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研究思路、篇章安排及相关问题的说明
（一）研究思路
如前所述，本书的研究议题包括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区域的民族地理、民族地理观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由此，民族地理与民族地理观关系的问题，亦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前文已提及，民族地理观的嬗变与民族观、地理观、民族地理三个因素有关。其中的民族地理，是民族地理观建构最现实的基础。为此，本书先讨论民族地理的问题，以揭示民族分布、民族活动如何影响民族地理观的建构。
对于民族地理的问题，本书侧重于族群分布格局演进方面的研究，即注重分析和讨论不同族群的迁徙、分布、融合问题。族群迁徙方面，主要基于各类资料的梳理，讨论族群迁徙的路径、族群迁徙的原因、族群迁徙的规模。族群迁徙涉及的资料主要包括汉文史籍、彝文史籍和考古材料。其中，汉文史籍较为丰富，且有断代，为本书的基础性材料。彝文史籍也有较多的材料，不过尚难以与汉文史籍完全对照讨论相关问题，加之断代困难，只能局部使用。考古材料方面，则为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民族地理研究极为重要的材料，因为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考古材料不仅丰富（与之相反，西南区域考古材料存在“晋唐考古的‘缺失’”“唐代断痕”[275]），而且系统，各类族群均有，不仅有“证史”之功，还有“补史”之功。
族群分布方面，主要考虑族群分布在何地，如何分布（聚居、散居、杂居）等问题。族群分布研究所涉及的材料也包括汉文史籍、彝文史籍和考古材料三类，其应用大体与族群迁徙的方式相似。
族群融合方面，战国秦汉时期族群融合问题体现比较明显的是蜀地的族群融合，且主要是北方群体（汉代可称汉族）与蜀人的融合。此方面的讨论，除从汉文史籍所载族群分布格局变化来进行外，还结合了考古材料中的画像、俑形材料来阐述相关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左衽”群体问题。
在理清民族地理问题的基础上，本书从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区域意象、族群意象三个层面结合民族地理来讨论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地理观建构与嬗变问题。在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层面上，本书尤为注重在大一统王朝国家建构过程中西南地区如何由“方位”转变为“疆域”，在此过程中“徼”界的变动又如何体现了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武帝“广关”及特殊的政区（特别是“边郡”观念，道制）如何促进了西南地区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结构化，特殊的施治措施（主要是“各以地比”）又如何实现了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秩序化等问题的分析。
在区域意象与族群意象方面，本书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其一，史籍对不同区域在自然、经济、文化方面的描绘所造成的区域意象的差异，不同族群的族群性格刻画所造成的族群意象的差异。其二，史籍中区域意象、族群意象建构的参照点问题，及其所带来的区域意象、族群意象的差异性和秩序性问题。与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结构性和秩序性互为表里，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区域意象、族群意象均体现了民族地理观建构中的结构性和秩序性的问题。
在理清民族地理问题，初步揭示民族地理、族群政治地理、区域意象、族群意象与民族地理观关系的基础上，本书亦对同时影响着民族地理、民族地理观的地理因素略作探讨。其中，自然地理因素方面的讨论主要涉及地貌和气候。在地貌因素方面，本书注重分析地貌的区域差异如何影响了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族群演进的区域性“多元一体”态势，以及地貌特征如何影响了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险”“远”区域意象的形成。在气候因素方面，本书尤注意分析北方气候演变的“冷干—暖湿”组合特征与西南地区气候演变的“冷湿—暖干”组合特征如何影响了北方群体的南迁，从而促进了西南地区族群演进态势由区域性“多元一体”转变为区域性与整体性协同演进的“多元一体”演变模式。自然地理因素对民族地理观的影响，既体现在其影响族群演进基础上对民族地理观建构的影响上，又体现在直接对区域意象建构的影响上。
人文地理因素方面，本书主要考虑民族地理、民族观、地理观、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对民族地理观的影响。与自然地理因素不同，人文地理因素对民族地理观的影响更为直接。本书所注重者，在于民族地理的演变如何为民族地理观的嬗变提供了最现实的基础，民族观、地理观特别是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如何影响了民族地理观在真实与想象之间滑动，使民族地理观体现为典型的“想象地理”。
（二）篇章安排
本书的目的是建构系统的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族群地理演进序列，并基于此讨论民族地理观的建构问题。按照这一路径，本书分两篇讨论相关的问题。
上篇“族群分布格局的演进”以区域和族群为纲，详细讨论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演进问题。本篇所涉及的族群，包括蜀国群体、巴国群体（含禀君蛮、板楯蛮、獽、濮等）、蜀西群体（含冉駹、青衣夷羌、徙、旄牛、邛都、筰都、捉马、巂、“胡人”等）、夜郎群体、滇国群体、昆明群体、哀牢群体、汉族群体等。本篇注重考察的问题主要包括各族群演进态势、各族群的族群结构（主要是方国区域）、各族群分布地域范围及其变化（即族群迁徙）。在关于汉族群体的部分，还留意族群融合的问题及汉族群体分布格局的变化对西南区域“汉夷”格局演变的影响。
下篇“民族地理观的建构”分四章讨论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疆域变迁与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其二，施治措施与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结构化、秩序化；其三，区域意象、族群意象与民族地理观分区；其四，民族地理观生成的地理机制。通过以上问题的讨论，本篇欲阐明：其一，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建构实际上也是一个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过程，并体现出明显的秩序化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取向；其二，族群分布格局的演进与民族地理观的建构存在明显的关联，且此种关联可从地理层面上加以解释。
（三）相关问题（概念）说明
本书的篇章安排及行文，有几个问题需予说明。
一是章节安排“纲”的问题。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既需要考虑族群的问题，又需要考虑区域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族群为纲”和“区域为纲”两种研究模式。[276]当前，“族群为纲”的作品比较丰富，多因族群史的研究需要讨论地理的问题。“区域为纲”的作品则不多见（前文有详述）。本书采用“区域为纲”、“族群为辅”的篇章安排方法，主要是因为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区域不同族群的地理问题记载详略有很大差异，“族群为纲”会导致讨论起来篇幅长短不一，结构失衡。
二是族群类别的问题。正如林惠祥所指出，民族的分类“应有一种历史上的分类，复有一种现代的分类”，“二种分类可由于指出其民族变化之线索而结连之”。[277]从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区域的族类来看，民族分类不仅有文化上的依据，“种”的依据[278]，还有地理的依据。加之部分族群不仅迁徙频繁，而且处于分化与重组过程中，族类的划分更为复杂。故此，本书族群类别上划分为汉族群体（其特殊问题详见下文）、氐羌群体、“夷”、百越（夜郎）、闽濮群体和“胡人”，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方案，而且是着眼于秦汉时期的情况来划分的。其中，“夷”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华阳国志·蜀志》云：“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巂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279]蒙默等据此认为，筰（都）、冉駹、昆明、邛都、哀牢、三襄、青衣、旄牛、旄牛徼外夷等在战国时期应属一个独立的群体“夷”。[280]此说可从。不过，唐人张守节也曾明确表示：“筰，白狗羌也。”[281]
