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余闻西南有古国淫祀虫豸，贻笑于天下矣。
——清 费谌《江斋嘉话》
韩晋吾兄：
自上次南京之行后，我们已经有十年没见了。
还记得我们当年在学校羽毛球队的时候一起搭档双打吗？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啊！你知道吗，我的右手因一场车祸受了很严重的伤，所以连这点业余爱好都失去了。虽然不能再和你一起打羽毛球，但我一直拜读你写的推理小说，每每读完，内心都很是钦佩，也只有像你这样才思敏捷的人，才能创作出如此精彩绝伦的谋杀故事。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那位侦探角色不怎么讨喜，韩兄可以考虑重新开个系列，塑造一个新的主角。不过这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愚见，有冒犯之处请兄见谅。
我鼓起勇气，冒着或许会被视为唐突的风险，给你写下这封信，心中着实充满了歉意与不安。然而，在反复思量之后，我发现自己已陷入无处求援的境地。我想，像你这样聪明的人，一定能帮我解决眼前的麻烦。我之所以斗胆向你求助，是因为在我心中，你不仅是一位聪明人，更是一位乐于助人的朋友。当然，我深知自己的请求或许会给你带来不便，甚至可能让你卷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之中。因此，我并未期望你能够立刻答应我的请求，而是希望你能在耐心阅读完我所陈述的详细情况后，再根据自己的判断与考量，决定是否愿意伸出援手。如果你在了解了一切之后，觉得此事风险过大，或是超出了你愿意承担的范围，那么我将完全理解并尊重你的决定。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量与底线，我绝不敢强求。只愿你能知道，无论结果如何，我对你的敬意与感激之情，都永远不会改变。
但我还是要多说一句，这次的事件，是一个绝好的悬疑惊悚小说题材，说不定可以给你的创作带来一些灵感。你可能觉得我在危言耸听，别急，等看完我所写的事情再下定论不迟。
不知道你是否有印象，我的大伯耿道成是川东大学考古研究院的教授，从事古代滇黔文化的研究，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其中尤以对“罗氏鬼国”的研究在学界最为著名。五年前，大伯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时而狂躁，时而抑郁。他公开宣称自己发现了一个曾存在于滇南地区、迥异于中原地区文明的上古文明，并从历朝历代文献中找到了相关的记载。但由于那些文献材料过于零碎且不成系统，并未在学界引起波澜，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大伯精心策划的一场学术骗局。毕竟这种事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
比如，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前副理事长藤村新一，发现了东北宫城县筑馆町的上高森遗址，那里出土的七十万年前的旧石器，轰动了国际考古学界。之后，《每日新闻》的记者曝光了藤村的造假行为——那些“旧石器”是他自己埋进土里的。除此之外，像古阿兹特克人的水晶头骨、死海卷轴、皮尔丹人头骨、斐济美人鱼等，也都是人为炮制的骗局。
几年前，在杭州召开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大伯第一次提出了他的发现。此次会议是全国考古工作会学术活动之一，加上大伯，一共有四十五位考古专家、学者和考古项目负责人参加会议，共话中华文明历史。大伯在会上做了一场报告，首次公开提及了未被人发现的“滇南虫国”。
报告一出，就遭到了众多质疑，究其原因，是由于耿道成提出的假说，并没有决定性的物证，仅引用了一些古籍，而且这些古籍也并非信史，均是《仙事述闻》《幽怪录》和《菴舍琐语》这类志怪笔记。甚至在场的一位教授指出大伯引用的典籍中有一部是托古伪作。在排山倒海的反对声中，大伯并没有屈服，而是向与会者表示自己一定会找到“滇南虫国”的遗迹，来证明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过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
有趣的是，大伯这次的会议报告，虽然没有在国内考古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被哥伦比亚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斯·约翰斯顿（James Johnston）所认可。
