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地图学史》丛书首卷为“地图”采用了一个新的、更具开放性的定义，将目光投向过去被地图学史忽略的对象，从而拓展了其研究视野，丰富了地图学的社会文化内涵。丛书第二卷更是这样一种突破资料选择局限、改变传统研究叙事的产物。从放弃最初把近代以前非西方社会地图学内容纳入第一卷（即单独的古代一卷）的打算，到发现即便独立一卷也难以承载伊斯兰与亚洲传统社会的制图活动规模与复杂程度，再到最终决定将第二卷辟作三册，分别专注于伊斯兰与南亚传统社会、东亚与东南亚传统社会，以及非洲、美洲等其他传统社会的地图学史，本套丛书的两位主编才算找到了一种相对从容的编排结构。如此组织内容，不仅能与撰文者所涉猎的文献资料之巨、发现的地图学成果之丰形成匹配，也有助于更充分地体现诞生这些成果的文化区域其“自身的语境”（原书p.xx），从而鼓励建立多元文化的、更平等包容的价值评判体系，纠正原先基于“科学”“客观”的现代西方评价标准所预设的单一的、表面的立场，这也正是本套丛书第一卷所奠定的基调。
本人虽有幸担任第二卷第一分册的译者，但并非相关专业出身，学识浅陋，只能就本书内容提供一些粗浅的理解与认识，而读者见多识广，相信能从书中汲取更多营养，形成更深刻的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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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除序言和结语外，由“伊斯兰地图学”“南亚地图学”两大部分共19篇文章构成，其中“伊斯兰地图学”14篇，分别由艾哈迈德·T.卡拉穆斯塔法（Ahmet T.Karamustafa）、埃米莉·萨维奇-史密斯（Emilie Savage-Smith）和杰拉尔德·R.蒂贝茨（Gerald R.Tibbetts）等九位作者撰写；“南亚地图学”5篇，全部由约瑟夫·E.施瓦茨贝格（Joseph E.Schwartzberg）一人执笔。
“伊斯兰地图学”部分的开篇导论，从伊斯兰文明连贯东西、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出发，点出了伊斯兰地图学发展的独特之处，如对以希腊遗产为主的外来传统的借鉴以及与东西方的互动，其自身价值倾向影响下形成的地图与文本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等制图实践特征。这些涉及“前现代伊斯兰社会是否存在具有文化特性的地图学传统”（原书p.5）的探讨，贯穿于接下来的伊斯兰地图学章节。
于是，在天体制图一章，作者借助丰富的实物证据和文献资料，探寻了伊斯兰教兴起后的一千多年，源自希腊的天文知识在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及内外流转。以两方面为代表，一是受计算礼拜时间的实际需求（但不局限于此）激励，欧洲古典知识催生了大量以星盘、天球仪等天文仪器为主要载体的伊斯兰天体制图类型。另外，苏非
开创的伊斯兰星座图像学传统，基于托勒密星表并融合了贝都因人的本土天空概念，不仅在伊斯兰世界乃至在欧洲均影响深远。随后的一篇短文，考察了哲学科学、宗教学派等不同的宇宙学思想流派所产生的宇宙图示，这些图示反映出伊斯兰学说中，既有对希腊、波斯系统的吸纳，亦有诉诸图形表达的内在需求，虽大多以插图形式出现，但仍具独立价值。
鉴于中世纪穆斯林在地理学方面有着突出成就，接下来的六篇文章着力讨论伊斯兰地理制图。总的来看，伊斯兰早期已有相当程度的地理知识积累。一方面，阿拉伯人发展出了一套自成一体的描述地理学书写传统，典型的如《道里邦国志》一类的地理文献，同时也对印度、波斯和希腊（尤其后者）自然地理学成果有所吸收。但这一时期，伊斯兰学者似乎更热衷于对承自托勒密的地理坐标进行核订，并未像在天体制图领域那样，发展出类似的将地理数据实际应用于绘制世界的兴趣，尽管据信曾经存在的马蒙（al-Ma'mūn）地图以及其他零星证据表明，他们已有世界地图的概念，甚至某些地理文本的编纂是与之相联系的。现存最早的伊斯兰地图出自10世纪创立的巴尔希（Balkhī）学派，巴尔希本人的著作已佚，但通过伊斯塔赫里
