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以选本为切入点，这是文学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它实际上是立足于接受、传播这一根本点，属于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范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学术成果，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就新诗选本而言，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理论探析；对代表性选本、编选阶段的分析与探讨。这些研究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一是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这是学术研究的奠基性工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已做得比较成熟，而当代文学史料也已经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在新诗领域，就史料收集的宏富、整理的细致与解读的深入而言，刘福春的成果最为重要。他对新诗资料的收集，上自民国，下至当今，可谓极其宏富。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的《中国现代诗论》（与杨匡汉合编）、《新诗名家手稿》《新诗纪事》《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中国新诗书刊总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与徐丽松合编）、《中国新诗编年史》《中国新诗总系·史料卷》等，再加上他所撰写的各类文章（包括博文），为学界提供了百年中国新诗史料的一座宝库。此外，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新诗卷》，与高秀芹合作主编的《北大新诗日历》等[1]，也是极为重要的新诗选本，从中也可见出刘福春作为选家的新诗观念与眼光。
此外，郭志刚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诗歌卷）》、张建智《诗魂旧梦录》、张泽贤《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1920—1949》《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续集：1923—1949》[2]等，也是新诗史料整理的专门成果。
除了公开发表或出版的诗歌、诗集、选本等外，未曾公开的手稿、抄本、民刊等，也正在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选本选刊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史料工作更趋深入，而新的材料，也可能会改变新诗观念甚至重塑新诗史。在这方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历史语境的特殊性而成为关注的重心。刘福春与贺嘉钰编的《白洋淀诗歌群落研究资料》（2014年，未公开出版）是对白洋淀诗群资料较为系统的整理，而此前刘禾与廖亦武就已经开始了对地下诗歌资料的收集与整理。[3]在口述史的线索中，牵引出自白洋淀诗群到《今天》诗刊、朦胧诗派的历史意义。张清华主编的《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4]则以文化地理的视域，对中国当代的民间诗歌作了更宏大的扫描，进一步突破了历史线性叙事所带来的遮蔽。他们提供的丰富史料，还有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二是理论探析，即对于选本的意义、功能、地位与特点在理论上加以阐释。这为选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值得重视。20世纪30年代鲁迅对选本发表过不少意见，非常辩证地表达了他对选本的看法，因而经常被引用。在鲁迅看来，选本的历史非常悠久，如《诗经》就可以说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5]。今天流传下来的《诗经》，其实是经过后人删汰的选本。因此，选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它有着重要的功能：“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6]
鲁迅如此重视选本，是因为优秀选本之“选”可以萃取精华，为读者提供精良的作品，同时任何选家都会秉持一定的标准，在编选中寄寓自己的主张与倾向，因而选本对于文学观念的传播、对于读者趣味的引导，都有着专集、全集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鲁迅也对选本的不足有着高度的警觉，正因为选本的主观性强、往往只集中于一点而不顾及全篇全人，加上选家水平高低不齐，所以鲁迅特别提醒读者不可完全依赖选本，更不可只依赖某一家：“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7]读者必须有清醒的意识与独立的判断能力，这就需要跳出选本之外：“有些名人，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如果不能顾及全篇全人，“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8]。
鲁迅对选本的意见看似矛盾实则辩证而深刻，选本固然重要，但要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作家作品，就还需要知人论世，从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作家经历及其作品全貌中多方面地加以审视。
