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体意识的彰显与文化审美的自觉
——论胡辛的小说与传记文学创作
李洪华
自20世纪80年代初，胡辛以《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登上文坛以来，先后发表了1000万余字的小说、散文、传记和影视剧本，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写作成就卓然的代表作家之一。检视胡辛的小说和传记文学创作，无论是《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里有泉水》《我的奶娘》等中短篇小说，还是《蔷薇雨》《聚沙》《怀念瓷香》等长篇叙事，抑或是《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陈香梅传》等传记文学创作，都彰显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和文化审美自觉，既有为女性独立的诘问呼喊，也有对女性价值的自觉重构；既有根系乡土的深情凝视，也有超越地域的文化省思。
一
尽管胡辛说，写《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时，并没有自觉的女性意识，甚至连女性主义理论都不知晓，“只是跟着感觉走，完全是感性的认识，是生活教会了我”[1]。然而，作者一开篇在题记中的那个发人深省的诘问——“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却又清晰地彰显了作者的女性意识。这篇长达1.8万字的不短的短篇小说之所以斩获1983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非偶然，小说中所释放出来的思想能量和审美内涵触动了无数读者的敏感神经，在当时乃至此后较长时期引起了热议和震动。小说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四个阔别多年的女同学，在一次偶然邂逅时，对往昔时光的追忆。柳青在学校时就处处表现出不甘示弱的女强人姿态，“我就不信，女的超不过男的”，每次考试都要勇夺得第一，她的理想是要成为中国的“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而且一直心怀作家梦。然而命运多舛，柳青虽然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但毕业后却被分配到偏远的山村教书，在一个普通乡村小教员的位置上“蹉跎岁月”，连个大学生都没有培养出来。更令人惋惜的是，她被检查出患有绝症，所剩的生命不多。想成为“小潘凤霞”的叶芸从文艺学校毕业后，分到县剧团当演员，虽然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剧团的二牌花旦，但后来在经历了结婚、生子、结扎、离婚和诽谤中伤后，在身败名裂中陷入了身心交瘁的边缘。当初要做“小郝建秀”的蔡淑华高中辍学后到抚河棉纺厂做挡车工，后来离开织布机成了一名区妇联干部，虽然自己喜欢这份助人为乐的工作，但是却得不到家里人的理解。要当“第二个林巧稚”的魏玲玲从助产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医院做了六年妇产科医生，但后来为了照顾丈夫和儿子，放弃了医生职业，在家庭主妇般的生活中充满了落寞幽怨。这些当年意气风华的同窗，如今青春不再，理想未酬，生活大多不尽人意，令人感慨唏嘘。坚硬的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变数，不管是在事业还是家庭方面，追求独立自强的女性无疑还有漫长的道路。
长篇小说《蔷薇雨》的发表及其后来由作者本人担纲编剧改编成28集同名电视连续剧的播出，再一次为胡辛赢得了巨大声誉。这部40万余字的长篇让胡辛有足够的空间从更深广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层面展示她探寻女性命运的思想睿智和艺术才华。作者在市场经济大潮和红城古巷的书香门第这一具有强烈冲击力的时空背景下，来讲述徐氏七姊妹及其周围人物在剧烈社会变革中的生活变故和情感周折。老三希玮是作者重点刻画的对象，当初遭到初恋凌云离弃，却怀着他的孩子离开家，儿子夭折后又回到家，委身于软弱自私的辜述之，却不料又被欺骗，重蹈覆辙。其他几个姐妹在婚姻爱情上都不尽如意。大姐希璞的生活虽表面平静如水，但在与凌光明的暗生情愫中流露出对现实婚姻的不满和对理想爱情的期盼。二姐希玫的婚姻里没有爱情，极力挣脱却又陷入另一个漩涡。四妹希瑶爱上了一个“流浪无产者”。五妹希玓嫁给了垃圾老头的儿子金苟子。六妹希玑看上了个体户。七妹七巧则大胆追求比自己年龄大上许多的浪子凌云。出身书香门第的古巷女子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试图超越礼法传统，迸发出对自由爱情的躁动和向往，纷纷逃离家的羁绊，但却最终都归于平庸和失败。