等地理学者的传抄修订可知，该学派开始给予地图真正的重视，形成了绘制风格与编排结构基本一致的“一套地图”的概念，大多包含21幅，以省区图为主，重点反映的是当时伊斯兰帝国的全貌。随后的伊斯兰地图学发展，既受希腊与巴尔希学派两套体系的影响，也有比鲁尼（al-Bīrūnī）的科学工作所发挥的作用，而就绘制世界地图而言，贡献了集大成之作的是12世纪的伊德里西（al-Idrīsī），作者用了单独一章对其进行介绍。伊德里西以托勒密地理学说为基础，结合了巴尔希学派的资料，并对可接触到的信息广加利用，既有罗杰二世主导实测的数据，也有商旅者行记及其本人的亲身观察，他将七个气候带按经度划分，以70张分图呈现的做法可谓一大创新，是当时对世界最为精细的描绘。不过，伊德里西并未对在其之前的比鲁尼的地理学成果加以利用，而从接下来的一章可以看到，比鲁尼对大地测量也即精确制图的贡献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地理制图部分，还就礼拜朝向图及相关实用仪器做了介绍，无论其概念源于伊斯兰民间科学还是希腊数学科学，均服务于找到面向麦加的神圣方向这一共同目标。
除了上述内容，“伊斯兰地图学”部分还用三篇文章，较系统地梳理了前现代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地理制图情况，从中可以感受到，服务于国家政治及军事目的的地图占据了主导。另外，在关于伊斯兰海洋制图活动的两章中，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区域的影响也颇为显著，而在印度洋，与阿拉伯人在该海域拥有悠久的航行史及成熟的航海术似乎相悖的是，1500年以前或许并不存在可用于实际航海的本土海图。
相较于伊斯兰部分，“南亚地图学”所呈现的内容则显得更为陌生、驳杂。作者首先用一章概论，从以往学术研究的情况、本书考察的范围以及各时期见诸不同载体的制图类型几方面，为南亚地图学研究做了知识铺垫和整体勾勒。虽然作者认为，南亚制图成果无法与伊斯兰世界、东亚地区的成就等量齐观（尽管古代印度在天文、几何及其他数学分支有着卓越贡献），且种种原因导致南亚早期地图相对稀缺，但随后的章节却足以丰富我们对南亚地图学的认识。
宇宙制图一章中，作者详细描述并分析了印度教、耆那教以及结合了印度与伊斯兰特征的宇宙志制品，涉及绘画、占卜图、宇宙球仪、天文台仪器、雕塑、建筑等。除了天体制图反映出对观测天文学的兴趣外，南亚宇宙志制品大多表现的是源于印度古代经典与神话传说的宇宙观，如将世界想象成以弥楼山为轴心的一系列部洲的排布，宇宙各部分对应特定的神祇，甚至组成宇宙的世界数量无限等。因此，比起其他大多数文化区域的宇宙志，南亚制品所展现的时空尺度更为惊人，且复杂度更高。同时，作者还指出另一点有趣的区别，即南亚宇宙志虽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中心意识，但“它们并不认为遥远的国度不如自己受到尊崇的家乡（无论是南赡部洲还是婆罗多伐娑）辉煌”（原书p.336）。此外，作者还通过对印度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中宇宙微观模拟的观察，包括祭坛、坛城图案、城市规划、民居建造、家庭仪式、棋盘游戏等，并借助一项人类学家的实验，来探讨宇宙志在印度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和对普通人空间概念的影响。
地理制图一章，作者对200余幅地理地图做了考察论述，囊括了世界地图、地形图、路线图、小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图等类型。其中，世界地图基本为伊斯兰制品的副本，或借鉴伊斯兰、欧洲原型并与之调和的产物，所谈实例中，只有一幅马拉塔世界地图试图在往世书传统的世界观基础上调和接触到的新知。地形图的研究纳入了相当大的地域范围，涉及覆盖南亚西北大部的莫卧儿地图，反映克什米尔、印度各部以及斯里兰卡地形特征的前现代晚期地图，以及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尼泊尔地图。这些地图的绘制风格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多样性，其中便有以让蒂地图集为代表的融合了印度传统画风与西方绘画技法的“公司风格”。路线图主要表现的是道路、运河及河道，大部分呈条状，与行政事务、军事行动、工程建设和朝圣之旅相关。关于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大比例尺地图，作者所讨论的有主要反映乡村地区的地图，其内容与税收、土地纠纷、战略意义等有关；有体现城镇布局、周边环境、主要场所乃至普通民居的城镇世俗平面图和类似地图的景观图；有强调宗教意义的更为抽象的圣地地图，体现的特征包括与宗教图像关联的地形形状、朝圣者与神灵形象、寺庙建筑以及圣域内的动植物样貌等。此外，大比例尺地图一节还对实用目的性更强的军事要塞地图和建筑图做了归纳。
