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自雷丁监狱
1897年1—3月
亲爱的波西：
经过漫长和徒劳的等待之后，我决定主动写信给你。此举既是为你着想，也是为我自己着想，因为我不乐于看到，在漫长的两年监禁期满后，还是收不到你写的一行字，或是得不到任何你的消息或口信（那些让我伤心的不算）。
你我那段命运坎坷和最可哀可叹的友谊已经随着我的身败名裂而结束，但往日的情谊仍常常在我的记忆里浮现。一想到自己心中那个曾经被爱充满的地方就要被厌恶、怨尤和鄙夷永远占去，我就满怀忧伤。我想，你自己心里一定也清楚，你与其未经我允许就发表我的书信，与其未问过我便把你的诗集题献给我，倒不如写封信给牢里孤孤单单的我，这会让我更加受用。不过，当然，那样的话，世人便不会知道你选择来回应或叫屈的是哀伤还是热情的言辞，是悔恨还是冷漠的言辞。
因为这封信不免会谈到你的人生和我的人生，会谈到过去和未来，会谈到一些美事如何变成苦事，以及一些苦事如何可能在未来变成欢欣，我毫不怀疑有好些内容会深深刺伤你的虚荣心。果真如此的话，你就应该把信一读再读，直至它把你的虚荣心杀死为止。假如你认为它对你的指控有不公之处，那就应该记住：若我们还有足够的清白可以受到不公指控，便应该感谢上天。假如信中有那么一段话能让你涌出眼泪，那就哭吧，像我们狱中人那样尽情痛哭（监狱的白天和夜晚都是专为眼泪而设）。哭是唯一可以拯救你的方法。如果你不这样做，反而跑去找令堂告状（上次你得知我在写给罗比[1]的信中数落你之后便是如此），让她哄你捧你，使你回复到沾沾自喜或自负的原有状态，那你就定然被毁。如果你现在找到一个借口，便很快会找到一百个借口，让自己安于当那个原来的你。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认为（就像你在回信给罗比时说过的），我是把“一些莫须有的动机”加之于你？唉，我又怎会把什么动机加之于你！你的人生毫无动机可言，有的只是吃喝玩乐之思。要知道，“动机”是一种知性目标。还是说你会辩称，在你我交往之初，你还“少不更事”？但你的问题不在对人事懂得太少，而在懂得太多。少男年华犹如初露的晨曦和初绽的娇嫩花朵，但你很快被它那些纯洁清澈的光辉、它那些无邪的欢乐和希冀弃如敝屣。你用飞快的脚步从浪漫主义奔向了现实主义。阴沟和生长其中的东西让你着了迷。这就是当初你何以会惹上麻烦，找我帮忙，而我出于怜悯和善意，很不明智地（世人定义下的“不明智”）给予你帮助。你务须把这信好好读一遍，哪怕它的一字一句都可能像外科医生所用的火或刀那般，让细嫩的肌肤灼痛或流血。要记住，诸神眼中的蠢材和凡人眼中的蠢材大不相同。一个人即便对艺术流变或思想演进的种种一无所知，即便不懂得欣赏拉丁诗歌的华彩或元音化希腊语更丰富的音乐性，不懂得欣赏托斯卡纳式的雕刻或伊丽莎白时代的歌谣，照样可以充满最甜美的智慧。真正的蠢材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人（诸神专嘲笑或加害这种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曾是这种人。你当这种人迄今已很长时间，别再当了。不要害怕改变。最要不得的缺点莫过于浮浅。凡经过悟明的都会归正[2]。也别忘了，这信中任何读了会让你惨戚的内容，我下笔时的心情要更加惨戚。那“看不见的力量”[3]一向厚待你。它容许你只是像看见水晶里的阴影那样，看见人生怪异和悲惨的形状。美杜莎[4]的脸会让人变成石头，但你被容许透过一面镜子看她。你一直都可以在鲜花丛中自由自在地行走，不像我那样，失去了整个充满声光色彩的美丽世界。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我自责得厉害。以身败名裂者的身份穿着囚衣独坐在幽暗囚室时，我怪自己；在辗转反侧和睡睡醒醒的煎熬夜里，我怪自己；在漫长单调的痛苦白昼，我怪自己。