当然，胡辛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故事表面来展示雨中蔷薇的不堪易折，而是进一步追问其深层缘由。小说中，让徐家姐妹心存畏惧的不仅仅是弥漫在周围的世俗眼光，更来自家族传统，徐家祖传的“本白布”所隐喻的根深蒂固的贞操观念就像悬在徐家女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她们难越雷池。在小说最后，作者更是借七巧之口吐露了家所施加给她们的难以承受之重：家里太清白了，“清白得容忍不了一点污垢一点尘埃，这种清白便成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在我们本来就够弯的脊梁上又平添了重量”[2]。在历史传统之外，女性自身难以逾越的局限同样是徐氏姐妹不幸的肇因。小说中，遭受两次打击后希玮躬身自省：“为什么青春逝去、历尽磨难之后，她会重蹈覆辙，又一次栽进感情的陷阱，让千疮百孔的身心又一次新添累累伤痕呢？不要去责怪男人，怨恨的只是自身。女人永恒的弱点铸就了她永恒的悲哀。”[3]如果说在《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中，胡辛主要通过自述的方式注重从外部现实世界探讨女性意识觉醒的可能，那么在《蔷薇雨》中，则显然更进一步从历史传统和女性自身两方面来反思女性独立的艰难和局限。
长篇小说《陶瓷物语》是胡辛女性书写的集大成者。在经历了对女性命运、历史传统和自身局限的探寻之后，有了明晰的女性意识和自觉的文化理论支撑的胡辛终于寻找到一种更宏大而丰富的书写方式，在负载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瓷与女人之间，重构一种更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女性叙述空间。胡辛在小说的“后记”中说：“一个女人，对失落了少女的最后的梦，萌动着母亲最初的梦的一方水土，不会不长久地思念。”[4]少女、女人、母亲、水土，这是一组饱含着浓烈情感，具有同构语义的文化符号。胡辛在此明确坦陈了《陶瓷物语》的思想主旨和创作初衷。事实上，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的胡辛都给人以情感浓烈的赤诚的印象。喜欢“直抒胸臆”的她对周围的人们、脚下的土地和曾经的人生都有着冷暖自知、黑白分明的情感底色。《陶瓷物语》中既有对爱情的书写，也有对母性的礼赞，更有对文化的寻根。小说以电视台拍摄皇瓷镇的专题片为线索，叙写了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专题片撰稿人树青在拍摄过程中遇见了20年前自己爱慕的兄长林陶瓦。然而时过境迁，彼此精神上都很难再走进对方的心田，空留怅惘。林陶瓦似乎在汹涌的经济大潮中已然成为矫健的“弄潮儿”而名利双收，虽牵扯到的“海关古瓷案”风波后已澄清——不过是林陶瓦团队的高仿瓷，误会解除，但两人永远不可再牵手了。树青还是当初那个曲高和寡、坚定执着的女人。她虽是瓷都的外来者，但却有着瓷一样洁白的心性和坚定的品质，正如林陶瓦所说，“她就是那么冰清玉洁、那么纤尘不染、那么崇高无求”[5]。虽然专题片最后没有树青的署名，但她没有计较这些世俗的名利，在她看来，书写本身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种命名和呈现，是一种拒绝遗忘。不难发现，本名胡清的作者在树青身上寄寓了理想女性的诸多美好品性。如果说女性与陶瓷有着天然的关联，那么这种精神内蕴更多的是母性。在作者笔下，皇瓷镇这座“母性的城”，白色的陶土实际上就是流淌着的白色乳汁，“从陶土到瓷，女人的卑贱与伟大，脆弱与坚韧，朴拙与华美，大度与小气，都蕴含在个中”，“瓷失落了男子汉的粗犷阳刚之气，而充满了女人气”[6]。小说中，遗腹子树青在母亲和外婆的抚养下长大，通过与瓷的亲近，她深切体会到“苍凉的白色土，赤裸着坦诚，宽容和无私”[7]。而从小失去父母的江红莓带着苔丝从国外还乡，与其说是捋清与青花王子毕一鸣的扑朔迷离的情感纠葛，不如说是寻根寻母之旅。她的养母江玉洁是真实的彩绘女工，而那个又老又丑的疯女人骚寡妇，“吃的是山果野菜，饮的是东河溪水，一年四季赤身露体贴着大自然”[8]。骚寡妇和彩绘女工，在她的寻找中汇成了一道母性的生命之流。尤其是骚寡妇，“她的生命力反而特别强盛”，“她是一尊老而又老的土地婆”[9]。在某种意义上，《陶瓷物语》中的爱情故事更多承担的是叙述的动力，作者实际上是要借那些经历了生命烧炼和阵痛的瓷礼赞母性的伟大，寻找民族传统的文化根性。
二
值得注意的是，胡辛小说在探索女性命运、追问女性意识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一种文化审美的自觉。如果从题材内容的地域文化特征来看，胡辛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反映赣南革命历史文化的小说，譬如《我的奶娘》《粘满红壤的脚印》《情到深处》等；二是书写南昌古城文化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蔷薇雨》《街坊》《情到深处》等；三是描写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小说，譬如《陶瓷物语》《瓷城一条街》《昌江情》《禾草老倌》《地上有个黑太阳》《“百极碎”启示录》《河·江·海》等。