三是族群类别识别的问题。部分群体的族群类别划分，只是本其主要群体而进行的。此一方面主要涉及板楯蛮的问题。后文将述，板楯蛮是故巴国境内的主要族群，但故巴蜀境内的巴人包括有渝水巴人（即秦汉板楯蛮的主体，又称
人），夷水廪君之后巫蜑（又或当作“巫、蜑”），以及涪陵之枳巴、獽、蜑等。板楯蛮在本书中叙于氐羌群体中，这是因为大多学者认为板楯蛮为氐羌群体。至于巫蜑、獽、蜑，汉晋之后已难知其详情，只在讨论相关问题时略为提及。此外，“胡人”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胡人”主要见于考古材料，且与出土的“襄人”画像形象相似，似应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族群。由于资料贫乏，此类群体的具体情况尚无定论。[282]本书讨论“胡人”的问题，但不必与某一族群对应。
四是族群含义的广狭问题。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主要族群，特别是曾建立过“国”的族群，实际上在其分布区内有众多的群，史料往往以“什数”来表达，具体的情况则不知。一些考古材料和彝文史籍已揭示了此类问题，但所见群体的具体分布情况仍无法明确。故此，文内凡有“蜀人”“巴人”“滇人”“夜郎”“哀牢”等类似的表达，均是广义的族群名称，或主要指某一“国”居于中心区域的族群，不代表相应区域的全部族群。此外，两汉时期史籍中的“蜀人”，一般是指蜀地的汉族，与故蜀国的“蜀人”含义是有差别的。换言之，本书用“蜀人”一词，不同语境中有不同含义，战国时期的“蜀人”指故蜀国的蜀人，秦汉时期的“蜀人”则指蜀地的汉族群体。其他当前存在争论的族称，如“氐羌”，使用时也存在广义的问题。
五是“汉族”的含义问题。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民族研究涉及“汉族”一词时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般认为汉族是秦汉时期以华夏群体为核心形成的统一体，秦汉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及其实践是汉族认同形成的关键。[283]在此过程中，西南地区比较特殊。一般讨论汉族共同体形成问题时主要讨论的是上古时期的“华夏”诸群体，并不涉及巴蜀地区。不过，秦定巴蜀后，迟至汉初“巴蜀亦关中”的观念已形成，巴蜀地区应当视为华夏之地。更奇怪的是，巴蜀地区迟至东汉仍有不少非汉族群体，但这些群体在两汉完成的作品中并不在“四夷”体系中（两汉以后完成的作品则有变化），可见巴蜀地区在汉代已是华夏之地。换言之，在战国秦汉汉族形成这一关键时期，巴蜀地区的汉族共同体认同问题应是汉族共同体形成应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或者说巴蜀地区的汉族先民也参与到了汉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径直将巴蜀地区汉族群体的形成视为外来汉族迁入的结果的结论是不妥的。因此，本书凡用“汉族”一词时，仅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之，泛指战国秦汉时期与“汉族”有关的群体。而对于具体时期的“汉族”问题，则又以其他的术语来表明不同时期的区别，如“秦民”“北方群体”等。
六是民族地理观的前置效应问题。本书所述的民族地理观问题，主要是基于汉文史籍来讨论的。[284]在汉文史籍中，战国秦汉时期的史籍有一部分是后人完成的，此类史籍对讨论民族地理问题没有太大问题，但对讨论民族地理观问题则需特别留意。就本书所及民族地理观建构而言，尽管“五方之民”思想一直是民族地理观建构的潜在思想根源，但在区域意象、族群意象建构方面《后汉书》《华阳国志》两部作品显然比《史记》《汉书》要系统，区域意象、族群意象间的差异也更为明显。《后汉书》《华阳国志》虽然能彰显民族地理观建构的系统性，但有一部分观念却不能代表两汉时期的情况。如在西南夷群体意象方面《华阳国志》有多处提到的“恶夷”问题，虽宽泛地说可归入汉代民族地理观中，但所谓“恶夷”的称呼很可能出自魏晋士人。《华阳国志》对南中地区区域意象的建构已有神异化、巫化的色彩，晋人《南中八郡志》《永昌郡传》中的南中意象，更是令人悚然，难怪唐人杜佑说《华阳国志》这样的作品“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谬”。[285]从传世文献来看，西南夷地区被中原人看成“险恶之地”“瘴疠之乡”至早应是魏晋时期的事。在此情况下，《华阳国志》《后汉书》中对西南夷地区神异化、巫化的问题，尽管其叙述的事是两汉时期的，但其观念却应来自魏晋及南朝时期。此类问题，可称为观念上的“前置效应”。
七是族群的叙事问题。战国秦汉时期，由于族群迁徙频繁，对各族群的影响各不相同，史料所及只是影响较大的族群，部分族群因影响较小的缘故而未被详及，其演进路径亦极为模糊。后一类情形包括蜑、獽、百濮。特别是其中的百濮，由《华阳国志》的记载来看分布广泛，但对其具体情况又未详载，导致难以讨论其具体的分布问题。因此，本书在涉及蜑、獽、百濮等群体时，只在有史料可证的部分提及，不再单独列出章节讨论。
[1] 本书凡引前辈时贤观点、意见、创见等，皆有明确标注，以示对诸位先生的尊重、感激。为行文简洁，文中对涉及的人名均省去敬称、名衔，尚祈谅解。
[2] 张光直：《序》，载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3] 王铭铭：《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
[4] 参见王文光、朱映占《继承与突破：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前景及其可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25辑。
[5] 区域性层面因空间尺度的不同又表现为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区域性“多元一体”问题。比如历史上重要的民族迁徙区和现在的多民族地区云南就是典型的以省域为尺度的区域性“多元一体”地区，其代表性研究参见郭家骥《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格局、特点及影响》，《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伍雄武《多元一体——论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之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6]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7] 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653页。
[8] 此一问题后文有详论。
[9]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10]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11] 翟国强：《先秦西南民族史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段渝、刘弘、李克恒：《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12] 本书所说的帝国（empires）指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所说的具有合法性的最高政治领袖，依靠发达的官僚机构实现政治治理，以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以及渡边信一郎所说的统制多元文化与族群的政治体（见［美］艾森斯塔德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日］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0—64页；胡鸿：《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此外，使用“秦帝国”一词也容易使之与非大一统国家的“秦国”相区分。
[13] 黎小龙等：《历史时期西南开发与社会冲突的调控》，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勇：《历史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14]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略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
[15] 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
[16] 朱惠荣：《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地理分区》，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59页。
[17] 周平：《国家视阈里的中国边疆观念》，《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
[18] （唐）曾巩：《元丰类稿》卷25《制诰》，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49页上。
