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中华多民族文学视域下的杭州驻防文学研究

如果我们谈论杭州，一定会想到西湖，进而想到那里悠久富庶的文化经济，却很少有人给它冠以“民族融汇的集大成之区”的称号。就像我们想象边疆，映现脑海的首先是广袤的草原沙漠、瑰丽的民族服饰和与自然相依的生活状态，而不会想到在这些边地，汉族人口通常也比少数民族人口多。人们大都习惯用固定的思维去表现未亲历的事情，片面截取某一时段的画面或道听途说来形成自己的观感，造成信息上的失真。内地和边疆虽有着较大差距，但二者间的互动一直存在，无论是战争时期的互相攻伐，还是和平时期的经贸往来，都带来了物质乃至精神上的流动。小的交汇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而大的交汇则带来文明演进方向的改易。杭州所在的江南区域由最初的“化外之地”演变为文明之区，就与人口的迁徙流动及多民族文明的融汇有很大关系。

永嘉之乱以前，就有吴国学习中原礼乐文化的记载，东汉时更是出现“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1]的景象。永嘉之乱导致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江南带来先进的文化和充足的劳动力，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得到保障。唐朝时，由于长江天堑的阻隔，江南地区免受中原战乱波及，相对和平的环境使经济获得长足发展。至宋时，经济重心已完全南移，史载“以至元丰中，比往古极盛之时，县邑之增，几至三倍；民户之增，几至十倍；财货之增，几至数十、百倍。至于庠序之兴，人才之盛，地气天灵，巍巍赫赫，往古中原极盛之时，有所不逮”，由此“东南渐重而西北渐轻”[2]。元明乃至清以及近现代，江南地区的农商业始终领先中国其他地区，它的文化也融汇众长而处于领先地位。

元代时蒙古族入主中原，为江南地区带来诸多异质元素。蒙古人完泽《西湖竹枝词》以“游人来往多如蚁，半是南音半北音”[3]写西湖中北方游客之多，聂碧窗《咏胡妇》中有“双柳垂鬟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4]，写杭州稀见的蒙古女子形象。此时，像马可·波罗这样的外国游历者也进入江南，带来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使江南文化趋向多元。然而，江南地区的文化也使少数民族文人收到了“化成”之效。著名蒙古文人泰不华随父辈任职浙江台州并留居于此，父辈还是“敦庞质实，宛如古人，而于华言尚未深晓”[5]，到他已能创作出“春阴飞土雨，晓露挹天浆。御柳枝枝绿，仙葩处处香”[6]（《陪幸西湖》）这样具有江南气息的诗作。虞集《题杨将军往复书简后》有“临安故宋行都，山川风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过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风致，自必乐居之”[7]，“乐居”意味着被接纳。至明代，汉人皇帝统治中国，江南地区的民族融汇状况与元代相比并不凸显。清代，八旗入主中原，设置杭州驻防、江宁驻防、京口驻防从而对江南地区[8]形成武力震慑。八旗驻防有自己的语言风习，有独立生活居住场所，但身处汉族民众的汪洋大海中，这种形式上的“孤岛”必定会受到冲击。因而驻防旗人与驻地百姓之间由最初的对立逐渐走向融合。驻防旗人受江南文化濡染，写下大量的汉语诗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文化之路。清末，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杭州驻防化作历史尘埃。而驻防旗人群体留下的诗歌作品，真实展现了旗营的文化盛事，对于检视旗人生存状况和文明发展程度有积极意义。本书即以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为切入点，在民族、地域、时代等多元视角下探讨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乃至融汇的全过程。

一 民族迁徙流动背景下的杭州驻防文学

首先要表明的是，本书是将八旗这一群体当作民族来看待的，因为它兼具了一个民族拥有的基本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9]但又不能仅作为单一民族来论说，它的内部包含着现代意义上的满族、蒙古族、汉族以及部分东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而这些民族都有各自的历史，以不同路径汇聚。在形成八旗这一民族共同体之后，又被安置到不同地域，受到不同环境影响。因此，将这一族群置于民族研究基础上再兼以地域族群的考量更为合理。杭州驻防于顺治二年（1645）建立，那么此前驻防旗人经历了怎样的历史？他们的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否真的像汉族文人笔下所记载的是蛮夷未开化之人？[10]对旗人入关前历史的探寻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客观地把握他们的文化发展脉络。

元代，东北少数民族“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11]，尚处于松散的部落社会中。明代始形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部，最终由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各部。他以八旗制度管理域内归顺和征掠而来的人口，将东北地区分散的民族部落予以整合，并建立后金政权，初步形成与明朝的对峙局面。在此基础上，文化也获得初步发展。努尔哈赤命兼通蒙古文和汉文的额尔德尼和噶盖借用蒙古文创制满文，由此产生最早的一部描写本族历史的并带有些许文学色彩的《满文老档》。此期也出现学校教育，由专职的“八旗师傅”进行教授。皇太极在天聪九年十月庚寅（1635年11月22日）下令：“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12]，正式由“女真”改称“满洲”。这意味八旗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和自立自强意识的出现，意义非同小可。[13]此时的文化也获得长足发展。天聪、崇德年间，皇太极设立文馆，以巴克什翻译汉文典籍并记录本朝政事。此外，儒臣达海创制新满文以使满文表意功能更丰富；任用汉官以完善统治制度；移风易俗，规范民间殉葬制度和服制。同时规定，“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14]，也开始以科举取士，满族第一位用汉文写诗的鄂貌图即是举人出身，他被王士祯称为“满洲文学之开，始自公始”[15]。皇太极也由最初的“仅识字”[16]到系统学习汉族文化，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17]。天聪九年（1635）至崇德七年（1642）期间，满蒙汉二十四旗规制逐渐固定，八旗制度走向完善。蒙八旗主要由主动来归或战争中俘获的蒙古人口构成。汉军八旗由明代驻守东北的军民、归降汉人和被俘获汉人组成，他们本身具有较高文化起点，在清初八旗文坛上有较多身影。