在“红土地”系列小说中，胡辛把关切的目光投向那些红军长征后留在红土地上的普通女人们。《情到深处》中的四小姐，虽出身官宦人家，却能千里跋涉，穿越层层封锁，代替意中人完成艰巨的任务，为红军送钱送粮，后来尽管受尽折磨，却终生不悔。《我的奶娘》中的奶娘，在丈夫随红军长征走后，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农妇，却不分高低贵贱，用宽厚仁慈的爱和乳汁，滋养了烈士的后代、教授的女儿、地主的儿子，三蛮子、石丹、金宝吸吮她的乳汁长大，而无论是面对大官还是痞子阿贵，她都是满满的人性关怀。她们虽出身不同，但都具有平凡而伟大、坚韧而善良的慈母情怀，蕴含着深广厚重的革命历史文化内涵。《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在叙述女主人公们的人生故事时，总是不忘打量洪城今昔风貌：被称为“火炉”的省城、闷热烦躁的夏夜、高矗的百货大楼、繁华的大道、热闹的工人文化宫、系马桩、桃花巷、松柏巷、干家巷、干家大屋等。而在《蔷薇雨》中，从那些散落在小说各处的三眼井、洗马池、系马桩、干家大屋、徐孺故榻等历史旧识和徐氏姊妹的情感生活来看，作者的着力点似乎不在表现色彩斑斓的现代都市生活状貌，而在于探讨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女性的心理情感嬗变和对行将远去的古巷风情的追忆和惋惜。
当然，胡辛最为钟情的还是有着久远历史和母性品质的景德镇陶瓷文化。胡辛曾多次动情地表白自己与瓷都景德镇的“深情厚谊”：“我在景德镇生活工作了整整十三年，也就是说，我人生中的青春季节结结实实地留在了景德镇。从第一眼烙刻进脑海的‘烟囱森林的天空’和‘昌江东岸浣衣图’，到远山、西郊、东郊等中学的平凡又传奇的生活工作，我几乎走遍了老景德镇的城乡街巷，踏访了每一寸土地。我一次次伫立于罗汉肚古柴窑的窑门前，早早地知晓这就是母性崇拜、生殖崇拜。”[10]《陶瓷物语》中，作者以人写瓷，以瓷喻人，无论是主要人物林陶瓦、毕一鸣、树青，还是次要人物马禾草、姚火旺、叶丁香、江玉洁、江红莓等，都无不具有瓷的精魂，正如林陶瓦所说：“石会崩，木会朽，人会亡，而瓷即使粉身碎骨，千年万载后其质也不变。”[11]不仅如此，作者还借不同人物直接讲述陶瓷历史，呈现陶瓷文化。小说中，林陶瓦向树青讲述了皇瓷和皇瓷镇的历史，毕一鸣向苔丝讲述了渣胎碗和民间青花的历史，古陶瓷博览区的老师傅讲述了皇瓷镇的瓷器工艺，郑贵妃与青龙缸、徐皇后与永乐瓷、张太后与蟋蟀瓷罐等各种陶瓷历史和陶瓷故事都在作者笔下徐徐展开。对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倾力书写更表现在后来的长篇历史纪实散文《瓷行天下》中，从汉唐古道丝路与瓷的时空穿越，到宋元天青与青花的海外传奇；从永乐窑器的苍凉背影，到嘉靖景德的一枝独秀；从瓷香万里器成天下，到沉舟侧畔欧瓷逆袭，胡辛以泼墨山水的气势铺展了“瓷行天下”的巨幅画卷。不难发现，在这些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作品中，胡辛总是通过独特的人情风物的描写表现出文化审美的自觉，从而使得她的小说创作在女性写作之外更彰显出一种学者型作家的学院气质。
三
尽管胡辛本人曾多次强调“我钟爱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12]，但是她在传记文学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并不逊色于小说。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胡辛的三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陈香梅传》在海峡两岸出版，在世界华人区产生较大影响。2005年，胡辛更是获得中国十大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胡辛的传记文学与其小说创作一样，有着鲜明的女性视点和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不仅表现在她主要以女性人物为传主，书写她们绚丽的人生、倔强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她常常选取独特的视角，以主体融入的方式，进入传主的生活世界和情感心理，复活出入情入理的传主人生故事。
