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的内涵与建设方向
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由两个重要概念组成，即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政治学。正确理解和界定这两个概念，是我们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前提。
什么是“中国政治学”？这个概念在什么意义上是成立的？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显然，我们今天所谈的中国政治学是指中国现代化启动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几经曲折已然走向繁荣的政治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政治学随着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的产生而出现，其后经历80余年演变和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走向繁荣。
中国政治学产生和发展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特定的时空背景赋予了它特定的现代属性，决定了它是现代政治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中国”这一限定语，规范了它主要的问题意识指向和基本的功能特征，亦即中国政治学应该是主要由中国政治问题所触发，以中国政治问题为核心议程、以服务和解决中国政治实践中的问题为主要关切的政治学。作为知识体系，它的知识构成必须具有足够的“中国”含量，其概念体系能够相对准确地描述中国的政治现象，其理论体系能够相对有效地解释中国的政治进程。
对中国政治学的上述理解，内含着对当下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所呈现出的欧美化特征的不满和批评，也清楚地表明了不断扩大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中国政治知识含量、不断优化中国政治学的知识构成，将成为中国政治学今后建设的重点方向之一。但是不满和批评并不是要否定过去百余年来，特别是近40年来几代政治学人的辛勤努力。事实上，正是他们的工作奠定了今天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框架和未来发展的学术基础，今天和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建设，更多的是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做增量和补正的工作，更多的是优化存量、扩大增量，是通过增加中国政治知识含量改善和完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是通过修正某些概念使之能够更准确地描述中国的政治现象，是通过完善某些理论使之能够更贴近和更有效地解释中国的政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国政治学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
中国政治学产生和发展的时空背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它的特征、属性与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实践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呢？
“现代”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它也是一个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形态或文明模式紧密联系的概念。理解现代，需要回到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也要重视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虽然受到了很多批评，但这些以批评和解构为目的的后现代理论却很少提供建设性的解释框架，理解和研究现代化问题，仍需要我们从经典现代化理论再出发。
不论是马克思，还是经典现代化理论，都将现代文明看作一个独特的社会形态或者文明模式，将现代化看作一个社会变革的系统性进程。从中国现代化启动和不断扩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从19世纪洋务运动追求“器物”——物质界面的现代化开始，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追求准物质界面（制度）的现代化，再到新文化运动追求文化价值体系的现代化，这固然反映了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理解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表明不论人们怎样理解，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现代化实践注定都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变革的系统性进程。尽管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可能更注重工业化，但工业化的单兵突进绝不可能让一个社会完成现代化变革。
现代化是社会变革的系统性进程，其最终的成果将是一种全新文明或全新社会形态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文明或者现代社会就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或社会形态。有些人习惯性地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这是完全错误的认识。因为这个所谓的“西方文明”，事实上是由若干独立的、不同的文明体所组成的，这些文明体之间或许有某种程度的继承性关系，但是它们不仅都独立存在、各有特色，而且还存在着“古”与“今”、“传统”与“现代”这些更为重要的本质区别。
统一和单一的“西方文明”是不存在的。现代文明虽然最早是从英格兰地区孕育成型并扩展开来的，但是它不仅不同于英格兰的古代文明，更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或欧洲中世纪文明，即便它与这些欧洲历史上的文明体存在着某种历史的连续性，但断裂性仍是主要的一面。正如马克思或亨廷顿早已指出的，现代化对传统文明具有革命性，现代化进程催生出的文明形态是一种全新的文明。
强调现代文明是一个全新或独特的文明，并不意味着要否认现代文明中存在一定的传统要素。衡量一个文明的性质到底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其标准不是社会中的“现代”或“传统”要素的“有”与“无”，而是“多”或“少”。传统社会可能存在相当数量的现代要素，而现代文明也可能内含一定的传统要素。数量多寡虽未必能直接决定性质，但却能影响和改变结构，并最终决定性质。现代或传统要素的数量，影响和决定着文明或社会的有机结构和系统性特征，进而决定文明或社会的性质。
中国政治学，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依托欧美政治学知识和理论框架发展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欧美化的印记。它何以舍近求远，未能将中国传统政治学作为主要的学术发展资源呢？
现代化启动以前，中国文明虽已薪火相传数千年，但就文明性质而言，它是传统的而非现代的，当然具有前现代文明的一些共同特征。但正如许多研究者早已指出的，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文明呈现出明显的独特性。造成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中国文明独特的起源路径（即我过去多次指出的征服路径）奠定了其特殊的社会结构和运行逻辑；其次是相对闭锁的存续和演化环境限制了它更多地吸纳其他文明成果的可能性，而长期的独立演化又增强了它的特殊性。与环地中海各文明的存续环境相比，中国文明存续和演进的环境显著闭锁，缺乏与其他文明展开更为广泛交往的通道，无法更多吸纳其他文明的营养来完善自身，只能相对独立地完成演化，并在持续的演化中不断强固自身的特殊性，并逐渐发展出了独特的知识体系、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
作为特殊的话语系统，中国文明在知识体系、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兼具了“传统”和“独特”的双重特征，这无疑加大了其与现代话语系统互释、通约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它几乎无法回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迫切需要，无法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市场经济建设和现代国家建构等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
固有的传统难以成为支撑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资源，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主要依凭。20世纪初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主要是长期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引介、转化，乃至移植欧美学术成果，成为当时从无到有建构中国现代学术的主要方式。因为中国“传统的”和“现代的”之间的排异和冲突程度不同，中国现代学术欧美化的程度也有所差异，自然科学几乎是全然欧美化的，人文学科保留了更多的中国元素，而社会科学则介于两者之间。
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中国政治学在概念、理论和方法上更多地引介和借鉴了欧美元素，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欧美化特征，但是这种欧美化更多是形式上的，欧美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毕竟都是被作为工具来使用的，目的也都是更好地描述和研究中国问题，由此而形成的学术成果也大多都体现着浓郁的中国关切和民族情怀。
政治学的欧美化也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知识体系中中国政治知识的含量严重不足，以至于很多学者习惯性地“言必称希腊”，谈论中国问题也时常会出现知识性错误而不自知。其次是引介欧美的某些理论，有时缺乏正确的中国问题意识，没有针对性或问题意识明显错位。再次是生硬地理解和使用欧美政治学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政治现象的特殊性，以至于在书写和言说中出现了一些“失语”的情况。比如在中国国家结构的认识上，部分学者基于欧美政治学相关单一制和复合制的概念分类，认为当代中国属于单一制国家。虽然这种认识并不一定是错的，但却应注意和解释“一国两制”给单一制概念界定造成的影响。有些学者将上述认识延展到中国古代的国家结构，这恐怕更难成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都奉行郡县、封建和羁縻三种地方建制并行的制度设置，这种国家结构形式显然是单一制概念难以准确概括的。最后是直接照搬欧美某些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和解释中国政治现象，因为未能充分考虑中国政治实践的特殊性，导致理论与其分析的对象之间的隔膜。
上述情况或问题的存在，凸显了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去欧美化”、回归“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摒除这种吁求背后的极端民主主义情绪，还原学术发展的本身，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去欧美化”和“中国化”，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所谓的“中国化”理应是在百年“欧美化”基础上的中国化。中国化的政治学只是凸显了国家和民族属性的现代政治学，它仍是现代世界政治学谱系中的政治学。
然而，中国化的政治学，必定是基本问题意识和服务指向面向中国政治实践的政治学，必定是在知识体系构成上内含更多中国政治知识含量的政治学，也必定是在概念和理论的建构中更重视中国政治经验，甚至是以中国经验为中心的政治学。
[1] 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2]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3] 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