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主义史诗《诗章》
《诗章》现代主义风格的形成与庞德作为现代主义诗人的身份密不可分。如果说《在地铁车站》《华夏集》和《休·赛尔温·莫伯利》是大诗人庞德前期诗歌创作的代表作，那么从他1904年前后开始酝酿构思，到1915年开始正式写作，到1917年在《诗刊》正式出版《三首诗章》（“Three Cantos”）从而拉开史诗《诗章》发表和出版的序幕[62]，庞德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开拓者的形象和身份才得以最终确立。
《诗章》蕴含着庞德特别的诗学意图，并与前期作品《华夏集》形成某种内在的呼应。庞德研究权威、《庞德时代》（The Pound Era）的作者休·肯纳（Hugh Kenner）研究发现，“在《华夏集》的写作方法中，我们看到了《诗章》写作方法的铅笔底稿（pencil sketches）”[63]。《诗章》既是庞德个人的抒情诗史，又是关于美国的史诗、关于欧洲的史诗、关于世界的史诗。其现代主义风格通过包罗万象的内容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犹如万花筒里色彩缤纷的世界。
《诗章》不拘泥于传统，所涉时空跨越古今中外，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诗歌特色。它吸收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传说借古讽今、借古喻今，吸收中国的儒家智慧和古代政治经济学思想，希冀变革和改造“地狱般的”（Hell-a-dice）西方腐朽世界（Pound 462），关注被边缘化的非洲、南美洲、大洋洲民间故事及传说并使它们复活，这使《诗章》既富有赋格曲（fugue）的旋律和节奏，又充斥狂欢化的、杂语纷呈的声音，形成现代诗学意义上的“复调”[64]。
从《诗章》各板块的出版情况及其内容来看，休·肯纳、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伊拉·B.纳代尔（Ira B.Nadel）等权威批评家的观点和阐释具有重要的参考性和启发性[65]。上述专家学者的共识是：《诗章》写作虽然跨越漫长的历史时期，但是自始至终似乎贯穿着一条——后期发展成为多条——纷繁复杂却立场鲜明的逻辑主线。也就是说，在书写《诗章》的过程中，庞德虽然因为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和突发历史事件做出过内容、形式或者思路的调整，但是，他一生中创作的主导思想、写作风格和宏伟目标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变革，总体而言还是有章可循的。这从他历时性地发表《诗章》的各板块内容，以及通过这些内容所折射出的思想主旨中可以看出来：
《诗章》第1—16章最早收录在1925年出版的《16首诗章草稿》（A Draft of XVI Cantos）[66]。其中，第1—6章涉及奥德修斯（Odysseus）来到地狱、狄俄尼索斯（Dionysus/DIGONOS）的变形与幻化等带有神秘和传奇色彩的描述。相比之下，现代人类生活显得麻木而没有生气。第7—11章聚焦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具体而言，第7章抨击英国现代社会的堕落，指出英国的文学艺术与美国国内一样，已经危机四伏。第8—11章热情讴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的光辉思想，尤其对15世纪意大利里米尼的艺术守护人西吉斯蒙德·马拉特斯塔（Sigismund Mala-testa）进行赞美。《诗章》第12—16章借古讽今，批判现代社会独裁政治的同时，热情讴歌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及其文化精神，认为重视“秩序”（order）和艺术价值的社会必定走向繁荣昌盛。在该部分中，第14—15章被称作《地狱诗章》，第16章被称作《炼狱诗章》。庞德犀利地抨击当代资本主义文明无视艺术本质、遏制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罪恶做法。当然，资本主义艺术的虚无、压抑和扭曲，使诗人不得不以逃往极乐世界作结。按照庞德原来的设想和计划，这部诗集应该是《诗章》整体思路的“调色板”，后面诗章的书写是对该部分诗章书写的拓展、升华和再创造（reinvention）。
《诗章》第17—27章收录在1928年出版的《诗章第17—27章草稿》（A Draft of the Cantos 17-27）中。该诗集作为《16首诗章草稿》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文本价值。其中，在第17—19章，庞德发挥想象力，把英美现代社会牟取暴利分子的贪婪无度和自私自利，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威尼斯小镇居民井然有序的生活品质形成对比。庞德这样书写的目的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由于缺乏正确的舆论导向，对现实世界以及人类艺术产生的极大的破坏力量。第20—27章再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一方面，庞德希望复兴过去优秀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庞德写给美国当局政府，希望制定决策者能学习先进，为民众构建遵守秩序、崇尚文明的美好社会。
