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现状述评

自《四库全书总目》问世以来，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价值、学术论断、编纂过程及学术批评思想，进行了诸多研究。20世纪初期，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等诸多目录学著述，深入总结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体系，促使现代研究范式的兴起。尔后，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序录》中，更是指出：“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1]余嘉锡从传统目录学史的角度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方法，颇能启迪后世学者进行《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体系的研究。故而，总结并反思百余年来《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对客观评判《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历史意义将十分有益。检视学界的研究，相关成果有以下三大突出特点。

一是重视对《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探讨与文献的考辨。

20世纪初期，金梁的《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就已开始对《四库全书》的纂修情形展开讨论[2]；金梁又于《东方杂志》（第9期）刊发《四库全书纂修考跋》一文，对影印《四库全书》提出了积极建议。尔后，任如松的《四库全书答问》以问答形式对《四库全书》的纂修历史、分类情形及若干重要论断，进行了详细考证。[3]此举有助于学界较为系统地了解《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约略同时出版的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则从“四库全书纂修之缘起”“寓禁于征之实际情形”“四库全书馆之组织”“四库全书之编辑”“四库全书之容量”“四库七阁之告藏”“四库全书之增改”“四库全书之校勘”“四库七阁之今昔”“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评议”及“四库全书之续修与影印述略”等角度[4]，对《四库全书》纂修前后的变化、纂修思想及时代意义进行了细致探讨，成为20世纪中叶以前探讨《四库全书》纂修情形最为精湛者。

而自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辑录《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书出版以来[5]，学者开始注意挖掘清代各类档案、朱卷中记录《四库全书》撰修的原始资料。这种原始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对于学界全面还原《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始末，将极具启示意义。陈垣《编纂四库全书始末》（初稿写于1920年）一文，就是利用清代众多档案史料加以考辨的典型。[6]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爱平所撰《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进一步挖掘清代档案中纂修《四库全书》的有关史料，并结合清代文治背景与政教意图来探讨《四库全书》的纂修缘起、过程及提要撰写等内容。[7]中国台湾学者吴哲夫所撰《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一书，则从清代乾嘉考据学风、乾隆皇帝的性格等方面分析了纂修《四库全书》的目的；该书亦充分利用清代的各类档案文献，从《四库全书》纂修时的文献征集情形、四库馆的组织情形、《四库全书》的编辑过程及四库“七阁”文献的异同、禁毁书目、《四库全书荟要书目》等方面，多角度展开探讨。[8]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学界对纂修《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关史料的不断挖掘等学术积累，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于1997年出版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全二册）一书[9]；《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对清代的档案史料进行了深度挖掘，颇有益于后续学者的研究。此类文献史料的整理与出版，进一步促使学界更加客观、全面、详尽地探讨《四库全书》的编纂始末。21世纪初期以降，在清代相关档案史料的基础上，学界对《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客观分析。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以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为个中翘楚。该书以“四库全书馆”为切入视角，详细探讨了四库开馆与闭馆的时间、机构组成、运行情形、馆臣数量与日常工作、“四库”文献的誊录与编校[10]，是近年来探讨纂修《四库全书》之全面且精湛者。