[19] 安介生：《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20] 黄毅：《论“边疆观”及其空间表征的历史考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1] 张轲风：《历史时期“西南”区域观及其范围演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张轲风：《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的空间表达——以“西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
[22]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尤中：《汉晋时期的“西南夷”》，载尤中：《西南民族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朱惠荣：《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地理分区》，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59页。
[23] 张勇：《历史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张勇：《“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
[24] 张勇：《历史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5] 张勇：《历史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26] 张勇：《历史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3、40页。
[27] 龙先琼：《试论区域史研究的空间和时间问题》，《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
[28] 《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645页。
[29] 《史记》卷116《西南夷传》，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修订本，第3625页张守节正义。
[30] 《汉书》卷95《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3837页。
[31] 《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第2844页。
[32] 王文光、朱映占：《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论纲》，《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0年第7辑。
[33] 《史记》卷7《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修订本，第293页。
[34] （唐）李泰等撰，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2页。
[35] 《史记》卷116《西南夷传》，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修订本，第3637页。
[36] 《史记》卷116《西南夷传》，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修订本，第3637页《集解》。
[37] 魏晋迄宋此种一体性也很明显。详见刘逢春《战国秦蜀楚巴对汉中、黔中的争夺》，《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8] 江应梁：《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版。
[39] 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王锺翰：《中国民族史概要》，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文光、龙晓燕、张媚玲：《中国民族发展史纲要》，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0] 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41] 《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543页。
[42]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3] 王文光、朱映占：《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实践与理论运用评述》，《思想战线》2009年第2期。
[44] 尤中：《开展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些设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45] 黎小龙：《传统民族观视域中的巴蜀“北僚”和“南平僚”》，《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46] 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12《王制》，《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338页中。此外，与《礼记·王制》所建构的“五方之民”民族地理观相似，清人段玉裁总结汉许慎《说文解字》“四夷”之名时，云：“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西南僰人，焦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篆从大，则与夏不殊。夏者，中国之人也。从弓者，肃慎氏贡楛矢石砮之类也。”参见（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10“大”部“夷”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493页上。
[47] 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48] 原文如此，以自我为中心之意。
[49]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50] 《盐铁论·轻重》，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189页。
[51] （晋）江统：《徙戎论》，载《晋书》卷56《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529—1530页。
[52] 《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明本，第2050页上。
[53]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889页。
[54]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10（十之一）《蓼萧》，《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420页上。
[55] 王子今：《上古地理意识中的“中原”与“四海”》，《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
[56] 《北史》卷94《高丽、百济、新罗等传》“总叙”条，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3109页。
[57] （宋）苏轼：《苏轼文集》卷2《王者不治夷狄论》，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43页。
[58] （清）王夫之：《宋论》卷6《神宗》“论人之衡”条，中华书局1964年点校本，第132页。
[59] 张文：《民族关系视野中的传统族群形象问题浅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文引第32页。
[60] 刘祥学：《地域形象与中国古代边疆的经略》，《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文引第13页。
[61] 刘祥学：《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地域形象与边疆建设》，《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刘祥学：《地域形象与中国古代边疆的经略》，《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
[62] Rob Shields. Places on the Margin：Alternative Geographies of Modernity. London：Routledge，2013，p.29.