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产生是在与外族交往中形成的。满蒙汉八旗具有“相同性与一致性”，“促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超越各自母体民族的心理与意识，即‘八旗意识’”[18]。旗人在八旗意识的形塑及八旗制度的制约下成为独立而有凝聚力的群体。当他们进入关内，并不是松散的，而是有严明管理体系、有自己语言文字和民族精神的。也正是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使八旗军队能够以少胜多，迅速地控制中国广阔疆域。此时的八旗文化，虽无法与中原文化相比，但一个新兴民族拥有的好学精神、游牧民族本身具备的文化张力，使旗人在与汉人[19]短暂冲突对峙后，便自然而然地开始学习汉族文化。八旗在入关前已有较为成熟的族群体系，视为多民族间的第一重文化融合。入关后，与汉族文化产生交汇，是第二重文化融合。而由于中国疆域广阔，散入其中的旗人群体面临的境况不尽相同。杭州驻防在第二重文化融合中既具有普遍性、典型性也带有特殊性。

目前留存的杭州驻防旗人文学作品都用汉语写就，诗歌占绝大部分，80余人[20]有诗歌存世，15人[21]存有完整诗集。这一数量相当于除杭州驻防外的直省驻防文学成就的总和。杭州的人文环境为旗营文人写诗作文提供了丰富的典籍、儒学根柢深厚的塾师以及诸多可切磋文艺的诗文大家。而杭州驻防内部的制度、教育环境以及旗人教育观念也对驻防文学的形成非常重要。尤其是八旗制度流变与杭州驻防文学兴衰关联密切，它控制着旗人的流动，也间接影响文学发展。

清初，统治者为控制形胜要地设置直省八旗驻防。杭州驻防在顺治二年（1645）设立，康熙二年（1663）设杭州将军[22]管辖。顺治年间，杭州驻防出兵平定东南浙闽地区的残明势力；康熙年间，协助平定三藩之乱，兵员流动较大。此后，国家战事虽趋于平定，但受到归旗制度约束，旗人与驻地间的交往一定程度上被阻断。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归旗制度废除，驻防旗人才真正介入杭州社会。

京师对驻防旗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地点，它不仅是清朝皇都，也是旗人籍贯所在地。八旗制度规定在外驻防旗人遇官员升黜、官兵亡故均需回归京师本旗。顺治年间，有“外省八旗驻防之兵丁身故，每用火化骨殖，及其妻子携解回京，归其故旗。……盖八旗皆隶京师，外省特遣驻于一时，无子孙永留之例，并禁在驻防处置坟茔田产也。汉军同”[23]。旗人是职业军人，南征北战是职责所在，那么，在战争时期，归旗制度更利于国家统一调配。当进入和平发展阶段后，它也有助于防止驻防旗人沾染更多汉习。然而，归旗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阻力。首先，驻防旗人在驻地生活年久，兵丁故去后家属也要跟随回归京旗本旗。家属回京后不一定能得到妥善安置，因为和平年代的京旗本就生齿日繁，增加的人口必然会缩减它的赡养能力。加之驻防兵丁家属也与京旗有较深隔膜。其次，驻防旗人归旗由国家负责遣送，其中环节复杂，花费较多人力、物力、财力。因而，此制度在康雍年间逐渐松动，旗兵故去后，家属如在驻地有赡养之处可不回京，但旗兵死后不得在驻地安葬的规定不容松动。其间屡有官员请求取消归旗制度和归葬制度，雍正帝言，此类奏章“重见叠出，不下百余次”，雍正十年（1732）专门发布上谕称：“驻防兵丁身故之后，其骸骨应准在外祭葬，家口亦应准在外居住。独不思弁兵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本身既故之后，而骸骨家口不归本乡，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将见驻防之兵皆为汉人，是国家驻防之设，竟为伊等入籍之由，有是理乎？”[24]防止驻防旗人沾染汉习、忘掉满洲根本是统治者不愿妥协的原因。然而，归旗制度显现的弊端越来越突出，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终被取消。乾隆谕令：“朕思国家承平日久，在内在外俱已相安一体，若仍照例办理，则在外当差者，转以驻防为传舍，未免心怀瞻顾，不图久远之计，而咨送络绎，亦觉纷烦，地方官颇以为累。嗣后驻防兵丁，著加恩准其在外置立产业，病故后，即著在各该处所埋葬，其寡妻停其送京。”[25]此后，驻防旗人开始就地安葬，是驻防族群土著化的标志之一[26]。在杭州有记载称：“三年送骨殖回京，此或是清初之制。其后旗人死者，或即葬于杭州，故杭俗遗风有城墙上看鞑二奶奶上坟之说”[27]。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中展现的乡愁多指杭州而非京师。文人贵成在道光三十年（1850）中翻译进士后去京师任职。咸丰元年（1851）次女玉昭在京逝世，贵成有诗云：“五岁来京国，心伤谶不差。乡才离半载，命竟似昙花。地下好随姐，天涯忍撇爷。祝儿瞑目去，定送汝还家。”[28]此处“家”显然是指杭州。由以往旗人去世后需归葬京师到现在即使在京师去世也要归葬原驻地，显现出驻防旗人对驻地的深度依恋。

与归旗制度互为一体的驻防科举制度、户籍及案件管辖制度，在最初都由京师本旗管理。随着旗营与驻地交往日深，这类制度的不合理性逐渐凸显，被逐一废除。由此，驻防八旗完成了土著化进程。那么，京师对驻防旗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东北是八旗的根本之地，承载着旗人的勇武精神。“长白山”不是作为地点而是成为一个象征符号。很多旗人并未去过长白山，但在诗文中常见对长白山的精神远游。驻防文人文秀有诗《乍浦骁骑校该公碑后》云：“我亦长白莽男子，太息碑前不能已”[29]，表现了八旗男儿的忠勇善战。而在汉族文人的话语表达中，“长白”与八旗也有紧密关系。王廷鼎为旗营文人三多《可园诗钞》作序称三多为“长白三多六桥”[30]；俞樾为三多《柳营诗传》作序也提到长白。在话语的形塑中，长白成为八旗的代言。于此，东北代表着旗人的精神故乡。驻地是旗人实际的、能够蕴生出乡愁的故乡。京师更像是权力和功名的符号，常常与仕宦相结合，是实际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他乡”。