在深入挖掘纂修《四库全书》史料档案的同时，有关《四库全书总目》的原始文献资料亦被不断整理出版。如阮元撰《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胡玉缙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翁方纲撰《四库提要分纂稿》，乃至《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以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资料，纷纷被整理出版。此类文献的整理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四库全书总目》从草撰到定稿的变化缘由、清代“官学”约束体系及“四库馆臣”对具体文献的认知转变。同时，学界亦充分注意调查、收集散见于国家图书馆、中国台北“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中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关的文献资料。如王菡《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一文，探讨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中所存留的“四库馆臣”之批阅情况，以及此稿本与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之间的修订关系。[11]苗润博《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一文，探讨中国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与天津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之间的关系，试图深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在不同修纂时期的调整情形与“修改幅度”。[12]孙连青《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文献价值探讨》一文，详细分析了天津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基本情况及其文献价值。[13]此类文献的挖掘，对于系统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撰修、刊刻与传播过程，颇具启示。而且，学界还辑佚了若干“四库馆臣”所纂的原始提要稿，如杜泽逊《读新见姚鼐一篇四库提要拟稿》[14]、司马朝军《最新发现的张羲年纂四库提要稿》[15]等文，就辑佚了为数不少、成于众“四库馆臣”之手的提要初稿、底稿，或被撤毁而未收入《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原始文献。总之，上述诸类文献的收罗、整理及辑佚，不仅有助于深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过程，而且有助于客观还原《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的前后转变情形、缘由及其历史意义。

综观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有以下几大特色：首先，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考辨。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成于众人之手，编纂时间较长，几易其稿，故而存在知识信息的讹误、判断失当之处则在所难免。自20世纪30年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发布以来，王太岳《钦定四库全书考证》[16]、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17]、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18]等著述承其余绪，学界至今仍持续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考辨与补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陆勇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一文，从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资料，对《四库全书总目》有关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等人的生平事迹、著作论述所存在的疏误进行了修订[19]；贾中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误十三则》一文，对《四库全书总目》相关作者的名、字、号、籍贯及仕履等疏误进行了指正[20]；等等。此类研究论文，即是现今进行《四库全书总目》考辨论述中的个中代表。其次，上文所列举的相关著述，对《四库全书总目》包括“小说家类”在内有关作品的作者、版本及内容思想、价值意义所进行的诸多考辨，不仅体现了学界“正本清源”的治学特色，更是为“辨章学术”之类的后续研究奠定了牢靠的基础，亦有助于深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缘起、过程与历史意义。比如，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一书，详细探讨了总纂官、分纂官及总裁官等不同的“四库馆臣”对《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过程、纂修内容及过程的影响，角度颇为新颖。[21]此类讨论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四库全书总目》编纂思想及其历史意义的多角度探究。

另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等“四库”原典文献的影印，以及《四库全书》数字化的开发与推进，这些亦颇有益于学界的文献收集与研究展开。

二是重视对《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研究。

早在20世纪中叶，杨家骆所撰的《四库全书学典》，就从“世界”的角度来宏观探讨《四库全书》编纂的知识学价值，并略微涉及对《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的探讨。[22]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的研究渐自兴盛。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一书，从清代文治背景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思想与文化价值，堪称这方面的发轫之作。尤其是，周积明从《四库全书总目》的价值取向、“经世实学”及批评方法等方面，全面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所蕴含的“多元一体”的“经世实学”导向，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穷源竟委”的历史批评法、“长短较然”的比较批评法、“援据纷纶”的归纳证明法及“儒者气象”的批评风度，此类论断多数发人所未发。[23]之后，张传锋《〈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一书，从乾隆时期的文治政策与学术思潮来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思想与内涵，详细分析了总纂官纪昀对《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思想的影响，分析了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总目》学术价值确立的影响。[24]而陈晓华《〈四库全书〉与18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从学术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对清代“寓征于禁”思想的反应情形及诸如“诸子学”等的学术命运，从学术与学人的角度分析了乾嘉“汉学”的命运及其对“新学术的兴起”的酝酿诱导。[25]此类探讨，试图从传统学术演变的角度，基于清代政教意图与学术演变之关系，全面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思想及其对时人的影响，已涉及对《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体系的形成缘起与价值意义的分析。