《诗章》第28—41章中的个别章节原先收录在1930年出版的《30首诗章草稿》（A Draft of XXX Cantos）中，后来经过庞德不断续写和重新排版，于1934年重拟新标题《11首新诗章：第31—41章》（Eleven New Cantos XXXI-XLI）予以出版。该部分第31—34章也被学界称为《杰弗逊诗章》（Jefferson Cantos）[67]。《诗章》第28—30章从上帝之爱和关于遗憾的悲歌写起，为下文做铺垫。第31—34章庆祝新时代的诞生和美国先驱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开明政治，这一切用来跟欧洲社会的黑暗统治进行对比。第35—38章则书写欧美社会制度的腐朽、混乱和带给民众的灾难。在第39—41章，庞德的思想政治倾向开始发生变化，指向一个荒谬的世界：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被当作歌颂和膜拜的对象，而且诗人认为墨索里尼所具有的“男子气概”（virtu）和杰弗逊的“美德”（virtue）有相似之处。从该诗集开始，庞德在建构理想世界和诗学乌托邦的过程中，错误地把法西斯的虚假、伪善和美国先驱的民主共和思想等同起来。
《诗章》第42—51章收录在1937年出版的诗集《第5个十年：诗章第42—51章》（The Fifth Decad of Cantos XLII-LI）中。其中，第45章和第51章在整个《诗章》体系里被称作《高利贷诗章》。第42—43章抨击资本主义的信贷和金融制度，认为这是导致社会堕落和人民一贫如洗的根源。第44—45章论述金钱不应该被粗暴地囤积和占有，而是应该被合理地分配和共享；同时，展示放高利贷者的种种罪恶行径及其危害。第46—51章除了揭露欧洲社会到处弥漫着的腐败，还呈现了高利贷与“光”和“人”的战争。
《诗章》第52—71章收录在1940年出版的《诗章第52—71章》（Cantos LII-LXXI）中。在该部分诗篇里面，第52—61章被称为《中国诗章》（The China Cantos），第62—71章被称为《亚当斯诗章》（The Adams Cantos）。《中国诗章》集中展现了中国从《礼记》诞生的时代到清王朝整个发展演变的历史，歌颂了孔孟儒学对中国历朝历代发展的影响。庞德认为，只有当儒家道德思想占正统地位的时候，帝国才会强大；反之，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就会受到阻碍。《亚当斯诗章》集中展现了美国先驱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对美国统一大业和发展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庞德认为，在政治决策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亚当斯的功勋尤其卓著。为了突出主题，庞德从历史文献出发，一方面展现亚当斯乐于向法国和英国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另一方面呈现他在制定美国宪法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该部分诗章影射了庞德对历史发展演进以及领袖人物对历史发展所做贡献的理性思考。
《诗章》第72—73章原文用意大利语写成，被称作《意大利诗章：第72—73章》（Italian Cantos LXXII-LXXIII）。这两首诗章字里行间点缀着庞德激进、狭隘、偏执的政治观点。由于担心刊印后会在欧美社会引发不可遏抑的争议，许多出版社都未接受庞德的出版要求。直到1986年《诗章》再版时[68]，这两章才被添加进去。所以，在1971年的《诗章》版本中，第72—73章是空缺的。因此，在学术界，学者们也习惯性地把这两首诗章称作《遗漏诗章》[69]。
《诗章》第74—84章收录在1948年出版的《比萨诗章》（The Pisan Cantos）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庞德因为叛国罪（treason）被捕入狱。《比萨诗章》是庞德在比萨监狱所写的诗章，被视为诗人“最刻骨铭心”的诗篇，同时也被评论界视作庞德书写的《诗章》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在该部分诗章中，庞德痛苦地反思意大利的没落、墨索里尼的失败以及他梦想中的乌托邦社会的终结。庞德将自己理想的破灭和政治经济学理念试验的失败，变成对欧洲的一首挽歌。庞德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和对孔子理想的执着追求，使他存活下来，“in the end—that has carved the trace in the mind/dove sta memoria”（最终——在脑幕上刻下痕迹/记忆不灭的地方）（Pound 477）[70]。但是，灵魂深处的美好天堂和现实生活的黑暗之夜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让庞德痛不欲生、不知所措。而且，庞德作为诗人的存在，在此后的《诗章》文本中越来越具有隐喻性。
《诗章》第85—95章收录在1955年出版的《部分：掘石机诗章》（Section：Rock-Drill，De Los Cantares LXXXV-XCV）中。第一部分重复《中国诗章》和《美国诗章》的主题；第二部分再现庞德心中尚未泯灭的天堂（paradiso）幻象。说明诗人经过炼狱的考验之后，对个人理想和真理的追求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像一位倔强的开山凿石的工人，去寻觅新的宝藏：他不仅对国民美德和崇高精神进行高歌、对异邦的神秘性进行探索，而且对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想进行苦苦思索。该过程还包括庞德借助万物有灵论思想，对自然宇宙进行另类呈现。不过，第95章以奥德修斯船只的损毁和他被仙女伊诺（Ino）的拯救结尾，明显带有隐喻和自我投射的味道：有扑朔迷离的痛楚，也有神秘莫测的渴望。