除了对选本本身加以探析外，中国学界还对中西选本、中国古代选本与现代选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强调不同选本的编选，也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在形态、功能上可能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是把选本作为中国古代批评方法最早的一种外在形式加以研究，他认为“作为总集之一的选本，其功能更偏于区别优劣，也就是文学批评”，这与西方选本偏于保存文化遗产的功能有所不同[9]。邹云湖的《中国选本批评》[10]是专门探讨选本问题的一部专著，该书力图做到史论结合。作者也同样视选本为一种文学批评方式，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自汉魏至清代中国文学选本的历程并就选本原理进行论述。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徐勇在《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中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选本。陈思和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把文学选本分为年度选本和专题性选本两种，认为二者具有各自的功能与特点[11]。徐勇的选本研究中非常有特色的是他对中国古代选本与现代选本所做的比较，特别是他对二者差异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现代选本属于“二度发表”，涉及版权问题，因而保存文献的功能已大大降低，“选”的功能被极大地强化了。同时，现代选本的“现代性”特征，使得其时效性、当下性格外突出，但又在飘忽易逝中追求恒久性，这在年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随着现代技术和教育体制的兴起，选本不再具有古代选本的培养精英阶层的意义，而是力图塑造具有现代人格的国民，因而选本更多地只是在“选”，其地位已经不如从前。[12]
传播是文学选本所具有的重要功能，但传播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原样照搬的过程，这其中会产生种种变异，因而有学者提出“次源性传播”的概念并与“本源性传播”相对应，认为二者的来源是一致的，但是在传播的内容、方式及效果方面存在差异[13]。此外，选本研究还会涉及文学经典化问题。1993年，佛克马与蚁布思到北京大学讲演而成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14]，为中国学界思考经典问题提供了域外视角，开启了一个经典讨论的热潮。童庆炳、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是新世纪经典化研究的重要成果[15]。总体而言，学界对于经典及经典化问题还存有不小的分歧，特别是当这一观念运用于现当代文学时，矛盾更显突出。即使新诗已走过百年发展历程，但直至今日，其合法性问题仍然还会遭受质疑，更不用说“新诗经典”这样的话题了。
三是对代表性选本、编选阶段的分析与探讨。中国文学历史悠久，选本也很早就出现了，按鲁迅所言，自孔子删《诗》就开始了。此后的《文选》《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等，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著名、影响巨大的选本，针对它们的研究也有不少，“《诗经》学”“选学”是典型的例子。就中国新诗选本的研究而言，目前学界的研究是以阶段性研究为主，涉及民国、50年代或“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新时期、新世纪等，在宏观论述中结合具体个案——诗人诗作的经典化、具体的新诗选本及相互比较等，呈现出点面结合的良好态势。
就民国时期新诗选本研究而言，方长安的新诗接受研究与陆耀东的新诗史研究、龙泉明的新诗特质研究，构成了武汉大学新诗研究的特色。在新诗接受研究中，选本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方长安出版的专著《新诗传播与构建》《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16]，都有专门的对于现代新诗选刊、选本的研究。他以接受理论为根基，以1917—1949年的新诗为范围，以数据分析和理论阐释为基本方法，同时又以现代新诗史上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为重点个案（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冯至、何其芳、艾青、“中国新诗派”等），将文学史著、评论、选本、读者来信等文献熔于一炉加以综合考察，涵盖选本、读者等对诗人形象的塑造、文学史中的诗人形象、诗歌作品经典化等诸多方面。方长安还主编了“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研究丛书”，他自己所著《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研究》[17]即为丛书中之一种。方长安对于新诗选本的研究已经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他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是对新诗接受史料前所未有的整理，也会对新诗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方长安指导的陈璇的博士学位论文《叙述与确认：民国时期新诗选本研究》[18]是对民国新诗选本的系统研究成果，研究范围上迄1920年第一部新诗选本《新诗集》出版，下至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闻一多全集》中的《现代诗钞》。该文主要探讨了新诗选本对新诗合法性地位的争取、对新诗作品的经典化、对新诗史的建构等问题，同时还涉及新诗教育、同人新诗选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对历来被忽视的女性诗人新诗选本进行了研究。当时的选本共有4部，即云裳（曾今可）编选的《女朋友们的诗》、张立英编选的《女作家诗歌选》、姚名达编选的《暴风雨的一夕——女作家新诗集》、俊生编选的《现代女作家诗歌选》。作者以它们为对象，研究了女性诗人的表达方式与读者的阅读消费模式及其文学史境遇之间的关系。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新诗选本所具有的批评、述史及经典化功能，进而对选本展开具体研究，既有对编选背景、选家理念等方面的探讨，也有对选本编选特点的数据化分析，这些也正是当前学术界在选本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方法。
罗执廷的研究则涵盖了民国与当代两大时期，《民国社会场域中的新文学选本活动》着眼民国，以新文学选本为对象；《文选运作与当代文学生产：以文学选刊与小说发展为中心》立足当代，以文学选刊的运作为研究对象，聚焦小说这一文学体裁。[19]虽未专论新诗选本，但他的思路和方法仍然有重要意义。此外，梁笑梅的《中国新诗传播空间中诗集序的历史镜像》《汉语新诗集序跋的传播学阐释》[20]也值得重视。
