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颠覆传统人性的展览——余华小说的另一种人文关怀

余华小说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揭示出人的负面内容之后，让人们“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从而确立关于人作为一个复杂丰富存在的命题，并启示读者在引进一种圆形思维的方式后去实现人的内转向命题。

“余华无疑是先锋小说中最具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偏离了以确定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新时期文学主潮，而且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构成了解构和颠覆。”[1]这种以人性中的非理性、非逻辑性、苦难……为主题的零度叙述，恰恰为我们新时期的文学补上了现实的一课，也使我们对人性的深层内容不是只做简单伦理的道德判断，而是找到它们合理存在与合理过渡的场所。

（一）对于传统意义“人”的颠覆

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将人模塑成一个完美的“道”的存在体。在情上要求他们“发乎情、止乎理”，在欲上要求他们“存天理、灭人欲”，长期以来，“谦谦君子”“高杰志士”成为文学的主流，传统文化为我们理出了一个不断提升、拔高，再提升、再拔高的崇高的人的形象。在这一流变中，文学处处充斥着作为“类”的人物，而将个体在这个复杂生成过程中的艰难纠错却置之一边，从而将个体从此岸到彼岸的提升简单化、草率化。纵观当代文学史，“十七年”时期，由于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文学作品中出现了“高大全”式的类型人物。“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已很难找到像样的文学层面的人物，对真正属于文学意义上的“人”的追求开始于新时期，但从一开始就有在“人”的边缘不停绕圈子之嫌，文学虽也直面惨淡的人生，但却不能直面惨淡的人心，恰恰是后现代的创作在此找到了对人性进行深刻阐释的切入点。余华对人的阐释，从底层撑开了传统对人的解释的巨伞，他笔下的人物虽以荒诞、苦难、非理性、非逻辑样态出现，但这的确是对“人的自大传统”的致命一击。

看他的作品，我们发现了人的另一层面。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对一种道德化现实的颠覆，使“非此即彼”的道德逻辑陷入了尴尬之地：“我”心目中的世界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二元世界，所以当有人抢苹果时，“我”义不容辞地上前阻拦，结果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奇怪的是我所保护的对象却兴高采烈地与强盗为伍，将“我”一人抛在了被砸坏的空车上。圣人说：德不高，必有邻。而现实却是匡扶正义的“我”反倒成了孤家寡人。道德化的现实受到了非理性现实的嘲笑，道德的人受到了非理性的捉弄。

在《现实一种》中，一场由于儿童无知而造成的婴儿死亡事件竟导致了兄弟之间的相残，传统的手足之情经不住世间偶然事件的意外一击；连家族中的长者——本应负监护之责的祖母，本质上也只是个有自恋狂症的患者，她与孩子们争好吃的，只关心自己的骨头又断了几根，是否已经霉变；兄弟妯娌之间缺少亲情，绝少往来。这种与传统家庭伦理相违背的现代家庭畸变，使我们不得不对传统的人提出质疑，也不难看出传统遮蔽下人的一种现实。

另外在《河边的错误》中，余华对理性、法律的绝对可靠性、公正性提出质疑：人们一般习惯以作案动机来寻找罪犯，而疯子杀人是无动机的，这就把破案者引入了歧途，在证实了是疯子杀人后，法律又对他无可奈何，最后在疯子接二连三杀人的情况下，刑警队长马哲以身试法，私自击毙了疯子，而结果是他为逃避法律的追究，不得不装疯来度过余生。由此可见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世界荒诞的非理性本质。

这种非人格化的东西存在于余华的许多作品中，作家在这里颠覆的是一个传统道德意义上的人，这个“道”的意义上的人，已经退化为一个遥远的神话，个人屈服于专断的理性而丧失了个体的体验。但在这里我们只想为作家的揭露找到合理的心理感应机制，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评判与裁度作家的这种体验与感受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但这并非我们的宿命。

（二）圆形思维的引入

文学作品是写给读者的，文学作品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并不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指引，而是一种批判和纠正，文学的意义在生活。余华对于非人格化人的揭示，是对文学史的贡献。它启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要用更为复杂的眼光和头脑来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因为我们是人，而非神。传统的妄自尊大没有看到个体人在生成道路上的复杂曲折，没有看到理性的光环下所掩盖的非理性层面。

