于城乡一体化的评价指标

关于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学者们都强调要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全面性和可比性的原则。杨荣南认为，确立城乡一体化的评价指标应该遵循三个原则：全面准确、容易理解、便于比较。顾益康和许勇军认为，应充分考虑完备性、可比性和可行性等原则。刘奕玮和郭俊华认为，应该遵循科学性原则、区域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朱颖认为，应遵循客观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原则。

关于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大多数学者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内容进行指标体系的设计。杨荣南确定了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五个一级指标：城乡经济融合度、城乡人口融合度、城乡空间融合度、城乡生活融合度和城乡生态环境融合度。顾益康和许勇军在借鉴阿马特亚·森关于社会福利指数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城乡一体化发展度、城乡一体化差异度和城乡一体化协调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朱纲、张海鹏和陈方构建的我国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一体化、社会发展一体化、生活水平一体化和生态环境一体化。朱颖以社会行动理论为依据，遵循客观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原则，建立了包括城乡社会发展融合程度、城乡经济发展融合程度、城乡生态环境融合程度在内的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

关于城乡一体化的评价结果，有的学者对某一地区或几个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例如，张国平和籍艳丽对江苏省13个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一体化水平影响较大。与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相一致，江苏省城乡一体化水平也呈现出苏南、苏中、苏北逐步降低的区域分布规律。第二，江苏省区域城乡一体化与城镇化水平有很大的相关性。苏州、无锡、南京等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城乡一体化水平也较高。宿迁、淮安、连云港、盐城、徐州等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比较突出。刘伟、张士运和孙久文对4个直辖市在2005—2007年的城乡一体化总体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发现，它们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且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放慢，天津和重庆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较快。刘奕玮和郭俊华对宝鸡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评。分析结果表明，宝鸡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较快，但各区县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仍十分不均衡，且各区县城乡一体化指数基本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致，即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其城乡一体化水平也较高。董晓峰等人对甘肃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评价结果显示，甘肃省城乡一体化整体水平较低，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且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呈正相关关系。

也有学者对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做了评价。例如，焦必方、林娣和彭婧妮分别运用均方差决策法、层次分析法（AHP）、网络分析法（ANP）对2008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比较排序。结果发现，使用这三种方法对城乡一体化进行评价时，评分最高和评分最低的几个地区的排序基本一致。总而言之，很多学者都发现，不管是对某一区域进行的单独评价还是对全国进行的总体评价，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都具有一致性。

3.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

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将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认为系统中的各个要素联合起来，共同推进了城乡一体化。例如，胡金林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有机的运作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可以分为三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等外部动力因素、乡村城镇化等内部动力因素以及国家政策等环境因素。也有的学者从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的动力包括来自政府方面的和来自市场方面的。杨荣南认为，城乡一体化的动力包括乡村城镇化等内部动力和外资的引进等外部动力。还有的学者从城市和乡村两个主体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的动力包括来自城市的和来自农村的。例如，甄峰认为，农村发展不能光靠城市辐射，也不能盲目推行农村工业化，而是要把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联合起来。石忆邵和何书金认为，中心城市具有引导城乡资源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功能，因而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动力。

4.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有的学者从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的角度出发，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进行分类。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有很多，如大城市带动、小城镇带动、企业带动、外资带动等。张道政和周小彤指出，从国内外发展实践来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近郊城镇模式、小城镇内生成长模式、复合体发展模式。王开泳等人认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是多样的，有大城市带动型、外资带动型、乡镇企业带动型和个体私营企业带动型。鲁长亮和唐兰将国内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总结为：以城带乡型、城乡统筹型、工农协作型和乡镇企业带动型。

还有的学者从主体功能的角度出发，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进行分类。任保平和邓文峰认为，西部地区面积广阔，各个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城乡发展模式也因地而异。其中，都市区、资源富集区、农业区以及生态脆弱区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5.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推进策略

有的学者从制度完善的角度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推进策略。顾益康和邵峰提出，推进城乡一体化，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农业经营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魏后凯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乡一体化发展呈现市民化意愿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等特征。在这一背景下，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全面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构建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治理体系。

也有的学者从综合性角度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推进策略。杨继瑞认为，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固有惯性以及“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只靠某一方面的改革来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不可能的。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需要从制度创新、农业产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地合理流转等多方面着手。

（四）关于城乡融合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之前，学术界对城乡融合的研究主要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展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之后，学术界把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联系起来，把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乡村振兴战略下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展开了研究。