[63] Derek Gregory.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xford：Blackwell，1994，p.xiv.
[64] ［美］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65] 《史记》卷116《西南夷传》，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修订本，第3625页。
[66]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全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67]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郭声波：《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8]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69] 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70] 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页。
[71]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第1期，第177页。
[72] 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52页；唐嘉弘：《春秋时期的戎狄夷蛮》，《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陈连开：《民族称谓含义的演变及其内在联系》，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223页；黎小龙：《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嬗变》，《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黎小龙、徐难于：《“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73] 黎小龙、徐难于：《“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74]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页。
[75] 周光辉、李虎：《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76]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1页。
[77] 《元史》卷161《刘整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3786页。
[78] 此方面有朱圣明等较为系统的研究，详见朱圣明《华夷之间：秦汉时期族群的身份与认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李飞《夷夏之间：宋元明时期的播州社会》，《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10期；陈季君《论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裴一璞、张文《拒绝边缘：宋代播州杨氏的华夏认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79] 当前已有学者从空间层面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演进问题。参见闫丽娟、李智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渊源探析》，《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80] 叶舒宪、萧兵、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81] 安京：《〈山海经〉与〈逸周书·王会篇〉比较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82] Pliny（E）. Pliny：Natural History，Volume Ⅲ，Books 1—2. Trans. Rackham H.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2：518-527.
[83] 李炳海对此有系统的讨论。参见李炳海《〈海经〉，〈荒经〉东方奇形怪状之人考辨》，《齐鲁学刊》2012年第2期；李炳海《〈山海经〉西部地区土著居民形貌特征的文化生成》，《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李炳海《空间方位理念统辖下的人体样态设计——〈山海经〉对北方土著奇形怪貌的记载》，《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2期。
[84] ［美］施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85] ［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第2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页。
[86]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Trans. Jay Miskowiec， Diacritics，1986，16（1）：22-27.
[87] ［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第2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6—7页。
[88] 此类观点甚多，本文无法一一列述。参见潘蛟《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89] 争论见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郝瑞《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民族研究》2002年第6期。
[90] 国外学者错误的话语挪用较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此类文献并局部的反驳参见潘蛟《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91] 赵玉中：《中心和边缘——海外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
[92] ［美］布劳特著，谭荣根译：《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93] ［德］康德著，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316页。
[94] ［德］黑格尔著，杨祖陶译：《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8页。
[95] 黑格尔1819年写给克罗伊策的信中说：“我将李特尔的工作看成有力的支持。我只是从《地学通论》中了解到他，这真是一个喜出望外的发现。可以很欣赏地说，他的工作可以看作缘于您的工作的结果。他是赞赏您的工作的。首要的是——这在他的《地学通论》中从亚洲到欧洲的安排可能是故意的。Colchis、Kola、Koros、Apaturia等的印第安人；希罗多德关于Sesostris（斯特里斯）等地区的地理学；亚洲与希腊神话之间的联系等——我对于您在这一点上，以及对李特尔处理和看待问题的模式的评价很好奇。”参见 G. W. F. Hegel. The Letters. Trans. Clark Butler and Christiane Seiler，with commentary by Clark Butler.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450.
[96] Dean W. Bond. Hegel’s Geographical Though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2014，32（1）：179—198.
[97] Alexander von. Humboldt. Letters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o Varnhagen von Ense from 1827 to 1858，with Extracts from Varnhagen’s Diaries，and Letters of Varnhagen and others to Humbold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34.
[98] Alison Blunt and Gillian Rose（Eds.）. Writing women and space：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London：Guilford Press，1994； Alison Blunt and Cheryl McEwan（Eds.）.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03.
