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大导演威廉·德斯蒙德·泰勒死亡真相

1966年12月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金·维多起得很早，他步出家门的时候，红红的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跃出，透过桉树树梢，它抛洒出一片柔和的光芒在大地上。这正是电影导演盼望的那种南加州的好晴天。看着这旭日东升的景观，作为当年好莱坞的神童，现在是著名导演的金·维多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因为，金·维多现在没有时间拍摄电影，他要去办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金·维多清楚地知道，作为七十二岁的老人，自己生命的时间已所剩不多了，而那件积压、萦绕在心头长达四十多年之久的神秘案件，也到了该花费些精力和时间去解开它的时候了。

金·维多戴上墨镜和他心爱的棕色格子呢帽，驾着他的红色“雷鸟”牌汽车，迎着朝阳，沿着日落大道驶出了住宅区。汽车开到商业区邻近的贫民区时，维多不由得回忆起这个区从前气派的光景来。想当年，这里有一幢幢华丽高贵的住宅，四周围绕着棕榈和橙树。而如今，只剩下破旧不堪的木屋，无人料理的广告牌和废弃的电车轨道。

维多把车停在阿尔瓦拉多街口一家墨西哥食品摊旁，买了一瓶咖啡，便向404号走去。404号也早已不复当年模样，它现在是一个建筑工地，堆放着破砖烂瓦，等待着装车运走。维多一边啜着咖啡，一边想着当年在这里发生的那件案子，那件好莱坞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

1922年2月2日早晨，一个寒风料峭的早晨，太阳被灰暗的云层遮掩住，使这本来就清冷的阿尔瓦拉多街显得格外凄凉。一阵阵匆忙的脚步声划破了清晨的静谧，又给街道平添了一种紧张的气氛。只见几个人快步来到阿尔瓦拉多街404号门前，从服装上可以看出，他们是洛杉矶警察署的侦探。半小时前，警察署收到一份简单的自然死亡事件的通知，于是侦探们赶来，准备进行一次例行的公事调查。

但是，当侦探们进到房中来，他们意外地发现，现场情况异常：派拉蒙影片公司的两位经理慌慌张张地亲自在卧室的火炉里烧纸片；好莱坞最红的喜剧女明星玛蓓尔·瑙曼在翻动抽屉；黑人男仆亨利·皮维在厨房洗杯碟；另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楼上楼下跑来跑去。纷乱之中，这家的主人，好莱坞的名导演，死者威廉·德斯蒙德·泰勒静静地躺在书房的地板上。

他仰面朝天，两臂贴在身体两侧，面部表情自然安详，身上的衣服整整齐齐、纹丝不乱，看上去，就像是在安静地睡觉一样。

凭着职业的训练，侦探们感到有些不对头。正当他们要求在场的所有人立即停下手中的事情并集中到一起时，一个中年人穿过拥挤在门口的记者群，走进屋子里来。他自我介绍是医生，随后迅速地把泰勒的尸体检查了一遍，然后宣布道，泰勒的死因是胃出血，属于自然死亡。

医生的话音未落，站在一旁的大明星玛蓓尔·瑙曼和影片公司的经理马上附和，证实泰勒确实患有胃痉挛，发作起来剧痛难忍，为此，泰勒曾到欧洲住过几个月，延请名医会诊治疗。

侦探们把他们所说的综合起来，得出了结论，那便是：泰勒胃痉挛发作，从椅子上跌到地上，气绝身亡。

紧接着，侦探们便盘问在场的每一个人，她或他在干什么。玛蓓尔·瑙曼带着她那著名的笑靥说，她是来找回以前她写给泰勒的信件的，其余的人也都说是来取回各自的私人信件和物品的。可是，当侦探们要求看一看每人所取回的东西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得出来。因为，他们所说的信件和物品没有一件当时能够找得出来。对此，侦探们一时也无话可说，只好不了了之，放他们一走了事。

众人离去之后，屋子里顿时变得格外空荡，格外安静。刚才的嘈杂纷乱，使人几乎有些忘却了屋里的地板上还躺着一具死尸。而此刻，这具死尸就像是突然之间被放大了似的呈现在侦探们的眼前。谁又愿意和死人待在一起呢，哪怕看上去那死人像是在睡觉。况且，这不过是一件简单的自然死亡事件，尽管死者是位著名的导演，可他到底不是我们谁的爸爸或兄弟。一边这样想着，侦探们一边麻利地把泰勒的尸体抬到担架上。突然，就在泰勒的尸体被抬开的同时，一位侦探说了一声：“看！”从那压得低低的嗓音中，另几位侦探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果然，随着那位侦探的手指，大伙的目光落在尸体刚刚躺过的地板上，落在赫然呈现出的一小片暗紫色的东西上。不错，在场的人都知道，那是血。一阵短暂的寂静之后，侦探们迅速地把担架上的尸体翻转过来，可以明显地看到，死者笔挺的背部上有个小小的黑孔。