1.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和阐释。刘先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主要由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构成。第一，城乡融合是城乡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条件包括两方面：一是物质条件，即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二是社会条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第三，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路径包括：充分发挥城市的作用；把大工业在全国范围内尽可能地平衡分布；大力提升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现代化。

邬巧飞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扫除城乡对立的根源；发展生产力，且合理布局生产力；重视城市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良性互动；促进农业和工业的结合，实现产业融合；重视科学技术对城乡融合的积极影响。

叶昌友和张量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融合的基本观点包括三个：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走向城乡融合的基础；二是建立新的城乡分工，实行产业结合；三是加强城乡及其产业之间的联系。

白云朴和惠宁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由生产力水平提高所引起的社会分工是城乡分离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城乡对立的直接原因。要实现城乡融合，我们就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发展生产力，重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第二，消灭私有制，建立合理的制度安排；第三，发挥城市先导作用，走工农结合的道路。

白永秀和吴丰华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城乡分离的基本动因是社会分工的出现；二是城乡对立的直接原因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三是城乡关系发展分为城乡依存、城乡分离、城乡融合三个阶段；四是城乡融合是发达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五是城乡融合的动因和条件包括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消灭私有制。

吴宝华和张雅光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乡融合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社会制度安排的必然要求，具有社会选择性。实现城乡融合的途径包括：消灭私有制；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发挥城市的辐射功能；合理布局城乡产业结构。

2.关于城乡融合的内涵

郑风田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城乡融合：一是城市与乡村不再有明显的界限，城中有乡，乡中有村，两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二是城市与乡村相互取长补短；三是“城乡等值”，即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人们都可以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张孝德和丁立江认为，城乡融合就是建立在城市与乡村价值对等、功能互补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关系；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就是城乡各自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推动各种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互补共赢、共生发展的新模式。

可见，学者们在阐述城乡融合的内涵时，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城乡融合是城乡发展的高级阶段；二是在城乡融合状态下，城乡之间是地位平等、各有特色、不可替代、互通共荣的关系。

3.关于城乡融合的推进路径

学者们从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出发，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何红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在于：推进农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要素融合；深化城乡体制机制改革。范恒山认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要推进城乡统一规划；二要建立城乡利益平等交换机制；三要推动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四要强化城镇对农村的支持与带动；五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姜长云认为，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要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对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作用；要加强对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吕风勇认为，城乡融合既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城乡融合的前提是做好城乡产业布局和人口结构的统一规划；城乡融合的条件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城乡融合的动力是乡村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城乡融合的途径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城乡融合的重点是政策正向激励的形成。陈文胜认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要更新发展理念，把发展理念上升到“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大战略上来；二要激活内生动力，实现乡村自主发展；三要健全体制机制；四要唤醒乡村潜能，重视乡村生态、文化、社会价值；五要大力发展特色小镇。

有的学者从某一角度出发，提出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刘明辉和卢飞分析了城乡要素配置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并且从城乡要素配置角度提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思路：其一，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乡村人才振兴结合起来；其二，引导城镇资本流向农村，优化城乡资本配置；其三，促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加强对农村的技术支持。陈婉馨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对过去的城乡发展政策进行反思，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机制。为此，要推动城乡要素流动、城乡规划、城乡生态保护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盛开认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我们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改变过去人、财、地等生产要素单向流动的局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体而言：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城乡土地要素平等交换机制；二要改革投融资体制，改变资金由农村单向流向城市的局面；三要畅通人才通道，建立激励机制，扭转农村人才大量流失的局面。

（五）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之后，学术界对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

1.关于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下之所以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放任城乡自由发展，城市的“虹吸效应”会导致乡村逐步走向衰败。为避免乡村衰败，就需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实现乡村振兴。为此，陈丹和张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路径。

当前城乡二元体制机制依然是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具体而言，城乡融合发展究竟面临哪些体制机制障碍，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陈炎兵认为，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要素流动仍存在障碍，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依然呈现出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趋势；二是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仍不均衡，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有待提高；三是农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不健全，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四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完善，农业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

王娟认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发展体制机制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城乡规划体制不健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体制不完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不彻底、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不完善等方面。

刘爱梅和陈宝生认为，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约束主要包括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及城乡二元要素投入与发展机制。

周南指出，城乡二元体制机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城乡规划体系不统一、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融合发展工作机制不完善、城乡土地权能不平等、城乡社会治理体系不健全等方面。