我怪自己任由一段毫无知性成分的友谊主宰我的人生，任由一段不是以创造和沉思美丽事物为首要目标的友谊完全主宰我的人生。从一开始，你我之间便存在着巨大落差。你念中学时懒散度日，念大学时更甚。你不明白，一个艺术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一个作品质量仰赖强烈个性的艺术家），其艺术的发展需要以观念交流、知性氛围、安静、平和和孤独来灌溉。你对我写出的作品赞叹不已，你享受我每出戏剧首演之夜的辉煌成功和随之而来的盛大庆功宴，你也以（这是很自然的）身为我这样的杰出艺术家的密友自豪。但你不明白艺术创作需要哪些必要条件。我以下说的这个不是什么夸大修辞，纯粹是忠于事实的陈述：有你在我身边的全部时间里，我不曾创作出一行字。不管是在托基（Torquay）、戈灵（Goring）、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其他地方，只要有你在身旁，我便会灵感枯竭、创意全无。说来遗憾，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几个特定时段，你总是在我左右。
例如（这里只举众多例子的其中之一），在一八九三年九月，为了可以心无旁骛地写作，我特地在詹姆斯旅馆租了一间套房。事缘我答应过帮约翰·赫尔（John Hare）写一出戏，却过了交稿日期还没动工，被他不停地催。头一周你没来找我。你是因为你我对《莎乐美》译文的艺术价值意见不合[5]，负气不找我，光以写一些蠢信骂我为满足——这种事在你不是不常见的。结果，那周我写出《理想丈夫》的第一幕，连所有细节的润饰工作都全部完成，几乎可以直接拿来演出。但第二周，你又出现了，让我的工作近乎完全停摆。我每天上午十一点半便会到旅馆去，以便可以不受打扰地构思和下笔（因为我家里虽然宁静，仍不可避免会受到打扰）。但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因为你总是十二点坐马车到来，抽烟和拉我聊天直至一点半，然后我又不得不把你带到皇家咖啡厅或巴克莱餐厅吃午饭。连喝利口酒在内，这顿午饭总是持续至三点半。饭后，你会到怀特俱乐部休息一小时，再在下午茶时间准时出现，一直待到要换衣服吃晚餐。我们要不是在萨沃伊饭店就是在泰特街[6]吃晚餐。你总要缠我到午夜，非得在威利斯餐厅吃过消夜才会心满意足，觉得一天没虚度。这就是我在那三个月所过的生活，天天如是，唯一的例外是你出国那四天。然后，到了游程结束，我当然又得跑一趟，到加来[7]接你回来。对我这样心性气质的人来说，这种处境既荒诞又可悲。
你现在应该知道你是个欠缺独处能力的人了吧？知道你天性上汲汲于占据别人的关注和时间了吧？你缺乏任何维持知性专注的能力。你无法培养出“牛津气质”真是一件憾事，也就是说，你从来无法优雅地掂量不同观念的分量，对什么问题都是武断地下结论又坚持己见。这一切，加上你的欲望和兴趣只在享受人生而不在艺术，不只对你本人文化修养的长进具有摧毁性，也对我的艺术创造力具有摧毁性。每当我拿你我的友谊和我与一些更年轻朋友的交往相对比，便会感到汗颜。只有和约翰·格雷[8]或皮埃尔·路易[9]之类的朋友在一起，我才能说是真正在过生活（一种层次高得多的生活）。
你我的友谊带来了哪些可怕结果，这里暂且不说。目前我只想谈谈这友谊在其维持期间表现的质量。它给我带来了知性上的降格。你无疑也隐含着一点未萌芽的艺术气质，只可惜我认识你的时机不对（是太早还是太晚我也说不准）。每逢你不在左右，我的创作便会顺顺利利。例如，在上述提到那一年的十二月初，我成功说服令堂把你送出国，那之后，我重整我那支离破碎的想象力，人生也重归自己掌握，所以不但完成了《理想丈夫》剩下的三幕，还构思好甚至几乎写出了另两出类型完全不同的戏剧，一是《佛罗伦萨悲剧》（Florentine Tragedy），一是《圣妓》（La Sainte Courtisane）。