《诗章》第96—109章收录在1959年出版的《王座诗章》（Thrones）中。该诗集标题出自但丁的《天堂》（“Paradiso”），并与但丁《天堂》里的理想境界有思想上的暗合[71]。总体来看，该部分诗章内容融合了《掘石机诗章》中出现的两个主题：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美德、智慧的高声赞美。一方面探索和描绘早期的基督教欧洲社会、19世纪的欧洲社会以及美国社会，另一方面展示君士坦丁堡公民法律、协会及其日常生活的细节等。在此过程中，理性和愚昧相互交织和碰撞。该部分的寓意在于：在追求智慧和光明的过程中，需要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炼，才可能抵达理想中的天堂；而现实的残酷，使庞德的理想变得虚无缥缈，这也是他内心痛苦的根源。
《诗章》第110—117章收录在1969年出版的《草稿与残篇》（Drafts & Fragments）中。此时，诗人年老体衰，精神状态大不如前。在重返意大利后，庞德努力回归平静、简单的生活。在该部分《诗章》中，庞德还对自己几十年的创作历程进行回顾，反思个人得失，同时认识到，尽管他的生命之书《诗章》只是历史的碎片或者残篇，尽管它存在诸多争议、遗憾和缺陷，但是作为诗人呕心沥血写就的诗篇，仍不失为一首对人类社会、艺术创作、生命价值等进行审视的赞歌——当然，这首赞歌亦具有个人史诗的悲壮性质，就像荷马笔下奥德修斯的多舛命运。
如果说上面《诗章》的各板块内容介绍得比较宏观，不够具体，那么接下来就从微观之处着眼，对《诗章》117章中的各个章节进行聚焦和说明：
第1章：以极不平凡的互文和隐喻方式开始现代史诗创作之旅。庞德自喻为奥德修斯，受盲人先知提瑞西阿斯（Tiresias）启蒙，穿越黑暗的大海回家，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
第2章：描绘了酒神狄俄尼索斯所代表的狂欢世界。真实的世俗世界与想象的永恒世界交相辉映，出现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毕加索、荷马等人物形象。庞德似乎从一开始就要带领读者进行一次不同寻常的人类文化寻根之旅和探寻人类艺术真谛之旅。布朗宁的“独白体”，在该诗章中有生动呈现。
第3章：与《圣经·旧约》开天辟地的内容互文映射。庞德渴望“光：第一道光”。希伯来—基督教文学和古希腊—罗马文学及其传统对诗人的潜在影响，在此章有所呈现。
第4章：该诗章采用了典型的能剧书写形式，由一系列被分解后又重新组合的故事片段构成。基调灰暗，出现一系列象征人类不幸遭遇的意象。整个世界如同荒原，地狱的场景时隐时现。
第5章：神秘、浪漫、无奈混杂在一起；渴望真理；炼狱成为救赎的一种存在方式。
第6章：渴望人身权利和思想的自由；向往人间天堂。按照庞德原来的设想，第1—6章是整首《诗章》的“调色板”，后面的诗章围绕前六章的史诗结构和基调予以展开。
第7章：以英国为例，抨击西方现代社会及文化的堕落和腐朽；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呼唤有责任心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担负起历史使命；同时，对人生、人性等话题进行思考。
第8章：在追求理想和光明的道路上，需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马拉特斯塔那样既懂高雅艺术又有崇高思想之人。
第9章：作为意大利艺术的庇护者，马拉特斯塔拥有君子做派和圣贤风度。
第10章：马拉特斯塔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和良好秩序鞠躬尽瘁。
第11章：马拉特斯塔为了民族利益勇敢战斗，充满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
第12章：回归历史真实，强调责任和义务的重要性。
第13章：大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智慧以及关于责任与秩序的观念，值得西方人学习和借鉴。庞德潜意识里把孔子思想与基督教的价值观形成对照。他说，他愿意做东方文化的使者，使“杏花从东方吹到西方”。
第14章：现实世界如同地狱般丑陋、龌龊，没有一方净土；人类语言被滥用，失去纯粹之规范。
第15章：整个社会混乱无序、黑暗无比，当代文明虚无、压抑，让人窒息和绝望。
第16章：与但丁《神曲》中的地狱不同，庞德描写的地狱是真实存在的人间地狱。
第17章：在想象的世界里漂泊，把当代美国腐朽的社会文化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进行比较，构筑诗人心目中充满“光”的理性社会。
第18章：以忽必烈用桑树皮造钱的传说开始，以欧洲尔虞我诈的战争结束；通过对比，揭露西方社会动荡不安、道德沦丧的残酷现实。
第19章：透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本质。
第20章：向往春机盎然的景象，以半自传的方式纪念早年的欧洲之旅。在庞德看来，欧洲文明远超美国。但是当欧洲和平不再时，所谓繁荣和昌盛不过是海市蜃楼。
第21章：庞德注重历史记事；第一次出现美国前总统杰弗逊（Mr.Jefferson）形象，流露出庞德政治上的“需精英领导政府”的思想；指出“混沌是万物更新之源”。
第22章：回顾美国建国初期历史，试用C.H.道格拉斯（C.H.Douglas）经济学理论解释社会现象。
第23章：庞德有时戴着面具，有时变形为他者，想象与现实融为一体。在该诗章中，奥德修斯到达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及小亚细亚，见到玫瑰园及橄榄树。
第24章：追溯文艺复兴时期里米尼、米兰、威尼斯等地的历史人文盛况，借古讽今，针砭时弊。
第25章：继续挖掘意大利的历史文献遗存，寻找珍贵信息，还原历史真相，给现代社会以警示。