显然，泰勒不是自然死亡。同时，也不可能是自杀。唯一的答案是：他杀。验尸报告上这样写道：泰勒死于近距离射击，凶器是一把38口径的手枪。

维多啜完了咖啡，穿过建筑工地。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具有任何一个调查泰勒案件的侦探所不具备的条件：对死者社交生活的直觉。维多和泰勒是同时代人，都在电影界享有极高的威望。有谁能比一个早年好莱坞的名人更了解早年好莱坞名人的生活呢？作为导演，维多几十年来拍摄了无数的影片，像《太阳浴血记》《战争与和平》，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每当他站在摄影机前，他总是想起泰勒的死。他怀念泰勒。泰勒，作为著名的导演，曾经成功地拍摄了改编自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维多凭着对泰勒的了解，凭着一个艺术家的直觉，他知道，泰勒的故事可以写成一个最富于戏剧性的电影剧本，可以拍摄成一部最激动人心的影片。他也知道，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同时，他更加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话，无疑是一次极大的冒险。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尝试。因为，四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找出了这个故事中必不可少而又恰恰缺少的一个关键：杀死泰勒的凶手。

泰勒之死，为记者和报刊提供了绝好机会。整日里，报刊对这一案件津津乐道。而对泰勒住宅的大搜查，更令他们如获至宝，得以连篇累牍地大肆渲染。据报载，这位导演和许多知名的女演员合拍了不少不堪入目的照片；导演家中的储藏室里有许多女人的亵衣，每件都有注明日期及姓名缩写的标签。也许，泰勒是想把它们留作永久的纪念。但，警方怀疑，也许它们是敲诈的手段。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一件白色丝质睡袍，上面绣着MMM三个字母——这正是好莱坞派拉蒙影片公司的一个年轻漂亮的金发女演员玛丽·米勒斯·明特的姓名缩写。由于同时还发现了明特写给泰勒的缠绵温柔的情书，因此更可以肯定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玛丽·米勒斯·明特虽然尚未成年，还是一个少女，一如她在影片中专门扮演的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少女角色，但关于她的桃色新闻在此之前便已经不止一二件了。传说她往往跟导演打得火热，包括泰勒。不过，这种交往常常被她的母亲夏洛蒂·谢尔比制止了。有人说，谢尔比甚至用手枪威胁过那些导演。因此，谢尔比当然也就成了泰勒谋杀案中的一个嫌疑犯。

大明星玛蓓尔·瑙曼也在涉嫌之列。她说当时是在找信，而从其他已经发现的信件来看，她和泰勒也有着暧昧的关系。

随着涉嫌者的与日俱增，警方要询查所有可疑的人得费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而涉嫌者愈多，案子就愈加如同堕到了五里雾中。

为了详细地了解围绕着泰勒之死所发生的一切，维多来到了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翻阅那些早已发黄变脆的三四十年前的报纸。而翻阅的结果，使得维多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疑问。

比如，对于泰勒家里发现的那串任何锁都不能开的钥匙，有些报纸只字不提，似乎根本不知道，而有些报纸却武断地报道说，泰勒过着鲜为人知的双重生活，这把钥匙所开的房间里藏着他的一个心爱的女人；还有的说，藏的是一个大箱子，它像希腊女神潘多拉的魔盒，人间罪恶全在其中。

同样，对尸体旁边的那条丝手绢也说法不一。有的报纸绝口不提；有的则说它上面绣着一个姓的缩写字母“S”，但手绢已被那位自称是“医生”的人拿走了。一家报纸指出，泰勒原来的私人秘书爱德华·桑兹的缩写字母是“S”，而谋杀案发生的前一年他曾伪造泰勒的签名骗走不少现金和珠宝以及一辆豪华汽车。

不过，各报在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那就是泰勒的经济状况。被杀前，泰勒在洛杉矶第一花旗银行的户头里，只剩下了六千元。有趣的是，这回不是新闻界，而是警方的分析，认为这说明有人在敲诈泰勒，其中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爱德华·桑兹——泰勒的私人秘书。因为他不仅伪造过泰勒的签名，还曾以泰勒的支票兑过现款。·新闻界也普遍接受以下的推断：桑兹了解泰勒的“秘密”，并利用它来榨取他的金钱。

关于大明星玛蓓尔·瑙曼和女演员玛丽·米勒斯·明特写给泰勒的情书，新闻界自然是大做文章，不肯随便放过的。1922年2月7日《洛杉矶时报》上一位记者写道，他相信电影业的一位高层人物已经取走了瑙曼的信件，以维护瑙曼及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一些人的名誉。由于法律上的原因，文章没有点这位高层人物的名字。但人们认为此人最大可能是派拉蒙影片公司的制片厂经理查尔斯·艾顿。

令维多费解的是，第一次搜查泰勒住宅时并没有找到瑙曼的情书，而几天以后，它们却在楼上一间上锁的储藏室里发现了。至于信件的内容，1922年到1923年负责调查此案的地方检察官托马斯·伍尔瓦因宣布，信件内容与此案调查无关。于是，这些信件从未公之于众。瑙曼本人则由她的司机与女仆出面证明案发时不在现场，从而被警方正式排除了嫌疑。不过，舆论界仍然认为她有很大的嫌疑。

明特的情书则在报纸上陆续发表。第一封发表的是一张印有紫色蝴蝶的香味信笺，上面写着：“最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署名“永远属于你的玛丽”。

明特本人否认与谋杀有任何牵连。记者采访时，她说，案发当晚她在自己家里（那是一幢有四十个房间的大宅），给她的姐姐、母亲和祖母朗读一本书。然而，如同瑙曼一样，明特的否认并不能使舆论界满意。直到三十年代末，明特和她的母亲仍受到新闻界的旁敲侧击。她们厌烦已极，不堪忍受，要求警方公布任何能够说明她们与泰勒被杀有关的证据。警方声明，没有证据可公布，并答应保证她们全家今后不再受到任何干扰。