当代的新诗选本研究，都注意到新时期以前的文艺界的重组、文学创作与出版的一体性与新时期以后的多元化的特点。研究新时期以前选本的重要成果有陈改玲的《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21]、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2]、陈宗俊的博士学位论文《“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的构建》[23]、徐勇《十七年时期选本出版与文学一体化进程》[24]、罗执廷《1949—1976年中国大陆的文选运作与文学生产》[25]等。陈改玲的著作系统地考察了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被纳入出版计划的几套丛书的策划、编选、修改及出版情况，也是从“选”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代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初文学史的重塑及文学的经典化等问题，涉及新华书店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开明书店版“新文学选集”、1952—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袁洪权除了研究“文艺建设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开明书店版“新文学选集”等之外，还注意到50—7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总集性选本即臧克家主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对其做了细致的研究[26]。
对新时期以来选本的研究，既有总体上的分析如刘春对1985年至新世纪近20年新诗选本的评说[27]、刘晓翠《新时期诗歌年选研究》[28]、陈代云抽取五种新诗选本进行定量分析[29]等，更多地是进一步细分阶段进行探讨，如徐勇《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重点关注80年代，彭敏则着眼于90年代[30]。此外，21世纪以来的新诗选本也开始得到关注与研究，罗振亚《百年新诗经典及其焦虑》[31]、霍俊明《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设专章“选本文化与诗歌生态”[32]、赵思运《新世纪诗歌的切片呈现——评张清华年度诗歌选本》[33]等，是对新诗选本的近距离追踪。
新诗选本的研究，学界通常采用理论阐释、选篇解读、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在宏观评判中结合个案研究。就个案而言，按照类别主要有诗人诗作入选研究、具体选本及编选专题研究。诗人诗作入选研究方面，主要对象集中在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艾青等诗人身上，被视为他们代表作的《尝试集》《女神》《再别康桥》《死水》《雨巷》《断章》《大堰河——我的保姆》等，既得到新诗选本的青睐，也是选本研究的重点。在对诗集、诗歌流派、诗群或诗歌思潮现象等的研究中涉及或切入选本问题的也有不少成果，如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34]、张志国对朦胧诗的研究[35]、杨庆祥、罗执廷、徐勇等对选本与“第三代诗歌”之间关联的探析[36]。
就具体选本及编选专题研究而言，当下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对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重点探讨，大体有这样几类：一是总集性选本，如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闻一多编《现代诗钞》、臧克家编《中国现代新诗选》；二是流派选本，《新月诗选》《朦胧诗选》等是学界研究较多的对象；三是年度选本，学界的研究集中于三个对象：1922年出版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50年代的年度选本，新时期以来的年度选本，《中国新诗年鉴》是受到较多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四是地域选本或选本中的地域问题，如颜同林《百年新诗选本的地域化呈现——论贵州新诗的选本现象》[37]。
第二，发掘新诗史与新诗选本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如1979年是新的诗歌潮流涌动并喷薄而出的时期，而此时期的新诗选本也在各方面呈现出新的气象，刘晓翠对新时期诗歌年选的研究、徐勇对80年代文学选本的关注，都是以这个时间点为开端；再如1985年为方岩、曲竟玮、刘春、徐勇等学者关注，刘春、徐勇指出这是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分水岭[38]，这一年《朦胧诗选》正式出版，却也正是朦胧诗派退场，后朦胧诗、现代主义文学逐步占据文学舞台中心的时候。
第三，从新诗教育视角切入，是教育学与文学研究结合的产物。黄晓东《政治、权力与美学：民国以来的新诗教育研究》[39]依据民国、1949—1978、新时期以来三个阶段分别论析中小学、大学的新诗教育，在民国时期作者更侧重于教材与讲义，此后更注重新诗史著作，个案研究则涉及“人力车夫”题材作品、胡适、徐志摩、艾青、穆旦、余光中、舒婷、梁小斌的接受史、经典化历程的梳理等。林喜杰的博士学位论文《群体性解读与想象——新诗教育研究》[40]将新诗教育置于现代性的框架中，以新诗与语文教育之间的互动，探讨新诗进入语文教材，重构了现代语文教育的诗教传统。同时语文教育又使得新诗的合法性与传播得到保障，促成了新诗的经典化。总体来看研究的视域已经覆盖中小学、大学的教育与选篇问题[41]，在时段上也已将百年来的教育涵括其中，如黄耀红的《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42]、林海燕的《论新世纪以来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新诗教育》[43]等。在这些研究中，多少都会涉及新诗教育、新诗选篇，而学界关注的重点又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方面：对民国时期大学教材文学选篇的研究，选取的学校主要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等高校；对教师及其讲义、观念的研究，集中于朱自清、废名、沈从文、苏雪林等人；对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篇的研究，集中于民国与新时期以来两个时段。
新诗选本研究目前来看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在进入这一课题之前，还有必要对“选本”范围加以圈定：选本最核心的特点在于“选”，因而各类选本就理应成为考察的对象。文学选本历来种类丰富，新诗选本也是如此，除了总集性的综合选本外，各类专门选本数量更为庞大，类别也是五花八门，如女性诗选、校园诗选、青春诗选、流派诗选、地域诗选、年度诗选。但是，如果对“选”作更为宽泛的理解，则有更多的对象还能容纳进来，如诗人在出版诗集时其实也会对诗作进行删汰去取，胡适的《尝试集》第四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方面陈平原和姜涛已经做过细致的分析[44]。此外，各类报纸杂志乃至出版社、网站，在面对诗歌稿件时，也必然会进行选择。此外，各类评选、评奖、论坛等，又何尝不可以说是一种选择行为呢？只是如此一来，选本的范围就会无限扩大。因此，本书的研究还是以通常认可的新诗选本为对象，且主要探讨总集性的综合选本，兼顾有代表性的专门选本，同时也适当注意有特殊意义的新诗评选、评奖等活动。
