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先仁义而后利益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

孟子晋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是将给我国带来利益吧？”

孟子回答说：“王为什么要说利益呢？也要有仁义才行啊！如果王只是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国家呢？’大夫也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封地呢？’那一般士人和百姓也都会说‘怎样才有利于我自己呢？’上下都追逐私利，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它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它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万辆里头，他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里头，他就拥有一百辆，这些大夫的产业是很多了。如果他重利轻义，不把国君的一切都夺去，就不会满足的。从没有仁心之人会遗弃父母的，也没有以忠义之人会怠慢君上的。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

【评析】

《论语·学而》载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阐释了本立而道生的原理，由有子的“务本”到孔子要求弟子“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都说明做人做事务本和讲究信义与仁爱的重要性。《论语·里仁》载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述而》载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从孔子的义利观出发，解读孟子这里与梁惠王的对话，我们就豁然开朗了。

梁惠王认为孟子不远千里一定会给他带来利益，所以开头就言利。“孟子知王欲以富国强兵为利，故曰王何必以利为名乎？惟有仁义之道者可以为名，以利为名则有不利之患矣，因为王陈之。”[2]孟子对梁惠王的问话不以为然，但不直接否定对方，而是以反与正为例，采取曲径通幽、层层递进的推理方式，通过假设大家如果都重利轻义，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局面；而具有仁心的人一定不会遗弃父母，忠义之人也不会怠慢君王。所以，在此基础上，孟子点明主题：大王只要注重仁义就可以了。这实际上也是有子所说的“本立而道生”。“在孟子看来，‘利’是外在的，有碍于成仁成义；‘仁义’是内在的，关乎德性和德行。”[3]因此，孟子认为追求利就会影响对义的追求。

孟子注重仁义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参酌价值。当然，从智库专家建言献策的角度来看，“假如孟子能够承认梁惠王为富国强兵，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再提出义的重要性，以弥补梁惠王的不足，任职之后，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扭转梁惠王的片面性和不足，是不是要好一些？”[4]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种假设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