还有一个人被报纸抓住不放，那便是泰勒的黑人男仆亨利·皮维。虽然，从报道上看，他倒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报纸同时指出，凶杀案发生前不久，皮维曾因同性恋问题被控告并被拘捕。为此，泰勒曾准备出庭为他辩护。从这一点看来，他们的关系很是不错。于是，又引起了一个新问题：泰勒本人是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和皮维的关系是否超出一般的友谊？不过，维多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并不认为皮维会是凶手。无论如何，判断谁不是凶手，总比猜度谁是凶手要容易得多。

报载，到1923年底，即泰勒被害一年多时，地方检察官伍尔瓦因办公室里备案的涉嫌者和录过口供的人已经超过三百，而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有时一个星期竟达十人之多、尽管如此，真凶仍然逍遥法外。

维多注意到，所有的报道都离不开最初几个受嫌疑的人，离不开新闻界和警方最早的推断。维多恍然大悟，原来名人是作文章的好题目，只是他感到有点蹊跷，为什么在警方排除了瑙曼、明特和谢尔比的嫌疑之后许久许久，报刊仍然挖空心思拿她们做文章，而放着其他疑点不闻不问，神秘小说作家赫布·达尔马斯写道，新闻界只刊登制片公司想要他们刊登的东西，而制片公司可能想搞臭这几个女人，好一劳永逸地甩掉她们。

维多眼睛一亮，他觉得自己可能摸到了某种比谋杀本身更为严重的问题：存在着一个阻碍罪案调查的幕后势力。

维多又想起了一些往事。二十年代初，美国电影大发展，成为了一种大规模的工业。为了赚钱，好莱坞建立起“明星制度”，捧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明星，为他们大造舆论，广为宣传。一时间，报刊上充斥着有关大明星私生活的消息，明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崇拜的偶像。但，与此同时，一些宗教团体对此深感不安。于是，清教徒们对好莱坞展开了攻击。偏偏在这个时候，好莱坞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丑闻：

“奶油小生”华莱士·雷德因为吸毒和酗酒暴毙；

著名喜剧明星胖子亚布克尔因为涉嫌一个舞女在劳工节晚会上被强奸致死而受到法庭审讯；

泰勒被谋杀。

本来，这三件事中任何一件单独存在都不至于对好莱坞构成重大威胁，可是三件事在几个月之内接连发生，正好应了清教徒和舆论界对好莱坞道德败坏的指责，这一切使得好莱坞的老板十分尴尬、不安。在华莱士·雷德和胖子亚布克尔的事件上，好莱坞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鉴于此，好莱坞在泰勒谋杀案上，也一定做了不少的手脚。

维多发现，他面前的任务异常艰难曲折。报道泰勒谋杀案最近进展情况的消息中透露，警察局所有证人中最大的一张王牌费丝·科尔·麦克莱恩去世了，她是泰勒的邻居，曾目击凶手走出泰勒的家门。随后，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地方检察官托马斯·伍尔瓦因、他的继任阿萨·凯斯、女明星玛蓓尔·瑙曼、黑人男仆亨利·皮维、制片厂经理查尔斯·艾顿、明特的母亲夏洛蒂·谢尔比等人接二连三地相继离开了人世。同时，玛丽·米勒斯·明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维多还得知、黑人男仆皮维在卧床不起的时候，曾狂呼“杀害主人的凶手”在追踪他；玛蓓尔·瑙曼在肺结核病不治，行将就木时对人说：

“我真想知道，是谁杀死可怜的比尔·泰勒的？”

维多看完所有该看的材料后，意识到，他需要了解的，要远比这旧报纸所能告诉他的多得多。他需要血和肉，需要活生生的人，能回忆起真实情况的人。他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格洛丽亚·史璜逊曾告诉过维多，乔治·霍普金斯是泰勒的好朋友。“他第一部大显身手的影片就是泰勒给他提供的机会”，她说。

维多1949年拍摄《森林之外》时和霍普金斯合作过。他很清楚，霍普金斯是个同性恋者。不过，维多也明白，霍普金斯和泰勒过从甚密并不一定就能证明泰勒本人也是个同性恋者。但不管怎么说，既然他还活着，那就应该去找他聊一聊。

维多来到霍普金斯的家。“金，”霍普金斯很友好地拥抱维多以示欢迎。“又看到你了，真高兴。请进。我有点冰酒招待你。”

霍普金斯的居室反映出这位布景设计师的资历，卧室壁炉的架子上陈列着三个奥斯卡金像奖——《欲望号街车》《窈窕淑女》和《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三部影片的最佳布景设计及最佳美工指导奖，还有12张带有镜框的获奥斯卡奖提名的通知书，几张镶有银框的照片摆在亮闪闪的钢琴上，·其中一张放在精致华丽的珐琅镜框里的照片立刻引起了维多的注意。照片下方有几个字：“给我的朋友乔治·霍普金斯，我珍爱他的友谊，赞赏他的工作。真挚的威廉·德斯蒙德·泰勒。”

“泰勒死了，”维多说。“似乎他的尸体被人发现的那一瞬间，也就是所有流言蜚语开始之时，而所有的传闻都围绕着在他家里发现的东西：睡袍、手绢、神秘的钥匙、淫秽的照片。”

维多没有想到，霍普金斯竟然笑了起来。“怎么，你不知道？他们做得可太有点过分了，不是吗？可他们是有目的的，起码到目前看来是这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吃一惊的维多连忙追问。