2.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有的学者从政府和市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例如，高帆指出，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制度保障并推动财政资源和公共产品配置向“三农”倾斜。也有学者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也要发挥好政府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有的学者从“五位一体”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例如，何秀荣认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内容应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吻合，与其有关的工作重点包括四个：一是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推动城乡规划一体化；二是建立健全城乡要素流动与公平交换的体制机制，推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三是建立城乡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城乡社会事业融合发展；四是深化农村承包地制度、宅基地制度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陈炎兵认为，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政府应该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利益联结机制。周南认为，为顺应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趋势，要坚决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弊端，建立城乡一体化规划体制、城乡文化交融机制、城乡互通的人口迁移制度、城乡普惠的金融服务体系、现代乡村治理体制以及城乡共治的生态环保制度。刘爱梅和陈宝生认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建立城乡居民共享体制机制，包括城乡共享的农村土地投入与发展机制、城乡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城乡共享的要素投入与发展机制以及城乡共享的乡村产业发展机制。陈晓莉和吴海燕认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应从七个方面努力：一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规划机制，科学规划乡村发展的软环境和硬环境；二是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促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三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业基本经营体制创新；四是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城乡生态保护治理机制；五是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六是重新审视乡村价值，建立乡村文化重建与振兴机制；七是促进各类人才下乡，创新人才培育和使用机制。孙昌乾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体制机制障碍，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一要创新农村基本经营体制；二要健全乡村振兴投融资体制；三要创新人才培育与使用机制；四要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五要强化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吴小红提出，立足当前城乡融合困境，应该加快构建城乡融合规划机制、探索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健全城乡生态保护机制。陈浴宇认为，重塑城乡关系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筑城乡共同体。具体而言，就是要大力发展乡村新产业，促进城乡经济融合；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社会融合；要引导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农村集聚，促进城乡资源融合；调整城乡空间格局，促进城乡空间融合；构建城乡一体化生态系统，推动城乡生态融合。谢传会、赵伟峰和程业炳认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建立城乡双轮驱动机制，发挥城乡各自的优势，实现城乡功能互补；建立资源平等配置机制，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要素流动推动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建立产业融合创新机制，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建立土地综合整治机制，实现土地高效利用。

还有的学者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出发，提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例如，王娟指出，一要健全城乡规划体制，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二要扩展农业产业链条，推动城乡产业融合；三要鼓励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调发展，健全农业经营体系；四要改革财政体制，实现城乡资源均衡配置；五要以“还权赋能”为重点，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学术界对这一战略展开了广泛探讨。目前，学者们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主要围绕它的内涵、意义、提出的原因、路径选择、应避免的误区、对其总要求的理解等方面展开。

1.关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

就如何理解乡村振兴战略，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乡村振兴与之前“三农”方针政策相比，它的创新性与发展性何在？二是乡村振兴要振兴的对象是什么？三是乡村振兴战略与其他几个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包括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城镇化等之间的联系。

就乡村振兴战略对之前“三农”方针政策的发展而言，学者们大多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之前“三农”方针政策的发展与超越，表明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陈文胜指出，要从城乡统筹向城乡融合转变、从“四化”同步发展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转变、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变来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罗心欲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做出了由“四化”同步发展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性链接，宣告了由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性转轨。

就乡村振兴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学者们大多认为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方面。郭晓鸣等人认为，乡村振兴不仅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还包括实现农村现代化；不仅包括产业的振兴，还包括文化、教育、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振兴。韩俊指出，乡村振兴是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是乡村的全面振兴。

就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的关系而言，学者们大多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并不是用乡村振兴战略来取代城镇化战略，乡村与城市是命运共同体，乡村振兴战略与城镇化战略要双轮驱动、共同推进。但是具体而言，学者们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各有侧重。一部分学者强调，城镇化对乡村振兴有引领作用。例如，黄祖辉（2018）强调城镇化对乡村振兴有引领作用，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非意味着我国城镇化战略将放缓，恰恰相反，应以新型城镇化战略来引领乡村振兴。另一部分学者强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必须共同推进、一起发力。例如，韩俊指出，没有城镇化的发展，“三农”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这并不代表城镇化水平提高了，“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无论城镇化发展到哪一步，都会有大量农民生活在农村。乡村振兴战略不是要否定城镇化，也不是要抑制城镇化，乡村振兴与城镇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陈锡文强调，我国城镇化仍在继续，乡村振兴不能取代城镇化。他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不排斥城镇化进程。我国推进现代化必须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