[99] 《史记》卷123《大宛传》，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修订本，第3858页。
[100] 《通典》卷171《州郡序》，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4451页。
[101] 翁时秀：《基于理论旅行视角的人文地理学中想象地理研究反思》，《地理学报》2018年第2期；安宁、朱竑：《他者，权力与地方建构：想象地理的研究进展与展望》，《人文地理》2013年第1期。
[102] 关履权：《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汉荣书局1991年版，第159—164页。
[103]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104]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46页。
[105] 张磊、孔庆榕：《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106]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07] 赵炳林：《“别种”辩义——以西南民族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108] 关履权：《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汉荣书局1991年版，第159—164页。
[109]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110] 《汉书》卷96《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3928页。
[111] 《通典》卷185《边防》，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4978页。
[112] Peter Stallybrass. Allon Whit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Transgression. London：Methuen，1986，p.5.
[113] Rob Shields. Places on the margin：Alternative geographies of modernity. London：Routledge，2013，p.3.
[114] Joanne Sharp.Geographies of postcolonialism. London：Sage，2008，p.19.
[115] 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6] 葛兆光：《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葛兆光在上海博物馆的讲演》，《文汇报》2015年11月13日第A23—25版。
[117] 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18] 张勇：《历史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119] 目录类作品参见陈延琪、王庭恺《中国少数民族论著索引》，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文杰《中国民族史论著总目：1874—1992》，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研究进展梳理类作品参见：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明珂《台湾地区近五十年来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黄应贵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回顾与展望》，“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版，第281—317页；施芳、李艳峰《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龙晓燕、王文光《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思想战线》2003年第1期；王文光、朱映占《继承与突破：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前景及其可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25辑；马曜《我国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李绍明《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李绍明《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特别是，前面提到的两部目录类作品，以及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一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单独列有“西南民族史研究”相关的章节，值得特别留意。
[120] 史念海：《历史民族地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1] 史念海：《历史民族地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387页。
[122] 郑维宽：《构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体系的开拓之作——评安介生著〈历史民族地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罗凯：《安介生著〈历史民族地理〉评介》，《地理研究》2008年第3期。
[123] ［日］石川荣吉、佐佐术高明著，尹绍亭译：《民族地理学的学派及学说》，《世界民族》1986年第5期。
[124] 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25]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1934年版；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1934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26]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7] 田继周：《中国历代民族史：先秦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田继周：《中国历代民族史：秦汉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28] 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129] 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653页。
[130] 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江应梁：《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王锺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锺翰：《中国民族史概要》，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文光、龙晓燕、张媚玲：《中国民族发展史纲要》，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1]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年版。
[132] 尤中：《西南民族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杨铭：《西南民族史研究》，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王文光、龙晓燕、陈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龙晓燕、陈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纲要》，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33] 李宗放：《四川古代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管维良：《重庆民族史》，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1985年版；方国瑜：《云南民族史讲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朱映占、翟国强、龙晓燕等：《云南民族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134] 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135]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136] 翟国强：《先秦西南民族史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段渝：《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137] 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天地出版社2000年版。
[138]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9]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40] 谭红：《巴蜀移民史》，巴蜀书社2006年版。
[141] 许倬云：《汉代四川人才的分布与道路的关系》，《历史分光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142]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43] 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169页；孙俊、武友德：《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以〈华阳国志〉豪族士女和考古室崖墓分布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孙俊、武友德、潘玉君等：《两汉魏晋时期的西南族群地理观念及其格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44] 段丽波：《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45] 氐羌族群史的研究，已有较详的综述文献，涉及战国秦汉时期的包括：耿静：《羌族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常倩：《近百年来羌族史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赵蕤：《近30年来日本学者的羌族研究文献综述——以文化人类学为中心》，《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马勇：《近三十年国内氐羌族源的研究综述》，《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袁琳蓉：《百年来羌族民族学研究回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期；段丽波、龙晓燕：《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研究述评》，《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
[146] 冉光荣：《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何光岳：《氐羌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铭：《氐族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147] 关于彝族史研究，有综述文献可供参考。参见白兴发《近百年来彝族史研究综述》，《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白兴发《彝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辜永碧《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彝族史研究——以方国瑜、马长寿和冯汉骥三位先生为例》，《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1期。