南亚的海图部分，同探讨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的航海制图时遭遇的问题相似，南亚人在16世纪前是否制作或拥有过可供实际使用的海图，同样也缺乏证据，“尽管早在5世纪完成的一部梵文史诗中，便有了对似乎是一幅海图的简要描述”（原书p.494）。已知最早的本土海图可追溯至1664年，出现在南亚引航员的《航海手册》中。虽然尚无法考证这类相对成熟的海图更早的原型，但包括作者在内的多位学者已注意到，中国和阿拉伯地理文献包含与印度洋相关的广泛知识，可能为其诞生提供了灵感，并进而认为，伴随印度洋一带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许多民族和地区或许都对该区域海图制图的传播与创新有所贡献。
最后，作者在“南亚地图学”的结论中指出，其所接触到的南亚传统地图极有可能只是现存资料集的冰山一角，且这些地图的年代分布与地区分布十分不均，如早于17世纪的现存实例发现甚少，出自孟加拉地区的地图缺失明显等。目前的研究虽然可以驳斥早先认为“印度似乎没有人对地图学感兴趣”（原书p.296）的偏见，并可就绘制风格与内容元素对南亚传统地图做一些特征概括，但未来还有许多方向值得探索，如南亚人的制图理念与偏好，南亚内部及其与外部地图思想的传播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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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书的“基本框架是地理性的”（原书p.xxi），但无论是“伊斯兰”[1]还是“伊斯兰世界”[2]，其覆盖的文化版图并不能在地理区域上同“南亚”截然分开，也因此造成了某些章节的叙述略显凌乱。另外，个别内容在结构安排上也有不妥，比如南亚部分，莫卧儿王公萨瓦伊·贾伊·辛格二世建造的巨型天文装置实际融合了多个古代天文学传统，尤其是对伊斯兰天体制图的借鉴，将对其的叙述置于“印度教传统的宇宙志”一节之下，多少会令读者感到困惑。即便有这样的问题，整体来看，本书仍是一部兼具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奠基之作。
就拓展传统地图学经典而言，本书达成了其目标。“将广义上人类宇宙的图形呈现囊括在内”（原书p.xxi）的决定，让以往不被关注的地图类型与制图活动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令本书成为目前为止研究此两大文明领域地图学史最全面、系统的综合性著作。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伊斯兰天体制图、宇宙图示和南亚宇宙志的纳入。据编者所言，本书之前对伊斯兰地图学做全面概括的，是新版《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一篇文章“
（地图）”。但浏览该词条，我们只能看到对陆地图和海图的介绍，尽管已不存世的马蒙地图或许体现有宇宙志元素[3]，并且对穆斯林具有特殊意义的朝向图示或地图，与伊斯兰宇宙志和天体制图亦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南亚宇宙志则更是处在先前研究的视线之外。本身，在地图学通史的全球拼图上，南亚几乎可以说是缺失的一块。而关于印度早期地图相对全面的综述，很大程度上都略去了有关宇宙志的内容，即便是针对宇宙志的专著，也大多专注于文本考释或局限于单一宗教。于是造成的印象是，南亚基本没有本土地图学传统可言。而本书让我们意识到，制品极其丰富的南亚宇宙志，恰恰反映了受宗教与文化驱动、影响最为广泛且持久的本土制图传统（某种程度上伊斯兰宇宙图示亦然）。正如本书编者所说，“我们如今认识到，譬如单凭假设希腊人已发明了一个针对任何情况都具备先天优越性的全球参考系统来比较希腊和印度地图学，是不恰当的。许多耆那教宇宙志——至少可以说——与罗马人的或基督教欧洲的《世界地图》（mɑppɑemundi）内在的宇宙观具有不相上下的智力复杂度。倘若在过去认为绘制一幅吠陀祭坛或朝向图较之《罗马城图志》（Formɑ Urbis Romɑe）缺乏‘地图性’，这只是因为后者更契合地图应为何物的现代概念”（原书p.512）。因此，如果缺失这些类型，我们便无法对人类社会观察、构想以及呈现世界的方式形成相对完整的认知。