在此背景下，本书即是尝试第一次对百年新诗选本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探讨，以求揭示新诗编选与新诗创作、传播、经典化、新诗思潮、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之间的复杂关联与相互影响，同时也力图阐明百年新诗编选的总体性历程、规律、特点与趋向，分析不同阶段的特点及各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类选本之间内在的竞争或对话关系等。由此，研究的时限上起1920年1月，上海新诗社出版《新诗集》（第一编），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选本，下至2020年，中国新诗编选走过百年历程。一个世纪的历程中，新诗编选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四个阶段中各有其高潮：
第一个阶段，起于1920年1月《新诗集》（第一编），止于1948年收录《现代诗钞》的《闻一多全集》[45]出版，这是新诗编选的开创期。除了《新诗集》（第一编）问世之外，同年8月，作为教材，《白话文范》第2册[46]第一次选入新诗作品。早期的新诗选本主要特色有三点：一是宣传、捍卫、传播新文学，扩大新文学的影响；二是起到保存新诗史料的作用；三是遴选佳作，树立典范。北社所编《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以其编选谨严、点评精辟而颇具影响力。
这一阶段的高潮在30年代，新文学立住了脚跟，但是早期新文学的艺术成就却受到了质疑，此时的新诗编选，重点便落在树立典范这个方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选本就是1935年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进入40年代，由于战争的影响，新诗编选进入低潮，个性化选本是这一阶段的特色，以孙望、常任侠主编的《战前中国新诗选》《现代中国诗选》和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为代表。
第二个阶段是1949—1979年，这个阶段在国家意志支配下有意识地重新书写新文学史，将“五四”以来的新诗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传统中，重新赋予其意义。以《文学作品选读》（邵荃麟、葛琴合编）、“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周扬主编）为开端，以《中国新诗选（1919—1949）》第三版（1979年）结束。从40年代以来，自解放区文学成为文学主流之后，“五四”以来的文学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面貌而被接纳的。要确立当代文学的地位，就需要梳理出一条人民文学的历史线索，这是由当时的国家意志所主导的。考察这一时期的选本不能只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选本，还应该注意到当时出版的丛书或选集也可以视为选本，如新华书店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开明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等。
这一阶段的高潮在50年代（1958年以前），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新诗选本是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47]。这本选集主要是面向青年读者，是为了帮助青年认识“五四”以来诗歌发展的基本情况，学习它的革命传统。因而其编选标准是有进步影响的诗人、思想性较强的诗。
洪子诚指出，“相比起大陆来，台湾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诗歌选集数量要大许多”，其中年度诗选、世代诗选、大系更受关注，呈现出十分繁荣也十分复杂的景象，“这些选本，也都具有普及、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和推进诗歌‘经典化’的预设功能”[48]。
第三个阶段是1979—2000年，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合编的《新诗选》[49]为起点，以牛汉、谢冕主编的《新诗三百首》（2000年）结束。这是文学研究反拨50—70年代的观念，重新回归文学本位，强调审美属性的时代。其中的高潮出现于1985年前后，80年代的审美旗帜、理想主义与浪漫激情在流派选本中得到集中的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朦胧诗选》。进入90年代，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总结成为文学界最大的主题，总结百年中国诗歌的选本开始大量出现，《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诗歌卷》《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是值得注意的选本。这一阶段的编选范围从过去的中国内地扩展到包括中国内地、中国港澳台乃至海外，更具包容性。
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自张新颖编选的《中国新诗：1916—2000》[50]延伸至今，各种以新诗百年为名的选本大量涌现，并且新世纪以来的新诗编选，固然仍带有“现代性”的视角，但已是从非常广阔的文化视野来看待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自新诗编选伊始就存在的“历史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张力，在新诗百年之际也终于达到最为紧张的程度。这一阶段最具特色的选本有两类：一类是年度诗选，它们由于能够介入中国诗歌现场，也契合大众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把握当下诗歌现实的需要，从而得到了极其迅猛的发展；另一类就是具有诗歌史意味的综合性选本，它们出现的高潮在2010—2018年，其中最具分量的就是2010年谢冕任总主编的10卷本《中国新诗总系》[51]，系统地总结了自1917—2000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也能让人明显感觉到《中国新诗总系》力图成为“中国新文学大系”那种丰碑的决心与魄力。