“一切流言蜚语和诸如你所说的什么睡袍、钥匙、照片之类，都是由制片公司，由那天早晨在泰勒家里的我们所有的人散布出去的。”

“我们所有人？”维多感到了自己的心在“卜卜”地跳。“当时你也在场？你就是那个‘身份不明的制片公司职员’？”

“大概是吧。那天，查尔斯·艾顿打电话告诉我泰勒死了，让我尽快赶到泰勒家里去。我的任务是到楼上把每张能找到的纸片都找出来烧掉。当时，我也以为泰勒是死于胃痉挛发作，直到回到制片公司，我才知道他是被人杀害的。”

“你们到底在找什么呢？”维多急切地问。

霍普金斯的眼睛盯着维多看了一会儿。

“你真的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也知道呢。”

“泰勒喜欢男色。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维多脱口而出，这已经不是句问话了。

霍普金斯沉默不语，仍旧看着他。

“所以制片公司派你和别人去销毁他搞同性恋的证据，然后安放诸如睡袍之类的东西作为物证引导人们往相反的方面去推断、猜测，甚至不惜制造出更多的、更惊人的，如淫秽照片、放满亵衣的储藏室、神秘的钥匙……”

“那串钥匙倒不是假的，”霍普金斯打断维多的话。“不过，有人，也许就是艾顿，想用它来编造一个传闻，所以才说是开不了任何锁，其实，只是又一次故布疑阵。”

“那么，那是些什么钥匙呢？”维多追问道。“为什么它们那么重要，艾顿非得像对其他物证一样也掩盖起来？除非它们能开的那些锁是不可告人的，除非它们能开的门是艾顿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泰勒曾经开过的，对吗？”维多愈说愈激动，“那是泰勒情人家的钥匙？同性恋的恋人？”维多说完一口喝干杯里的酒，随后又斟了一杯。

“你真应该去当侦探，金。”霍普金斯说。

“那么，这个恋人是谁？泰勒的私人秘书桑兹？”

霍普金斯大笑。“夸你夸得太早了。桑兹不是同性恋者。但泰勒的这些事他都知道。为什么你认为泰勒没有告发桑兹抢他的东西呢？”

“是桑兹在恐吓他吧？”

霍普金斯笑着看着维多，沉默了片刻，说道：

“不谈这个了，可以向你提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不过，泰勒的同性恋恋人到底是谁呢？嗯，难道是艾顿？”

霍普金斯没有回答，依旧笑着看着维多。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反问道：

“你真的要拍这个故事？”

“是的，当我搞清楚整个故事之后，”维多回答道，“你为什么这样问？”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现在才想拍它？”

维多把笔记本放回口袋，喝了一口酒。“因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人们爱看有意思的故事、特别是真人真事。这又是好莱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件丑事，充满了银幕后面的龌龊活动以及一些有名有姓的真人千方百计企图掩盖事实的卑鄙勾当。你认为不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霍普金斯说道。“所以我才问你拍它的原因！”

维多会见阿黛拉·罗杰斯·琼斯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一些新的问题，琼斯是当年报道泰勒一案最主要的记者。维多觉得她对这一案件的报道比任何人都生动活泼，而且，更主要的是，具有一种严肃性、权威性，似乎她的兴趣并不仅仅在于利用案情去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

会面的地点是在大使馆饭店琼斯常年包租的一间客房里。她已经等得很焦急了，泰勒谋杀案是她最感兴趣的事啊！

“是夏洛蒂·谢尔比干的，”她劈头就说。

维多没有料到她这样开门见山。“看来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

“不少人大概都有其充分的理由，你的理由呢？”

她用抽剩的烟头点燃另一支烟“你要我从何说起？就从目击者说起怎么样？”

“什么目击者？”

“泰勒的邻居费丝·麦克莱恩和海兹尔·吉朗。”

“她们都说看见一个人走出泰勒家，”维多说。“可是她们连那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都说不清费丝·麦克莱恩一直变来变去，一会儿说是男人，一会儿又说是女人。”

“吉朗告诉我，枪响后，她随即看见一个女扮男装的人走出泰勒家。”琼斯说。“费丝·麦克莱恩还告诉了我那个女人是谁？”

“等一等，费丝·麦克莱恩告诉你，走出泰勒家的是穿着男人衣服的夏洛蒂·谢尔比？”

琼斯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维多看出她不是随便说的。她说的和维多了解到的情况对不上，但是他知道琼斯相信那是真的！

“她对警方说了吗？”维多问。

“这你得问警方。”

“她可能没有说，否则为什么没有对谢尔比提出过起诉？为什么报纸上没有提到？”

“我不知道，金，她可能会对警方说的。如果真是如此，那显然是有人不想让她受到起诉，不想让这件事见报。也可能，他们认为一个目击者不足以作为起诉的依据。”

琼斯笑得咳了起来。她呷了一口清咖啡把咳嗽压下去。

“M.M.M.”她说，“玛丽·米勒斯·明特。也就是我常说的：百万，悲惨，谋杀。”（这三个词的英文都以M起头）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可怜的玛丽的一生写照。百万，就是金钱、是玛丽的母亲夏洛蒂所追逐的对象，这追逐、已经达到狂热的地步。她干什么都围绕着金钱。你知道吗，玛丽一生赚到的每一分钱，夏洛蒂都要拿去百分之三十，她说这是管理费。她总共为玛丽签了四个合约，生意真是不错呢，玛丽其余的钱她也以自己的名义拿去生息。她对大女儿玛格雷特的钱也如法炮制，夏洛蒂不愿意，也不允许在她和百万金钱之间存在任何东西。至于玛丽，她不这样想——她根本不想当演员，她憎恨演戏、有人告诉我，她为了求得解脱甚至企图自杀。

