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交织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本书采用以文本为主的研究方法。众所周知，中国和欧洲都有悠久的文本传统，经书典籍及其评传注疏在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影响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种知识论述的发展。因此，本书将重点关注这些经典的历史资料，研究它们是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逐渐被注疏文本补充，并与之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十六、十七世纪还展示出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当时的两个大陆都在经历图书市场的快速发展。这场中国和欧洲的相遇所具备的另一个特点，正是二者都已经拥有发达的刊刻和图书文化。图书的商业化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书籍种类——包括历史类作品，这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对象。

对欧洲版本的中国历史展开分析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这看上去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传教士们是根据哪些资料来撰写中国历史的？但事实证明，回答这个问题要比原先预计的困难得多。例如，冯秉正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在扉页上显示它是《通鉴纲目》的译本。实际上，这个副标题在三个方面具有误导性。首先，冯秉正书中所涵盖的历史要比朱熹（1130—1200）的《资治通鉴纲目》所涵盖的更长。《资治通鉴纲目》里面囊括了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的中国历史，而冯秉正追溯到最早的上古时期，并且一直写到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年间。第二，它不只是为朱熹的书做翻译，因为冯秉正也使用了其他的历史资料，虽然很难一一确认这些作品。之所以很难辨认，是因为其中一些作品，比如明末学者南轩所写的通史，或诸如“纲鉴”类史书这种广为流传的体裁在十八世纪非常普遍，但在今天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中却很难找到。最后，至少就作为《通鉴纲目》的译本这一点来说，冯秉正所参考的主要底本似乎不是汉文版本，而是满文版本。冯秉正的作品与朱熹的著作之间存在这些差异，而这些差异告诉我们，在对文本的内容进行分析之前准确识别文本的来源是多么重要。

事实上，本书第一部分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资料来源的文本谱系和出处，我也将从文化间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选择这个切入点，是因为耶稣会传教士所参考的资料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他们自己编纂的、寄往欧洲的作品，也能给予我们一些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当时，即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类作品是怎样写成的。传教士们不光使用了写于宋代、已成为经典的史书，而且还使用了十七世纪以来许多新近辑录或编撰的作品。当时在欧洲，历史学（ars historica）正处于全面转型的时期，传教士他们来自这样的背景；与此同时，他们在中国遇到的情况是，新的历史学方法也已经出现。他们参考了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作品，即纲鉴类的文本——这些资料后来显得微不足道甚至被遗忘，是由于十八世纪末编修《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将其淹没。因此，本书的研究不仅格外关注欧洲的一手资料（包括刊印品和手稿文本），也关注属于纲鉴类文本的资料。

诚然，做出这一选择的部分原因也是基于搜寻资料的方法，是这个研究过程本身逐渐塑造了本书的主题。在试图寻找耶稣会士记述中国历史和纪年所参考的中国文献时〔10〕，我最初犯了一个常见的错误，我追踪的方向是形成于汉代或宋代的主流历史著作，如《史记》或《资治通鉴（纲目）》。经过几年的研究之后，我才得以确定，纲鉴类作品是耶稣会士使用的主要资料之一。接下来，在编纂《四库禁毁书丛刊》时被查禁和销毁的书籍得以再版，这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四库禁毁书丛刊》是1997年出版的，但多年后才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图书馆里。）随后我还发现，纲鉴体的文本是明末清初最常见的通史类作品之一。然而，有关纲鉴体著作的二手文献数量有限（仅有一些中文和日文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英文的研究〔11〕），这个现象与纲鉴类文本在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和目前已知文本的版本数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我所知，当时有120多个版本（我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查到其中的80多个版本），其中一些版本至今仍在重印。此外，纲鉴体文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例如，它们曾经作为备考资料在准备科考的学生手中广泛传播，也曾一度成为（历史）小说的主要灵感来源。纲鉴体文本也是第一批被翻译成满文的历史作品。我对这个课题研究得越多，产生的新问题也越多——比如，这类文本与晚明识字率的提高有什么联系？它们与刊刻活动和图书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就纲鉴体文本的诠释力度这个方面来说，这些历史类的作品与其他同时代的出版物有什么共同特点？以及，它们与当时的科举考试和小说创作有什么联系？在探究这些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认识一下纲鉴体著作的文本本身以及它们与通史类著作之间的文本谱系。〔12〕由于缺乏这样的谱系，我经常发现自己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将史书编纂方面的创新归功于十八世纪初，而实际上，这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发生了）。在从文化间的史书编纂方法这个角度去审视这些文本之前，必须澄清这些重要问题。我充分意识到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是在做百科全书式的说明，但如果有从事其他研究主题的学者想要从这些文本入手——毕竟，这是个虽然曾被忽视、实则趣味无穷的史书编纂方法，我希望本书也能对他们有所助益。