可你突然回来了，在足以让我的幸福致命的情况下不请自来地再次出现。自此，上述两部作品便始终停留在未完成的状态，因为我再也无法重拾当初创作它们时的那种心绪。如今，你既已出版过一部你写的诗集，理应可以体会我所言不假。但不管你能否体会，这仍然是位居你我友谊中心的一个丑陋真理：只要你在旁边，我的艺术就会彻底被毁。一想到我曾任由你隔在我和艺术之间，我便无比汗颜和自责。你无法明白，你无法体谅，你无法欣赏，但我本无权指望你能够做到这些。你唯一感兴趣的是吃喝和闹脾气。你的欲望只是寻欢作乐——一些平庸或等而下之的欢乐。这些都是出于你性情气质的需要，至少你在想到它们的那一刻会觉得需要。我本该禁止你在未经邀请的情况下踏入我的房子或旅馆套房。我为自己的软弱毫无保留地责怪自己。一切只是软弱作祟。与艺术共处半小时比与你厮混一整天要让我有更多收获。在我人生的任何阶段，任何东西与艺术相比都微不足道。但就一个艺术家来说，软弱不亚于罪，因为软弱会瘫痪他的艺术想象力。
我还怪自己任由你把我带到经济上彻底崩坏的境地。我还记得，一八九二年十月初的那天早上，我与令堂在布拉克内尔（Bracknell）树叶渐黄的森林里对坐聊天。当时我对你本性的了解还甚少，因为你我有过的较长共处时间仅有两次：一次是我在你牛津的住处从周六待到周一，另一次是你在克罗默（Cromer）陪了我十天，其间我们一起打高尔夫球。我和令堂聊着聊着，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你身上。她指出，你的个性有两大缺点：一是虚荣心太强，另一是（用她的原话说）“对金钱的观念错得一塌糊涂”。我清楚记得我的反应是放声大笑。我万万没有想到，你的第一个缺点将会导致我身陷囹圄，第二个缺点将会导致我破产。那时的我认为，虚荣心是合乎年轻人佩戴的优雅花朵，至于“爱铺张”（我以为她指的不过是你“爱铺张”），我也完全没放在心上，因为我自己和家人从没有把精打细算和节俭视为美德。不过，与你交往了一个月之后，我便开始明白令堂的真正所指。你坚持要过一种挥霍无度的生活：你不断向我伸手要钱；你宣称你的寻欢作乐都要由我买单，不管我是否参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在财政调度上便陷入了严重困难。最要命的是，你的挥霍千篇一律且无趣透顶，无非是把钱花在满足口腹之欲或类似的事情上。不时就着一张被葡萄酒和玫瑰花映红的桌子用餐的确是乐事，但你的不知节制破坏了一切品位与雅趣。你以毫不优雅的方式向我索取，得到之后又从不道谢。你养成了一种心态，以为自己有权靠我的供养生活。你的胃口越来越大，最后乃至于在阿尔及尔哪家赌场赌输了钱，第二天便直接发电报到伦敦，要我把你输掉的数目存入你的银行账户，然后当成什么都没发生过。
从一八九二年秋天到我锒铛入狱那一天为止，我与你一起花和花在你身上的钱超过五千英镑。而这还只是付出的现金，记账的部分未算在内。知道这些，你就会对你坚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一点概念。你认为我夸张吗？那让我算给你听听。在伦敦，我普通一天的普通花费（包括午餐费、晚餐费、消夜费、娱乐费、马车费等等）是十二英镑至二十英镑，换算下来是一周从八十英镑至一百三十英镑不等。待在戈灵那三个月，我的开销（当然含租金在内）一共是一千三百四十英镑。就这样，我人生拥有的每项财物一步一步迈向了破产管理人手中。真是可怕。在那时候，“简朴的生活和高逸的思想”[10]当然并不是你能欣赏的理念，但你的铺张浪费对你对我都是一桩丑事。我记得我平生最愉快的其中一顿晚餐是与罗比共进的，地点不过是苏活区（Soho）一家小小的餐馆，而且价钱是以先令为单位，不像与你共餐时动辄以英镑为单位。我第一本对话录（也是最精彩的一本）就是从那顿晚饭里得到的灵感。它的观念、标题、处理手法和表现方式全都是来自一顿三法郎半的客饭[11]。但我不曾从与你共进的那些荒唐晚餐里得到过什么，有的只是太过饱腻和酩酊大醉的回忆。