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学本位与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的小说著录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苏州府常熟县人。作为明清之际的重要人物之一，学界历来不乏研究。然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钱谦益的“遗民心态”、史学思想、诗学观念等方面，罕有学者深入专论钱谦益的小说观念。同时，《绛云楼书目》作为清初重要的私家藏书目，不仅流传甚广、版本众多，更有陈景云之类的注解者，影响甚广。然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绛云楼书目》的版本流传及其差异、编纂体例及目的等方面[1]，亦较少涉及《绛云楼书目》的小说著录等方面。因而，从《绛云楼书目》“小说类”的小说著录为切入，对深究钱谦益的小说观念或将不无益处。

一 史学价值与钱谦益评判“说家”作品的主导思想及缘由

钱谦益曾在《李笠翁传奇叙》说道：“古今文章之变，至于宋词元曲而极矣。词话之作，起于南宋。于时中原板荡，逸豫偏安。遗民旧老，流滞行都。刺取牙人驵侩、都街行院、方俗闾巷、慠美猥亵之语，作为通俗演义之书。若罗贯中之《水浒》，恢诡谲怪，大放厥词。悲愤讽刺，与龚圣予三十六之赞，相为表里。”[2]可见其认为“通俗演义”等小说作品多含“慠美猥亵”等语，即如《水浒传》亦难免含有“恢诡谲怪，大放厥词”之现象。不过，钱谦益所论主要基于“小说类”的思想价值而言，从而成为其对“小说类”进行评骘的最终依据；同时，钱谦益评骘过程中的论述模式亦以此为基。典型之例，系《郑氏清言叙》一文对《世说新语》的论断，云：

余少读《世说新语》，辄欣然忘食，已而叹曰：临川王，史家之巧人也。生于迁、固之后，变史法而为之者也。夫晋室之崇虚玄，尚庄、老，盖与西京之儒术，东京之节义，列为三统。是故生于晋代者，其君弱而文，其臣英而寡雄，其民风婉而促，其国论简而刿，其学术事功迩而不迫，旷而无余地。临川得其风气，妙于语言。一代之风流人物，宛宛然荟蕞于琐言碎事、微文澹辞之中。其事，晋也；其文，亦晋也。习其读则说，问其传则史，变迁、固之法，以说家为史者，自临川始。故曰史家之巧人也。作《晋书》者，但当发凡起例，大书特书，条举其纲领，与临川相表里，而不当割剥《世说》，以缀入于全史。史法芜秽，而临川之史志滋晦，此唐人之过也。自唐以还，学士大夫，沉湎是书，而莫能明其指意。至于续为补之徒，抑又陋矣。……而余则谓《世说》，史家之书也；续且补者，以说家鼠窃之则陋。何氏之《语林》，仿《世说》而自为一书，则犹离而立焉者也。《语林》之烦也，《清言》之约也，标鲜竖异，佐笔助舌，是二书者，其殆可以离立矣夫。[3]

《玉剑尊闻序》亦言：

余少读《世说》，尝窃论曰：临川王史家之巧人也，变迁、固之史法而为之者也。临川善师迁、固者也，变史家为说家，其法奇。慎可善师临川者也，寓史家于说家，其法正。[4]