关注资料来源不仅对确定文本的谱系至关重要，而且也是为了重建文本的交织过程。我在之前的研究中（如《礼仪的交织》一书）使用了“交织”（interweaving）这种表述，探讨过这个比喻的优点和缺点。〔13〕就像文化借鉴的其他形式一样，为他者的文化书写历史也好像那种制作纺织品时发生的交织——许多不同的丝和线以比较繁复的方式拉扯在一起。然而，“文本的交织”这个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赘述，因为“文本”（text）和“纹理”（texture）都基于相同的词源，来自拉丁文texere，意为编织、连接、配合、制造、构建、建造——这些本义、引申义也与汉字的“经”相似，后者既用于表示经典著作，也用于描述纺织品的经纱。对于讲述中国历史的中国著作和欧洲著作来说，文本的各个部分就像纺织品的一股股、一缕缕丝线一样连接在一起。本书的第一部分专门分开讨论这些中国和欧洲的文本，它们分别是经线和纬线；然后，这些经纬结构交织在一起被掺入传注疏义类的文本，本书会在第二部分中讨论。而且，汉文和满文的文本自身也是脱胎于本土文化里悠久的文本交织的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文本的交织”（interweaving of texts）与“文本互现”（intertextuality，即文本间的互相引用或指涉）非常相似。本书会交替使用这几种表达方式——“文本互现”或“文本间的互相引用或指涉”更强调一份文本的具体特征，而“交织”涉及的是多个文本或观点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互动过程和鲜活的状态。的确与《礼仪的交织》当中的分析相似，在讲述中国历史的中国著作和欧洲著作里，文本的句段篇章就像纺织品一样丝丝缕缕地连接起来。这种文化间的文本互现（intercultural intertextuality）将是本书的核心。〔14〕相比之下，《礼仪的交织》主要是关于外域的丧葬礼仪如何掺杂进入中国的仪式当中，但本书的方向将是相反的：中国的历史文本和讨论如何进入欧洲人讲述中国历史的著作当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分两个步骤。首先，重点是中国文本，它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互相引用或指涉的特征，不同文本彼此穿插、进行对话，形成了同一语言和文化当中非常悠久的文本互现的传统。然后，重点将转移到另一个层面，即这些中国文本向欧洲语言和文化中的著作传递信息、并与之展开对话。虽然“中国”和“欧洲”有时会作为相对的两方而存在，但从一开始就应该强调，双方文化都具有丰富多样的特征。本书中提到的欧洲人来自不同背景，他们不仅代表了自己母体文化的多样性，在探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他们还经常同时利用汉文和满文的资料。其实，早在这些满文资料出现在欧洲之前，它们本身就代表着，关于历史的对话已经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发生了转移。本书关注的正是这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在中国传统中发生对话，第二步即转向欧洲文本。厘清这两个步骤之间的互动非常重要，因为本书的一个主要信念就是，向欧洲转移的那场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之前发生在中国的对话所决定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对中国背景下的文本交织给予重点关注。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更多地关注文本互现基于文本形态的各种表现方式（如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直接引用或隐性指涉）。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关注的对象将转移到内容上（如作者们在解释神奇生子记的时候，如何与已然存在的、早先对这些故事所作的诠释进行对话，他们如何通过这些对话来形成自己对该故事的理解），当然，内容本身显然是离不开文本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