旗人本职为兵，但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有限的兵额势必无法养活众多兵丁及家属。因此，一方面为缓解旗人生计压力，另一方面也为巩固以满洲为主体的国家政权，统治阶级允许驻防旗人参加科举考试。由最初考试必须入京，后逐渐松动，直到嘉庆十八年（1813）规定“各省驻防官兵子弟，准其于本省就近考试入学，因乡试必须来京，道途遥远者，每以艰于资斧，裹足不前。见在驻防旗人并议准就近应武童试。嗣后各省驻防子弟入学者，即令其于该省一体应文、武乡试，于造就人材之道较为有益”[31]，杭州驻防实际自嘉庆二十一年（1816）方开始实施[32]。杭州驻防取中举人进士共58人，其中26人有诗歌存世。而杭州旗营中未取得功名但拥有诸生资格的旗人也不在少数，其中14位有诗存世。因而，驻防科举本地化对杭州驻防文学繁盛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随着驻防科举制度本地化的落实，越来越多旗人开始选择通过科举求取功名，京师由此成为他们追逐的对象。驻防旗人在本地乡试通过后就踏上去京师参加会试的路程。他们或者取得进士功名或者落第，有的旗人落第后选择继续应考，如瑞常在道光三年（1823）、六年（1826）、九年（1829）均落第，诗歌《寄内》[33]中有“回顾青袍泪欲弹，年来三度困征鞍。春闱阻隔谁能遣，秋思缠绵强自宽”的苦闷，道光十二年（1832）会试通过后发出“频年名落孙山外，忽看泥金喜报通”[34]的感慨。仅有少数旗人能够取得进士功名，大部分在中举人后便开始任官。官员选任和进士考试一样，都需赴京进行。因此，归旗制度虽被废除，但京师与旗人仍旧存在密切关联。杭州与京师在杭州旗人诗歌中大都作为对举的意象出现，流露出相对立的情感。瑞常官至翰林院大学士，是杭州驻防文人中官位最高者。他诗中的京师是冷色调的，充斥着人事的纠葛和理想的失落，如“一别孤山经岁月，七年京邸殢功名”[35]，而“曾记家乡二月时，满堤花柳日迟迟。如何京国春来缓，仍是围炉冷不支”[36]，写天气冷暖实则反映了内心的情感取向。裕贵友人为他的诗集题诗中有“一官冷京国，时序忽已迁。西湖好明月，乡思溢华笺”[37]，也表达了相似意绪。进京候选的瑞庆诗中有“此日燕台才小住，梦魂时觉绕湖西”[38]句。旗营文人诗笔下的京师似乎自带让人无法亲近的气场。地域流动增加了旗营文人诗歌中的情感厚度，但随着时代变化，这种感情也在变化着。

光宣时期，中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在经历痛苦迷茫之后，开始走向寻求变革、自立自强的道路。此时清朝统治阶级因在处理种种内外问题上的失策，对立者迭起，统治岌岌可危。革命派倡导的“排满革命”将对立推向高潮，由此激发了旗人收缩式的族群认同。就杭州驻防来看，三多、金梁、贵林以及为办女学而殉身的惠兴等人都积极地投身到改革事业中，致力于维护八旗统治。在此背景下，京师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意义，成为汇聚八旗的核心之地。此时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中多对动乱中的京师生发出关切和惋惜，如三多有“二百余年旧帝京，重来不觉泪纵横”[39]，“无端烽火弥京国，遍地黄巾杀不得”[40]，金梁有“十年漂泊忆京华，又见黄沙万里遮”[41]。此时，作为八旗统治根本的东北地区对旗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旗人以“旧京”“故京”来称呼盛京，本身就带有物是人非的观感。如三多“旧京多俊杰，同护树青青”[42]；金梁“遥向长城望旧京，声箫歌舞想升平”“惘惘出国门，茫茫归故京”[43]。此种茫茫然无所依凭的情感与清初八旗入关时的豪气形成鲜明反差。

清代驻防旗人的流动现象并非只在杭州驻防内出现，在直省驻防中普遍存在。杭州驻防文人诗作中展示的地域流动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具象的材料。杭州驻防旗人经历东北、京师、驻地之间的流转，每一次流动都意味一次文明的撞击。而杭州在驻防文人的诗作中，不只是一个地点，更成为他们认识异域的介体。“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44]从同质的角度出发，把异地与故乡的风景加以类比，透过这种回返故乡的方式，牵引出巨大乡愁。而从异质的角度，通过书写京师与杭州之异，辨识与表述诗人们所认识与感受的异地，并透露旅人虽置身异地，但故乡杭州却如影随形。在历史的脉络中，杭州驻防文人的地域流动让我们看到了情感的流动。而杭州驻防作为一个介体，在中央和地方之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文学上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

二 “中心”与“边缘”的互化：民族文学融汇的中间地带

所谓“中心”与“边缘”，在这里是一个复合的、相对意义的概念。在地理维度上，“边缘”常指边地、边疆，而又习惯性地和民族地区相联系。杭州地处江南腹地，无疑是地理上的“中心”，而八旗群体来自北方边疆地区，代表着“边缘”。杭州驻防处于八旗统治之下，又置身江南文化中，同时受到两种不同文明的冲击和影响，成为一个融汇满汉文化的中间地带[45]。在地理维度之外，仅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维度上，毫无疑问，八旗统治阶级是“中心”，而杭州是被统治的“边缘”。杭州驻防则成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中间地带。那么，在这两层维度上，同样作为中间地带的杭州驻防处于什么位置？在文化的抉择上遵循着怎样的路径？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中间地带的考察找到观察“中心”与“边缘”以及多民族文学融汇的新视角。这是此节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地理维度上的“中心”与“边缘”

“边缘”应是与“中心”同等重要的。但无论是长久以来的历史发展还是较早时期的学术研究，都忽视了边缘或将其置于次要位置上。正如杨联陞所言：“中国的世界秩序常被描绘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从理论上说，这个体系至少有三方面的层级：中国是内部的、宏大的、高高在上的，而蛮夷是外部的、渺小的和低下的。”[46]实际上，在唐以后，北部边疆少数民族此起彼伏地替代并改写着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政权，来自边缘的力量和重要性凸显出来。就像“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47]。各民族文明虽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准上，但对其文学乃至文化的清晰认知与表述应是建立在与其他民族平等对话的基础上。