[148] 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马长寿：《彝族古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陇贤君：《中国彝族通史纲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戈隆阿弘：《彝族古代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易谋远：《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49] 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到壮侗语族各民族》，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李艳峰、曾亮：《中国南方古代僚人源流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50]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
[151] 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52]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153]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154] 郭声波：《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5] 于大成：《二重证据》，《理选楼论学稿》，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501—561页；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156]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8] 霍巍：《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巴蜀书社2011年版。
[159] 翟国强：《先秦西南民族史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段渝等：《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160] 翟国强：《先秦西南民族史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段渝等：《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161] 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石硕：《青藏高原东缘的古代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石硕、李锦、邹立波：《交融与互动：藏彝走廊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62]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西南地区石棺葬文化调查与发现：1938—2008》，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63] 孙俊：《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云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164] 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陈宗祥：《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李汝能：《岷江上游石棺葬族属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童恩正：《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1—87页（同见童恩正：《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氐族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78年第1期）；石硕：《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及相关人群系统研究》，《藏学学刊》2009年第5辑；彭述贤：《石棺葬冉駹夷岷江上游石棺葬族属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文物出版社编：《茂县营盘山石棺葬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
[165] 田怀清：《大理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166] 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6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南地区北方谱系青铜器及石棺葬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8] 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唐嘉弘：《试论四川西南地区石墓的族属》，《考古》1979年第5期；李绍明：《邛都夷与大石墓的族属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刘世旭：《试论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6期；张增祺：《西南地区的“大石墓”及其族属问题》，《考古》1987年第3期；罗开玉：《川西南与滇西大石墓试析》，《考古》1989年第12期；杨凌、罗亚平：《“邛”、“笮”分布区域考》，《南方民族考古》1993年第5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昌市文化管理所：《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石硕：《“蜀曰邛”：古蜀国的邛人及相关问题探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林向：《大石墓的族属问题——巴蜀西南徼外的邛人墓葬》，《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07页；赵德云：《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的分期及相关问题》，《考古》2019年第3期。
[169] 张增祺：《西南地区的“大石墓”及其族属问题》，《考古》1987年第3期；赵德云：《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的分期及相关问题》，《考古》2019年第3期。
[170] 代表性观点分别参见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林向《大石墓的族属问题——巴蜀西南徼外的邛人墓葬》，《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07页；张增祺：《西南地区的“大石墓”及其族属问题》，《考古》1987年第3期。
[171] 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孙俊：《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云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172]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73] “僚”，古籍多作“獠”。1940年，民国政府颁布训令，将西南少数民族族称中带有虫、兽偏旁者改为“亻”旁或其他不从虫、兽偏旁之字（详见杨思机《民国时期改正西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命名详论》，《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受此影响，近人著述多将古籍“獠”改为“僚”，本书亦从之。一般情况下，改“獠”为“僚”并无不妥。不过，讨论民族地理观问题，本身就是古人认识非汉族群的问题，族称即其民族地理观体现之一方面。此外，讨论古代民族地理观时，“獠”并非唯一从虫、兽的族称偏旁，南蛮、北狄、巴、蜀等均有此问题，无法一一避免。为免歧义，本书凡引述史料及讨论问题均用“僚”字，但引用近人作品则尊重作者原意，已改“獠”为“僚”者因之，仍用“獠”者亦保持原貌。
[174] 范勇：《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四川文物》2007年第2期。
[175] 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考古》1990年第6期。
[176] 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的陶器及其与越南东山、泰国班清文化陶器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第3辑。
[177] 宋治民：《云南西部地区一些青铜文化墓葬的初步讨论》，《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1期；张增祺：《云贵高原的西南夷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58页。
[178] 杨勇、朱忠华、王洪斌等：《云南陆良县薛官堡墓地》，《考古》2013年第4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179] 彭长林：《云贵高原的青铜时代》，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53页。
[180] 杨帆：《试论云南及周边相关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云南文物》2002年第1期；杨帆：《试论金沙江流域及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4期。
[181] 详见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182]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胡顺利：《对〈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辫发者民族考〉的一点意见》，《考古》1981年第3期；易学钟：《晋宁石寨山12号墓贮贝器上人物雕像考释》，《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易学钟：《晋宁石寨山1号墓贮贝器上人物雕像考释》，《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183] 张合荣：《夜郎地理位置解析——以滇东黔西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为主》，《南方民族考古》2012年第7辑。
[184] 详见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7—359页。
[185] 宋治民：《秦人移民墓葬的发现和研究》，《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258页；李明斌：《论四川盆地的秦人墓》，《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
[186] 孙俊、武友德：《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以〈华阳国志〉豪族士女和考古室崖墓分布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
[187] 孙俊：《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云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188] 马晓亮：《四川早期崖墓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12年第1期。
[189] 刘章泽、杨剑、张生刚等：《四川什邡市虎头山成汉至东晋时期崖墓群》，《考古》2007年第10期。
[190] 参见索德浩《四川崖墓起源再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11期。
[191] 汪宁生编：《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罗开玉：《古代西南民族崖葬研究》，《考古》1991年第5期；罗开玉：《成都地区历代古墓概况》，《四川文物》1990年第3期；唐长寿：《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电子科技大学出版1994年版，第129—130页；孙俊：《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云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孙俊、武友德：《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以〈华阳国志〉豪族士女和考古室崖墓分布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
[192] 罗二虎：《西南汉代画像与画像墓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07页。
[193] 孙俊：《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云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孙俊、武友德：《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以〈华阳国志〉豪族士女和考古室崖墓分布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