上引二文，要义有三。首先，将刘义庆《世说新语》作为“以说家为史者”的发端。在钱谦益看来，刘义庆作《世说新语》系“变史法而为之”，虽然《世说新语》在“语言”等方面与司马迁、班固的手法有别，然刘义庆的写作原则始终遵循“史家之法”，故其言“得其（即史家）风气，妙于语言”。这就使得《世说新语》一书具有“史书”的价值，故其又言此书“习其读则说（即等同于‘说部’），问其传则史”，能与《晋书》相为表里。也就是说，钱谦益认为《世说新语》具有文学性的同时能恪守史学之本，小说的文学性只是在该书体现史学价值的前提下才能显现。“寓史家于说家，其法正”云云，知钱谦益以为“小说类”的撰写指导当以“史家”思想为主，方为“小说类”创作之本。其次，钱谦益认为刘义庆作《世说新语》时所蕴含的“史志”已“滋晦”，并不被后世接受者所认识。后世“仿世说”之流往往“以说家鼠窃之”，从而将《世说新语》所具有的史学品格降为“鼠窃之”的低劣“说家”作品，将《世说新语》所开创的写作风格变为“标鲜竖异，佐笔助舌”之流。故而，此类作品往往与《世说新语》相“离立”。最后，钱谦益对《世说新语》的推崇及对“仿世说”之流的批判，都是以此类作品的史学价值为衡量标准的。所谓“说家之为史者”即是从“说家”作品创作所须遵循的指导思想着眼，与“史者”“史法”相近者则可许，相离者则弃之。换句话说，“说家之为史者”对小说的判断重点并不在于“说家”作品撰写者的身份，而是由该“说家”作品的内容是否符合“史法”所决定的。可见，钱谦益对“说家”作品的认识是以其史学观念为基而成型的，从而构成其独特的小说观念。

据此，史学价值大小是钱谦益评判某一（或某类）“说家”作品时的最基本出发点与最终立足点。这也是《绛云楼书目》对“说家”作品进行“四部”归并及置类的主要依据。显例则如《绛云楼书目》子部“小说类”收有《东坡志林》一书，并著“七篇”。[5]钱谦益曾在《东坡志林》序言中，云：“马氏《经籍考》：《东坡手泽》三卷。陈氏以为即俗本《大全》中所谓《志林》也。今《志林》十三篇，载《东坡后集》者，皆辨论史传大事。世所传《志林》，则皆璅言小录，杂取公集外记事跋尾之类，捃拾成书。而讹伪者亦阑入焉。公北归《与郑靖老书》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则知十三篇者，盖公未成之书。而世所传《志林》者，缪也。宋人编公外集，尽去《志林诗话》标目入之杂著中，最为有见。近代所刻《仇池笔记》《志林》之类，皆丛杂不足存也。”[6]在钱谦益看来，今传《志林》并非“载《东坡后集》者，皆辨论史传大事”之类，而有“讹伪者阑入”，故不得收入“史部”而终归于子部“小说类”。“辨论史传大事”是与“璅言小录”相对的，“辨论史传大事”则有史学价值，“璅言小录”往往是“丛杂不足”，此类表达即是以史学本位为著录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绛云楼书目》将刘肃《唐世说新语》、孔毅父《续世说新语》等“仿世说”之流归入子部“小说类”，缘由系“鼠窃之”，即是对此类作品背离“史法”的鄙薄。从这个角度讲，钱谦益所谓“说家”作品与“小说类”作品，二者是同义的。

那么，钱谦益为何会以史学本位作为评价“说家”作品，并进行“四部”归并及置类的主导性意见？

这是因为钱谦益曾处史馆，因史官身份及职责而忧系天下。《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五所载《汪母节寿序》曾说：“谦益史官也，有纪志之责。”[7]《钞本北盟会编》序言亦云：“（明）神宗末年，奴初发难。余以史官里居，思纂辑有宋元祐绍圣朋党之论，以及靖康北狩之事，考其始祸，详其流毒，年经月纬，作为论断，名曰《殷鉴录》。”[8]以此进行相关评骘的最终目的则是为“殷鉴”，即含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考量。故其于《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又言：“经经纬史，州次部居，如农有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救世之药石也。”[9]相比之前学界的史学思想，钱谦益曾提出过“六经，史之宗统也。六经之中皆有史，不独《春秋》三传也。六经降而为二史，班、马其史中之经乎”[《再答（杜）苍略书》][10]等观点，将治经方法引入治史，认为史学的作用不可替代，有一定创新意义。在钱谦益看来，史学是一切文治教化的根本，故《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又言：“史者，天地之渊府，运数之勾股，君臣之元龟，内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谞之伏藏，人才之薮泽，文章之苑圃。以神州函夏为棋局，史其为谱；以兴亡治乱为药病，史其为方。”[11]