约翰斯顿是哥伦比亚大学考古中心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东亚地区的上古史。他仔细阅读了大伯所列的典籍，发现这些史料尽管有许多被称之为野史和伪经，但所记载的内容，却非常一致。要知道，这些记载“滇南虫国”的典籍，成书年代最早的可追溯至西汉经学家娄甄的《南异录》，最晚成书的是光绪年间的学者时阿培所著的《具区述闻》，中间横跨了近两千年。约翰斯顿教授表示，很难想象这些史料仅是古代文人的“接龙”创作。多部古籍都提到了一本尚未被发现，又或许已经佚失的经典——《虫经》。这些笔记小说摘录其文字的内容相似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基本可以认定这部《虫经》曾经存在于世。
根据这些典籍的记载，约翰斯顿教授推测，古代云南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名为“虫落氏”的鲜为人知的部落，他们在这里秘密地繁衍生息，到了汉代被西南地区一个叫姑缯的部落消灭了。在清末学者时阿培的《具区述闻》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古有滇南虫国，其俗禨鬼，多依山岩为丛祠。姑缯灭之，遂绝妖邪之怪。
可见，至少对于“姑缯”部落来说，滇南虫国的神话与宗教崇拜是“禨鬼”，令他们感觉“妖邪”。相传，滇南虫国起源于百越赤鬼国。当时鸿庞氏王朝中有位叫“灮[1]1”的巫师冥感虫神，写下《虫经》万言，并在国内散布神谕，甚至为其塑像。顾名思义，虫神的形象是以自然界中的昆虫为原型，形象骇人，不似正神，这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这种传播异教的行为也触怒了当时的赤鬼国王，于是便将其族人及其追随者驱逐出赤鬼国。无奈之下，巫师只得带着信众北上迁徙至滇南地区，将部落藏于群山之中，对外则自称虫落氏。这部分内容，在汉代学者娄甄的《南异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句町以南，诸山之间有虫民之国，其民食黍，穴居也。民能使唤蝇蝶，教弄虫蚁。山中有神，蜂首虺尾，名曰磐胡。其祠之：用一雄鸡，禳而杀之。
这段内容，详细描写了虫落氏当时的生活状态。
滇南虫国被姑缯起兵消灭之后，关于虫落氏的大量神话和传说流入中原，于是被当时的文人当成稗官野史记录下来。
约翰斯顿教授的声援并未在国内激起丝毫波澜。他们依然将大伯口中那神秘莫测的“滇南虫国”视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大伯本人，这位倾注心血于探索未知古文明的学者，竟被无端地贴上了“学术骗子”的标签，仿佛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编织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幻想世界。面对这样的不公与误解，我的内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愤怒。然而，理智告诉我，仅凭一腔热血并不能改变什么。一方面，我对大伯的研究领域确实知之甚少，无法提供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与网络上的喷子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无异于对牛弹琴，既浪费时间，又毫无意义。因此，我强忍住内心的怒火，从未在网络的喧嚣中发表过任何反对的声音，选择了沉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那些无理的指责。
但凡有幸深入了解大伯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为他的人格担保。他是一个极为严谨、诚实的人，尤其是在学术这片被他视为生命的圣地上，更是容不得半点虚假。在那段时期，负面评论如潮水般涌来，几乎淹没了所有理性的声音。舆论的力量是可怕的，一旦形成风向，便会有无数网友盲目跟风，用恶毒的言语进行攻击。而那些自媒体，为了博取眼球和流量，更是肆无忌惮地将大伯公布的宝贵研究材料断章取义，制作成一个个荒诞不经的短视频，以此来羞辱和贬低他。
这样的行为，不仅是对大伯个人极大的不尊重，更是对学术探索精神的亵渎。