“每天，夏洛蒂亲自送玛丽去制片公司，生怕她不去演戏，不履行合约。在家里，她经常把玛丽锁在房间里，免得她逃掉，或者更甚，去和哪个男人交往。夏洛蒂绝不能允许玛丽去恋爱，去结婚，带着她的钱离开这个家。”

“第二个M字呢？”维多问道！

“悲惨，这就是谋杀案发生后玛丽所过的日子。她完了，她被这案子搞得身败名裂，她的事业吹了，大部分钱财没有了，美貌也消失了，实际上是被好莱坞一脚踢出来了。”

“你认为夏洛蒂相信玛丽与泰勒有染？”维多又问道。

“比这更甚！”琼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我认为夏洛蒂自己对泰勒也感兴趣。像她这样的人，还能要求男人什么呢？无非是容貌英俊、风度翩翩、收入不菲而已。但当她发现，泰勒原来在觊觎她的女儿，而她的女儿更是对泰勒有意的时候，这可大大触怒了她，因为，这同时还意味着威胁到了她的百万金钱，于是，她就一了百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第三个M：谋杀。”

维多明确地知道，下一步自己该干什么了：调查地方检察机关为什么不对夏洛蒂·谢尔比和玛丽·米勒斯·明特进行起诉。

“请替我接洛杉矶警察局，”维多吩咐他的秘书，“要撒德·布朗队长听电话。”

维多拿着话筒，眼睛望着他从警察局档案中抄下来的有关泰勒一案的材料笔记，那是布朗帮他打通的门路。

“维多先生，来接你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想，不知你有什么收获了？”布朗在电话另一头说道。

“比预想得多，”维多答道，“我去的时候带着一堆问题，没想到回来的时候问题更多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布朗说。“我的同事和我初次看那些档案时也有同感。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维多在笔记本的记录下面画着线。“是啊，它们提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关系到夏洛蒂·谢尔比和玛丽·米勒斯·明特，对我们的法律制度来说，我不是专家，可是档案材料里无疑有许多证据是针对她们的，但，对她们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我明白，”布朗说，“你是觉得，就是按照1922年的标准，地方检察官伍瓦尔因档案里的证据已足够对她们任何一人起诉了。”

“可是对她们甚至连审讯都几乎没有，”维多接着布朗的话头补充道，“后来更是完全排除了她们的嫌疑，看来，这可不像是有头脑的做法。除非是发生了什么事，而这些事没有入档案。”

“警察局档案里，我看到的一切你都看到了，”布朗会意地说。“四十年来，这些档案经过许多人的手，有警察局的人，也有地方检察官，因此很难说有没有问题，看来，地方检察官伍瓦尔因当初之所以不向她们起诉是有原因的，而这原因和那些可能证明谢尔比和明特有罪的材料一样不为人们所知。”

“所以，我觉得十分可疑！”

“没错！就是可疑。”布朗愤慨地吼道。“可是我们能怎么办？一定有点什么名堂，才能使得伍瓦尔因不去碰谢尔比和明特，而这个比所有不利于她们的证据分量更重。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维多一直等着他这样问。因为他仍然需要布朗的帮助。“我想，可以设法和负责这一案件的侦探谈一谈，档案里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

电话里传来布朗意味深长的笑声。“祝你好运气吧。原先的侦探大部分都死了。比尔·卡希尔到阿卡迪亚去了。雷·卡托还活着，他就是翻转泰勒尸体时第一个看见弹孔的人。前地方检察官中，只有伯隆·费茨还在这一带，就住在好莱坞。”

“就这么多了？”维多不甘心地问道。他明白了刚才布朗的那意味深长的笑声和那句“祝你好运气吧”的含义了。当事人实在是所剩不多了。而人数越少，也就意味着希望越渺茫。

“也许还有几个后来费茨当权时的侦探。住在附近的有勒鲁瓦·桑德森。他也许会和你说的。”

“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维多急切地问道。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希望呀。

“正好我手头有。”布朗回答道。

“桑德森先生吗？”维多对着电话听筒说道。“我是金·维多，我现在在洛杉矶给你打电话。”

“啊，维多先生，”桑德森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你就是想拍一部关于威廉·德斯蒙德·泰勒的影片的那个人？撒德·布朗告诉我说，他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了。”

“我做了不少调查，”维多说。“两天前，伯隆·费茨提到了你的名字，因此，我想我还是给你打个电话吧。”

“要是费茨提到我的话，那准不是什么好话。”维多听得出来，电话里的声音一下子变得硬邦邦的。

“怎么，你们两人不和？”

“也可以这样说吧。维多先生，能和你交往我很高兴，我要尽一切可能给你帮助。不过我很难想象，为什么费茨会在谈起泰勒一案时提到我。他从凯斯手上接过这个案子后，就亲自停了我的职。”

“地方检察院一直在搞些什么名堂？”维多问道。没等桑德森回答，他又加了一句：“他们是不是跟夏洛蒂·谢尔比和玛丽·米勒斯·明特有什么关系？”

“那一家人可真是叫人够受的，”桑德森说。“她们总是互相告状打官司。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哪一家那么喜欢打官司的。要不就告她们的会计师，要不就是母女俩你告我，我告你。”

“她们互相告什么呢？”