1993年，原本耕耘于小说园地的胡辛赫然捧出了令人“惊艳”的长篇传记文学《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作品的成功和影响在其后“几乎有华人的地方皆有此书”[13]的畅销和长销程度上可以得到见证。这是当时中国大陆第一部写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传记作品，一段“讳莫如深”的尘封往事，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传奇，在家国情仇和战火烽烟的大幕下徐徐展开，跌宕起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知识女性章亚若带着她的迷惘和追求，从南昌到赣州，因缘际遇中与蒋经国产生了一段虽“惊鸿一瞥”却“刻骨铭心”的生死恋情。从1939年蒋经国与章亚若“初识”，到1942年章亚若“暴毙”，蒋章之恋不过短暂的三年时间，但作者却以丰富的想象和小说笔法在有限的材料中，极力铺展了蒋章二人从初识的“倾心”，到相知的“意合”，再到生离死别的“刻骨铭心”。当然，作品的叙述跨度并不局限于蒋章“生恋”的三年，而是把他们各自的家族渊源和“死别”后的故事也都收纳其中，更加上烽火岁月的家国春秋，使得作品具有了更为丰富的主题意蕴和历史厚重。这种“生死别恋”与“家国春秋”的写作方式同样使《陈香梅传》获得成功，陈香梅与陈纳德的人生故事在战火烽烟的历史背景和中美关系的国际格局中被铺展得“山河浩荡”。第一部“生于昨日”分叙了陈香梅、陈纳德的成长历程，叙写了战火中的“倾城之恋”；第二部“春残梦断”描写了陈香梅与陈纳德的生死离别，插叙了甜蜜的往日时光；第三部“梅香四海”记述了陈香梅在美国的奋斗历程及其为中美关系的奔走。与曾经讳莫如深的“蒋章之恋”不同的是，陈香梅与陈纳德的婚恋故事是中美关系史上众所周知的一段“佳话”。不似章蒋的一隐一显，二陈都是“家国春秋”中的显耀人物，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这个不同凡响的女人，前半生与中国近代史纠纠葛葛，后半生与美国当代史起起伏伏，背景太广阔深邃，与历史人物的关系太盘根错节”[14]。因而，较之《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虽然都弥漫着抗战时代的烽烟，但由于传主的不同身份、作者所掌握材料的多寡，尤其是作者与传主之间的不同关系，《陈香梅传》中“家国春秋”的比重要远超“生死别恋”，史传笔法也明显多于文学叙事。
1995年9月8日，一代“传奇”张爱玲在大洋彼岸黯然去世，《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在读者当中引起较大反响。全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觅”，从张爱玲因文而名开始，然后是与胡兰成因文而生的“懂得”和“恋情”，还有张爱玲的家族故事、香港经历及其与苏青、炎樱等人的交谊；第二部分“惑”，从张爱玲的创作影响开始，然后讲述了乱离时代张胡二人的情变；第三部分“漂”，从张爱玲短暂出走香港后的赴美，与赖雅“彼此依偎”的婚姻，及至生命晚年的凄凉。作品虽然仍以张爱玲的婚恋生活和写作人生为主体内容，其间也有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战乱阴影和政治局势，但是表现方式已不再是“家国春秋”背景下的“生死别恋”，甚至几乎没有史传笔法的踪迹，作者一方面主要运用小说笔法叙述张爱玲的婚恋与人生，另一方面则是在学者理性支配下关于张爱玲作品与人生的互文解读。《彭友善传》是胡辛传记文学的又一成功尝试，作者进一步沿着“虚构在纪实中穿行”的创作路线，用史传笔法叙述传主生命历程及其相关人物事件，以艺术想象进入和解析传主的艺术世界。作品一开始简单交代了鸦片战争、“公车上书”、辛亥革命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用简笔勾勒出动荡时代“热血家族”的历史远景，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彭友善的人生经历和家族往事，从彭友善写到彭友善的祖父恭宾、曾祖父彭抟，甚至继续向前追溯到彭氏家族远祖钱座，在此基础上展开传主的生命历程和艺术人生。值得注意的是，像《最后的贵族——张爱玲》那样，作者也在对彭友善绘画艺术的描叙和解读中充分展现了学者理性和艺术想象的魅力。作者对彭友善彩墨国画的描述可谓独具匠心，尤其重点描述了彭友善杰作《同舟共济图》创作前后的种种遭遇及其重要价值。彭友善用近8个月的时间制作完成，恰逢蒋介石50大寿，熊式辉向他要了这幅画作为江西送给蒋介石的寿礼。30年后，彭友善因这幅画遭到批判。该画后来一直由蒋经国长期收藏。作家以画为载体，既是叙画之遭遇，也是写人之曲折。在《网络妈妈》中，一向书写历史人物的胡辛转而直面当下现实。《网络妈妈》是“遵命之作”。作品讲述了“网络妈妈”刘焕荣的感人事迹。刘焕荣是江西弋阳社会福利厂的会计，14岁时因火灾致残，十指被毁，但她身残志坚，克服种种困难，凭借坚强的毅力重新走向生活，自学电脑操作，通过网络向那些沉迷于网络游戏，误入网络陷阱的青少年伸出援助之手，在网上撒播她真挚的母爱。刘焕荣虽然“没有亲生子女，却被许多孩子称为‘网络妈妈’；没有健全的双手，却谱写出了比许多正常人更华美的人生乐章”[15]。