第26章：发誓从“黑暗中撷取光明”，恢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和高尚品质。
第27章：认为英格兰、俄国等都处于极端的黑暗之中，必须改变现状，寻找光明。
第28章：上帝造万物，留下各种遗憾；需要提高人的道德水平，提升人在艺术、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综合素养。
第29章：提到上帝之爱和对女性的认识，重申守护光明和顺其自然的重要性。
第30章：听月亮女神阿耳特弥斯（Artemis）唱关于“遗憾”的悲歌，说“时间是邪恶”。
第31章：赞颂美国先驱杰弗逊高瞻远瞩，敢作敢为，充满时代精神和开拓精神，以此衬托当时美国政府的麻木不仁和无所作为。
第32章：以拼贴手法诗性书写杰弗逊的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
第33章：艺术再现杰弗逊对军队供给的规划、提高国民素质的规划和经济建设规划。
第34章：把约翰·亚当斯的日记内容拼贴在诗句中，复原他的政治思想观点和经济建设主张。
第35章：揭露堕落的欧洲，质疑欧洲中心论；末尾暴露出庞德扭曲的政治意识和反犹太主义思想。
第36章：有意使用盎格鲁-撒克逊语言探讨爱、理性、美德、仁慈等哲学命题。
第37章：聚焦马丁·凡·布伦（Martin Van Buren）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他反对美国银行引发社会动荡的做法予以歌颂和赞美。
第38章：社会信贷危机导致经济危机和信仰危机；国际武器贸易必然导致国家间的战争；庞德希望用道格拉斯经济学中的“A+B理论”解决社会问题。
第39章：转换身份，以奥德修斯的形象返回大海，向众神请教摆脱现实困境的办法。
第40章：再次抨击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银行资本家；对高利贷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深恶痛绝；庞德指出，要“找到出口”，需要汉诺（HANNO）王那样的勇气和毅力。
第41章：把1933年1月与墨索里尼在罗马会晤时的场景移植到《诗章》，称墨索里尼为“Boss”；主张自主支配“我们的钱”，而不是被银行家垄断。
第42章：倡导开设一种在任何情况下于公于私都讲信誉的银行机构，可以有合法的利润。
第43章：建构自己的金融服务体系和经济政策，强调责任、义务、信誉和秩序。
第44章：以史为鉴，建议通过宗教、律法、道德等手段维护金融和社会秩序。
第45章：依照道格拉斯的经济学思想，用最犀利的语言抨击高利贷产生的种种恶果。该诗章是《高利贷诗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46章：从现实语境出发，把高利贷与战争以及银行的不作为联系起来。
第47章：回归想象世界；用奥德修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画面，反衬现实世界高利贷与人类战争的无聊和乏味。
第48章：杂糅历史碎片和趣闻逸事，展现高利贷与人类艺术创造力之间的矛盾。
第49章：根据庞德父亲留给他的画册（据说是一位名叫佐佐木玄龙的17世纪日本人画的潇湘八景，每张画上题有汉诗和日文诗。该潇湘八景图仿自北宋画家宋迪画的《潇湘八景》[72]），在中国学者曾宝荪女士的帮助下，创作《七湖诗章》，体现他对自然的敬畏，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初步勾勒诗人心中的“地上乐园/人间天堂”。该诗章是整首《诗章》中最富有诗情画意的一个篇章，堪称经典。
第50章：由于高利贷和债务利息，人类和平和社会秩序被破坏。
第51章：揭露高利贷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与第45章并称《高利贷诗章》。
第52章：用《礼记》的道德精神对抗高利贷；互文式地再现古代中国以礼治国、天人合一的观念。
第53章：歌颂尧、舜、禹，书写夏朝历史、商周之成汤以及孔子。
第54章：书写第四个朝代秦、第五个朝代汉、第八个朝代宋[73]以及第十三个朝代唐。
第55章：书写唐顺宗、王安石变法以及第十九个朝代宋。
第56章：书写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第二十个朝代元、王氏（Lady Ouang Chi）、洪武之治以及第二十一个朝代明。
第57章：书写建文帝、明宪宗、明孝宗等皇帝在位时的中国历史。
第58章：书写第二十二个朝代清，重点聚焦清太宗爱新觉罗。
第59章：书写清朝顺治、康熙年间的人文历史；提到中俄条约。
第60章：书写耶稣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及康熙皇帝的政治、经济策略。
第61章：书写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的开明政治。
第62章：雍正皇帝驾崩那年，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恰好”诞生；在庞德看来，亚当斯传递了“东方的精神”，通过光明磊落、诚实和正直“解救我们”，解救混乱的西方世界。
第63章：亚当斯、杰弗逊、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革命先驱，为赢得美国独立自主和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做出了不朽贡献。
第64章：美国建国初期的法律与《礼记》中的“礼”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美国民众中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
第65章：以亚当斯为代表的美国领导人，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军事外交等方面与秉承中国孔子智慧的儒家领导人有相似之处，所以能够实现国泰民安。