杭州旗营是杭州城内的独立区域，它选址在紧靠西湖的城西一带。城西此前是杭州最繁华的区域，南宋时许多富商大贾和文化名家都聚居于此，风景与名胜俱佳。八旗以武力攻下杭州并夺占富贵繁华的城西，此举必然激起杭州百姓的怨恨。“中心”与“边缘”在最初便产生了冲突。杭州旗人群体在地理位置上虽是独立的，但它毕竟远离京师八旗的管控置身于汉人群体中，就不可避免地与杭州本地发生联系。旗人作为职业军人，兵丁及家属不得从事农工商业，那么，为维持旗营社会的正常运转，与汉城人发生交往并和平相处是必要的也是互益的事情。旗营文化的发展便离不开汉城社会的助力。旗营内梅青书院初设立时即聘请钱塘马芬明经以汉学教授八旗子弟，八旗子弟也可在汉城书院读书。据杭州旗人朱卷履历，受业师有相当多都是杭州汉城儒生。杭州发达的书籍印刷业和流通业也为旗人提供最新的、最优质的书目，旗营文人诗作中常可见他们对读书的喜爱，瑞常“不觉岁时残，摊书眼界宽”[48]、“笔尖秃尽尚吟句，家计贫时还买书”[49]；瑞庆“下吏匆匆别帝乡，残书一束付琴装”“挑灯学得欧阳子，蟋蟀声中夜读书”[50]；三多“爱坐图书府，如对古贤豪”[51]；盛元“论文去陈言，读书味至理”[52]；贵成酷爱读书，诗歌中常见他读书、买书、带书出游的场景，如“夜夜月明闻读书”[53]、“倾囊买异书”[54]、“一船书载出杭州”[55]、“依然公退只耽书”[56]、“挑灯还读书”[57]、“老作蠹书虫”[58]等。杭州为旗人提供了的充足的文化环境，使诸多旗人能够通达诗书，部分旗营文人又作用于汉城社会。贵成有诗《留别及门朱丹山、兰舟昆季》，说明朱丹山及朱兰舟兄弟曾受业于贵成。这一现象在杭州旗营文献中仅见此一条，个中情由不可知，但在侧面证明旗营中有习儒学较为出色的人物。咸丰十一年（1861），旗营因粤乱被毁，三多及完颜守典等人积极致力于保存旗营文献，这一举动部分地受到杭州汉城丁氏兄弟及俞樾等人整理并重建杭州文献的影响。由清初至清末，江南人文对杭州旗人的涵化经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核心区域的影响力。

另外，杭州旗人在受到江南文化涵化的同时，本身也带有东北渔猎民族的文化特征及民族心理。[59]最典型的是对满洲根本“国语骑射”的维持，即八旗子弟要会讲满语、会骑马射猎，“国语骑射”在科举考试和官员任职时都是必须考察的内容。杭州旗人完颜守典诗《题六桥柳营谣》中小注载三多“读清文书”[60]，俞樾为三多《粉云庵词》[61]作序中载三多“善骑射”。游牧民族的习俗是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入关后，尤其是进入江南或其他中原农耕地区，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存在土壤。而八旗统治者反复坚持和强调旗人的“国语骑射”技能，以此保持旗人特性，说明统治者对自身文明程度有清醒认知。即如果全力学习汉文化，势必会快速泯灭本民族原有文化，从而融汇进入中华文化共同体内。如果保持“国语骑射”根本和作为龙兴之地的东北地区，即使有一天失败，也有自己的族群和基地。在这一考量下，八旗子弟被要求保持民族特征，展示着来自“边缘”的活力。杭州驻防作为两种文明接触的中间地带，向“中心”展示异质因素，带来新奇的观念和习俗，也承接着来自“中心”的文化涵育。

（二）统治维度上的“中心”与“边缘”

八旗入关后，迅速成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定都京师，京师成为权力“中心”。江南地区作为统治“边缘”，却不是一个普通的边缘区域。江浙是中国最大的人才输出地区，在一个以科举为最重要立身之阶的社会中，这里无疑在中国疆域中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因此，当他们观念中的“蛮夷”占据华夏地区，所激起的反抗是最激烈的。清初东南闽浙地区抗清起义此起彼伏。同时，许多明遗民聚居在江南地区，在生与死、节与义、出世与入世之间进行辩论、选择，文人社会中充斥着浓重的反清情绪。无论是抗清的具体行为还是思想叛逆都严重影响着国家的统一稳定。杭州驻防在此背景下迅速设立，代表中央来镇压和威慑地方。清初杭州遗民“西泠十子”、张岱等人以书写湖山寄托故国之思。地方在文化上的强势必然引起中央的重点关注，从而采取一系列针对江南的文化措施。

康熙年间开始，统治者通过一系列恩威并施的举措加紧了对江南文人思想的控制。康熙十七年（1678）首开博学鸿词科，修《明史》。大批江南士人在被逼无奈、被迫或者自愿等多种复杂心态下去往京师进行图书修纂的工作。《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书籍具有保存文化的重要功能，但也销毁了相当多有违统治的书目。对图书的征集、选择、录用及储藏，每一环节都渗透着文化权利的构建。乾隆年间《四库全书》修成后，储藏于仿照浙江宁波天一阁修建的南北七阁中。借用天一阁的形式，另置七座用以安放这一有着明确文化意图的图书工程，意味着对天一阁天下文宗地位的消解。南三阁指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及镇江文宗阁，集中于江南腹心，是统治者对江南文化主权的宣示。图书事业是文化的基础，统治者通过对天下图书的掌控一步步将文化话语权移置到自己手中，其政治意图是隐含在行动过程中的。而文字狱则明确打击了江南士人的异己思想。江南的庄氏明史案、吕留良案等具有明显针对性，令江南士人产生畏惧心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异端思想的出现。在中央对地方施加影响的过程中，作为中央附庸的杭州驻防也在亦步亦趋地保证中央权力的执行。如在庄氏明史案中，归安县知县吴之荣因贪污罢官后为报私仇，将庄廷鑨及所刊《明史》违逆一事禀明杭州将军松魁，随后“魁咨巡抚朱昌祚，昌祚牒督学胡尚衡，廷鑨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初刊本上之法司”[62]，此事引起朝廷的重视，后以松魁未事先禀报，削官。查嗣庭案发生后，旗人也参与搜查其故居。杭州驻防可以直接对话中央并管控地方，是中央权力在地方的代表。