综而观之，胡辛的传记文学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如果说，胡辛的小说是典型的“女人写，写女人”，那么她的传记文学同样也是如此，不仅传主多为女性，而且以女性视角关注笔下人物的命运，塑造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在《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中，作者以女性视角来解读大时代浪潮中一个普通女性的“幸与不幸”。最初触动作者的不是民族大义和经国伟业，而是一个“29岁就打上了生命句号的女子”，因为“人们总爱以情妇的粗糙框架去禁锢一个活生生的女性，以俯视和暧昧去淹没或扭曲这一首长恨歌”，在作者看来“这是怎样的傲慢与偏见”，因而她要“调整视角，另辟蹊径，回归这位南昌女子本来的面目本来的情感”。[16]同样，无论是对于“传奇且悲怆”的张爱玲，还是奔走在东西政治文化版图的陈香梅，抑或是身残志坚的“网络妈妈”刘焕荣，胡辛总是带着鲜明的女性意识走进女性传主的生活世界和情感历程，“从女性理想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演进到呼唤女性的内在自觉”[17]。
胡辛的传记文学彰显出鲜明的主体意识。虽然传记文学创作强调传主本事的真实客观，所谓“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18]，但是“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传记文学中的传主，正和一般文学中的主人公一样，是作者创造的成果”[19]。作为一名长期在大学从事教学研究的学者型作家，胡辛的文学感性常常与学者理性相互哺育。她认为，虽然传记文学是纪实的，不同于以虚构为生命的小说；然而，传记又往往是传记作家用文学手笔去还原且凸现传主的历史，因而，“虚构是传记的灵性所在”[20]。在《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陈香梅传》《彭友善传》《网络妈妈》等作品中，在寻觅显现这些传主的踪迹时，胡辛总是运用“自己的认知和感知”，“在资料的框架中丰满传主的血肉”，“用自己的生命去‘复活’他”[21]。譬如，关于章亚若的生平材料，在民间“逸闻”中，“可是连只言片语都未留得”，在官方正史上，更是“连身影也了无痕迹”。于是胡辛调整视角，另辟蹊径，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前提下，“遥体人情，悬想事势”，“以揣以摩”[22]。尤其是章亚若与蒋经国从初识到相恋的那些细节和心理，无不倾注了创作主体的情感和想象，以至于胡辛说，“我的传记，其实也应该称为传记小说”[23]。在创作《最后的贵族——张爱玲》时，胡辛充分发挥同为女作家的主体性，通过张爱玲的作品去体察传主的情感心理，并融入自己的主观想象和体验，试图还原一个有着“苍凉”生命底色的张爱玲。当然，胡辛传记文学的主体性还直接地体现在那些充满了作者情感思想的抒情和议论中。
胡辛的传记文学具有突出的本土意识。胡辛出生于赣州，成长于南昌，对于脚下的这片土地始终怀着炽热的情感，这使得她在传主的选择和题材的处理上有着明确的本土地域意识。在她所有的传记文学作品中，除了《最后的贵族——张爱玲》和“遵嘱”而作的《陈香梅传》[24]外，其他几部作品无不彰显了作者为本土人物树碑立传的“初心”。《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其实是一个南昌女子在赣州的“悲欢离合”。胡辛说：“作为一个女作家，尤其作为一个南昌籍的女作家，我以为怎么也应该为传奇且悲怆的南昌女子章亚若写下点文字……我甚至是这样解释她的悲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昌的女子，或扩充为江西的女子，似乎也有其性格和气质的共性。这方地理封闭严实，却也受兵家必争的撞击和南北东西的交融，这方女子的身与心似乎也融汇着北国的豪放与南方的婉丽，矛盾着温柔妩媚与倔强耿直，于是，不只是一个女子在爱的祭坛上留下了亦缠绵亦刚烈的传奇故事，我想，这是江西女子的不幸与幸之所在。”[25]在《彭友善传》中，作者怀着追慕的心绪走进“乡贤”彭友善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人生。传主彭友善既是在国内外画坛享有盛誉的著名画家，也是与作者父亲有着莫逆之交的“彭伯”，更是具有赣地知识分子风骨的典型代表，因而作者在叙写彭友善艺术人生时，着重把传主还原到特定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语境中，把对个体生命的考察上升到对老一辈知识分子尤其是赣地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的探询。在《瓷行天下》的后记中，胡辛历数了赣鄱大地的历史文化遗珍后说：“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江西自己人写出两三部江西题材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待的……这是我们的使命，更是宿命。”[26]其对生养她的土地的拳拳情怀可谓溢于言表。