第66章：消除国债，重视人权，建立和谐关系；同时强调责任、美德和义务。
第67章：提出美国政府及要员要从普通民众的共同利益出发，遵纪守法，实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
第68章：认为对人性与自由的追求古已有之；反对高利贷剥削；为语言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正名”。
第69章：资本家唯利是图，政府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干预；要搞好与欧洲各国的关系，重视发展经济。
第70章：批判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74]经济政策未发挥实际作用；社会的混乱无序“在记忆之境”，诗人痛心不已；他希望西方政治领导人能够学习孔子智慧，采取“中庸”之道。
第71章：告诫西方执政者要以史为鉴，重视公众的意见；警示他们要居安思危，不要妄自菲薄；同时，诗人呼唤和平与安宁。
第72—73章：史称《意大利诗章》或者《遗漏诗章》。原文为意大利语，内容亲法西斯，所以1971年的版本中未收录，直到1986年《诗章》再版时[75]才添加进去。目前仍存在许多争议。
第74章：《比萨诗章》第一章。开篇就展现诗人在比萨监狱的悲痛心情；计划将其作为遗言来写；称自己是“日落西山的人”。
第75章：《诗章》中唯一一篇将音乐五线谱直接作为诗歌内容的章节，显得非常特别；庞德称，那“不是孤鸟独鸣，而是群鸟齐唱”。
第76章：回顾往事，庞德无限惆怅，他感慨说：“人愈老愈愚蠢/历经磨难。”
第77章：坚守孔子的中庸之道；认识到“在炼狱中没有胜利”。
第78章：还在梦想共和国；抨击高利贷；寻找“道”。
第79章：活在想象之中，也活在记忆里，以获得生存的希望和动力。
第80章：怀念墨索里尼、惠特曼、艾略特、孔子、荷马、叶芝……纪念意大利文艺复兴；诅咒高利贷。
第81章：神话与想象再次唱和，痛楚与无奈再次溢出；自我慰藉；意味深长地说：“扯下汝之虚荣。”
第82章：回忆在伦敦、巴黎、意大利等地的生活场景；称“死亡不可捉摸”，唯有哭泣。
第83章：与《诗章》第1章互文，想起海神涅普顿（Neptune）；渴望光、快乐和永恒；希望美国告别“目空一切的时代”。
第84章：《比萨诗章》最后一章。庞德感觉自己的生命即将到尽头；有悲伤、有泪水；向往“桃花源”；对“中”仍然顶礼膜拜。
第85章：对中国文化和汉字的痴迷，流露在字里行间；崇尚仁、义、礼、智、信。
第86章：从中国儒家文化认识到要体恤他人、爱人爱己、诚实守信，才能“成王”。
第87章：强调“日日新”，注重“志”与“德”，抨击高利贷。
第88章：再次回顾美国早期发展史以及中国古代史，阐述自己的经济学立场和态度；主张消除公共债务，建立法治政府；反对高利贷剥削，抵制垄断。
第89章：希望西方社会重视中国文化，区分善恶，讲“义”不“曰利”；倡导以法律治国；希望美国革命先驱的精神能够发扬光大、泽被后世。
第90章：进入梦幻世界，与自然融为一体；歌颂光和勇气，声称“梦想依然存在，一切因爱而生”。
第91章：受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影响，频繁出现“光”“水晶”“火”等意象。在庞德看来，爱、荣耀、快乐是世界的正能量和人存活的精神支柱。
第92章：再谈高利贷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危害，认为“凡事有因有果”；高利贷是祸端，对待它必须像防洪水一样。
第93章：知识有太多选择，需要做甄别；心中有光，行为需要仁义；孔子“仁”的思想要提倡，不能像汉密尔顿，只讲勇气而不顾后果。
第94章：银行以谋利为目的最终滋生腐败，需要完善法律维护公民利益，更需要孔孟儒学之“道”予以正确引导，达到“日日新”。
第95章：爱民如己乃为官之道，凡·布伦和亚历山大（Alexander）做出了榜样；但是需要后继有人，正如尧所说：“需要继承人”，需要“近乎仁”的“人”！
第96章：理性、自由、诚实、守信是社会存在和立人之本；语言的纯化也是义举；美好秩序需要所有人共同参与和努力维护。
第97章：在庞德看来，好的社会需要有“王”或“英雄”的存在和领导，因为“当王退位了，银行家又开始行动了”；当然，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力量不可忽视。
第98章：“我们的工作是去建造光”，并且“日日新”；要寻找火种，点燃希望；坚持孔孟儒学的“义气”，做好“本业”；领会康熙《圣谕》。
第99章：雍正使《圣谕》泽被后世，社会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建议不能脱离典籍和圣人的教诲，亲贤臣，远小人，充满感恩之心。
第100章：对18—19世纪欧洲经济史进行回顾和批判性反思，认为孔子的道德哲学和康熙《圣谕》给堕落的西方社会带来光明和希望。
第101章：借助拼贴手法还原部分中国史、美国史和欧洲史；荣耀、自由、人性仍是被关注的对象。
第102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民族精神需要继续发扬；追求阳光、慈爱、和平。
第103章：欧洲的政治经济已经“疲惫”；美国不仅要自强不息，而且要坚持原则、抵制高利贷。
第104章：庞德在该诗章一开始就聚焦云南少数民族纳西族文化及宗教传说，然后书写记忆中的好友、欧洲文艺复兴等内容。《论语·学而》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庞德也特别强调人的独立、“本业”和诚信。
第105章：用马赛克式的语言谈到关于欧洲的典故，涉及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坎特伯雷、《大宪章》、《什一税》以及维庸（Francois Villon）的诗等，表达对尊严、正义、宗教、法律等的思考。