就乡村振兴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而言，学者们大多认为乡村振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李周，2018；张晓山，2017；许经勇，2018）。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例如，韩俊指出，不能简单地讲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它的内涵更为丰富，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就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关系而言，韩俊指出，打好脱贫攻坚战，本身就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摆脱贫困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则有利于巩固脱贫成果，为实现农民富裕奠定基础。刘奇指出，脱贫攻坚主要是为我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基础，乡村振兴是为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基础。吴宝国指出，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互相支撑，两者都是我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定的国家战略。前者立足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者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一方面，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就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而言，韩俊指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任务。陈锡文指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对农业生产状况而言的，是产业兴旺的重要内容。因此，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王文强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长期性战略，是实现全面现代化过程中始终需要贯彻的战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突破口。

2.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原因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原因，学者们主要从其理论逻辑、特殊国情、现实背景、国际借鉴四个方面来阐述。其中，理论逻辑主要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城乡融合的历史趋势等角度来阐述；特殊国情主要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民大国的角度来阐述；现实背景主要从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实现现代化等角度来阐述；国际借鉴主要从发达国家建设乡村的背景及取得的成效，以及拉美国家由于没有解决好城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农村衰落问题而产生的严重后果两个方面来阐述。学者们从上述众多原因中的几点出发，重点论述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原因。

陈锡文指出，现阶段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两方面原因在于：从基本国情来看，我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众多，决定了乡村不能衰败；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农村“空心化”等特征决定了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李国祥指出，要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吸取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乡村衰落的教训、破解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的现实难题三个方面来理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叶兴庆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需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需要、是具备条件启动实施的国家战略、是对其他国家经验教训的借鉴。郭晓鸣等人分析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契合了工业化城镇化与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着眼于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现实。王亚华和苏毅清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既是对过去农业农村发展战略的提升，也是对乡村衰落这一世界性难题的及时响应。孔祥智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是为了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陈龙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破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落铁律、深化城乡发展规律、破解城乡二元格局的必然选择。孙海燕和孟宪生认为，走乡村振兴道路是顺应新的历史方位研判的必然要求，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需要，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也有学者从某一角度出发，重点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原因。例如，温铁军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为了应对当前的输入型危机。当前我国面临着输入型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国家需要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而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国家通过对农村的大规模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

3.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学者们主要论述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中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乡村振兴战略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农”理论；实践意义则表现在其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张红宇从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顺应了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刻反映了实现强国梦的必然要求三个方面概括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意义。范建华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曾福生和蔡保忠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美丽中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

4.关于乡村衰落的原因

关于我国乡村衰落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从政府和市场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例如，姜德波和彭程认为，我国乡村衰落现象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历史积淀的问题，还是国家在发展战略方面过分偏重工业和城市的结果。

有的学者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体制机制障碍和市场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例如，付翠莲指出，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有：一是受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及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的影响；二是由于农业农村为支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做出了巨大牺牲；三是市场机制作用下，农村各要素不断流失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还有的学者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例如，张占斌和黄锟指出，我国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城市资源要素“下乡”存在各种壁垒，使得我国资源要素长期向城市单向聚集，从而导致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可以得出结论，即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工业化发展客观规律使然；二是受到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市偏向政策的影响；三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四是当前体制机制障碍阻碍了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从而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5.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

关于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推进路径。有的学者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出发，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例如，孙海燕和孟宪生提出，实现乡村振兴，要以健全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为根本动力、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为有力支撑、以文化复兴为重要灵魂、以和谐化的农村生活共同体为主要依托、以绿色发展为坚实基础。邢成举和罗重普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按照“20字方针”进行规划。为此，他们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路径：①发展农业新业态；②做好乡村能源结构工作；③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④创新乡村治理体系；⑤做好脱贫攻坚和低收入群体增收工作。

有的学者从制度完善的角度，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例如，张红宇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包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经营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

有的学者从综合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框架。例如，罗必良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地、钱”是主线，体制机制是保障，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是路径，城乡分工体系和新型农业体系是核心，协调平衡发展是目标。彭万勇、王竞一和金盛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有效处理四大任务：①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振兴乡村；②以牢牢端稳饭碗为底线振兴乡村；③以农业全要素改革为抓手振兴乡村；④以人才队伍建设为驱动振兴乡村。

有的学者从当前乡村发展面临的障碍出发，在总结新农村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措施。例如，朱启臻通过梳理乡村振兴战略的障碍因素，提出通过扭转单向城镇化趋势，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认识乡村学校的重要性，完善乡村教育体系；克服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盲目性，把握农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农家院落价值，深化乡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等方面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6.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避免的误区