尤其是何宗美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一书，以明人别集“提要”为例，从版本、文献、批评三方面，深入分析了代表清代官方政治概念和文学思想的《四库全书总目》是如何展开学术批评的。何宗美的研究试图从清代文治背景、学术环境及政教意图，多角度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的特征、内涵及方法，具有重要启示。甚至，该书首先探讨了“四库纂修谕旨”所确定的“官学”体系对《四库全书总目》思想走向的影响，并详细比对了翁方纲、姚鼐、邵晋涵等不同“四库馆臣”对明代文学认知的差异，由此探讨各家“四库馆臣”对彼时“官学”思想的领悟与实践情形，从而分析清代“官学”约束体系如何采用基于源流的流派谱系建构与禁毁、批判的“专制政治的文化暴力”等手段，进而探讨清代统治者如何通过《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最终实现对明代文学的整体性影响。[26]可以说，该书详细分析了清代“官学”体系的内涵、特征及运行方式，有助于启示学者如何基于清代“官学”约束视角进行明代文学之外的其他学术批评的探究；亦有助于深入探讨清代的政教思想如何渗透至《四库全书总目》中，进而分析此类政教思想给彼时学术批评与价值观念所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近年来学界为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渐自重视对《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如伏俊琏《〈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史观和文体观》一文，以“集部大小序”为例，探讨了《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情形。[27]蒋寅《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歌批评》一文，则探讨纪昀的诗学思想与《四库全书总目》诗歌批评的关系。[28]甚至，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以《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文学史观为选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如赵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主要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展开学术批评的指导思想与方法选择。[29]刘志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诗批评渊源考述》，主要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如何对唐代诗歌进行批评，及其对清代唐诗学建构的意义。[30]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研究》，首先分析《四库全书总目》有关明人别集提要的文献讹误问题，其次分析乾隆皇帝旨意对《四库全书总目》纂修的影响，最后探讨《四库全书总目》进行明人别集提要撰写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及文学史价值。[31]吴亚娜《〈四库全书总目〉宋代文学批评研究——以宋人别集与词集提要为中心》，则以《四库全书总目》的宋代文学批评为例，大体思路同于张晓芝的《〈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研究》[32]；等等。此类研究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文学史及具体文学流派的批评意见立论，有助于全面认识《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思想。而且，亦可据《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思想，以还原清人有关文学作品的功用、形式、审美等方面的认知意见，进一步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思想与文学批评思想的关联与异同。

虽说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思想与文学批评思想进行了诸多研究，但多数成果往往只是从清代学术流变历程、清代的“官学”约束体系、清代的政教意图等方面，取一而论。而《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清代统治者所编纂的目录学著述，除了须遵守清代的政教意图与文治需求外，更应该满足传统目录学所特有的知识结构与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受清代学术思想、政教意图及传统目录学知识结构三重制约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展开学术批评或文学批评时，有着趋于固定化的话语模式、固定的知识信息呈现范式、固化单一的价值定位及突出的时代坐标烙印，这些方面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学术批评与文学批评时所形成的影响，显然仍是学界研究之较薄弱处，有待学者进一步拓展。

三是有关《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研究现状。

在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背景下，学者开始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研究对象，尝试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念与小说批评思想。这成为探讨《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中的重要一环。目前，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内地地区，包含以下几方面。

20世纪90年代，学界往往以今人的小说观为基点，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如季野《开明的迂腐与困惑的固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观的现代观照》，主要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与现代小说观的扞格之处。[33]此类研究有助于通过中西小说观的比较，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的特殊之处，但它是一种基于现代西方小说观念来分析清人小说观念的“以西律中”的典型。又，李钊平《时空错位与秩序重建——“小说”说略》，认为纪昀等“四库馆臣”所言“恪守简要实录的班氏门径，拒斥幻设铺陈”的小说观，不符合长篇叙事的特征，只能称为“前小说”。[34]此类研究并非基于《四库全书总目》的文治背景而言，所言亦缺乏深刻的“理解之同情”。同时，赵振祥《从〈四库全书〉小说著录情况看乾嘉史学对清代小说目录学的影响》一文，尝试将《四库全书》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进行比较，以探讨《四库全书》在小说著录方面的变化，认为清代的史学风气影响了《四库全书》的小说著录情形，指出：“它在力图把史传文字与小说界分开来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目录学者著作中史传与小说不分的混乱局面，并客观上使小说的目录分类逐渐清晰起来，而且这种目录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目录学著作。”[35]这种从历代目录学的衍变史迹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著录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研究颇具方法论的启迪。然而，所言“史传文字与小说界分开来”，其所使用的“小说”观仍旧是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小说”观；所论仍存有隔靴搔痒之憾，难免有失偏颇。