第106章：谈到尧、舜和《管子》，阐发对孔子思想的理解，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立场以及美好期待。
第107章：回溯英国历史和政治；认为但丁《神曲·天堂》里的光与孔子的卓越思想一起，能够给世人以启示和引导。
第108章：强调做好“本业”需要勇气、善和“一以贯之”的责任。
第109章：融合庞德的回忆和亲身经历，以“陪审团在雅典的审判”隐喻自己在华盛顿的审判；内容方面有理性，也有疯狂。
第110章：庞德在该诗章书写“哈拉里肯”片段的主要依据，是美国植物学家兼人类学家洛克（Joseph F.Rock）于1939年译注的双语版《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事》[76]。诗人浮想联翩，睹物思人，希望寻找到片刻的宁静与快乐。他回忆起年轻时的爱情和对美的理解及感悟，再次提出他的艺术创作主张“日日新”。
第111章：想起《论语》的教诲，想象美好的天堂，感受灵魂与空气的合流。
第112章：进入人间天堂——云南丽江以及纳西族文化圈。里面有“玉河”，还有“命运的托盘”和“月亮”。
第113章：在天堂穿行；目睹正义与非正义，品尝甜蜜与辛酸；感悟说：“没有人能看到他自己的终结。”
第114章：天堂与地狱之境交错闪烁；诗人情绪异常复杂，不断追忆往事，借着伏尔泰的口说：“我不恨任何人。”
第115章：歌唱光明，歌唱永恒；认为“生与死都不是答案”。
第116章：表示在“不失去正直的情况下承认错误”，因为“美不是疯狂”。
第117章：希冀和平与宁静永驻，但是痛苦仍流淌心间；悲壮地呐喊“我与世界争斗时/失去了我的中心/一个个梦想碰得粉碎/撒得到处都是——/而我曾试图建立一个地上的/乐园”[77]。
综上所述，庞德的《诗章》在框架结构和内容书写方面表现出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庞德借助隐喻性的语言借古讽今，他戴着面具言说，亦常常变形为他者，在史诗的字里行间融入他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方面的批判性思考；二是庞德通过戏仿西方史诗经典的叙事模式——包括对《奥德赛》《神曲》《索尔戴罗》（“Sordello”）等经典作品的主题、结构等进行戏仿与创意式改写，实现他对英美诗歌传统的重塑和再创造；三是庞德信仰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等，还把自己视作孔子思想的忠实信徒。他追求“日日新”，并把他对中国儒学的理解感知与对地狱、人间、天堂等的诗歌意象进行互文式建构和关联，积极呈现他所倡导的标新立异的现代主义风格。此外，由于庞德《诗章》的写作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富有传奇色彩，这也使读者在阅读《诗章》时，能够觉察到这样一种特别的文本现象：诗人庞德将《诗章》各个组成部分形成体系的过程[78]，就是他的诗学大厦不断完善并最终得到和谐建构的过程。
[1] 英语原文是“Understanding Ezra Pound has never been easy.”参见Ira B.Nadel，“Introduction：Understanding Pound”，in Ira B.Nadel，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
[2] 英语原文是“In fact it has become the academic consensus and the avant-garde's view that modern poetry in English is largely Pound's creation.”参见E.San Juan，Jr.，“Introduction”，in E.San Juan，Jr.，ed.，Critics on Ezra Pound，Coral Gables，Florida：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2，p.9。
[3] 关于伊兹拉·庞德（下文简称庞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请参见“附录一：庞德人生‘七阶段’”。
[4] 关于庞德更多作品的出版及发行情况，请参见“附录二：庞德作品及其出版简史”。
[5] 该诗原文参见Hugh Kenner，The Pound E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97；另参见Jerome McGann，“Pound's Cantos：A Poem Including Bibliography”，in Lawrence S.Rainey，ed.，A Poem Containing History，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44。
[6] 这是笔者根据原文翻译的文字。翻译时，笔者受到裘小龙译文和杜运燮译文的启发。他们的译文为：“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裘小龙译）；“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杜运燮译）。
[7] G.Grigson，“The Methodism of Ezra Pound”，in Eric Homberger，Ezra Pound：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2，pp.107-108.
[8] 关于Cathay的中文译名，笔者发现国内存在9种不同的版本。譬如，钱锺书最早把它译为《契丹集》，赵毅衡把它译为《神州集》，张子清、钱兆明和蒋洪新把它译为《华夏集》。还有学者，如李文俊，把它译为《华夏》，钟玲把它译为《古中国》，等等。具体参见“附录三：The Cantos、Cathay等多种译名及出处”。