伴随研究视野的拓宽，研究视角亦开始丰富。
一旦舍弃原先受欧洲中心论支配的、以科学进步的发展观来看待地图学史的视角，又该如何去理解被给予与西方同等关注的非西方社会的地图学史呢？本书编者在序言和结语中提供了一些理论见解，总体来看，围绕两个十分关键的话题展开，即这些传统社会存在怎样的“制图动力（mapping impulse）”（原书p.xxi）和“地图意识（map consciousness）”（原书p.511）。要形成对这两点的思考，就不能不把对地图与制图活动的研究置于不同社会的人文背景和历史沿革之下，这样的引导是开放性的，有助于我们对本书内容做更丰富的解读。
所谓“制图动力”，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促使这些传统社会将对空间的认知诉诸图形表达的驱动力，也就是绘制地图的动机。
我们首先应注意到的是，伊斯兰和南亚传统社会受各自宗教与文化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桎梏），其对空间的认知不仅呈现出自身特点甚至有很大差异。比如，就两个传统社会的宇宙观而言，伊斯兰社会的宇宙观（抛开受贝都因人原始天空观念和外来文明的影响不论），主要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训集中对宇宙所做的零散、隐晦和模糊的描述之上，尽管体现有大致的层级结构和部分宇宙实体，但我们基本不能对其整体的宇宙观形成清晰、确定和系统的描述。南亚的情形则截然不同，印度的古代经典和本土孕育的三大宗教，对宇宙观、宇宙学有着极其繁复的描述或论述，其体现的宇宙时空认知超乎常人想象，甚至其概念中的“世界”[4]就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尘世或地球，而是包含了日月星辰天地万物的世界，且这样的世界是数量无限的。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普遍性（当然也影响到其中的个体）的空间认知，本身就是在该社会占据主导的思想领域构建起来的，因而也因民族、宗教、文化乃至社会阶层等而异。
而将空间认知转化为图形表达，抛开个人的主观因素，也反映了特定社会对图形呈现的价值判断与取舍。结合本套丛书对“地图”的定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借助特定的文化语境，去理解某一社会如何认识到且为何认为图形“便于”或更利于表达、传递空间知识和信息，从而促使其将相关认知转化成这一媒介。否则，我们便不能对其中一些看似自相矛盾或者不合常理的现象做出解释。
比如，为何某种类型的制图会得到鼓励，其他的则不然？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伊斯兰教思想既鼓励人们去了解天空又不主张对宇宙猜想刨根问底，加之对视觉图像持有矛盾的态度，因而其“主流宗教文献整体上缺乏宇宙志的表现形式”（原书p.88）。而在天体制图领域，出于履行礼拜、斋戒等功课的计时需求，催生了多种类型的制品，其中不乏独具创新的精良之作。同时，宗教学者并非完全对图形呈现表示冷漠，事实上，神秘主义派为了表达其“不可言说”（原书p.83）的经验，便产生了求助于图示的内在需求。
又比如，为何在已达到一定程度的空间认知水平或掌握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并未对绘制地图产生兴趣？本书也不乏这种缺乏制图动力（或与之对抗）的现象。例如，从伊斯兰地理文献来看，阿拉伯人早在9世纪就已对相当大的世界范围有所认知，地理学者对搜集道里数据、核查地理位置，包括修订源自托勒密的地理坐标等投入了极大热情，但在之后近一个世纪并没有留下制作地图的痕迹，他们甚至在知道托勒密对地图制作所做的说明时，仍采取了选择性的忽视。另外，在中世纪末以前基本没有海图的情形下，阿拉伯人、南亚人已在海上航行多个世纪，表明图形辅助对当时的航海活动来说并无必要。
再比如，为何在已具备所谓“现代”意识的空间认知之后，某些类型的传统地图仍具生命力，也就是说，对其表现出持续的制图动力？例如，在南亚部分的作者看来，“‘传统的’印度和尼泊尔地图学格外惊人的一点是，直到今天其仍在延续”（原书p.505），宗教宇宙志、朝圣地图仍得到制作、生产和大众消费，只不过有的已改用了廉价的印刷形式。“而古典阿拉伯地理学家的地图，如那些出自巴尔希学派的（始于公元10世纪），于19世纪仍然流传。”（原书p.512）[5]