杭州旗营规制由中央设定，必须在八旗制度框架内行走，如上一小节中提到的归旗制度等。而杭州驻防与地方也绝不是互不相容，杭州地方也在为旗营发展向中央建言献策。嘉庆九年（1804），浙江巡抚阮元上《奏请议定章程准浙江等省驻防生员就近乡试事》[63]折，嘉庆帝以“各省应试人数多寡不齐，若纷纷奏请另立中额，实于体制未协，并恐驻防八旗竞思以文艺进身，转置骑射于不问，必致抛荒本业，流为文弱，渐失旧风，殊有关系。况京师为八旗子弟世居，顾名思义，岂可入外省乡试乎？此事若系满洲大臣陈奏，尚当加之惩处，姑念阮元系属文臣，未能通晓八旗政务，尚可不加责备”[64]予以驳斥。阮元任浙江巡抚多年，在杭州创办诂经精舍，集合浙省文人编纂书目，于地方文教事业功劳甚大。杭州旗营生员日渐增多，而生员个人无力承担路途花费，驻防财政有限，使多数生员难以赴京应考。以往旗籍官吏的奏请如有违八旗制度，大都受到苛责。阮元以巡抚兼文臣的身份为驻防旗人发声，说明杭州驻防与地方相互协助，总体上处于和谐状态，也侧面表明阮元欣赏旗营子弟的好学。中央、地方以及代表中央的地方（杭州驻防），三者之间的联系呈现多向的复合态势。

八旗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文化措施似乎已将文化控制权收入囊中。那么，江南文人是否真的已经臣服，还是因恐惧而进行的伪装呢？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战争导致杭州失守被毁。文澜阁藏书、文人著作及文化建筑都遭到重创，在克复后掀起重建热潮。最有名的文化事件是丁丙、丁申二兄弟对文澜阁散佚图书的搜寻、整理及抄录，过程之曲折艰难及耗费时间精力之多，侧面证明杭州汉城文人对这一有着明确政治意图的文化建设的认可。汉城文人也多写诗称赞丁氏兄弟保存图书之功。光绪六年（1880），时任浙江巡抚的谭钟麟主持重建文澜阁，使这一有着黄色琉璃瓦的皇家建筑继续在孤山南麓熠熠生辉。虽然没有明言，但“重建”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过去的认可。杭州旗营在粤乱中同样遭到毁灭性打击，汉城文人王廷鼎及张大昌以私人身份分别编纂了《杭防营志》及《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两部志书。在汉城文人的影响及助力下，旗营文人也对旗营文献加以搜寻辑录，出现了三多《柳营诗传》、完颜守典《杭防诗存》两部旗营文人诗歌选集。旗营文人相对汉城文人而言是文化弱势群体，因而他们始终追随着汉城文人的脚步。于此，中央、地方及杭州驻防三者之间又形成了多向关系。杭州驻防作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中间地带，受制于中央，但在文化上却受惠于地方。这表明文化与权力之间不存在绝对关系，文化是相对独立的存在。

以不同维度审视“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中心”的独特地位得到凸显，“边缘”具有的文化多元性也更清晰地呈现出来。杭州驻防作为中间地带，其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和机制无不来源于“中心”及“边缘”两种文明的共同作用，从而呈现多元的文化图景。农耕文明厚植于土地易于形成偏向于保守和稳固的心态，缺乏一种外向的张力。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致使文化因子具有流动性。两种文明的遇合能够推陈出新。即“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65]。杭州虽处在农耕区域内，但长久以来已演变为多元文化汇聚之区。杭州驻防的介入再次为它提供新的文化活力，这种活力最终也反哺于杭州驻防。杭州驻防作为中间地带所受到的交互影响，不仅向我们展示处于同一区域的旗营与汉城的关系，也向我们展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连接，继而形成对满蒙少数民族与汉族文明融汇的深入认识。

唐代以后的边疆民族“尽管被称为夷，其民族观中也继承了先秦时期夷夏观的某些内容，只是这种继承不是简单地承袭，而是批评地继承，总的发展趋势则是不断冲击‘华夷之辨’观念，并最终打破了这种观念的束缚”[66]。清代“华夷之辨”内涵发生重要转变。华夷观念在统治者的正统性建构及近代以来外敌入侵过程中，其中包含的民族对立情绪渐趋弱化。“华”的所指扩大至中国疆域内的少数民族，而“夷”的所指则由少数民族转变为外国入侵者。这意味着中华区域内少数民族联系的加强和深入，也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渐形成。对“中心”与“边缘”互动的关注能够使我们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但作为融汇中心的中间地带，对观察内外互动和连接机制更具特殊意义。因此对中间地带文化生成的细致描述和抽象概括，有助于去发现和叙述多民族文学交融交汇的真实图景。无论是从杭州驻防文学历史流动态势中去把握其文学发展脉络，还是以杭州驻防作为中间地带去分析“中心”与“边缘”对它的交互影响，大都是从外部环境予以解读。而杭州驻防文学本身又具有怎样的特性，它在多民族文学融汇的概念上是如何突出独特性的，也是本书必须加以说明的问题。