在史学为本等思想的主导下，钱谦益对诗与史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的看法。《胡致果诗序》曾说：“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苕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沍寒，风高气慄，悲噫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12]认为诗歌即历史，历史即诗歌，二者不可分割；诗歌不仅可以反映历史，考订历史上的人与事，亦可续补史籍所阙。也就是说，钱谦益不仅将史学当作历朝历代社会发展的主导机制，同时以之为评判各类文学样式的价值标准。故其盛赞能补史之用的诗作，认为可由诗风以知世风。如《历朝诗集小传》甲前集《席帽山人王逢》曾说：“有《梧溪诗集》七卷，记载元、宋之际人才国事，多史家所未备。”[13]又，丁集中“钟提学惺”条对晚明诗风的论述，云：“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擿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以一二辁才寡学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而征兆国家之盛衰，可胜叹悼哉！”[14]等等。这也成为《列朝诗集小传》的重要编纂指导。将钱谦益有关《世说新语》《东坡志林》的论断与《胡致果诗序》等所言相比较——“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与“以说家为史”，不难发现钱谦益对“说家”作品的评判方式及标准与其对诗史二者的认识，并无本质之别。

二 史学视域与钱谦益进行“说家”作品评判的特征及价值

那么，钱谦益评论“说家”作品时所强调的“史法”，又有怎样的内涵指称？

杜维运《钱谦益其人及其史学》一文认为，钱谦益史学“成就最大，与最值得后人称道者”系其历史考据学，[15]甚是。钱谦益《书致身录考校》曾言：“正史既不可得而见矣，后之君子，有志于史事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无好奇撺异而遗误万世之信史，则可也。”[16]又，《万历三十八年会试墨卷策五道第四问》云：“谥之未定，由史之不立也。我二祖列宗之德业，如日中天，而金匮之藏，寥寥未有闻也。《实录》所载，不过删削邸报，而国史又多上下其手，乞哀叩头之诬，故老多能道之，恐难以信后也。国史未立而野史盛，汲之冢，齐东之野，至有以委巷不经之说诬高皇为嗜杀者，非裁正之，其流必不止。愚以为亟宜网罗放失旧闻，考订得失，以国史为经，以野史家乘为纬，州萃部居，条分缕析，而后使鸿笔之士，润色其辞，国史既定，衮钺随之。宜谥者谥，宜去者去，宜更定者更定，以史裁谥，以谥实史，庶无虚美隐恶之恨乎哉？”[17]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即是钱谦益认为“史家之法”的第一要则，以便“考订得失”；“无好奇撺异而遗误万世之信史”则是史家之史德的体现。“恢诡谲怪，大放厥词”的“委巷不经之说”之流，显然与此相悖。同时，钱谦益认为修史的来源主要是国史、家史、野史，所谓“以国史为经，以野史家乘为纬”是也。故《牧斋有学集》卷十四《启祯野乘序》又言：“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国史也，家史也，野史也。于斯三者，考核真伪，凿凿如金石，然后可以据事迹，定褒贬。”[18]“考核真伪”等系“史法”的重要内涵。而既然野史等是钱谦益修史的重要参考，那么其对《仇池笔记》《志林》等“小说类”作品所作“丛杂不足存”的判断，多少含有以修史为依托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讲，钱谦益以“征信”为著史的首要原则，那么其所言《世说新语》“变史家为说家，其法奇”，即是说小说家言中隐含史家之法；以小说家的言说方式对史之人与事进行“征信”描写是可取的，可资修史参考——“说家”辅史，方是“小说类”作品价值之所在。于是，钱谦益批评“续世说”之流往往“以说家鼠窃之”，是认为此类作品所写内容或虚构或夸大，难免失信。也就是说，钱谦益以为若“说家”能征信，那么小说家之言即可征用。对此，明人邹镃《有学集序》曾评价道：“游之八大家以通其气，极之诸子百氏稗官小说以穷其用。”[19]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钱谦益处理小说家之言与史家之言的原则，即以“说家”作品为据考订史实。所谓“近代所刻《仇池笔记》《志林》之类，皆丛杂不足存也”，显然亦针对“征信”而言。