纵观中国新诗选本的发展历程，对百年新诗选本进行系统的回顾、总结与研究是有必要的，此前研究中已涉及不少重要问题，如新诗选本的同质性、遮蔽性、选本与新诗史的叙述、选本编选的本位立场与域外视角等，还有再度讨论的必要。新诗选本这一研究对象，绝不仅仅涉及新诗本身，而是有着文学、教育、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出版、传媒等各种力量的博弈，对新诗研究的探讨，这对于新诗的发展、新诗理论与批评的建构乃至对于中国文学、教育与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下编），花城出版社1985—1986年版；刘福春编：《新诗名家手稿》，线装书局1997年版；刘福春编：《新诗纪事》，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刘福春：《中国当代新诗编年版史》（1966—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福春编：《中国新诗书刊总目》，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刘福春、徐丽松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刘福春主编：《中国新诗总系·史料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福春编：《中国新诗编年史》（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刘福春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新诗卷》，沈阳出版社2002年版；刘福春、高秀芹主编：《北大新诗日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 郭志刚：《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诗歌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张建智：《诗魂旧梦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版；张泽贤：《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1920—1949》《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续集：1923—1949》，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2009年版。
[3] 刘禾编：《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版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版出版社1999年版。
[4] 张清华主编：《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上、下），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5] 鲁迅：《选本》，《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6] 鲁迅：《选本》，《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7] 鲁迅：《选本》，《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8] 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444页。
[9]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77—278页。
[10] 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1] 陈思和：《序》，徐勇《选本编纂与八十年版代文学生产》，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12] 徐勇：《选本编纂与八十年版代文学生产》，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
[13] 梁笑梅：《〈小说星期刊〉与香港早期新诗的次源性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
[14] [荷]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 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 方长安：《新诗传播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17] 方长安：《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18] 陈璇：《叙述与确认：民国时期新诗选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4年。
[19] 罗执廷：《民国社会场域中的新文学选本活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文选运作与当代文学生产：以文学选刊与小说发展为中心》，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20] 梁笑梅：《中国新诗传播空间中诗集序的历史镜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汉语新诗集序跋的传播学阐释》，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1] 陈改玲：《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2]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3] 陈宗俊：《“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的构建》，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4年。
[24] 徐勇：《十七年时期选本出版与文学一体化进程》，《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25] 罗执廷：《1949—1976年中国大陆的文选运作与文学生产》，《暨南学报》2012年第6期。