数月之前，大伯为了证明自己，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考察，试图找到一些切实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不过这是一次非官方的考察行为，仅他个人只身前往，所以事先没有太过张扬。根据他的推断，滇南虫国的遗址应该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以西刀岗村附近的群山之中。谁知就在大伯抵达刀岗村一个多月后，噩耗传来——大伯被人枪杀了。当地警方调查发现，大伯在考察刀岗村神木庙时，被歹徒用私制的土枪从背后射击，子弹穿过颈动脉，大伯当场毙命。大伯没有子嗣，我父亲走得也早，可以说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小时候大伯常常带我去游乐园玩耍，还会带我去书店，给我买许多连环画。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从前和大伯的回忆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现，令我感到十分悲伤。
后来，我向公司请假，专程跑了一趟广南县公安局，在那边见了大伯最后一面。尸体已经高度腐烂，看不清面目，据说是死亡一个月之后才被发现的。关于那个持枪歹徒，广南县警方向我保证一定尽全力将其捉拿归案。但刀岗村实在太偏僻了，加之村里人口又少，根本没有人目击到案发的全部经过。刑警和我讲，这类作案随机性强的案件，侦查难度极高。尽管内心很希望将害死大伯的凶手绳之以法，可我确实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回到家后，川东大学考古研究院给我发来了吊唁，不过因为这次考察是大伯的私人行为，并不算“工伤”，研究院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发了点“赔偿金”。随着大伯的去世，网上对“耿道成虚构历史”的声讨也逐渐消停，社交媒体上话题的热度一落千丈。不知为何，人们对已经死去的人都表现得极为宽容大度，却都喜欢鞭挞身边活着的人。大加鞭挞之时，任何小事都显得罪大恶极，恨不得他立刻死去，但真当他死了，大家又会做出惋惜状，嗟叹这人其实还是不错的，尚有可取之处。这到底是善还是伪善呢？我不得而知。
对了，忘记向你介绍一下我的近况。
法学院毕业之后，我通过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律师。从初出茅庐的新人到执业律师，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磨砺，但也让我收获了宝贵的人生经验，使我变得更成熟了。我主要负责民事诉讼，平日里工作也很繁忙，所以渐渐地把大伯的身后事搁置起来。五年时间，转瞬即逝。
然而，就在一个月前，我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是大伯生前的房东打来的。她在电话里向我表达了歉意，以及对大伯的怀念。这里要说明一下，大伯去世之后，我就去了他租赁的公寓，将他的东西打包带走了。房东也立刻将房子转手租给了别人。那位新租客租了五年后，因工作原因离开了这座城市，房东在整理房间时，发现有个陈旧的纸箱遗留在壁橱里。起初她以为是上一位房客遗落的，结果那位房客却说在他搬入公寓时，纸箱就在那儿了。房东仔细辨认，终于在纸箱底部发现了“耿道成”的名字，这才特意打电话给我，让我抽空去取。
我为我的粗心向房东道了歉，并表示第二天就可以去那边拿纸箱。翌日中午，我取回了那只沉重的纸箱，但并没有立刻打开，而是驱车赶往律所，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记得那天处理的是一起财产纠纷案，老母亲死之后，兄弟两人各执一词，都表示母亲将房产留给了自己，于是闹到对簿公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亲情也显得无关紧要了。像这种纠纷案在经济发达地区非常常见，原因就是房子太值钱了。晚上九点，处理完一堆烦心事后，我回到家洗了一个热水澡，随后将自己塞进沙发，边喝啤酒边看英超。球赛中场休息时，我才想起车子的后备厢里还躺着大伯遗留下来的纸箱。
大伯刚去世那会儿，我带回的遗物大多是些旧书和笔记。几百册旧书我大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了楼下的旧书店。几本厚厚的学术笔记我匆匆翻阅了一遍，没有任何关于“滇南虫国”的记录。我想，这些笔记应该是他早年留下的。于是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性——那个遗留在壁橱里的纸箱，很可能是大伯关于“滇南虫国”的研究资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披上外套来到停车场，将纸箱搬回家中，放在了客厅的桌上。