三 杭州驻防文学的开放性与独特性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八旗文学大都以汉语写就，加上总体创作成就不高，被认为是汉语文学的附庸，因此没有得到学界充分关注。那么，满语何以在民族文学发展初期就被弃用，而大规模地使用汉语呢？满语尤其是书面语，创制时间较短，语言机制不够成熟，“不能满足交际的需要，语言活力逐渐降低。即使有的事物满文可以表达，与汉文相比又比较繁琐”[67]，满语“自身不足，影响了某些内容的详尽表达，从而导致清廷时时刻刻离不开汉语文”[68]。诚如时人所云“满字少，故不顾文义”[69]，又如乾隆帝所言：“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尽意，必须汉字者，亦应兼缮清文。”[70]满语本身带有的缺陷加上统治阶级对儒家文化的倡导，促使旗人学习汉语，出现语言态度[71]的转轨。正如恩格斯所言：“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72]八旗作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是全面而深入的。但如果就此判定旗人彻底“汉化”，他们的文学不过是汉族文学的扩大或再生产，就陷入了“文化一元论”或“文化中心主义”中去，泯灭了八旗族群的特性。旗人学习汉族文化是寻求有利生存的有效手段，是征服者根据被征服地区的文化环境所做出的正确调适，从而使八旗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更适合族群发展的文化体系。在承认中原文化具有博大统摄力、灵活吸收力、兼容并蓄的包容力以及延绵不断的传播力的前提下，以八旗文学为中心视点来重新审视旗人对汉文化的学习，可见，这一族群是极具开放性的群体。正如严迪昌所言：“如果轻忽满洲民族自身具备有强毅而又敏颖之整体素质，不审度开国初几代雄主不惮历史形成的族群差异以至潜存的威胁，放胆接受汉族种种文明包括政体机制为我所用，进而强力实施首先以宗室子裔为重心的教育投入与人材培殖；同时在威慑与怀柔相兼权术运用下，不极端排斥汉族文士介入其族群人文圈，那么，八旗集群的‘汉化’程度必不能有此气象。”[73]聚焦于开放的语境，八旗文学的特征及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凸显出来。杭州驻防文学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其汉语文学创作之盛及与汉城文人间广泛深入的交流都证明这是一个外向而富有张力的群体。

开放会带来民族间的交往，从而发生融汇。而融汇并不意味着无法葆有自身独立意义，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74]。消解了个体特征的融汇无异于取消自己的存在。杭州驻防乃至整个八旗驻防由清初至清末始终以独立形式存在，说明他们与汉族在本质上有较大区别。“一次战争，或者一个条约也许可以改换一个国家的君主，一种很厉害的瘟疫也许可以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但是在历史上看起来，没有一次骤然的变化改变了大部分人类的习惯、风俗和制度。”[75]一个民族群体的文化特征对个体的影响自幼年时期就开始，是浸入骨髓，追随一生的。于旗人而言，其满洲特征在统治者的制度强化下不断巩固，间接使八旗文学的生成机制有别于汉族文学。即在相似的文学表征下隐含着不同的理路导向。杭州驻防文学是八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具有八旗文学的共性又独有自己的特点。八旗文学自有自己的魂魄，杭州驻防文学也有专属的精魂。在以开放性为特点的“融汇”背后，“未和”的部分也有待于进行阐释。杭州驻防文学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勋贵阶层的文学

八旗属军事群体，完全由国家出资养育，旗人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一例由国家补贴。士兵的俸银也足够养活家口，例如，清前期[76]杭州驻防兵丁还有余资向民人放贷。八旗内的普通兵丁尚可如此，旗营将军、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笔帖式等官员的生活之优渥可以想见。旗营官员掌握的资源和财富必定是普通兵丁不能企及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归旗制度废除，明确准允驻防旗人在驻地置立产业。田产、房产的购置加速旗营内世家大族的形成。凤瑞的曾祖珠隆阿雍正七年（1729）被调往乍浦水师营，他的祖父查琅阿、父亲观成均生活在乍浦，至凤瑞时回到杭州。凤瑞诗歌中有“祖遗田亩索租归”[77]“租米收来未满车”[78]“催租门外客”[79]句。金梁每年定期跟随父亲凤瑞前往乍浦收租，成为他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此外，杭州旗营内因祖辈有军功可以袭爵的亦不在少数，如杭州驻防三多，“承其世叔父难荫，得袭三等轻车都尉，食三品俸”[80]，三多叔祖为隆铿，“记名副都统，辛酉巷战阵亡”[81]。文光因祖父辈均在辛酉战乱中阵亡而袭云骑尉世职[82]。驻防旗人袭爵后，生活得到保障，为学习文事以及形成文学家族提供了有利环境。

就目前有诗歌存世的杭州驻防文人生平资料，并以姻亲关系为参照[83]，驻防文人半数以上出身于将领之家。这些家族掌握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也能够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文学创作环境，属于旗营中的勋贵阶层。此处以满洲乡试举人熊贤朱卷为例，稍作分析。苏完瓜尔佳氏熊贤[84]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十七年（1901）恩正并科举人，其曾祖观成官四川川南县知县，有政声；祖父凤瑞少有四方志，游迹遍天下，辛酉难后从绿营效力；父杏梁为正黄旗满洲协领兼镶蓝旗满洲头佐领。胞叔祖麟瑞为领催，辛酉巷战阵亡，赐恤云骑尉世职；胞叔椿梁为正红旗满洲协领兼管镶黄旗满洲头佐领事务印务，协领八旗武备学堂总办；胞叔金梁中进士，是民国年间的重要人物。这一家族在旗营内属中上层阶级，也兼具文学家族[85]的特点。从家族女性出嫁信息看，大都嫁与具有协领、佐领或拥有爵位身份的旗人。熊贤的一位胞姑母嫁与镶蓝旗满洲协领兼镶白旗满洲头佐领文元，文元字济川，杭州文人王堃称其“诗书琴剑，冠绝吾曹”[86]。文元子完颜守典，有诗集及诗歌选集留世。据凤瑞诗歌《六桥外孙婿来以可园诗草索题》可知三多娶凤瑞孙女为妻。三多属勋贵阶层，在杭州驻防文人中留存诗作最多。他属蒙古八旗，表明满蒙联姻现象不仅出现在皇室，驻防内的满蒙八旗基于相同阶级也以联姻壮大彼此的力量。上述熊贤家族具有的特征，在杭州驻防内较为常见，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杭州驻防文人多属勋贵阶层，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旗营文学才以强劲势头发展开来。而部分杭州将军及副都统喜好文事，进行相关的文化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激起旗人雅好文学的风尚。杭州旗人去往其他驻防地担任都统、副都统职务，也将这股文气带往他地。正是在由上至下、由此地到彼地的传播中，旗营文学走向繁盛。