[26] 参见袁洪权《开明版〈赵树理选集〉梳考》，《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开明版〈郭沫若选集〉梳考》，《郭沫若学刊》2013年第4期；《开明版〈丁玲选集〉梳考》，《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4期；《〈臧克家诗选〉四种版本梳考》，《平顶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中国新诗选（1919—1949）〉的版本、编选与代序修订》，《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5期；《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文艺建设丛书”的命运与共和国初期文学的场域》，《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1期；《“新文学讲义”的命运与〈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的生产》，《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0期。
[27] 刘春：《近20年版新诗选本出版的回眸与评说》，《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8] 刘晓翠：《新时期诗歌年版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
[29] 陈代云：《20世纪汉语诗歌的双重想象——对几种新诗选本的定量分析》，《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3期。
[30] 彭敏：《选本与“90年版代诗歌”——以〈岁月的遗照〉和〈1998中国新诗年版鉴〉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9年。
[31] 罗振亚：《百年版新诗经典及其焦虑》，《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
[32] 霍俊明：《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3] 赵思运：《新世纪诗歌的切片呈现——评张清华年度诗歌选本》，《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
[34] 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5] 张志国：《〈今天〉与朦胧诗的发生》，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9年。
[36] 杨庆祥：《选本与“第三代诗歌”之建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杨庆祥：《从两个选本看“第三代诗歌”的经典化》，《文艺研究》2017年第4期；罗执廷：《选本运作与“第三代诗”的文学史建构》，《江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徐勇：《选本编纂与“第三代诗”的发生学考察》，《南方文坛》2018年第6期。
[37] 颜同林：《百年版新诗选本的地域化呈现——论贵州新诗的选本现象》，《北方论丛》2018年第2期。
[38] 刘春：《近20年版新诗选本出版的回眸与评说》，《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徐勇：《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选本编纂》，《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39] 黄晓东：《政治、权力与美学：民国以来的新诗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40] 林喜杰：《群体性解读与想象——新诗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
[41] 例如申红季《中学语文中国新诗选篇有效教学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李琳琳《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新诗选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孙翠翠《语文教材中新诗选篇的流变研究——以新时期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金明珉《从两岸高中语文教材看两岸新诗教育》，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安宇《基于选文类型鉴别理论的高中语文教材新诗选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4年；董延武《1930年版代的大学新诗教学：以四部讲义为例》，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4年。
[42] 黄耀红：《百年版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3] 林海燕：《论新世纪以来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新诗教育》，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
[44] 陈平原：《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一）（二），《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期、第5期；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5] 《闻一多全集》（四册）由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编辑，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第四册收入《现代诗钞》。
[46] 何仲英编：《白话文范》（第2册），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47] 臧克家编选：《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版出版社1956年初版、1957年再版，1979年三版。
[48] 此处引文均出自洪子诚《导言 殊途异向的两岸诗歌》，《中国新诗总系》（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5页。
[49]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新诗选》（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50] 张新颖编选：《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1] 谢冕主编：《中国新诗总系》（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