余华对于人的负面因素的挖掘，既源于技术实验的考虑，又是想象力使然，而最重要的是对经验的怀疑。《十八岁出门远行》将一个企图自立自主的“我”推向世界，但遭遇莫测，显示了世界的荒诞；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我”被一个大汉裹胁着去参加一个不认识人的葬礼，并被死者的母亲认为干儿子，“我”被置于啼笑皆非的境地；在《四月三日事件》中，“我”成为一个怪异，四月三日成为父母关于我的某种密谋暗指，传统的人的家庭和谐关系遭到怀疑，“我”成为尴尬的存在；《现实一种》将人放置于非理性的连环游戏中，主体与客体都遭到嘲讽；《河边的错误》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故事，人的出路只有以谬抗谬；《世事如烟》解构了正常生殖关系中的人，将一个私欲的、唯我的人推向极致；《古典爱情》虽谓爱情，但历遭不测，充满劫难；《往事与刑罚》中的刑罚专家与陌生人的关系可谓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的两面，人对自己的认识永远是陌生的，只有在不断地给自己编织的漂亮绞刑受罚中才能认识自我；《鲜血梅花》对青道长和白雨潇的寻找，正如作者所说就是寻找自己的死法；《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把移植少女眼角膜与小城地下埋藏的10颗炸弹相连，结构奇怪，情节荒诞，充分展示了作家的想象力；《偶然事件》对“偶然”大做文章；《夏季台风》中人物众多，充满嘈杂，审美判断缺位；而《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则尽显生之不易。余华用他的创作直抵人的形形色色，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形象，直接导致读者对人及人性的重新思考。裴多菲早就说过：“生命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余华小说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对人的深刻认识上所作出的贡献，他冲击着关于人的认识的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启示读者用一种圆形思维去理解“人”，丰富“人”。

（三）实现人的内转向

余华小说文本中的非理性、非逻辑性、无常命运性、苦难的叙写，并非对现实理性的解构，“余华所谓颠覆常识，也就是抛开既有的文化成规，进入一种前文化状态，以改变人们对于世界的固有的习以为常的理解和认识……余华努力想要打破的就是对于世界的主观理解。在‘混乱’和‘暴力’中让人类赋予世界的井然有序的文化秩序陷入尴尬境地，自行瓦解”[2]。这种现实只能靠个体的精神来感知，而“感知的终极目的便是消除自我，也就是消除人之强加给世界的主观性”[3]。在这里，传统的关于人的先验认识遭到猛烈冲击与重创，主体性人的颠覆使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再自狂自大，也不再妄自菲薄，在作家进行大量充分的零度叙述后，现实生活中的人变得平淡冷静多了，他们懂得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4]的道理。比如余华的《活着》中，由福贵引申出来的福贵精神就是个体在特定环境命运中人文品质的体现。

余华的小说体验深刻，厚积薄发。余华眼光犀利，感触独到。其实，当人们通过余华的作品认识了现实的种种，认识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并存，认识了现实的无序与有序……之后，现实的人该往何处去，已不是文本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的，这是需要读者自己去悟得的。现实提供给人的路似乎很多，而能走的只有一条，当读者越是急于提升、拔高自己时，就越应充分认识到这一路途的艰辛和艰难，因此，我们只有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使得这一过程变得通畅，步履更快。特别是要阅读那些人作为一个渺小存在的后现代文本，因为传统文化总是把人拔得很高，人是可敬而不可亲的存在。后现代的文本的确是对人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全方位观照，这其中难道不存在作家更为深切的人文关怀吗？

后现代的文本在揭示了人的复杂斑驳后，并非让现实世界走向了混乱，而是愈益启示人在现实的道路上要实现人的精神的内转向追求，内转向的唯一途径就是审美，因为现代性是建立在“个体感受”上的。内转向的提出是对那些永远生活在自身之外的理想主义的规劝，回到对生存的体验是寻找人文精神的道路。读者通过对后现代作品的阅读不正是在观照一个人必须“内转向”的人生体验的宿命。余华小说正是这样启示了我们，启示了读者的思维，我们不能不说余华小说体现着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

“由此可见，文学对人的描写不应停留在外部世界里，而必须进入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样才能把人写得更活，更生动，也更真实。”[5]而读者也才能从中获益无穷。这便是余华小说对人的认识的贡献，也就是对文学史的贡献。

注释

[1]耿传明：《试论余华小说中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2]耿传明：《试论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3]耿传明：《试论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4]池莉：《池莉精品文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

[5]袁孟宁：《略论当代小说创作的“内向”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5期。