“噢，告这个告那个，”桑德森说道。“案卷里都有记载。我还以为你是对泰勒感兴趣呢。”

“我是对泰勒感兴趣。”维多耐心地解释道：“我问你地方检察院对谢尔比和明特搞了些什么，实际上是想了解，你是否发现了伍瓦尔因不对她们起诉的原因。费茨不让你插手这一案件，是否因为你了解到了一些可能有损地方检察院声誉的事。也就是说，是否有人在有意掩盖这一案件的真相。”

“是啊，确实有人这样做，而且是自愿效劳。”桑德森愤愤地说道。

维多紧张得屏住了呼吸。刹那间他觉得他终于大功告成了。

“那是谁？”他尽量平静地问道。

维多以最大的耐性等待着桑德森的回答。然而，沉默，电话里只有死一样的沉默。最后，桑德森开口了：

“我没有证据，维多先生。”

“你的证据比我的多。”“不会吧。”

“你掌握着一个人的名字，”维多暴躁地喊道。“你一定知道这个人是怎样效劳的。”

“可是没有证据就等于零，维多先生。这一点你是明白的。把证据找来，那么，我们就可以为费茨提到我的名字而给他一个小小的奖赏了。”

舒格曼大厦。洛杉矶市政府机关。档案处在三楼，那里保存着洛杉矶法院审理过的所有诉讼案的记录。

没用几分钟，就找到了一页页的案件号码。夏洛蒂·谢尔比一家人的诉讼案十分频繁，几乎整个总目都被它们占了。从1921年到1943年之间，夏洛蒂·谢尔比和玛丽·米勒斯·明特出庭近一百五十次，为的是七件各不相同的诉讼案，还有十几次法院的强制令。

维多发现，第一次打官司，是在1921年，离泰勒被害只有三个月，是玛丽告她母亲欠钱不还；最后一次是在二十多年后，诉讼人是夏洛蒂，案由是她不久前去世的大女儿玛格雷特的财产产权。

随着对材料的翻阅，不久，维多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夏洛蒂·谢尔比与她的会计师莱斯·亨利身上了。

1931年，夏洛蒂·谢尔比控告莱斯·亨利。她说，从1918年到1931年期间，亨利从她的家产中盗走七十五万元。亨利出庭时，承认他对谢尔比的家产曾有过不适当的处理，但是，他又说，这都是谢尔比事先同意的。自1922年起，他就定期从玛丽·米勒斯·明特的银行户头里提取款子换成流通债券和股票交给谢尔比，他自己只留下应得的报酬。这一切明特是不知道的。问他处理这些财产的单据在哪里，他说，谢尔比坚持不要留下任何字据。

又问，他是否了解谢尔比怎样使用这些钱？亨利供出，在泰勒谋杀案进行调查的期间，谢尔比用这些钱去买得警方和报界对她的庇护。调查什么时候有进展、有突破，谢尔比就什么时候多要钱。

亨利还提到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1923年谢尔比和他的一次谈话。谢尔比请他把一笔罕见的巨款换成流通债券，谢尔比说，新上台的地方检察官阿萨·凯斯“要价比伍尔瓦因多得多”。这就是说，第一、二任地方检察官都被谢尔比收买了。

本来，这一切，并没有出乎维多的意料之外。但是，当事实真的摆在了面前时，他的心仍然一下子紧缩起来。谢尔比用金钱换得免予起诉。原来如此！怪不得伍尔瓦因从来不曾向她起诉过。阿萨·凯斯也是如此。他们都受了贿赂。

可是，夏洛蒂·谢尔比在谋杀案中的疑点和随后在掩盖罪行中的行为既然都已详细记录在案，为什么第三任地方检察官伯隆·费茨不去了结这个案子呢？难道他也受了贿赂？难道那个作威作福、道德败坏、爱财如命的女凶手竟然神通广大到如此地步，以致犯罪后仍能长期手眼通天，逍遥法外，连第三任洛杉矶地方检察官也被她继续收买？费茨和桑德森之间的问题是否正出于此？

在洛杉矶以北五十公里的奥克斯纳德，维多的汽车驶上了高速公路。他照着桑德森给他的详细地址，穿过大片草莓地和芹菜地，驶到一条寂静阴凉的街道上。维多把车停在一栋新建的白色木屋面前。

一个穿着粗斜纹布衣服的大汉从门廊向维多迎来。“很高兴终于能见到你，维多先生。我是勒鲁瓦·桑德森。”

“就叫我金好了。”维多握着他的手说。“和你通过电话之后，我查了一下你说的那些案卷。你说得对，谢尔比一家真是够呛。”

“你找到需要的东西了？”

“是的。只是还差一件。为什么第三任检察官伯隆·费茨不追踪谢尔比？难道他们还需要什么物证？”

“他们有物证。”桑德森说。

“你找到它了？”维多激动地问。

桑德森慢腾腾地摇摇头，说道：“我正要找到，他们就不让我插手那件案子了。”

维多会意地说：“那么，费茨一定找到了。”桑德森心照不宣地微笑着，并没有回答。

“这样看来，夏洛蒂一定也向费茨行贿了。”维多继续推测。

可是，这次维多从桑德森的表情中感到，这个推断还不准确。他立刻作出了第二种判断：

“如果谢尔比没有去找费茨，那么也许是费茨利用他手上的证据自己找上门去了。”