（二）兼具“武”的特质[87]的诗歌写作

清朝统治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承接明朝制度，但有别于前朝的重文轻武。正如《清文献通考》载：“八旗人士，能开数石弓，以技勇称最者，总萃林立……我朝举士，文武并重。”[88]在统治者发布的上谕中常见“文武兼资”“文武皆备”“文通武达”的表述。清朝的各个职能部门中都分布有旗人且占据重要职位，是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在八旗官员任用上，为巩固少数对多数人的统治，也为便于八旗文武官员不受限于严苛的官吏升迁制度，出现历代以来极为少见的文武官员互转现象，即“汉官文武殊科，满官则文武互用”[89]、“国朝旗员，不拘文武出身，皆可致身宰辅，或文武互仕”[90]。文武官员互转现象大都发生在旗人之间。有学者根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统计，有清一代共发生文武互转102例，以旗籍文官和将官互转为主体，且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乾隆朝以后[91]。杭州驻防三多最初袭武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署杭州府知府，同年署归化城副都统[92]，即是由武官转为文官再转为武官。文武官员互转表明八旗军事职能的减弱，总体上促进了八旗官员的文官化趋势。各地驻防以武备为主，而将领的文官化势必会为旗营风气带来新变。此外，清廷本就重视对旗人的军事教育。八旗兵丁除日常的骑射训练外，各旗都设有官学，“向与箭厅同设，习满洲文字、语言”[93]。清代还有诸多由官方翻译成满文的儒家经典、兵书或史书等，有助于提高旗兵文化素质。这在以往朝代对武官的培养中是不受重视的。因此，康熙帝有“因有满书，满洲武官翻阅史书，通达义理者甚多。汉人武官读书者甚少，竟有一字不识者”[94]的感叹。驻防旗人自身具备一定的儒家文化素养，又长期处于汉族包围中，闲暇之余对汉语文学有所掌握，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此袁枚惊讶于“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95]。旗营将领在尚武的同时兼具了文气，开始写作诗歌。基于此种背景下的诗歌创作，必然也兼具“武”的特点。

在杭州旗营内，武将兼习文事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固庆道光二十三年（1843）任杭州副都统，为政务实，“劝慕官绅集巨款存库司生息，为兵之贫者置葬地数区”，又雅好文事，“善书画，爱花成癖，有文风。……听秋书屋率其子弟诵读其中，洵勋贵之杰出也”[96]。松龄嘉庆二十四年（1819）任杭州驻防都统，处理营事“悉依旧章，兵吏安之”，余暇时则“诗酒自适，耽书画”[97]。富尔荪为杭州将军，“弱冠缀读从军”，于军营事“按期训练，赏罚严明”，余暇时则“莳花种药，时集绅耆儒士觞咏其间”[98]。杏梁由乍浦调入杭州，官佐领，“尤工琴，能审音律，性静细，有儒者风”。驻防将领调琴吟诗，与我们观念中的军人形象存在巨大反差。在驻防将领身上，文与武融为一体，呈现了旗营文化的异质性。

保卫疆土是驻防旗人的职责，“食君之禄忠君事，烈丈夫乃有此志”[99]、“恭人非有守土责，死以报夫兼报国”[100]表达了旗人本为国家豢养，理应为国效劳。记载战事的激烈与惨痛也是驻防旗人诗歌中的常见主题。如咸丰十一年（1861），统兵于旗营内的乍浦副都统杰纯“以粮尽援绝，而公犹杀马饲士，日夜坚守”，至十二月初一日失守后，杰纯“跨马驰骤贼中，手刃十余贼，身披刀矛殆遍，死于梅青书院前”[101]。他的果敢勇武屡为旗营文人称赞，善能有“旌旗百万镇湖山，羽檄交驰握英荡。血战相持阅二年，援绝粮空枉吁天。食人食马何所恤，涕誓孤军志益坚”[102]，展现出战事的惨烈和杰纯的视死如归。而“浩叹捐躯日，将军报国忠。人心危社稷，天意困英雄”[103]（完颜守典《杰果毅祠题壁》）则有着对英雄逝去的惋惜和为国捐躯的赞叹。诗歌传达了旗人勇武精神和个人纤细幽微的内心情感。对军事训练的描写也为旗人诗歌注入了英姿飒爽之气，如“炮声殷地三山动，何处长鲸敢出头”（善泰《海操诗》）[104]、“海上军容船若马，谁云绝技属吴人”（于东昶《满洲水操诗》）[105]。

杭州旗营与汉城的融汇日渐深入，但属于统治阶级的“武”的性质却从未消失，这一特性为杭州驻防文学注入了新的质素，也为八旗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空间，更真实地还原了驻防文人诗歌创作的背景与环境。

（三）独立文学圈层的形成

旗营专为旗人建立，有自己的制度规则和运行法则，城门开启关闭及旗人离开旗营的里程数都有明确规定。总体上说，旗营社会在日常生活中虽离不开汉城的补给，但能够自成体系。从旗营文人诗歌交游看，交游主体是旗营文人，由此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圈。除了受到独立空间的影响，旗营内的姻亲关系网则为独立文学圈的形成添加了“亲密”因素，使文人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旗营文人具有独立生活环境、相互间多存在姻亲关系，促动了旗营内独立文学圈层的形成。这是基于共同身份、习俗文化等自然而成的聚合形态。