[9] Edward Garnet，“Critical Notes on American Poets”，The Atlantic Monthly，Vol.9，1917，pp.366-373.
[10] T.S.Eliot，“Introduction to Ezra Pound”，in T.S.Eliot，ed.，Selected Poems，London：Faber & Gwyer，1928，pp.14-15.
[11] 彭予：《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莱》，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12] K.K.Ruthven，Ezra Pound as Literary Critic，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0，p.6.
[13] 彭予：《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莱》，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14] Humphrey Carpenter，A Serious Character：The Life of Ezra Pound，New York：Dell Publishing，1988，p.26.
[15] 郭英杰：《模仿与超越——庞德对叶芝象征主义风格的习得性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
[16] 郭英杰：《〈诗章〉对惠特曼自由体诗歌模仿的两面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17] Peter Jones，Imagist Poetry，London：Penguin Books，1972/2002；中文译本参见[英]彼得·琼斯编《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3—206页。
[18] [美]伊兹拉·庞德：《漩涡》，载[美]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218页。
[19] 在原文中，“is”作为强调，是斜体的。
[20] 原文参见William Carlos Williams，Selected Essay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New York：New Directions，1931，pp.106-108，110-111。此外，在E.San Juan，Jr.主编的《评论家论伊兹拉·庞德》一书中，该文题目为“Excerpts from a Critical Sketch：A Draft of XXX Cantos by Ezra Pound”。参见E.San Juan，Jr.，ed.，Critics on Ezra Pound，Coral Gables，Florida：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2，pp.20-22。
[21] Ezra Pound，Make It New，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5.
[22] Humphrey Carpenter，A Serious Character：The Life of Ezra Pound，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8，pp.36-37；另参见蒋洪新《庞德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7—48页。
[23] 20世纪引领世界思潮的著名犹太人有三位，他们是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和柏格森。柏格森在20世纪初曾是一位风靡全球的哲学家，他的学说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强烈的“柏格森热”。柏格森的影响涉及哲学、心理学、宗教、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其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从1909年至1911年，仅英国出版的涉及柏格森的著作就多达200余部。
[24] 刘海平、王守仁主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1914—1945）》，杨金才主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5] 赵毅衡：《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179页。
[26] H.D.是美国意象派著名女诗人、庞德大学时代的初恋Hilda Doolittle（1886—1961）名字首字母的缩写。庞德帮助她给蒙罗主编的《诗刊》投稿时，首次使用“意象派诗人H.D.”（H.D.Imagiste）。参见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0。
[27] 英语原文参见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中文译文参见[美]伊兹拉·庞德《回顾》，载[美]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根据原文，笔者对译文有改动。
[28] 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0.