[194] 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石》，巴蜀书社1987年版；高文、成刚：《中国画像石棺艺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高文：《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龚廷万：《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高文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四川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高文、左志丹、段斐斐：《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版。
[195] 罗二虎：《西南汉代画像与画像墓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19页；罗二虎：《川渝地区汉代画像砖墓研究》，《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
[196] 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432页。
[197] 分别参见谢凌《〈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碑〉考》，《四川文物》2000年第1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云阳旧县坪台基建筑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期；魏启鹏《读三峡新出东汉景云碑》，《四川文物》2006年第2期；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索德浩《峡江地区汉代移民初步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2期；刘弘、陈娜、唐亮《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好谷乡发现的东汉石表》，《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谢涛、卢引科、代福尧《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汉代石碑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2012年第9辑；陈云洪、张俞新、王波《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9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中江塔梁子崖墓》，文物出版社2008 年版，第93—94页。
[198] 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谭红编：《巴蜀移民史》，巴蜀书社2006年版；李禹阶：《重庆移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99] 黎小龙：《传统民族观视域中的巴蜀“北僚”和“南平僚”》，《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200] 黎小龙：《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嬗变》，《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张勇：《历史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01] 参见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52页；唐嘉弘《春秋时期的戎狄夷蛮》，《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陈连开《民族称谓含义的演变及其内在联系》，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223页。
[202] 黎小龙、徐难于：《“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203] 参见黎小龙《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嬗变》，《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黎小龙《传统民族观视域中的巴蜀“北僚”和“南平僚”》，《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张勇《历史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张勇《唐宋三重格局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演变》，《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马强《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杜芝明《唐宋“四夷”体系下的“西南蕃”》，《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邹立波《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孙俊、武友德、潘玉君等《两汉魏晋时期的西南族群地理观念及其格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204] 于赓哲：《蓄蛊之地：一项文化歧视符号的迁转流移》，《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05] 于赓哲：《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206] 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207]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
[208] 参见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周琼《清代云南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2期；周琼、李梅《清代云南生态环境与瘴气区域变迁初探》，《史学集刊》2008年第3期。
[209] 周琼：《三至十七世纪云南瘴气分布区域初探》，《历史地理》2007年第22辑；周琼：《清代云南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2期；周琼、李梅：《清代云南生态环境与瘴气区域变迁初探》，《史学集刊》2008年第3期；周琼：《藏区“冷瘴”新辨》，《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
[210] 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
[211] 关于这三种解释，详见牟重行、王彩萍《中国历史上的“瘴气”考释》，《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报告》2003年第1期。
[212]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213] 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左鹏：《“瘴气”之名与实商榷》，《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214] 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
[215] 张轲风：《从“障”到“瘴”：“瘴气”说生成的地理空间基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
[216] 张勇：《唐宋三重格局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演变》，《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217] 邹立波：《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18] 马强：《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
[219] 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版。
[220] 方丽萍：《中晚唐士人的南方感知及其转型意义》，曾大兴、夏汉宁、海村惟一主编：《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292页。
[221] 圈层政治地理结构层面的族群因素参见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版；郭声波《圈层结构视域下的中国古代羁縻政区与部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政区层面的族群因素如“边郡”的问题，参见杜晓宇《试论秦汉“边郡”的概念、范围与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4期。
[222] 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52页。
[223] 周平：《国家治理须有政治地理空间思维》，《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8期。
[224]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225] 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26] 地缘因素不仅影响开边，也影响治边。参见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261页；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方铁《论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19页。
[227] （宋）郭允蹈撰，赵炳清校注：《蜀鉴校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228]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点校本
[229] 刘逢春：《战国秦蜀楚巴对汉中、黔中的争夺》，《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萧映朝：《战国秦汉之际巴蜀地区地缘意义述论》，《理论界》2010年第10期；方铁：《古代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方铁：《历代治边与云南的地缘政治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段渝：《治蜀要览》，巴蜀书社2007年版。
[230] 吴宏岐、韩虎泰：《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地理概念考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邹立波：《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段渝、刘弘、李克恒：《蜀故徼的开、关问题》，《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80页。
[231] 石硕：《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32] 朱圣明：《试论汉代西南夷地区的人群划分——以不同场景变换为视角》，《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233] 谢绍鹢：《秦汉边郡概念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期；方国瑜：《云南地方史导论》，《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木芹：《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5页；顾颉刚：《郡与县》，《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李新峰：《试释〈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杜晓宇：《试论秦汉“边郡”的概念、范围与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4期。
[234] 孙保全：《中国王朝国家的疆域格局与边疆形态》，《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25辑。
[235] 孙俊、武友德：《秦汉西南三重格局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9期。
[236] 详见张微微、于海洋《“华夷秩序”研究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期。