我老是迁就你的需求对你其实只有坏处。你现在明白了吧？因为我的迁就只让你更常索要——虽然不是每次都是出之以厚颜无耻的方式，但至少每次都是出之以毫不优雅的方式。有太多太多次，我在做东之时都毫无欢快或荣幸之感可言。你忘了你该做些什么。我不会说你忘了说些客套的道谢话，因为太客气会让亲密友谊变得拘谨。你忘了的是好朋友相处时应有的雅趣，是愉快交谈（古希腊人称之为τερπυόυ κακόυ）的魅力，是所有能使生活变得可爱的贴心举动——它们就像音乐那样，可以让万物和谐，让荒芜或死静之处被旋律充满。虽然你也许会觉得奇怪，我明明已经潦倒不堪，怎么还会计较一种羞愧和另一种羞愧的不同，但我还是得老实承认，那么愚蠢地在你身上撒钱，任你糟蹋我的钱财，这让我加倍羞愧。因为此举不但害了我自己，还害了你；也因为我竟由于庸俗的花天酒地而破产实在让人不堪。老天生我是另有他用的。
但我自责最甚的是任由你把我带到精神高度荡然无存的境地。人格的基础是意志力，我却让自己的意志力完全臣服于你。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真得不能再真。其中有几种原因，包括就像出于某种身体需要似的，你无休止地闹脾气，这让你的心灵与身体发生扭曲，使你变成一个别人不敢看不敢听的怪物；你遗传了令尊那种可怕的狂躁，这狂躁又驱使你不停写出一些让人反胃恶心的书信；你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是突然像癫痫发作那样大吵大嚷，就是板起一张臭脸，久久闷不吭声。我在许多信中都提过你的这些毛病（你从不把我的信当一回事，到处乱放，不是掉在萨沃伊饭店便是其他什么饭店，被人捡去。其中一封还落到令尊的律师手中，被当作呈堂证供）。在那些信中，我都不无悲情地恳求你（如果你当时了解什么叫悲情自会看出），我会要命地屈服于你与日俱增的苛索，正是上述你的种种毛病所导致。那是小性子对大性子的胜利，那是以弱凌强的范例，而正如我在一出戏剧里说过的那样，弱者的专制统治是“唯一可持久的专制统治”[12]。
我的屈服是无可避免的。在人生的每种关系里，我们都必须找出相处之道（moyen de vivre）。与你的相处之道是：要么全听你的，要么放弃你，再没有第三个选项。出于对你的爱（哪怕是错爱），出于对你性情缺憾的极大怜悯，出于我有口皆碑的好性情和凯尔特人怕麻烦的个性，出于艺术家对吵嚷场面和恶言相向的反感，出于我当时受不了别人恨我，出于我不愿生活的美被鸡毛蒜皮的事破坏——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事事向你让步。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你的要求、你控制我的努力和你的苛索变本加厉，越发不可理喻。你那些最委琐的动机、你那些最低下的口腹之欲、你那些最平凡的激情对你来说变成了别人必须遵守的法则，而为了成全这些法则，有必要时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让别人牺牲。因为知道大吵大闹总可以让你如愿以偿，你自然会（我相信几乎是不自觉的）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最难听、最下流的话都说得出口。但说到底，你并不知道自己汲汲营营的是些什么，不知道自己目标何在。出于盲目和无止境的贪婪，你吸尽我的才华、意志力和财富，占去我的整个存在。你把它拿走了。另一方面，在我人生最为关键和悲剧性的时刻，就在我要为我的荒谬行动踏出可哀可叹第一步[13]的前一刻，我又受到两面夹击：一方面是令尊在我的俱乐部里留了一张名片攻讦我，另一方面是你用一些恶心程度不遑多让的信挞伐我。在我任你把我拉到初级法庭申请那纸荒唐拘捕令那天早上，你又出于最可耻的理由给我写了一封最恶毒的信。夹在你们父子中间让我晕头转向。