纸箱用好几层封箱带裹住，撕开这些透明的胶带，着实花费了我不少力气。打开纸箱，我发现放置在书纸堆上的，竟然是一尊高约二十厘米的石像。这尊石像模样十分古怪，完全不似任何常见的神像，反而像一个怪物。石像头部有两根长长的触角，脸像是黄蜂，口器部位的一对大颚上隐约能看见锯齿。它的身体像蝉的腹部，上面有许多附肢步足，背后是一对宽阔的膜质翅，尽管是石雕，翅膀却非常薄，可见其工艺水平之高，石像下部是盘曲着的，酷似巨大蜈蚣目昆虫的身体，上面长满了细刺。石像两边的手臂也模仿昆虫的节肢，没有手指，顶端就是一根尖刺。石雕整体就像是用不同昆虫的特征拼凑起来的人形雕像。这个怪物仿佛充满了恐怖的恶意，盘踞在一个矩形台座上。
此时，我心里已有了答案，这应该就是大伯研究的“虫神”雕像。不知是不是因为人类对昆虫与生俱来的恐惧与反感，尽管只是一尊石像，但盯着看久了，我的心里也不免发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尊虫神石像的做工非常精美，很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当代技术制作的工艺品。我毕竟不是考古学家，也没有能力鉴别。
我将石像放在一旁，继续翻看下面的文稿。在最顶端的是好些影印出来的纸张，其中有不少是关于滇南虫国记载的文字，都是繁体竖排的古文献。有一页提到的是虫落氏崇拜的虫神谱系。是的，虫神并不只有一个，各种神祇所负责管理的内容也不一样，世界各地的多神教似乎也都是如此。比如虫神谱系中，最高的神祇名叫“磐胡”。大伯在这个名字上画了个圈，并在边上用小字写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磐胡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搜神记》中的槃瓠有何关系？而槃瓠又作盘瓠，至今在中国南方广泛流传，且作为始祖或重要的图腾崇拜。《搜神记》中说：“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篱，覆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畜之。”除此之外，磐胡还有妻名曰“猎婆”，又名“八臂虫母”，与磐胡生下三子，分别是长子丁驮，次子兴答勒，三子沙不隆。这些名字非常拗口，且在中文里没有明确的意义，我怀疑可能是一种当地语言的汉化译音。
除了关于虫神神话的影印资料，还有厚厚一沓关于云南原始宗教田野调查的资料。但这些资料里，几乎没有看见关于滇南虫国与虫落氏的记载。大伯在资料上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云南并不是没有“昆虫崇拜”，比如苗族的“蝴蝶妈妈”就是很好的例子。蝴蝶妈妈最早出自黔东南苗族神话传说《苗族古歌》，是黔东南苗族神话中人的祖先，汉化的音译叫作“妹榜妹留”。但蝴蝶妈妈和大伯所研究的虫神磐胡之间还是有巨大差距的，相比蝴蝶妈妈，磐胡所代表的一众“虫神”透出一股邪性。这点从散落在古籍中的故事就能看出。换言之，与“正神”蝴蝶妈妈不同，磐胡及其神族是一群眦睚必报的“邪神”，虫落氏对它们的恐惧多过崇拜。还有就是一些关于刀岗村的内容，根据大伯的考证，“刀”和“岗”两字分别对应苗语中“Daox”和“Gangb”的读音，而“Daox”的意思是“山”，而“Gangb”则是“虫”，连起来的意思就是“虫山”。也就是说，在苗族人看来，刀岗村就是“虫山村”的意思。
由于影印的资料还有很多，回头你可以自己看，我就挑几个比较有趣的和你讲一下。不过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影印资料下那本黑色皮革笔记。
翻开这本笔记，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字体都很小，加上都是用繁体字写成，读起来很费力。这些文字一鳞半爪，非常零碎，看来就是大伯想到什么，就往上填写什么。果然，这本笔记上所记录的都是与滇南虫国有关的内容，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广南县附近村落的民俗记录，以及少量的云南原始宗教的文字。这本笔记越往后翻，字迹就越凌乱，由此可见，大伯当时一定是非常焦虑且惊慌。随着研究的深入，大伯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项研究成果如果能够得到证实，将震惊中国考古界，不，是震惊世界考古界！他埋首故纸堆中，孜孜不倦地窥探历史的缝隙，得到的结论是——在刀岗村周边的群山中，必然存在着尚未被人发掘的滇南虫国的遗迹！作为一个考古学者，这怎能不使他狂喜？
我继续翻阅笔记本，发现大伯的字迹已潦草到很难辨别，花了很久才勉强看懂几句话。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我感觉它时刻都在监视我，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不分昼夜地紧盯着我，时刻都在威胁着我，希望我立刻停下手里的工作。