当然，这里的“征信”既不同于以“兴、观、群、怨”为核心的文学功用，也不同于以“美、刺”等为内涵的政教功用，而是强调“说家”作品所写可信，可资裨补经史。因此，《王淑士墓志铭》又言：“其（王志坚）读书，最为有法。先经而后史，先史而后子集。其读经，先笺疏而后辨论；读史，先证据而后发明；读子，则谓唐以后无子，当取说家之有禆经史者以补子之不足；读集，则删定秦、汉以后古文为五编，尤用意于唐、宋诸家碑志，援据史传，摭采小说，以参核其事之同异，文之纯驳。盖淑士深痛嘉、隆来俗学之敝，与近代士子苟简迷谬之习，而又耻于插齿牙，树坛，以明与之争，务以编摩绳削为易世之质的。”[20]钱谦益对王淑士“取说家之有禆经史者以补子之不足”与“摭采小说，以参核其事之同异”等的赞许，代表其对此的基本看法；而此类说法皆是对“说家”之“征信”的肯定。

上述思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末清初治史者的普遍认识。比如，明人喻应益（生卒年不详）为谈迁《国榷》作序（1630），言：“（西汉以后）皆以异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国之才而参他国之志。然亦必稽当时稗官说家之言以为张本。”又说“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21]亦以为修史可以“稗官说家之言”为张本。从这个角度讲，“多委巷之说”[22]的野史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类”或“取说家之有禆经史者”的“说家”作品，二者皆有“征是非、削讳忌”（或言“据事迹，定褒贬”）的特点，并无本质之别。由于明代野史极盛，而“国史”多“失职”，故而即如认为野史存在“挟郄而多诬”“轻听而多舛”“好怪而多诞”等缺点的王世贞亦不得不发出“史失求诸野”与“不可废”的感慨。[23]可以说，以“稗官说家之言”为论史、修史的重要参考，已成为彼时治史者的一般做法。从治史者的角度看，钱谦益对“说家”作品的关注难免集中于“说家”作品的史学价值上。

据此而言，钱谦益认为“说家”作品与史籍（尤其是野史）并不决然对立——“说家”作品中若有可“征信”者则入“史部”，若芜杂不可信者则入“小说类”；“史部”中若有不可信者亦可退置于“小说类”。这种做法并不是对“说家”作品进行文类归并，而是基于“说家”作品的“征是非”价值而言。也就是说，钱谦益对子部“小说类”与史部“杂史类”“野史类”的作品著录，并非依所录作品作家的身份而定，亦不以所录作品的内容题材与体裁为著录依据，而以所录作品裨益经史之价值的大小而定。