有的学者从综合的角度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该避免的误区，这些误区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的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关系、乡村发展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乡村发展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等。叶敬忠指出，乡村振兴不是“去小农化”、不是乡村过度产业化、不能盲目推进土地流转、不能消灭农民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应轻视基层的“三农”工作。李国祥指出，要避免把现代农业建设完全等同于乡村振兴，把现代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彻底割裂，把推动乡村振兴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对立起来，只注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忽视小规模农户的参与，只注重树立“典型”、让少数乡村“亮化”而忽视全面乡村振兴等倾向。

针对目前出现的乡村分化，学者们强调，乡村振兴应该是对广大一般农村的雪中送炭，而不是对少数富裕村庄的锦上添花。贺雪峰认为，必须注意当前农村地区的分化、农户的分化与农民个人生命周期的分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要对发展较好的乡村进行锦上添花式的建设，而是要为广大中、西部地区一般农村雪中送炭；也不是要为具备进城能力的农民提供更多利益，而是要为不具备进城能力的农民提供在农村的良好生产生活条件。乡村振兴战略尤其不能为城市富人下乡提供市场通道。郭晓鸣与贺雪峰的观点一致，他也强调，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绝不能单纯是选择性的锦上添花；相反，乡村振兴应更加关注乡村衰退严重的地区。

还有学者指出，由于我国各个乡村经济基础、地理条件等差异较大，相关部门在制订乡村振兴发展规划时应该避免“一刀切”，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郑风田和杨慧莲指出，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与文化环境多样，各个村庄之间具有异质性特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很难笼统地、不加区分地分析村庄振兴与发展的适应性策略，而要在深刻理解村庄异质性特征的基础上制定差异化的乡村振兴策略。韩俊指出，乡村分化是一个必然趋势，要根据不同乡村的发展条件，制订具有前瞻性的村庄发展规划。乡村规划要做到分类指导、精准施策，避免“一刀切”。

7.对乡村振兴总要求的理解

有的学者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进行了对比。例如，廖彩荣和陈美球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体现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征，体现了农业农村发展的新阶段、新任务和新要求。叶兴庆认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是在我国刚刚实现总体小康、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当时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目标既要鼓舞人心又不能让人感到高不可攀。如今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总要求是在我国进入新时代且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目标需要与国家现代化目标对标。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要求农业农村经济更加全面繁荣发展；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要求持续促进农民增收；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要求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要求健全现代乡村治理新体系。“乡风文明”虽然保留了字面上的一致，但是要求更高了。

也有学者论述了乡村振兴总要求之间的联系。例如，党国英指出，生活富裕的前提是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也是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重要基础，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水平的提高也有密切关系。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主要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城乡发展的设想、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理论、城乡空间二元结构理论、城市分散发展理论等。

（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城乡发展的设想

早在16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就在《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一个城乡融合发展的理想王国。在这一王国里，人人平等，农村没有固定的居民，种地由城市居民轮流进行，收割也由所有城市居民一起完成。社会财产实行公有制和按需分配，农村人可以直接到城市获取工业品，城市市民也可以直接到农村获取农业品。莫尔描绘的这一王国实际上是对当时英国圈地运动背景下农民土地被侵占所导致的流离失所状况的批判和反映。虽然他描绘的乌托邦只是一个空想，但是却提供了一个城乡融合发展的雏形。

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城乡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并提出未来要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社会的构想。傅立叶（1827）设想未来将建设一个“法郎吉”的社会，欧文（1979）则构建了一个“新协和村”的理想社会。他们所构建的都是一个城乡融合发展、人人平等且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

但由于时代发展局限，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看到了城乡对立产生的种种不和谐局面并设想了一个城乡融合发展的未来社会。又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城乡对立的根源，也没有找到未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所以他们的这些想法只是一种空想。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已经表达了一种城乡之间要实现协调发展的思想，为后来的城乡发展理论提供了借鉴。

（二）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理论

1954年，刘易斯在其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首次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他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现代工业部门。而工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应该集中精力优先发展工业，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发展中国家也就实现了经济的整体提升，经济发展就由“二元”转化成“一元”。刘易斯模型提出之后，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其进行了发展，其主要贡献在于肯定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农业不仅可以为工业提供劳动力，还可以为工业提供农产品。如果排斥农业部门的发展，最终也会影响工业的发展，因此他们强调农业与工业应该平衡发展。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城市失业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两者并存的现象，这是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无法解释的。这时，托达罗提出了“预期收入”的概念，用来解释这一现象。托达罗提出，只要预期收入大于农村平均收入，农村人口就会向城市转移，但预期收入不等于实际收入。为了将城市失业控制在一定范围，托达罗主张通过制定乡村发展战略、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来抑制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在《剩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不同于刘易斯模型的一个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把二元经济的研究重点由剩余农业劳动转向了剩余农业产出。与刘易斯的观点不同，乔根森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提供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而在于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而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分工决定了农业劳动剩余，如果农业劳动力不足，就不会有农产品剩余，那么所有人就必须在农业部门就业。只有出现了农产品剩余，才可能让部分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就业。此外，乔根森认为，农业部门中不存在零值劳动力，任何农业劳动力的投入都会增加农业产出。