我的判断能力舍我而去，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容我坦白说，在你们的夹击下，我看不到有路可逃。我像脚步蹒跚的牛那样，盲目地走进屠宰场。会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犯了一个心理学的大错。我一直以为，在小事情上事事迁就你无伤大雅，因为一旦遇到大事情，我的意志力自然会重新振作，发挥出原有的威力。事实却不是如此。在前面所说的那个重大时刻，我的意志力完全不见踪影。人生其实无所谓大事小事之分，每件事都是同等的价值和同等的规模。我养成了事事迁就你的习惯（起初只是因为懒得计较），而这习惯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本性的一部分。在我不自知的情况下，它已经把我的性情定型为一种永久和致命的心态。这就是何以佩特[14]会在其散文集的跋里说：“失败源于形成习惯。”牛津那些笨蛋还以为他说这话是故意跟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唱反调，不晓得其中潜藏着一个莫大和可怕的真理。我无知地任你榨干我的人格力量，而“形成习惯”所带给我的还不只是失败，更是毁灭。你在精神层面对我的杀伤力甚于艺术层面。
拘捕令下来之后，一切当然便完全落入你意志的主导。当时，我本应留在伦敦听取律师的意见，冷静思考一下我是如何掉入自己布下的蠢陷阱（令尊至今还这样称呼它）的，但你硬要我带你到蒙特卡洛去玩。在那个天底下最让人反感的地方，你没日没夜地赌，赌场开到多晚便赌到多晚。因为我对百家乐缺乏兴趣，只有在一旁枯坐的份。你甚至不愿意抽五分钟空和我谈谈你和令尊所带给我的困境。我唯一的作用是为你支付饭店开销和为你补给赌资。只要我稍稍提到我即将面临的磨难，你便满脸不耐烦的表情。侍者推荐的一种新品牌香槟更让你感兴趣。
回到伦敦之后，那些真正为我着想的朋友都劝我走避国外，不要去面对一桩不可能打赢的官司。你却说他们是居心不良，又说我若是听从他们便会变成懦夫。你逼我留下来，逼我在证人席上用荒谬和愚蠢的伪证顶住一切诘问。到头来，我当然成了阶下囚，而令尊则成了当时得胜的英雄——还不只是英雄，更是不朽者。就像历史曾经出于什么滑稽原因而让克利俄（Clio）成为众缪斯女神中最不正经的一位，令尊也将以好父亲的形象永存于主日学校的读物里，而你亦会被媲美为婴儿撒母耳[15]。至于我，则会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与吉尔斯·德·莱斯和萨德侯爵[16]一类的人渣排排坐。
我当然早该摆脱你。我早该像人们抖掉衣服上的虱子那样，把你从我的生活中抖掉。埃斯库罗斯[17]最精彩的一出戏里有这么一段：一个大领主把一头小狮带回家养。小东西每逢大领主喊它都会眼睛一亮，又会摇头摆尾讨食物吃，让主人疼爱有加，不料这小狮长大后兽性复萌，把大领主本人、他的房子和财产全给毁了。我觉得我也是养狮为患。但我的错不在没有离开你，而在离开过你太多次。若是没记错，我固定地每三个月会结束你我的友谊一次，而每次你总是用哀求、电报、书信求我原谅，不然就是找你或我的朋友代为说项。就我所记得的，最早一次发生在一八九三年三月底，当时我们待在戈灵。那一天，当你负气走出我租赁的房子之后，我决计不再跟你说话，也决计无论如何不让你跟我在一起，因为前一晚你大吵大闹一通，让我反感之极。但你从布里斯托尔（Bristol）写信和发电报来求我原谅。然后你的导师[18]（他还没离开我家）又出面求情，说你有些时候真的控制不了自己，不是故意的；又说莫德林学院大部分人也持相同看法。于是我答应再见你一面，而我当然也原谅了你。回城的路上，你央求我把你带到萨沃伊饭店去玩。这对我而言确实是个致命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