典型之例，则是《绛云楼书目》“小说类”对《枫窗小牍》等尺牍作品及《历代小史》（九册）等的收录。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绛云楼书目》的编纂缘起，学界多以《牧斋遗事》所言“自绛云楼灾，其宋元精刻，皆成劫灰。世传《绛云楼书目》，乃牧斋暇日想念其书追录记之，尚遗十之三。惟故第在东城，其中书籍无恙，北宋前后《汉书》幸存焉”[24]为据，认为此书目系钱谦益“想念其书追录记之”，为修撰“明史”的学术准备。[25]因此，《绛云楼书目》的编排体例与最终意图，当皆服从于钱谦益以史学为本的思想体系。在这种情形下，《绛云楼书目》“小说类”的收录作品与著录依据，亦不能例外。理由如下：首先，《绛云楼书目》收录刘肃《唐世说新语》、孔毅父《续世说新语》等“仿世说”之流，而不录《世说新语》。其次，对《枫窗小牍》的收录。钱谦益《董玄宰与冯开之尺牍》序，言：“（明）神宗时，海内承平，士大夫迥翔馆阁，以文章翰墨相娱乐。牙籖玉轴，希有难得之物。”[26]就认为时人尺牍多娱乐而少“征信”。可见，《绛云楼书目》将尺牍作品归于“小说类”，亦主要着眼于作品的史学价值。再次，对《历代小史九册》的著录。陈景云注云：“盖抄节历代史也。司马温公尝称其书，使学者观之。”[27]可知此书为“史钞”类作品，有一定史学价值；而钱谦益将其退置于“小说类”，恐系对此书“征信”价值的否定。这说明钱谦益并非从书籍文类的角度对“小说类”作品进行归并置类。最后，《水东杂记》既见于“小说类”，又见于“杂记”；《云仙杂记》既见于“小说类”，又见于“伪书类”。之所以出现一书重复著录的现象，除《绛云楼书目》“随藏随录，随录随编”[28]的编纂过程而致此书目编纂不严谨等因素外，当与钱谦益对二书的史学价值判读不定有关。钱谦益既然认为《云仙杂记》属“伪书”，则其价值当不高而入“小说类”。陈景云注《云仙杂记》云“极贬散录之怪诞”，可佐证此书史学价值不高，以致钱谦益难以骤断。

综上所述，《绛云楼书目》“小说类”的著录指导是钱谦益从史学本位的角度，以作品的“征信”价值进行分类的——“小说类”所录作品的“征信”价值或不及“杂史类”“杂记”等所录作品，以至于被退置。此举系钱谦益将史学当作文治教化之本等思想的典型，亦是其以史学价值为基评判各类文学样式之举的延续。据此，学者所言《绛云楼书目》为钱谦益编纂《明史》前的准备之说法，是可信的。推而言之，《绛云楼书目》所列“杂史类”“史传记类”“伪书类”“传记”“杂记”等部类及对具体作品的归并，都可以据此进行分析。从这个角度讲，《绛云楼书目》并非如学者所言“著录简单且无严格体例”，其背后蕴含着钱谦益以史学为本的著录思想及诸多现实考量。

不过，从历代“小说”观念的演变历程看，钱谦益对“说部”的看法，并不脱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所谓“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之藩篱。[29]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二考论殷芸《小说》时，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30]在历代“经史之学”占主导的文化环境中，“小说”与“史”的关系向为学者所重，亦为学者所难。学者大多强调“小说”裨益“经史”的学术价值，甚或以为有益政教，从而主张不可废。但对“小说”学术价值与文类意义的把握，却是莫衷一是。此类观点在历代公私书目的“小说（家）”类对“小说”作品的著录与归并时，亦多有体现。然而，《绛云楼书目》的编纂皆围绕钱谦益撰史之需展开，钱谦益以“史家”的身份与职责突出“小说”的“史学”价值，如此强烈的意念在历代公私书目中亦属罕见。这也是钱谦益对“说家”作品的认识与《绛云楼书目》的小说著录，紧紧围绕“小说”可资存“史”展开，而罕及“小说”形态、文辞等方面的根本原因。

要之，钱谦益虽多次言及“说家”，然所指主要是子部文言小说，而非“通俗演义”之流，更非以虚构、故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意义的“小说”作品。从钱谦益对《世说新语》《东坡志林》等的论断，到《绛云楼书目》“小说类”对《枫窗小牍》《历代小史九册》等的收录，皆是在史学为本之思想的主导下展开的，以“征信”为评论或著录的首要依据。也就是说，钱谦益有关“说家”作品的论断，主要围绕“说家”作品禆补经史之意义而延展。因此，钱谦益对小说的认识并非聚焦于小说的形态、本质等方面，而是着眼于小说的史学价值，故其认为小说的文学意味只有在体现史学价值的前提下才能显现。钱谦益对小说的这种认识与其对为“文”应关乎“世运”的认识[31]，本质相一致。