（三）城乡空间二元结构理论

1950年，佩鲁在其发表的《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一文中提出了“增长极”这一概念，并提出了不同于地理空间的经济空间。佩鲁指出，经济增长并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极上，其次是通过不同渠道向其他地区扩散，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之后，佩鲁又在1961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的经济》一书中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佩鲁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均衡地分布在每一个地方，如果某地区经济增长较快，不仅能够促进本地的经济增长，还能带动周围其他地区经济增长，那么这个地区就是增长极。国家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放到这些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发展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按照这一理论，在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中，城市就是增长极，因此国家应该将有限的资源放到城市，优先发展城市，通过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政策与“二元性”》一文中提出了“极化—涓滴效应”理论，后又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对这一理论做了详细阐述。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这种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增长的伴生物和前提条件，而长期的地理渗透作用会减少这种发展不平衡。他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称为“北方”，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称为“南方”。北方的发展会对南方的发展产生两种影响：一是由于北方就业机会多、工资水平高、投资机会多、回报率高，会吸引南方的资金和人才向北方流动，从而加速南方的落后，拉大南、北方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极化效应”；二是北方的经济发展会产生辐射作用，带动南方经济发展，从而缩小南、北方经济差距，这就是“涓滴效应”。在城乡关系中，城市就属于北方，乡村则属于南方，城市的发展不断吸取农村的人才、资金，对农村产生“极化效应”，同时城市的发展也会带动乡村发展，产生“涓滴效应”。国家应该采取措施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涓滴效应”，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并用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解释了城市对周边农村的双重影响，即“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缪尔达尔认为，受市场作用的影响，城市由于基础条件较好不仅刚开始发展较快，而且以后也会发展得越来越快；相反，农村由于各方面条件较差，受到各种制约，发展会越来越慢。因此，市场的作用是会拉大而不是缩小城乡差距，这就是“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与赫希曼一样，缪尔达尔也将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对农村的影响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因为良好的发展基础而吸引农村各要素向城市流动，从而产生了拉大城乡差距的“回波效应”；另一类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了各种“城市病”而使城市的优势逐渐弱化，各要素开始向农村流动，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缪尔达尔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应该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一方面优先发展城市，通过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支持农村地区的发展。

“中心—外围”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于1966年在《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提出。1969年，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极化发展理论》中，又进一步将这一理论用于分析城乡之间的非均衡发展。他解释了一个区域如何从相互孤立的发展变为相互联系但是不平衡的发展，并最终到相互联系且平衡发展的过程（Friedmann，1967）。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区域都可以分为中心区和边缘区，其中中心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聚集区，边缘区是中心区四周的区域。在整个区域中，中心区处于主导地位，边缘区处于被支配地位：一方面，中心区从边缘区汲取生产要素并产生大量创新，促进中心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创新又会向边缘区扩散，促进边缘区的发展。弗里德曼将这一理论用于分析城乡关系，则城市就是中心区，农村就是边缘区：一方面，城市从农村汲取资源并促进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城乡人口的流动以及政府制定的政策也会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发展，最终边缘区和核心区的界限会逐渐模糊直至消失。

（四）城市分散发展理论

19世纪末，针对英国出现的城市人口拥挤、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于1898年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提出了他的田园城市理论。所谓“田园城市”，实质就是城市与乡村的结合体。霍华德认为，城市与乡村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城市的优点在于就业机会多、工资高、基础设施完善，缺点是工作压力大、时间长、上班距离远；乡村的优点在于空气质量佳、生态环境好，缺点是工资低。为此，国家应该把城市的优点与农村的优点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田园城市”。此外，霍华德认为，城市人口过多会引起城市环境恶化，因此城市的规模必须加以限制，如果超过了一定范围，就需要建立新的城市。霍华德的这一理论还被英国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所实践。

