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一
李育民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孙开华(1840—1893),字庚堂,湖南省慈利县人,1856年投入湘军“霆字营”,在其统帅鲍超带领下,先后征战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在清王朝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无数战斗中累立军功,官至福建陆路提督,逝于任上。他是湘军诸多将领中既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位,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他相类似的英雄人物,还有很多精彩的事迹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英雄人物的诞生,既有历史的必然,也有戏剧性的偶然。
《孙开华评传》的问世,就是一个偶然。
本书作者周星林,20世纪80年代曾在我校政治系就读本科,毕业后长期致力于“思想政治课”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21世纪初,原常德师专升为本科院校,作为该校一员的他,在晋升职称过程中自然也面临学历提高的问题。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他却有意无意地走进了“历史学”领域,并在选择论文指导老师时阴差阳错地选择了本人,我们便有了师生之谊。
周星林的第一部专著是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蒋翊武评传》,在为其作序过程中,我通读全书,感觉这位“半路出家”的弟子在研究历史人物方面还是颇有心得的,并希望他在湖湘历史人物研究上取得更大成就。然而,过了不久,从他那里传来消息,他将自己的《蒋翊武评传》改编成电影剧本《辛亥元勋蒋翊武》在北京立项,自己寻找到社会资金拍摄成片,获得了国家广电总局审查批准,在院线举行了公映,还入围中国第2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影展。此时,我就感觉到,这个弟子走的路子已经超越了学术范畴,估计回不来了。
自前年开始,周星林告诉我,他们看了一部电视剧《台湾1895》后,决定重点研究晚清军事将领孙开华,并且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去年还以“晚清爱国将领孙开华军事活动与台海战略防御”为题,获得了湖南省社科评审课题立项。这不,今年就把《孙开华评传》初稿放在我的案头。
我在研究近代中国条约史时发现,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法军退出台湾、澎湖。1885年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从此,中国承认法国吞并越南,中国西南门户大开。1886—1888年,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又得到很多权益。
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显然,中法战争的结果是《中法新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让中国丧失更多的主权。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法新约》等不平等条约相对于那些割地赔款条约来说,程度要轻一些,多少给清王朝留有一丝尊严;还有学者认为,中法战争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法国没有得到它所想要的全部东西,中国没有失去一寸土地。
关于这场战争的评价,这里不作过多的论述。因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就是这场战争谁胜谁负最直接的注释。在中法战争中,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是“沪尾大捷”和“镇南关大捷”。后者因为老将冯子材披挂上阵的故事曾感动国人,而前者因为湘淮之争以及孙开华、刘铭传将帅有镇压太平太国和捻军的背景,没有得到适当的宣传,人们对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战斗故事关注甚少。
《孙开华评传》在评介孙开华生平事迹的同时,自然抓住了书中主人公孙开华在台湾进行“开山抚番”、戍守海防的伟大贡献,作者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沪尾大捷”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比如,孙开华在大战之前采取的“整顿军纪”“赶筑炮台”“堵塞港口”“征用土勇”等九大军事措施,是前人未曾归纳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因此,本书的出版,可以视作对晚清爱国将领孙开华研究的“开山之作”,也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晚清台海军事防御方面的学术空白。
研究孙开华和他主导的“沪尾大捷”,不仅可以正本清源、还原历史,在目前台湾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柔性推动“台独”政策背景下,让海峡两岸人民清晰了解到当年中央政府是如何举全国之力抵御外侮,军民联合抗击西方侵略,最后取得胜利并建立“台湾省”的历史真相,对我们今天珍惜和平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历史学者与历史人物家族的联手。孙培厚先生是孙开华家族的佼佼者,他在从事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术上颇有建树,是湘西北地区乃至全国享有一定知名度的烧伤整形专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社会活动家,在很多公益活动中常常看到他的身影。他加盟撰写《孙开华评传》,增强了写作队伍的力量,特别是他提供的两套沅澧流域《孙氏族谱》,为孙开华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作者先后深入孙开华或驻军,或为官的福建厦门、泉州、漳州、福州,以及台湾基隆、淡水等地,查找相关史料,考证相关史实,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诚然,由于史料收集的困难,本书在写作过程难免存在一些遗憾,比如:孙开华在漳州总兵任上的所作所为,书中几乎没有具体涉及;孙开华在福建陆路提督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作者较大篇幅转引了孙开华孙女婿、民国传奇小说泰斗平江不肖生著《江湖奇侠传》中的相关描绘,以补充内容的不足。此外,由于孙开华是“霆军”中的后起之秀,关于他的文献记载,主要来自陈昌的《霆军纪略》,该书中第一次出现“孙开华”的名字时已是同治元年(1862年)了,因此,关于孙开华在“霆军”中的战绩,只能从“霆字营”的军事行动中窥见一斑。尽管如此,作为晚清抗法保台民族英雄孙开华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成功出版,拓展了湘军历史人物研究的新领域,为后来者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是为序。
2017年8月于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