总之，以小说家身份进入传记文学创作的胡辛，在她的传记文学中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正如著名学者黄会林所说，采用女性视点是胡辛创作的一种守望与超越姿态，根系乡土是胡辛永恒的守望，而在纪实与虚构中对历史语境进行还原和超越则是她的小说和传记创作的理智与机智。[27]这一关于胡辛创作特质的概论无疑是切中肯綮的。
（李洪华，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江西省作协副主席）
[1] 胡辛、胡颖峰：《等候生命的每一个春天——胡辛访谈录》，《创作评谭》2017年第5期。
[2] 胡辛：《蔷薇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页。
[3] 胡辛：《蔷薇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4] 胡辛：《陶瓷物语》，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5] 胡辛：《怀念瓷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6] 胡辛：《怀念瓷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
[7] 胡辛：《怀念瓷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
[8] 胡辛：《怀念瓷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9] 胡辛：《怀念瓷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10] 胡辛、胡颖峰：《等候生命的每一个春天——胡辛访谈录》，《创作评谭》2017年第5期。
[11] 胡辛：《怀念瓷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12] 胡辛：《虚构在纪实中穿行——传记作者主体性不容忽视》，《九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13] 胡辛：《生命的舞蹈——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07页。
[14] 胡辛：《陈香梅传奇——她在东西方的奋斗》，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07页。
[15] 胡辛：《网络妈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封底。
[16] 胡辛：《虚构在纪实中穿行——传记作者主体性不容忽视》，《九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17] 胡辛、胡颖峰：《等候生命的每一个春天——胡辛访谈录》，《创作评谭》2017年第5期。
[1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载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19] 朱东润：《陆游传·自序》，载朱东润《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47页。
[20] 胡辛：《虚构在纪实中穿行——传记作者主体性不容忽视》，《九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21] 胡辛：《虚构在纪实中穿行——传记作者主体性不容忽视》，《九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22]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页。
[23] 胡辛：《生命的舞蹈——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总序第5页。
[24] 《陈香梅传》的创作其实也有着本土的渊源，其创作动因是陈香梅来南昌访问而起，详见作者后记。
[25] 胡辛：《虚构在纪实中穿行——传记作者主体性不容忽视》，《九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26] 胡辛：《瓷行天下·后记》，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
[27] 黄会林、沈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守望与超越——论胡辛创作20年》，《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