20世纪30年代，美国建筑师F. L.赖特提出“广亩城市”的设想。赖特认为，现代拥挤的城市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了，而交通条件的改善为建立分散的城市提供了可能。他在1932年出版的《消失中的城市》中提到，未来城市应当是无所不在又无所在的。在《宽阔的田地》一书中，赖特正式提出了“广亩城市”的设想。所谓“广亩城市”，就是把集中的城市分散在一个地区性农业的网格上，形成一个分散的、低密度的城市网络。赖特认为，分散的城市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不需要刻意地去建设“广亩城市”，因为“广亩城市”将自己建造自己，并且完全是随意的。

1942年，沙里宁出版了《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一书，并阐述了他的有机疏散理论。该理论主张通过疏散大城市的方法来解决由城乡拥挤而产生的各种“城市病”。沙里宁认为，城市的过度集中会产生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城市病”，进而导致城市衰败，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疏散城市使城市得到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有机疏散理论主张，重工业和轻工业应该布局在城市外围，城乡中心应该增加绿地，日常生活的区域应该集中布置，不经常活动的区域应该分散开来，这样可以缓解交通紧张。

1989年，美国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在其著作《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中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该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芒福德主张通过建立“区域城市”来分散大城市的压力，“区域城市”既可以缓解交通拥挤、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等各种“城市病”，还可以满足人们对大自然的需求，使荒郊野外也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20世纪末，亚洲一些城市周边出现了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的现象，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吉发现了这一现象，并于1991年在《亚洲城乡一体化区域的出现：扩展一个假设》一文中将这一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称为“Desakota reigion”。“Desakota”的意思是“城乡一体化”，麦吉用这个词来描述城市周边出现的城乡交接地带。麦吉通过对亚洲一些地区的研究发现，在城市的周边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界限日益模糊的城乡交接地带，这一区域融合了城市和乡村的特点，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或“乡村”，而是两者融合的产物。麦吉的Desakota模型对传统的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单一城市化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认为可以实现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

三、简要评述

以上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城乡关系、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丰硕，对当前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已有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未来，我们还要不断完善现有理论，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国内研究的贡献和不足

1.国内研究对我国城乡发展的贡献和不足

国内学者对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对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某些方面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重合性。比如，三者在评价指标、动力机制、发展模式、推进策略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共性。这一方面是由于三者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共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学者在对这三者进行研究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三个概念做了明确区分，有些研究是将这几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的。但是总体来看，国内研究范围广、成果丰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受国家发展战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城乡发展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即我国不仅存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存在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逐渐加大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力度，先后提出城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融合等战略，但是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政府主导性较强、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问题，也没有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使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第二，对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模式、评价指标体系、动力、推进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总结，为当前研究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奠定了基础。第三，对如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主张，包括如何创新体制机制、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等。

但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三者的概念界定不足。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都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现实问题。“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三者在相关文献中提出的时间不同，背景也不相同，对它们的理解一定要回到它们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去，与当时我国城乡发展现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二是鲜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进行阐释的。当前学术界主要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来解释我国城乡融合发展问题，而我国城乡融合是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提出来的，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三是对城乡融合发展所涉及的很多问题的研究还不深入。虽然“城乡融合”很早就被提出来了，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当前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很多问题的研究还不深入，如究竟应该如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及如何推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如何准确把握城乡融合发展中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地形地貌特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应该如何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等。

2.国内研究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贡献和不足

当前，国内对如何理解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原因及背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乡村衰落的原因、乡村振兴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避免的误区、如何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成果颇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原因及背景。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理论原因，学者们主要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城乡关系演变的一般趋势两个角度展开。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现实背景，学者们主要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等角度来论述。第二，对当前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很多学者都认为，当前我国乡村发展面临的挑战是综合性、复杂性和深层次的。农村落后的表现在于农村人口空心化、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村产业发展落后、乡村传统文化衰落、乡村治理困难、乡村生态环境破坏等方方面面。鉴于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要多管齐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第三，对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政策主张。这些政策建议涉及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包括如何解决“人、地、钱”的问题、如何按照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如何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等。第四，从多个角度总结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和应避免的一些误区，包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扶持小农户的关系、乡村发展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乡村发展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等。这些研究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对今后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由于乡村振兴不仅是一个新课题，还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当前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本书认为，仍有以下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第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很多学者提出我国城乡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与之前相比存在哪些质的变化？第二，乡村振兴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所有领域都让市场决定，解决不了乡村衰败难题，甚至可能会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要素具有趋利性。那么，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区分不在于两者孰强孰弱，而在于两者的边界划分，即哪些领域应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哪些领域应该让政府发挥作用。第三，《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把当前乡村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搬迁撤并类四种，提出要分类推进乡村发展。那么，针对这四类不同类型的乡村，每一类具体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学术界还未展开深入研究。第四，我国农村数量庞大，要了解我国农村发展的整体状况，需要数据支撑，少数个案代表不了当前农村发展的整体状况。这方面由于统计难度大，单靠个人力量难以对我国乡村展开全面的调查与研究，因此当前研究对我国乡村发展的整体情况还缺乏准确、全面、客观的认识和把握。第五，乡村振兴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当前乡村发展究竟面临哪些困境，如何具体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靠想是想不出来的，必须深入乡村，开展调查研究，了解乡村发展的客观情况和农民的真实想法及需求。比如，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效果如何？仍存在哪些困难？农民对乡村振兴有哪些想法和建议？了解这些问题必须深入实际。但当前理论界对乡村振兴的调查研究不多，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对乡村振兴展开全面性的调查研究。