桑德森倾身向前，双肘支撑在膝盖上。“你瞧，维多先生——金。费茨从1922年起就在伍尔瓦因手下工作。他很清楚，泰勒是谢尔比杀死的。但是他保持沉默，可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在阿萨·凯斯当权时期他依然如此。后来，他自己上台了，大约正是因为他善于保持沉默吧。他便学他的前任，想从谢尔比的银行存款中搞点小动作。于是，他让谢尔比明白，他是可以把她投进监狱的。他以此作为要挟，为自己赚一点外快。而作为交换条件，费茨妥善地处理掉那些证据。”

“难怪警方的档案残缺不全，”维多说。“那件睡袍和其他东西消失得无影无踪，道理就在这里。伍尔瓦因和凯斯没有毁掉的一切，费茨都毁掉了。”

“彻底毁掉了，”桑德森说。“这就是他和谢尔比之间的交易。”

“真令人震惊！”维多说道。“可是，那天我和你通电话时，你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告诉我呢？”

“因为我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由于伯隆·费茨作梗，我没有任何证据。枪不见了，弹壳不见了，睡袍不见了——这案子中出现过的每一件物证都不见了。全都被仔细地处理了。”

维多往椅背一靠。至此，整幅图画到底都出来了。每个问题都有了答案，每件费解的事的来龙去脉都清楚了。但是，维多并没有满足。是的，是谢尔比枪杀了泰勒。可是，这只是推断的结果。谢尔比早已死了。她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凶手。从某种角度上讲，维多真希望自己亲眼看到了那枪击的一幕。

“现在，能够最后定案的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桑德森似乎猜到了维多的心思，一字一句地对他说道。

“什么办法？”维多脱口而出。紧接着，维多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玛丽·米勒斯·明特？”

“正是。她当时在场，她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开枪的。”

维多记不得最后一次看见玛丽·米勒斯·明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了，不过，一定是在泰勒谋杀案之前，距离现在已快五十年了。本来，如果不是发生了这一悲剧，她是有可能成为和玛丽·碧克馥、克拉拉·宝等人齐名的好莱坞红星的。可惜的是，她成了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人们早已把她和她遭受的痛苦忘在了脑后。真不知道自谋杀案发生后这几十年来她是如何度过的。维多曾在地方检察官的报告上看到，明特亲口向侦探承认，她给泰勒写过情书和情诗，寄过小礼品。不过，她说，泰勒并没有回报她的感情。对于她的追求，泰勒一直是拒绝的。他是不会和她发生肉体关系的。从这里，维多看出，明特大约是知道泰勒是同性恋者的。怎样才能在不伤害明特的条件下问她泰勒谋杀案的真相呢，维多一直在这样想。要知道，凶手又正好是明特的母亲呀。

维多开着汽车驶出了贝弗利山，往西走上了日落大道。这又是一个旭日东升的早晨。当他驶过韦斯特坞、贝尔埃尔、布伦特坞等山坡时，不禁感慨万分。时间似乎并没有过去多久，而这些地方却已经面目全非。想当初，1915年，他刚到好莱坞的时候，日落大道还是一条肮脏的小路，弯弯曲曲地穿过一片橙树林子和四季常青的峡谷，在若干小镇中蜿蜒。后来，小镇扩展了，又合而为一，变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城市，条条大道都通向海滨。

维多来到了明特的那红砖楼房前。他按了一下门铃。里面没有动静。维多抬眼四周打量了一下，感到这里完全不像有人在居住的样子。他又按了一下。这次听到上面发出了响声。二楼的窗帘后面隐隐约约现出一个面孔。

“谁？”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是金·维多吗？是你，金·维多？好，我马上下来。”

几声开锁的声音。又是几声。接着是链条的声音。“好家伙，真是严密。”维多想到。最后，门终于打开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站在维多面前。

“金，我亲爱的小家伙。”她大声叫道。

维多呆若木鸡。过去几个月他心里想象的明特还是以前那个漂亮、白净、金发的小玛丽。他知道，漫长的岁月会改变她的容貌，可是，他依旧没有思想准备看见一个灰发稀疏、肥胖臃肿、怪里怪气的女人。

“进来，亲爱的小家伙。”明特说着，推开了纱门。

维多看到，明特身上的服装，仍然是二十年代的样式，不，就是二十年代的服装，只是破旧些，肥大些。

“今天佣人都出去了，”她说。“只有你和我两个人。”她装模作样地向维多眨了两下右眼，然后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到一张双人座椅上。

“金·维多，”她从头到脚看了他一遍，说：“好久没有看见你了。你还是那个样子。”

我怎么可能还是那个样子，维多想。快五十年了。面对着看上去不那么正常的明特，维多从心底感到一丝寒意。这个女人怎么啦？维多正要想一想，又听到明特说：

“你是在拍《征服女人》还是在拍《女人，醒来》？”

明特的声音使维多吃了一惊，尖尖的，简直像童音。这是典型的二十年代好莱坞的腔调。但更使维多吃惊的是，尽管物理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明特的心理时间却一直停留在四十多年前——1922年，泰勒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年。因为，《征服女人》和《女人，醒来》，都是维多在1922年泰勒谋杀案前后拍摄、上映的影片。显然，自1922年的打击之后，明特便一直生活在自己幻想出来的时间中。换句话说，她一直是处于半疯癫状态。