检视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作品，他们常常相约游览湖山、纵情吟诗。“西园”在旗营内，“奇石林立，树木古秀，皆南宋旧物。桥亭池榭，足备燕赏。登楼凭眺，则湖山晴雨，浓淡多宜，花竹蔚然，鱼鸟翔泳”[106]。旗营文人廷揆，字希贤，“尤钟爱菊，黄华紫艳，遍栽东篱……自辅国公迂斋将军镇杭，招入军署，主持西园花木”。由此吸引旗营文人前往赏菊，并留下诸多题咏，如宁德《廷希贤园观菊》、连喜《重阳后三日廷希贤园观菊》、昭南《廷希贤园观菊》、丰绅图《廷希贤园看菊即成》、明忠《赏菊赠廷希贤》、音善《同人集希贤园赏菊作》，等等。出色的写作素材吸引了旗营文人，从而形成了吟咏之盛。旗营文人在杭州时，以旗营文人为交往主体，离开杭州后，这一联结仍会继续。《柳营诗传》载贵成“同时为唱和友者如文冠梅、文仲莲、白吉云、禄缦庭诸公”[107]，相唱和的大都为旗营文人。他出仕后去往京师，与杭州旗营文人瑞常、裕贵、赫特赫纳等交往最亲密，而在京的瑞常、裕贵的诗作中也同样可见这一现象。可见，杭州旗营内形成的这一独立文学圈并不受限于空间，空间内养成的情感联结才是聚合的主要原因。

“要判断一民族在文学领域是否步入了整体成熟，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是要观察其本民族的作家群体出现与否。”[108]从这个意义上说，杭州旗营内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作家群体，标志着旗营文人在文学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

（四）西湖山水氤氲下的秀美诗风

杭州旗营“地近西湖，最擅湖山之胜”[109]，占据左拥西湖、右邻汉城的优越位置。杭州汉城人去西湖需要穿过旗营，如俞樾为三多《柳营谣》所作序中有“余春秋佳日必至西湖，由钱塘门入城必取道满营”[110]。以旗营为中心，旗人向右出迎紫门到达汉城，在与汉城文人交往中提高了诗歌技艺，向左出钱塘门到达西湖，以诗歌记录西湖带给自己的美感享受。瑞庆“西湖咫尺羡人游”[111]、完颜守典“绿杨城郭近西湖”[112]，都说明西湖与旗营距离之近，为旗人游览湖山提供了便利。西湖山水全方位地培养了旗营文人的诗歌创作。它的独特美感及历代以来形成的文化底蕴首先消磨了旗人气质中的英豪之气，继而以万象形态提供写作空间及素材。面对如此浑然天成的美景，旗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凤瑞“莫负西湖水一湾”[113]、三多“家住西湖三百年”[114]，瑞常《如舟吟馆诗钞》题名为“生长西湖芝生氏”[115]，贵林曾有言“勿夺我湖山之乐”[116]，西湖成为他们安放心灵的地点。旗营文人受到西湖山水的氤氲化成之效，诗风一变为秀美。曾任杭州将军的果勒敏为三多《可园诗钞》题词有“朔方之英奇，西湖之灵秀”[117]句，是对北方少数民族诗人受江南山水濡染而兼具两种气质的形象概括。江南秀美精致的山水不同于北方的粗犷，使旗人诗歌变得精致秀丽，如瑞常“萍浮嫩绿鱼儿唼，花落轻红燕子飞”[118]、贵成“楼下垂杨拂钓矶，楼前烟锁远山微”[119]、完颜守典“沿堤十里垂杨路，断续蝉声唱柳枝”[120]，等等。

杭州旗营文人诗歌中的西湖山水是他们区别于其他驻防地的标志。就像京口驻防诗人笔下的金、焦、北固三山，广州驻防诗人笔下的越秀山，都是专属的文化标识。不同地理环境养育的文学也各不相同，即杨义所谓“区域地理赋予文学以乡土的归属”[121]。自然景观造就了一个地区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又继而形成独有的精神氛围。杭州地域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旗人的文学创作，是形成杭州驻防文学的根本所在。

杭州驻防文学具有与中华文学融汇的开放性特点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此，我们用“融而未合”或“和而不同”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貌似更为恰当。不过，这一系列独特性大都隐而未现，需研究者深入八旗制度文化中去寻绎。对杭州驻防文学独特性的探讨有助于全面挖掘驻防文学的价值，追索多样、多元的驻防文学生成机制。对丰富少数民族文学及中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是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个文学群体，不论个体书写处于怎样的水平，当它以群体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意义方得以呈现。杭州驻防文学自有它的历史渊源、形成轨迹及重要成就，其独特价值值得我们去探索。“诗是作者心灵的投影，心事不易窥识，只有从创作的时、地、人、事各外缘的关系去考察。”[122]杭州驻防文学创作全部用汉语写就且具有中国传统诗歌典雅秀美的特点，但在诗歌细节之处却展示着八旗文化，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到作品表象背后，从制度史及文化史的角度重建解读诗歌的参考系，以恢复作品本有的文化意蕴。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融合始终是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的核心所在。二者间的碰撞引动文明交汇的火花，从而丰富了各自的文化因子。陈寅恪在分析李唐氏族的崛起和兴盛时有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123]中华文化的广博精深首先受益于中原文化的稳固性及汇聚力。此外，少数民族带来的异质文化对中原文化形成冲击，从而逼视出新的文明质素，致使中华文化不断经历新生。清代旗人带着莽莽而来的英雄气进入中原，从而壮大中华多民族文化，而旗人文学的独特也使中华文学呈现更多元的图景。对各民族文化文学的互相尊重、理解、沟通是我们研究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基础，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步骤。

诚如潘洪钢所言：“在这样一个国度中，你想要什么样的结论，都能找得到证据。比如你想证明满族早已汉化了，你肯定能够找出许多非常有力的证据，在这类证据中，满族似乎早已消融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了；相反，如果你想找出满族根本就没有汉化，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族群特征与强烈的心理，你也能在历史与现实中找到无数的事例。……正反两方面的历史遗存与资料都相当的丰富，清代以来各种不同形式保存下的文本，穷尽一生也未必能读其万一，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的复杂性所在。”[124]在杭州驻防留存的丰富史料中，也可见这种复杂性。但从长时段[125]来看，民族融汇是必然结果，它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条基本线索[126]。因此，我们从民族融汇的视角去研究杭州驻防文学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本书的研究试图将杭州驻防文学的个案带到中国民族文学研究中两个更广泛的主题上来：一是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原文学的对抗冲突、交融互动及共生共存；二是少数民族文学对自身特质的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