[237] 程妮娜：《从“天下”到“大一统”——边疆朝贡制度的理论依据与思想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期。
[238] 详见赵梅春《王符的治边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
[239] 黎小龙：《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黎小龙：《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240]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241] 饶宗颐：《谈“十干”与“立主”——殷因夏礼的一、二例证》，《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2页。
[242] 封泥材料参见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232页（卷六“两汉颁给兄弟民族官印”）；孙慰祖主编《古封泥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梶山胜、徐朝龙《汉魏晋时期蛮夷印章的使用方法——以西南夷印章为主进行的考察》，《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辑；吴幼潜《封泥汇编》，上海古籍书店1984年版；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
[243] 李昆声、黄德荣：《论万家坝型铜鼓》，《考古》1990年第5期；李昆声、黄德荣：《再论万家坝型铜鼓》，《考古学报》2007年第2期。
[244] 刘弘、陈娜、唐亮：《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好谷乡发现的东汉石表》，《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245] 除特殊注明外，本书所说彝文史籍仅包括汉译彝文史籍。
[246] 汉文史籍所见昆明族，可能有的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比如，林超民等曾提出，洱海地区的昆明是“编（辫）发”之民，而牂牁地区的昆明则是“曲头、木耳、环铁、裹结”。同被称为“昆明”的人，不仅分布地域，而且语言、风俗、嗜欲、服饰等方面都有差异，不能混为一谈（详见林超民《试论汉唐间西南地区的昆明》，《民族研究》1982年第6期）。今所称的彝族，其先民中有的群体可能也存在较远的渊流关系，《铜鼓王》所反映的彝族先民可能即是此类情况。
[247] 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197页。
[248] 叶舒宪：《鲧大启化熊的神话通释——四重证据法的立体释古方法》，《兴大中文学报》2008年第23期。
[249] 叶舒宪：《羌人尚白与夏人尚黑——文化文本研究的四重证据法示例》，《文学人类学研究》2018年第1期。同见杨骊、叶舒宪：《四重证据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50] 李绍明：《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1—16页；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251] 李绍明：《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1—16页；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徐鹏章：《古蜀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种属问题》，载《文物考古研究》，时代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252]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易学钟：《晋宁石寨山12号墓贮贝器上人物雕像考释》，《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胡顺利：《对〈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辫发者民族考〉的一点意见》，《考古》1981年第3期。
[25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中江塔梁子崖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254] 谢崇安：《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四川文物》2005年第5期；刘文锁：《巴蜀“胡人”图像札记》，《四川文物》2005年第4期；王子今：《中江塔梁子崖墓石刻画像榜题“襄人”考》，《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255页；龙腾：《襄人不是胡人——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榜题考》，《文物》2013年第2期。
[255] 朱泓：《“僰人县棺”颅骨的人种学分析》，《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1辑；胡兴宇、肖洪文：《僰人颅骨的测量研究》，《解剖学杂志》1999年第4期。
[256] 朱泓、赵东月、刘旭：《云南永胜堆子遗址战国秦汉时期人骨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14年第16辑第2期。
[257] 张德琳、张聪、刘力等：《云南宜良纱帽山滇文化墓地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2012年第8辑。
[258] 曾雯、潘其风、赵永生等：《纱帽山滇文化墓地颅骨的人类学特征》，《人类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59] 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方修琦、萧凌波、苏筠等：《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古地理学报》2017年第4期。
[260] 研究地理环境与族群演进格局关系的代表性作品有：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瞿林东：《关于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几个问题》，《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1期；管彦波：《民族大迁徙的地理环境因素研究——以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为考察的重点》，《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研究自然环境变迁特别是气候环境变迁对族群演进格局影响的代表性作品有：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北魏的兴衰——兼论十六国割据局面的出现》，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方修琦、葛全胜、郑景云：《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研究的进展与展望》，《古地理学报》2004年第1期；葛剑雄、胡云生：《黄河与河流文明的历史观察》，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版；张允锋、赵学娟、赵迁远等：《近2000a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气象研究与应用》2008年第1期；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迁》，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261] 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版。
[262] 本书所涉及气候组合类型是长时期的气候变化类型，不是某年份的水温组合。
[263] 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264] 蓝勇：《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等编：《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265] 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20页；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266] 代表性作品有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67] Quentin Skinner， Vision of politics （volume 1，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60.
[268]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1，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xi.
[269] Melvin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33.
[270]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271] 张勇：《历史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72] 参见方铁《边疆地缘政治与中原王朝施治》，《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郑维宽：《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策略研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73] 近来因有考古材料的发掘已有新的阐释，参见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中国学术》2004年第2期。
[274] 郑度、欧阳、周成虎：《对自然地理区划方法的认识与思考》，《地理学报》2008年第3期。
[275] 参见刘复生《“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蓝勇《巴蜀历史发展中的“唐代断痕”问题——兼论中国古代的低生产力势力与战争负能量问题》，《人文杂志》2017年第5期。
[276] 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277]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页。
[278] 王文光：《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何星亮：《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与民族认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周星：《古代汉文化对周边异民族的“生/熟”分类》，《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279]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越嶲郡定莋县”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280] 参见蒙默《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石硕《汉晋时期南中夷、越辨析》，《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石硕《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及相关人群系统研究》，《藏学学刊》2009年第5辑；陈东、袁晓文《唐以前西南民族地区的“夷”、“羌”之别》，《思想战线》2010年第1期。
[281] 《史记》卷123《大宛传》，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修订本，第3844页张守节正义。
[282] 龙腾：《襄人不是胡人——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榜题考》，《文物》2013年第2期。
[283] 陈连开：《汉族》，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173页；李龙海：《汉民族形成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84] 事实上，彝文史籍中也有一些民族地理观的内容。例如，乾阳、坤阴运年纪元顺次与人文运年时代的七国封域中，七国的分布与方位有一定关系，其中的慕齐齐默氏被称为“中央皇臣黑国”。彝文经典中也有反映族群不平等的文字，如《训言》有“贤美人”“卑贱人”的划分，前者包括语言雅美、行为正美、道德善美三类人，后者包括知识浅薄、作风不正、思维浅见三类。详见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5、79页。
[285] 《通典》卷171《州郡序》，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4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