进入21世纪，学界更加注重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著录标准与小说观的探讨。凌硕为《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小说观》一文，试图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如何使“小说担负起更为纯粹的叙事功能”与“明确了小说的补史功能”。[36]翁筱曼《“小说”的目录学定位——以〈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为视点》一文，则从“史部、子部中小说：‘可补史文之阙’”“子部中之小说、杂家：不入流的‘小道’与驳杂的‘大道’”及“子部中之小说与集部诗文评中‘体兼说部’者：剑走偏锋”等方面来重新定位“小说”。[37]但这种定位并未充分注意清代文治需求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影响。而程国赋、蔡亚平《论〈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著录标准及著录特点》，从文类角度详细分析了“小说家类”的著录特征。[38]然而，从传统知识结构的角度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研究视角，尚未引起学者的充分关注，尚需进一步深化与细化。如王颖《“传奇”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分类》一文，通过考察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小说分类意见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对“传奇”的分类更为准确。[39]此文虽涉及传统目录学中小说分类的历史变迁，但对蕴含其间的目录学知识结构对“小说”分类的影响，揭示得并不充分。

需要强调的是，王庆华、王齐洲等学者试图从传统目录学的演变史迹中，详细比对历代不同书目的“小说”设置情形及与其他部类的关系。这对我们从传统目录学的知识体系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学术批评，颇有启示意义。比如，王庆华在《论古代“小说”与“杂史”文类之混杂》一文中，认为以史书艺文志为标志而确立的“小说”文类观，作为一种文类概念，其内涵和指称经历了一个由“子之末”到“史之余”的演化过程，由此导致“小说”既易与“传记”文类相混杂，又易与“杂史”混杂；并认为：“‘小说’与‘杂史’文类间的畛域区分主要体现为‘小说’所记‘琐闻佚事’过于琐细，多无关‘朝政军国’，无关‘善善恶恶’之史家旨趣。”[40]同时，《“小说”与“杂家”》一文，则呼吁应将“小说”置于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的发展过程中考察，同时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全面系统地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41]。这种细致爬梳“小说家类”与其他部类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深入分析“小说家类”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地位及其知识结构。但从传统目录学的知识体系看，历代书目的部类设置及其内涵设定，往往是一种限定性或概述性言语，而非规定性言语。[42]这种限定性或概述性言语，往往导致历代不同书目有关“小说家类”的内涵限定与作品归并，是一种以主要作品的举隅，并罗列于该部类之首的方式加以进行。如《汉书·艺文志》所设“易类”以《易经》列于首，所设“书类”以《尚书古文经》列于首，所设“小说家类”以《伊尹说》列于首；此类列于首的作品往往代表该部类的内涵与思想导向，如《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小序对“小说”主要内涵的限定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与《伊尹说》“其语浅薄”的注言是相通的，皆是着眼于政教意义。[43]从这个角度讲，传统目录学对“小说家类”核心内涵之外的形式、思想及价值的限定，往往会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从而造成不同书目有关“小说家类”的学术批评思想多有差异。而回归“小说”文类原有文化语境的做法，使得学界发现传统目录学的“小说”概念并不是一种文体性质的分类。[44]甚至，钟志伟《平议〈四库全书总目〉“假传体”文类的编目与批评》一文，尝试挖掘《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中“结合谐趣与史传叙事之手法，表现劝讽匡正之小说价值”等“假传体”作品的文类意义。[45]此类发见，对我们如何重新定位“小说”的文类观，提供了若干有益的探索。