当然，从书中可观察到的值得思考的现象不止这些。就伊斯兰与南亚传统社会而言，宗教与政治无疑是形成其制图动力（或造成阻力）的主要来源。但同时本书也提醒我们，任何一种上述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多种因素的交织碰撞。这些因素既有自身的也有外来的；既可能是必然的，也可能是偶然的；既有长期的也有短暂的……但都不是单一、孤立、静态的。
同样的，“地图意识”的问题也与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紧密关联。
“地图意识”一词，英文原文中用到的是“map”，但从两位主编对其的阐释来看，似乎改用“cartographic”更为贴切，即“地图学意识”，强调的是对地图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或学科的认知。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探讨，这些传统社会是否意识到并且从何时起意识到，地图相较于其他图像形式，以及地图学相较于其他知识门类拥有其独立的价值。编者在这里用的是“相对意识”（原书p.511）的提法，因为“地图学”一词本身是一个现代术语，但通过对传统社会地图的制作和使用，以及相关知识的构筑与传播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对其是否拥有这样的相对意识得出一些印象。
就此而言，伊斯兰与南亚传统社会均程度不一地体现了这样的地图学意识，既存在共性，也有各自的特征。无论是辅助空间记忆还是表达空间概念，宣扬宗教精神还是推广世俗意识，提供占卜还是装饰，不同类型的地图在这些社会中被给予特定的用途或赋予特定的权威，继而得到相应的欢迎或重视。它们既可以是促进空间认知、传播空间思想、加深社会意识的载体，也可以被“提升为神圣空间的象征”（原书p.514）充当修行的手段，如南亚的宗教地图。制图活动在某些区域相当活跃，显示出地图已经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这些社会的地图学意识并不存在标准范式，“不受针对证据或准确性的理性规范与实证主义标准的束缚”（原书p.511）,“甚至都没有关于如何能最佳测量并呈现地球、海洋、天空或宇宙的共识”（原书p.518），但毫无疑问，它们都反映了其社会群体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关联方式。
而本书编者从更为开阔的比较研究视角出发，对这些传统社会（包括前现代欧洲）的地图学意识形成的总体看法，在我看来相当有趣且颇具启发。当然，这一比较更多关注的是“认知的相似性而非形式和内容的外在差异”（原书p.512）。他们观察到，在这些传统社会中，均缺乏专门指代地图的词汇；大多没有专门从事地图制作的专业分工；并且，学术文献中，与制图理论和实践相关的知识（包括地图自身）往往与对其他主题的论述并置。因此他们认为，这些传统社会“存在大致相似的地图意识水平”（原书p.511）,“前现代地图学，在伊斯兰世界和印度就像在基督教欧洲一样，无论采用了什么形式，都不是自主的发展。它只被理解为艺术、文学和科学等更广泛的表征与思想史的一部分……很少主张现代意义上分立的领域”（原书p.512）。与此同时，他们也观察到，“前现代伊斯兰和南亚社会的地图学并非孤立于外部影响而发展，各种影响都逐一对遥远文化的制图知识有所贡献。这样的关系提醒我们，像地图学史通常所做的那样，将旧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仿佛两个独立且各不相同的世界，是错误的。早在16世纪欧洲崛起以前，贸易和其他的文化交流将亚洲、欧洲和地中海地区联系在一起，无论多么松散，但却结成了一个庞大的旧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地图学和地图学关系有其自身的位置。不足为怪的是，伊斯兰和南亚的地图绘制在保留其自身许多独特方面的同时，都分享了前现代世界其他社会的地图学经验”（原书p.510）。
这样的观察进一步提示我们，在考察传统社会的地图学意识时，带着现代人的先入之见极可能误入歧途，而引入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对地图学知识在不同学科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流动进行综合考量才会形成突破。事实上，本书的10余位作者分别来自伊斯兰研究、数学、地理等不同的学科背景，本身便是跨学科合作的成果。而本书也为世界两大文明领域地图学史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基础。