然而，在这股强大的压力之下，我内心的火焰却燃烧得更加炽烈。有人试图用沉默和遗忘的尘土，将那些不应被遗忘的历史片段深深掩埋，让它们永远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但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肩上承载的不仅是知识的重量，更是传承与揭露的使命。
因此，我无法停下手中的笔，无法放弃对真相的追寻。即便这条路充满了未知与危险，即便每一步都可能踏上荆棘，我也绝不退缩。我深知，揭露真相的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甚至可能像高谦平那样，遭遇不幸与牺牲。
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不害怕！
这段文字中提到了两个信息：一是大伯感觉到有“人”在监视他；二是他害怕和“高谦平”一个下场。在研究虫国的那段时间，大伯总感觉被人跟踪，这点他在日记中也有提及，此外，他还发现有人经常会趁他不在时，偷偷进入他居住的房子里。因为他注意到纸笔和水杯的位置相比他离开房间时有了一点变化。在我看来，这完全可能是一个过分神经质的男人的臆想。可大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坚信有人跟踪他，并且想要他的命。至于高谦平这个名字，我完全没有印象。于是我用搜索引擎查了一下，发现他和大伯是同行，也是一位考古学家，就职于沪东大学。网上新闻显示，这位高谦平在八年前因一场交通意外死亡，在去世之前，他还曾接受过报纸媒体的采访，说自己最近有个了不起的发现，但至于内容，等他拿到确切证据后，会第一时间公之于众。在记者再三追问之下，高谦平教授才松口透露了一些内容，说是关于云贵地区原始宗教的研究。
查到这里，我立刻感觉到不对劲。我推测高谦平教授的研究，很有可能与大伯一样，是关于滇南虫国的。果然，我在纸箱中找到了高谦平教授写给大伯的私人信件。在信中，高谦平教授无私地将滇南虫国和虫落氏的研究分享给了大伯，但同时表示自己感觉到正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阻挠。他说自己曾去过广南县刀岗村的群山之中，并组织考古队试图发掘遗址，却一无所获。他心灰意冷，回到了广南县，打算第二天就回上海。那天夜里，当地一位从事副食品产业的企业家得知上海来了一位教授后，便请高谦平吃饭，酒过三巡后，企业家偷偷摸摸从桌底下拿出一个用报纸包裹的石像，并告诉他这是从刀岗村一户苗族人家那里买来的，作为回报，他希望高谦平教授能给他儿子在上海谋一份差事。高谦平教授发现石像后欣喜若狂，这不就是他想找的“证据”吗？
没错，那尊石像就是我看到的，高谦平教授将其转赠给了大伯。
换言之，最早从事滇南虫国和虫落氏研究的人是高谦平教授，而大伯只是在高谦平教授发生意外后，承接了这项研究。我开始慢慢觉得，高谦平教授和大伯的死都不是意外。因为这两人在接手滇南虫国的研究之后，都感觉到自己被人监视和威胁，并且丢掉了性命。我望向那尊恐怖的虫神石像，一种超越理性的恐惧感开始慢慢笼罩全身。当然了，我受过良好的教育，信仰科学，对于怪力乱神那套东西，一向是嗤之以鼻。如果他们俩真的是因为研究而被害死的，那么害死他们的一定是人，而不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
可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项调查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越来越多超乎常理的事情开始发生。其中最令我惊讶的，是大伯被枪杀的案件。
韩晋，读到这里，你一定会觉得我故弄玄虚，警方明明已经给出了答案，说是一起临时起意的抢劫杀人案，为什么会和“超自然”扯上关系呢？别急嘛，你读下去就知道了。说来也巧，正当我打算亲自调查大伯被杀案件的时候，我发现在网络上也有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打探耿道成案件的信息。从她发言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人对大伯的案件怀有极大的“兴趣”。我给她发去了私信，留下联系方式，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没过多久，对方就联系了我。她名字叫丁瑶，是个昆虫学家。她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昆虫学系，目前就职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还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的获得者，但最让我惊讶的并不是丁瑶的履历，而是她竟是广南县刀岗村人！