三 陈景云对《绛云楼书目》的小说注解及学术史意义

对于《绛云楼书目》的流传情形，叶德辉《郋园读书志》曾说：“当时好事者人钞一册，为按图索骥之资，故传本之多，半出名人手校。”[32]其中，陈景云的注解为学者进一步了解《绛云楼书目》提供了诸多便利。陈氏的注解主要集中于《绛云楼书目》所录之书的原书卷数、作者姓名履历，间亦涉及所录之书的内容要略、辨正别伪及评论得失等方面；然陈氏所作注解难免存有失允或讹误之处。[33]

据王峻（1694—1751）《陈先生景云墓志铭》、沈廷芳（1702—1772）《文道先生传》，知：陈景云（1670—1747），字少章，江苏吴江人；曾从何焯（1661—1722）游，讲求通儒之学，“穷究经史，昼夜无间”；其治学“凡经史四部书从源及委，贯串井然。地理制度，考据尤详；下及稗官说家，无不综览，而尤深于史学”[34]。“经史四部书从源及委”云云，可知陈氏治学著书多详考证；其所著《纲目订误》四卷，《两汉订误》五卷，《三国志举正》四卷，《韩集点勘》四卷，《柳集点勘》四卷，《文选举正》三卷，《通鉴胡注举正》二卷，《纪元考略》二卷，多属此类。而“尤深于史学”，促使陈氏对“稗官说家”的“综览”，往往以“史学”之“征信”为最终落脚点。这种治学方法导致陈氏注解《绛云楼书目》时，亦往往以朴学考证思想为指导，从文献的角度予以展开。如注解《三坟》，言：“一卷。宋张商英得于泌阳民家，元丰七年也，先儒言此书即天觉伪撰耳。明之丰熙父子，乃用张之故智者也。”[35]又，注解《张无垢论语传》，言：“此是未成之书。雍也以前，无垢已恨早出。余所著，未尝示人也。见《陈止斋集》。”[36]等等。其所判断或注明出处，或略加考辨，以示有根之谈，从而体现其“从源及委”的治学主张。

而陈氏以“史学”之“征信”为论断指导的思想，亦充分体现于其对《绛云楼书目》“小说类”的注解中。

首先，陈氏以为子部“小说类”中不乏记载“故事”“典故”者，有可据之处而不可废。如注解《文昌杂录》，言：“庞元英撰，籍之子也。官制初行，元英为郎，在省四年，记一时典故。”又，注解《云斋广录》，言“皆记一时奇丽杂事”；注解《青琐高议》，言“记宋时杂事，亦间载宋以前事”；注解《开颜录》，言“皆书史中可资谈笑之事”[37]；等等。此处所言之“事”多为历代“故事”之意。其又认为即如“可资谈笑”的《开颜录》，亦与“史”有关。可见，陈氏以为“小说”作品亦可存“史”。

其次，陈氏对“小说”作品中不能存“史”者，多以鄙薄。如注解《碧云騢》，言“轻薄子伪撰，托之于圣俞耳。其书多诞妄，不足为据也”；注解《张读宣室志》，言“亦《集异记》之流”；注解《茅客茶话》，言“多怪诞不经之生，且其文笔，亦不足取”；注解《冷斋夜话》，言“宋人已多识此书之诞妄”[38]；等等。此处“怪诞不经”等语的立足点即是针对“小说类”的史学价值而言，随后才论及“小说”作品的风格、文辞（即“文笔”）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陈氏必然对“小说”作品中可“征信”成分，大加肯定。如注解《春渚纪闻》，言：“十卷。宋何薳。中有东坡事实一卷，记坡佚事颇详。盖薳之父博士，尝为坡所论荐。薳记坡事，必皆趋庭时所耳熟者。宜可传信。”[39]陈氏认为《春渚纪闻》所记苏轼佚事可信之因在于作者何薳有可获知相关佚事的可能。而《绛云楼书目》将此书归入“小说类”，或着眼于此书多含仙道异事、民间奇闻等内容，不足以补“史”。二者的研判结论虽异，评判的思路则相近。又如，注解《晁氏儒言》，言“此书皆辩正王安石学术之违僻”，言外之意即认为此书所写亦可资“征信”。