又如，王齐洲《学术之小说与文体之小说——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两种视角》一文，从传统目录学的衍变探讨历代史志目录对“小说”的本体论、功用论表述，尝试说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的内涵。[46]而其所著《从〈山海经〉归类看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一文，以《山海经》在历代书目中的著录演变情形为例，指出：“《山海经》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形法类，《隋书·经籍志》则归入史部地理类，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才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从《山海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归类可以看出，学缘与职事是唐以前之人对载籍理解和知识分类的依据，真实和虚构则是宋以后之人对载籍理解和知识分类的依据，而学术价值和政教作用则始终作为评价标准。这一现象与各时段的社会思想和知识结构直接关联，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相一致。《新唐书·艺文志》开启了将难以‘考质’的史传退置于小说类的先河，突显了古代文献分类的内在紧张与冲突。四库馆臣对史部和子部的清理和总结并非解决了原有矛盾，而是进一步突显了这种紧张与冲突。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小说并非一个亘古不变的文体概念，对它的认识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其核心内涵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加以讨论。”[47]此文从传统目录学家基于“学缘与职事”与“真实和虚构”两种不同的认知视角对具体小说作品归并的影响，试图从历代不同时期对“小说”核心内涵的不同认知来分析古代小说的历史演变与意义，所论甚是。再如，王炜、窦瑜彬《〈四库全书〉中的小说观念论略》，认为“四库馆臣将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阐明了小说与纪事这种构型方式之间的映射关系，认定小说所叙之事的质态是琐杂、怪异、虚妄。《四库全书》从确认小说典型范例、构型方式、类型组成、质性特征等层面着手，建构了特定时代的小说统序”[48]。亦涉及如何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念的方法论问题。据此，从传统目录学的知识结构与知识体系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与其他书目之异同时，应充分考虑到不同目录学家所言“小说”的内涵指涉，而后才能从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评析。

近年来，学界又从文献考辨角度挖掘《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学术价值。比如，张进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匡误》一文，指出“小说家类”小序的理论表述与具体作品的提要之间多有相矛盾之处。[49]《〈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价值发微》一文，则认为《四库全书总目》“阐发了小说创作的动机，揭橥影响小说创作的各种因素，论述了小说与时代的关系。在理论方面，对何为小说、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小说的功能及小说的文辞特点等都给予了论述”[50]，这种讨论有助于深入挖掘《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多元学术价值。又，王昕《论“国学小说”——以〈四库全书〉所收“小说家类”为例》，以“小说家类”为例分析“国学小说”的特征、内涵和价值。[51]此类研究亦有助于充分发掘其间的学术意义。但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学术意义的挖掘，主要集中于若干典型作品中，故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与此同时，学界又从清代文治背景切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批评思想。如张泓《实学思潮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一文，从清代史学思潮切入，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主要是凸显小说的社会价值。[52]赵涛《〈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思想探源》一文，则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史学价值与文学本体意义。[53]此举有助于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进行“还原”，但有关清代学术思想、“官学”批评体系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影响，相关讨论仍显薄弱。

要之，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探讨，成果喜人；以上仅是大略而言，挂一漏万。在充分挖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的推动下，学界更加重视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研究。不过，古今小说观念有别，唯有以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历史的观念去理解，才能全面认识《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念与小说批评思想。这就需要进行更全面的还原研究。而随着清代官修书籍研究的不断深入，《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与当下意义越发显得重要。全面认识《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批评思想，予以合理定位，则是相关研究的另一趋势。然而，学界的研究多系单篇论文，研究重点或采用“以今度古”，或从清代文治背景与学术思潮切入，或基于目录学的演变史迹，取一而论，罕有从宏观层面加以综合且全面把握的。同时，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当下启示的探讨，仍不够充分。故而，本书仍有深入展开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