（二）国外研究的贡献和不足

1.国外研究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贡献和不足

国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城乡对立的根源以及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城乡对立的理论根源，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导。刘易斯（1954）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为工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拉尼斯和费景汉（1961）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发展，肯定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农业除了为工业提供剩余劳动力之外，还提供农产品，因此必须重视农业部门的发展。乔根森（1967）则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对二元经济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刘易斯不同，乔根森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在于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托达罗则分析了城市失业问题，认为要减少城市失业，不能靠扩大城市就业，而必须发展农村。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很多政策建议都被一些发展中国家所采纳，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以我国为例，刘易斯模型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的放开，我国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解决“三农”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拉—费模型和托达罗模型都强调农业农村的重要性，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加大“强农、支农、惠农”力度，彻底改变了农业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可见，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不可避免地受到理论家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影响，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刘易斯模型忽视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也不符合现实，且难以解释城市失业现象。拉尼斯和费景汉也忽视了城市失业问题。乔根森关于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零的假定在实际中并不存在。此外，国外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都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备的要素市场的基础上，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在实际过程中，城乡要素流动不仅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政策、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要比二元经济理论所描述的过程复杂得多。尤其在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开始市场化改革，且改革进程较慢，直到党的十四大才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可见，长期以来，我国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在要素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家政策对城乡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不完全适用于我国，我国城乡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我国城乡关系的研究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

2.国外研究对城乡空间二元结构理论的贡献和不足

城乡空间二元结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不是均衡地分布在所有区域，核心区或增长极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其他地区，它们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扩散作用。国家通过找准经济增长极或核心区，充分培育它们的发展能力，提升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整体提升。在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中，城市属于核心区或增长极，即赫希曼所说的“北方”，农村则属于落后地区，即赫希曼所说的“南方”。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发展会产生两种效应：“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涓滴效应”即城市发展会带动农村发展，“极化效应”即生产要素会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而拉大城乡差距。但是最终，“涓滴效应”会大于“极化效应”。所以城乡空间二元结构理论强调支持城市的发展，通过城市的带动作用来促进乡村发展。这一理论在实践中被一些发展中国家所采用，发展中国家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支持城市发展，实施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从而尽快改变了落后面貌，实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但城乡空间二元结构理论也有一定的缺陷。它过分强调城市的主导作用，对农村的重视不够，一些学者认为它属于“城市偏向”理论。尤其是随着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必须适时做出改变。如果一味地强调城市的发展而忽视农村的发展，会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最终也会影响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3.国外研究对城市分散发展理论的贡献和不足

从16世纪到20世纪，国外学者都对未来城乡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并提出了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模式。莫尔早在16世纪就设想了一个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可以称得上一个伟大的设想。虽然受时代局限，他没有科学地揭示城乡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他设想的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在当时看来，已经是一个伟大的设想。19世纪末，霍华德基于伦敦城市扩张所造成的环境恶化、住房紧张等问题，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强调从科学、健康的角度来建设城市，城市规模不能无限扩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加以限制。城市与农村要结合起来，让人们既可以享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也能感受到农村的魅力。这一理论对当前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如当前各地在制订城乡发展规划时都会考虑城市的承载力，避免城市无限扩张。但是这一理论也有局限性，它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由于城市扩张所产生的各种“城市病”，而农村景观只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一种辅助手段。如今我们不仅将农村作为城市发展的附属，更强调农村与城市地位平等。麦吉（1991）提出的Desakota模式有别于传统西方国家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单一城市化模式，它强调城市与乡村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Desakota模型至今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如当今我国已不再单一强调城镇化，而是把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以实现城乡融合。总而言之，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将城市与乡村联系起来，提出了不同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有些还在实践中被采纳，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