可见，陈氏以实证精神对《绛云楼书目》“小说类”作品进行注解，主要围绕“稗官说家”可资存“史”而展开。就此而言，陈氏之注解与《绛云楼书目》的著录指导，颇为一致——两人治学皆重“史”，皆以为“稗官说家”可资存“史”，对具体作品的评骘都以是否“征信”为准绳。因此，陈氏的注解，多与《绛云楼书目》相契合，且互为补充。

陈氏对《绛云楼书目》的注解，首开“为私家藏目作注”之风[40]，其学术意义在于从清初的书目学著述到清中叶的书目学著述，时人对“小说（家）”的看法，逐渐受到弥漫于彼时的考据学、治史思想的影响。故而，此时期的书目，大多强调小说是否可资“征信”的存“史”价值。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以“小说家”是否“真”“信”和“有征”“无征”作为评判“小说”作品的依据。故而，《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小序，言：“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41]所不同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及“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等语，均围绕“小说家”作品的政教作用展开。所谓“失真”“妖妄荧听”“徒乱耳目”云云，知人心教化作用是《四库提要》判断小说作品“真”“信”等成分的主要标准，“真”“信”归根结底在于是否表达人心之“诚”。这是因为“四库馆臣”以“正人心”“厚风俗”等为指导重新挑选小说家类作品，以期给统治阶级提供对当时缙绅士子、市井愚民进行思想引导的典范作品。此举形成于乾隆朝为维护统治利益、钳制异端思想的语境中，是统治者试图通过政治权力的干预建立以政教为核心的文化机制与话语体系的重要一环。[42]

可以说，从《绛云楼书目》到陈景云的注解，再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类的论断，可清晰见及自清初至清中叶，从当时的私家藏书目到官撰史志目录，时人对“小说（家）”的评骘大多围绕“小说（家）”作品的征信价值与意义而展开，代表了时人对“小说（家）”作品的评骘思路与论断标准。所不同者，在于钱谦益、陈氏等人主要基于史学视域以考量“说部”的“征信”价值，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类将小说当作一种以政教作用为核心内涵的学术[43]，并不尽一致。从史学视域考察“小说（家）”的思路与从政教视域考察“小说（家）”的思路，二者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历代官私书目对“小说（家）”的评骘意见多有扞格之处。学者在论及不同书目有关“小说（家）”的著录时，应审慎分而待之。

综述之，基于史学本位视域，钱谦益以“说部”指称子部“小说（家）类”，以“征信”为评判的首要依据，将“稗官说家”并举强调“说部”可资存“史”的价值。故钱谦益有关小说的认识并非聚焦于小说的形态、本质，而是着眼于小说的史学价值。这与其强调为“文”应关乎“世运”的认识相一致，亦是《绛云楼书目》对“小说类”作品进行归并及置类的指导。由于陈景云治学亦重史学，故其对《绛云楼书目》的小说注解亦以“征信”价值为准绳，与钱谦益思想相契互补。虽说自清初至清中叶的书目，大多强调小说可资“征信”的存“史”价值，但《绛云楼书目》从史学视域的考察思路与《四库全书总目》等从政教视域考察的思路，二者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并不尽相同，以致彼时官私书目对“小说（家）”的评骘意见多有扞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