[29] 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xx；另参见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30] 该术语的译文出自[美]伊兹拉·庞德《漩涡》，载[美]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218页；另参见张子清《20世纪美国诗歌史》（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页。
[31] 该术语的译文出自[美]伊兹拉·庞德《漩涡》，载[美]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218页。此外，蒋洪新先生把BLAST/Blast译作《疾风》。参见蒋洪新《庞德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283页。张子清先生把它译为《狂飙》。参见张子清《20世纪美国诗歌史》（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122页。
[32] [美]伊兹拉·庞德：《漩涡》，载[美]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218页。
[33] 刘海平、王守仁主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1914—1945）》，杨金才主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34] Ezra Pound，The Spirit of Romance，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8，p.7；另参见蒋洪新《庞德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页。
[35] 朱伊革：《跨越界限：庞德诗歌创作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7页。
[36] Ezra Pound，ABC of Reading，New York：New Directions，1934/1991，p.46.
[37] Ezra Pound，The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T.S.Eliot，e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8，pp.24-25.
[38] Ezra Pound，Selected Prose：1909-1965，William Cookson，ed.，London：Faber & Faber，1973.
[39] 刘海平、王守仁主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1914—1945）》，杨金才主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40] 具体细节参见[英]彼得·琼斯编《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30页；另参见彭予《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莱》，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2页。
[41] 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8页。
[42] 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42.
[43] 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5.
[44] Humphrey Carpenter，A Serious Character：The Life of Ezra Pound，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8，p.263.
[45] Charles Norman，Ezra Pound，New York：Macmillan，1960，p.275；另参见George Bornstein，“Pound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sm”，in 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2。
[46] 参见Ezra Pound，The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T.S.Eliot，e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8，p.86。
[47] 关于《诗章》中的名篇与它们对应的章节内容，请参见“附录四：《诗章》名篇与对应的章节内容”。
[48] 本书所有关于《诗章》的原文均出自Ezra Pound，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6.文内引用时，标注格式为（Pound ××），不另做注。
[49] 本书凡是涉及《比萨诗章》（即《诗章》第74—84章）的中文译文，均出自[美]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50] 曾艳兵主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2—93页。
[51] 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43.
[52] 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43.
[53] 张子清先生把它译为《作为诗媒的汉字》。参见张子清《20世纪美国诗歌史》（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
[54] 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8页。
[55] [美]费诺罗萨：《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赵毅衡译，载[美]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56] [美]费诺罗萨：《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赵毅衡译，载[美]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57]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论美》，载《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78—210页。
[58] 刘海平、王守仁主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1914—1945）》，杨金才主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59] 庞德在《诗章》中称之为“Ben”（本）、“the Boss”（头儿）或“bullock”（公牛）；参见Ezra Pound，The Canto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6，pp.202，445。
[60] Charles Bernstein，“Pounding Fascism”，in Charles Bernstein ed.，A Poetic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21-127.
[61] 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62] 郭英杰：《喧嚣的文本：庞德〈诗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274页。
[63] Hugh Kenner，The Pound E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356；另参见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64] Daniel Albright，“Early Cantos I-XLI”，in 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68-69；另参见王瑾《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3、23—27页。
[65] 在撰写该部分内容的过程中，笔者参阅了Donald Davie（1964）、Hugh Kenner（1971）以及Ira B.Nadel（1999）等权威批评家的著作和论述，特此鸣谢。详见Donald Davie，Ezra Pound：Poet as Sculpto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Hugh Kenner，The Pound E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Hugh Kenner，The Poetry of Ezra Pound，Lincoln &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5；Ira B.Nadel，“Introduction：Understanding Pound”，in 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20。
[66] 关于《诗章》中的经典名篇及其对应的章节内容，请参见“附录四：《诗章》名篇与对应的章节内容”。
[67] Ira B.Nade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7；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68] 郭英杰：《喧嚣的文本：庞德〈诗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4页。
[69] [美]杰夫·特威切尔-沃斯：《“灵魂的美妙夜晚来自帐篷中，泰山下”——〈比萨诗章〉导读》，载[美]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99页。
[70] [美]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71] 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72] 叶维廉先生在美国对此做过考证和研究。具体细节参见蒋洪新《庞德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
[73] 此处的“宋”是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之一，不同于下文的“宋”。
[7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是美国独立运动时期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也是美国独立后第一届财政部长，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他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极力主张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75] 郭英杰：《喧嚣的文本：庞德〈诗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4页。
[76] 具体细节参见钱兆明《庞德〈诗稿与残篇〉中的双重突破》，《外国文学》2019年第2期。
[77] 该译文转引自[美]伊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张子清校订，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78] 关于《诗章》成书的具体细节，参见郭英杰《喧嚣的文本：庞德〈诗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