总而言之，在看待这样一部新的地图学史时，每一种制图类型都值得就其历史进行研究，每一次制图创新都需要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议题加以剖析，每一项制图传统都应当从其自身的文明形态和人类文明整体演进的角度做出理解。当然，对地图本身内容元素、工艺形式的解读，也离不开同样的多重维度和视角。在现代文明社会地图学概念与标准日渐趋同、专业制图分工愈来愈细化的情形下，还原地图学历史进程的本来面貌，不仅令我们为人类文明创造之丰感到惊叹，或许也能启迪未来更加丰富的创造。
最后，除了上述提及的价值与带给我们的启发，还要说的一点是，本书所搜集、整理的大量图目文献及谱系年表，为进一步研究参考提供了实用的信息和工具。对伊斯兰资料的梳理是复杂且困难的，历史学家张广达曾在中译本《道里邦国志》前言中指出阿拉伯地理文献存在的缺陷，阿拉伯人“经常不注意指明不同时期的文献史料的年份……他们连缀、乃至照抄前人的记载，并不声明前人记载的年代”[6]。本书作者就面临类似的问题。比如，巴尔希学派几位地理学家的现存稿本便“混杂交错，很难理出头绪”（原书p.110）。即便如此，作者还是做了相当扎实的工作，不仅对巴尔希学派著作的稿本、印本与译本做了汇集和简要评述，还分别就该学派文本、地图的承继关系绘制了谱系图。并且，伊斯兰部分对伊德里西著作稿本、自公元1000年起的伊斯兰地图谱系、与奥斯曼史书相关的稿本等的整理都颇具参考价值。南亚部分，其概论中“我们的知识状态”一节，作者实际是就本书之前的南亚地图学研究撰写了一篇文献综述，并对资料相对集中的藏品机构做了盘点。另外，作者还针对南亚宇宙图、各种类型的地图与平面图等做了非常详细的特征统计和属性分析，这些基础性工作为今后有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如此，本书收录近400幅图片，其中许多图片所复制的原图只存在于原始稿本或写本中，很难接触得到，因此，本书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图像资料。
包甦
2021年10月10日
[1]“伊斯兰”一词可照宗教名称、国家名称、文化名称三层意义来使用，见[美]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
[2]“伊斯兰世界”的概念更为复杂且颇具争议。关于其概念的形成及使用语境的深入讨论，见[日]羽田正：《“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刘丽娇、朱莉丽译，朱莉丽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3]新版《伊斯兰百科全书》引述马苏迪（al-Mas'ūdī）对该图的描述时，提到的是“the universe with spheres”，见S.Maqbul Ahmad,
,in The Encyclopɑediɑ of Islɑm, new ed.（Leiden: E.J.Brill,1960-）,4: 1078，与本书原文引述时的表述“the world with its spheres”（原书p.95）有所不同，并且两处引述均提及图上有对星辰的描绘。
[4]本书原文在南亚相关部分交替使用的两个词“universe”和“cosmos”，虽然其英文语义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中文通常都译作“宇宙”。为了以示区分，在南亚语境下，译者将前者译作“世界”，类似于佛教用语中“三千大千世界”中的一个小世界的概念。但同时，也要请读者留意，在伊斯兰部分出现的“universe”，仍是按译作“宇宙”处理的。
[5]编者在本句的前半句还提到，“朝向地图的绘制已存在千年直至今日”。鉴于本书英文版出版是在近30年前，而如今只要搜索网络，便可发现多个数字应用，如Qibla Finer、Qibla Map、Qibla Direction Tool等，可提供更为便利的朝向指示服务。因此，译者不能确定这类地图的绘制是否仍在继续，同理，对其他凡是涉及至今的表述，也需保持同样的谨慎。但无论如何，至少可以肯定，这些类型的制图实践持续到了当代。
[6][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岘译注，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