“你还准备让弗洛伦丝拍些什么？”明特又问道。

弗洛伦丝是维多的妻子，她在《征服女人》和《女人，醒来》中扮演主人公。

“不准备让她再拍什么了。”维多随口答道。·“那太糟糕了，”她说。“我就爱看弗洛伦丝的片子。我还拍过类似的片子呢。那是我离开舞台刚开始拍片的时候。你知道，《坎伯兰浪漫史》就是我演的，我拍过好多电影呢。”

“是的，我知道。”维多说。

明特用茶盘端来两杯热果汁和两小块巧克力蛋糕。

“这是黑森林夹心蛋糕。”她说着，把茶盘放在一张矮桌上，又回到双人座椅。

维多喝了口热果汁，尽力使自己平静地说道：

“我在拍一部新片。”

“好啊，”明特说。“你应该拍片。”“讲早年的事。”

明特低头吃着蛋糕。

“是关于比尔·泰勒的。”

犹如影片中的定格一样，明特的嘴突然停住不动了。她惘然地四面望望，眼睛扫来扫去，只是不看维多。她的视线最后落到自己手中的碟子上，她把碟子放回桌上。

“我是最后一个看见他的人，你知道吗？”维多不由得一怔。

“你？！”

“殡仪馆那人答应我的。他等别人都散了以后让我进去的。我买了一束玫瑰花，献给了他。他躺在一块石板上，我吻他的时候，他全身冰凉。”明特眼眶里噙着泪水。

“你知道是谁杀害他的吗，玛丽？”

“那天晚上我在家里，”她重复一遍维多在许多报纸以及洛杉矶警察局档案里看到过的那几句话。“我坐在火炉边上给家人朗读。”

“你能肯定没有和泰勒在一起？”维多不甘心地追问道。“你能肯定在你母亲把你锁在房间里之后没有跑去看他？”

明特呆呆地望着维多，表情奇特，宛如维多是个没有照着剧本念台词的演员。维多看得出来，这句话使她吃惊。显然，以前没有人这样问过她。更显然的是，他和她都知道这是事实。看着双目发呆的明特，维多觉得自己这样问简直有些残酷。

“没有。”她说。我坐在火炉边上给家人朗读。

明特用的字、说话的腔调和几秒钟前一模一样，似乎这些年来她不断重复的这句话已经在她的脑海里生出了根。

“没有。”明特又说。“没有。没有。你不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泰勒先生是个好人。他帮助过我，照顾过我。他爱我。他说，用不着她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谁？你的母亲？”维多问。

她没有回答，站起身来，泪水又充满了她的眼眶。

“泰勒先生说，我用不着到自己的房间去。我什么也用不着干。如果我愿意，我可以留在他那里。泰勒先生非常爱我。我也爱泰勒先生。我们彼此相爱。谁也不能拆开我们。”

她神情恍惚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啜泣着，从那些使她回忆起过去的无数纪念品旁边走过——想起她的一生，看到她的现状，维多不由得脊梁骨一阵发凉。

“你的母亲怎么想？”维多问。

“她说我是一个演员，”明特答道。“可是我不想当演员。我想有男朋友。泰勒先生爱我。他不爱别人。”

每次提到她的母亲，她就哭出声来。她在房间里绕着圈，两手在身旁颤抖。

“我的母亲。她是我的母亲。可她把我爱过的一切都毁了。我的母亲，母亲，母亲……”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但嘴唇仍在翕动着。她的眼睛越过光线暗淡的房间望着维多，泪水沿着她的胖胖的面颊流了下来。

维多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不敢看着明特。毫无疑问，她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他想赶快离开。他了解到的材料，对于写一个电影剧本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

维多站起身，一言不发，头也不回，走出了这使他压抑的屋子。

维多把车一直开到圣莫尼卡海滨。他停住车，走上堤岸。阵阵海风吹拂着他的花白的头发。远处，大海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真相已经大白，对此他深信不疑。而破案过程中牵涉到的，却比他所能想象到的惊人得多：丑闻秽行，敲诈勒索，情欲性爱，阴谋诡计——总之，一个耸人听闻的电影剧本必不可少的一切，这里都应有尽有。

现在，维多深深地呼吸着海洋的新鲜空气，仿佛从玛丽·米勒斯·明特的活坟墓走出来后，需要把生活的气息重新吸入肺腑。诚然，桑德森和布朗希望他从明特嘴里得到的，他没有能够得到。但，维多问自己，还要得到什么呢？明特的一切，不是把他要知道的都说明了吗。这个不幸的女人，深深地爱上了一个男人，可是这个男人却被杀害了。而凶手不是别人，正是她的母亲。你还能要求她说什么呢？更为不幸的是，这个男人并不爱她。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个女人为了心中的偶像不被破坏，多少年来生活在自我欺骗之中，以至到最后把假象当作了真情。你难道还忍心去揭穿这一切吗？迎着海风，维多久久地站立着，思索着。值不值得为了自己了解到的这些事如此费尽心机？人间的悲惨故事难道还少吗？仅仅是为了拍自己的第五十五部影片，便把这个故事披露出来，让所有当事人的生平蒙上污点，让公众去取笑一番，这样合适吗？或者，应该再等一等，也许只需几年，等到一个更适宜的时机？

维多驾车回家。书桌上，有一个他存放笔记和剪报的金属保险柜。维多打开保险柜，把他收集到的所有材料——杂志、报纸、警察局档案的腾抄本、采访记录、手稿、笔记本——统统放了进去。他锁上柜门，把保险柜推回到桌下不显眼的地方。

追忆往事让人陶醉，不过，在玛丽·米勒斯·明特那悲哀的眼睛里，维多看到了沉浸于往事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