大伯被杀的时候，这位名叫丁瑶的昆虫学家并不在刀岗村，实际上她工作时间基本都待在昆明市的昆虫研究所里。从她透露出来的信息看，当时案发现场的真实情况，并不像警方后来所说的那样。这不能怪警方，因为当他们到达时，现场已经被村民严重破坏了。我感觉到她似乎知道一些内幕，于是向她追问大伯真正的死因。她告诉我，关键并不在死因上，因为大伯确实是被土枪打死的，这点没有异议，问题出在案发时的现场状况。
在这里简单和你介绍一下，大伯是在一座名为“神木庙”的建筑中被杀的。
这座小庙面积不大，总共才十几平方米。可笑的是，其中竟然只供奉着一块黑色的烂木头。这块烂木头被当地人称为“神木”。你也觉得很可笑吧？但这种对木头的崇拜在国内民俗中很常见，在之前所说的“蝴蝶妈妈”崇拜中，也有关于“枫木图腾”的崇拜。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先民把枫木当作自己的亲属，认为自己的祖先源于枫木，这还可以从汉文典籍中得到佐证。比如《山海经·大荒南经》就记载：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
在四川客家地区，也能经常见到枝繁叶茂的大树，有些树的上面挂满红布，周围插满了香烛，被人当作祭拜的对象，不允许随便砍伐。
案发时，大伯正偷偷寄宿在神木庙中。神木庙只有在春秋季祭祀时才会使用，平时基本上都空着。不过即便平时不使用，他这种行为也会引起当地村民的不满。至于大伯为何这么做，我也无法得知了，或许是没人愿意给这个看起来十分可疑的外来考古学家提供住所吧。然而，当刀岗村村民发现神木庙有外人居住时，愤怒地将神木庙团团围住，怒吼着试图让大伯自己出来。但神木庙中却没有动静，庙门还从内用门闩反锁。神木庙是个木屋，四面虽然不算严丝合缝，却也仅仅只能看到一条若隐若现的缝隙，一张纸片都无法插入。木屋建造采用的圆木，是山上砍伐的上等木材，涂上清漆后非常坚硬。
被怒火冲昏头的村民开始轮番撞击庙门，最终将门闩横木撞断，门就开了。谁知进屋之后，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庙里除了大伯的尸体外，没有别人。用你推理小说里的话来说，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密室杀人”案。
村民见有人死了，立刻报了警。
起初，村民以为是大伯私自入住神木庙，引得神灵愤怒，降祸于他。也难怪，大伯尸体的腐烂程度很高，脖子上的伤口如果不是法医，普通人根本瞧不出来。警方赶到现场时，在场的村民都三缄其口，没有把庙门的门闩从内闩住的事实告诉警方。因为他们害怕透露这个信息，等于出卖神木庙的神灵，会被降灾。
如果丁瑶不是刀岗村的人，她就无法得到这些信息。据她所说，在刀岗村生活的人总对外界陌生人三缄其口。但丁瑶与刀岗村的村民有所不同，她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神木庙降灾”这种神话故事，她是不信的。因此，大伯在密室中被杀这件事，她尤其在意。刀岗村是个相对闭塞的村庄，村民大多迷信，有的老人生病宁愿相信村里的巫医，都不愿意去县里的正规医院，身为科学家，丁瑶对此深恶痛绝。她还告诉我，大伯的命案在刀岗村属于禁忌话题，如果不想惹人厌恶，没事最好别提。我问她有没有把庙门从内闩住的事情告诉广南县警方，她表示曾亲自去广南县公安局交代过这些事情，却苦无证据，很难取得警方的信任。
丁瑶还说，如果我还想调查大伯的案件，她一定会尽全力帮助我。她这句话，像一颗定心丸，使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亲自跑一趟刀岗村。我要一鼓作气把大伯的案件和滇南虫国调查清楚。大伯命案的疑点与滇南虫国留下的谜团实在太多了，我无法视而不见。只是，对于我来说，涉及法律的问题可能在行，但调查案件和考古的话，还是要请专业人士才行，而且最好是非官方人士。然后我就想到了你。此外，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现渝南大学考古学教授汪敬贤对大伯的研究很感兴趣，他希望他的团队可以前往刀岗村附近的群山之中，进行实地考察，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汪敬贤教授从事一线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多年，拥有丰富的考古经验，继续完成大伯未竟之业，我想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如果你有兴趣参与这次调查，请速回电子邮件，或在一周之后赶到云南省文山自治州广南县北宁路的乐悦宾馆，我会在那边恭候大驾！
期待你的回复。
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你的老同学 耿书明
2021 年×月×日
[1] 古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